当我们成为母亲，开始承担抚育新生命成长的责任后，很多女性感觉自己像是被无形的绳索束缚着。那些“好妈妈”标签，一张张地贴上，遮住了那个真实的“我”，我们是否应该找回遗失的自己？

你的一天也是这样的吗？

6：30 挣扎起床，蹑手蹑脚地穿好衣服，以最快的速度洗漱、热牛奶、煎鸡蛋、切生菜、烤面包，顺带还烧了三壶热水。

房间里，孩子醒了，哼哼哈哈地闹起床气，丈夫在那边喊着：“来抱一下”。于是，赶紧擦了手，小跑到房间里，给娃穿衣、洗脸、刷牙、梳头。在孩子吃饭的空隙里，自己胡乱扒两口。

7：30 看看时钟，快7点半了，你不时看钟的动作终于引起了婆婆的注意，“来，奶奶喂，妈妈要上班了。”你如获大赦般地飞到衣橱前，脱下居家服换上职业装，拎起包，跟所有人快速地说了声“我走了”，就出了门。

8：30 上班，工作不难，难的是应付办公室女人间的家长里短。大学毕业后就捧了“铁饭碗”，做的事一成不变，也没多少技术含量。虽然自己并不喜欢，但也实在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16：30 下班。冲进电梯的时候，瞥了一眼镜子中的自己，素颜朝天毛孔粗大衣着朴素，活脱脱一个油腻的中年妇女。“管他呢，孩子妈不都这样嘛。”你安慰着自己，强按下心头的不爽。

17：30 到了家，婆婆又在控诉娃的各种“劣迹”，你讪讪地笑着接过娃，那句“要不请个保姆来帮忙”到底没有说出口，毕竟家里的经济压力不小。于是，来不及歇一歇，转身进了厨房。

19：00快7点了，餐桌旁少了丈夫的身影。婆婆边吃边说：“加班、养家，真辛苦。”一顿饭吃得寡淡郁闷。

20：30终于把娃哄睡着，你也多想就此睡去，但想到厨房里的碗盘、水池里的衣服、客厅里摊了一地的玩具，只能咬着牙起身。等收拾完一切，时针已指向22点。

22：00终于躺到了床上，微信上前几天联系的某在职研修班的老师问是否决定报班，你想想三四万的学费以及时间成本，犹豫了。“唉……”你叹了口气，幽幽的叹息很快消散在寂静的黑暗中。

不快乐的“中国式好妈妈”

谁在要求我们做“中国式好妈妈”？

文化基因的深远影响：“中国式好妈妈”的定义在中国的传统神话中就可见一斑，无论是女娲造人、嫦娥奔月还是田螺姑娘，中国女性的传统形象似乎都带有自我牺牲、隐忍坚毅、忠贞朴素、无所不能的特质。“中国式好妈妈”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式好女人”的进阶版。当“女人”进阶为“妈妈”时，就天然携带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仿佛不符合那样的范式就不是个好妈妈。

育儿理论的刻板解读：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绝对好妈妈”的枷锁也并不鲜见。倡导“和孩子尽可能多地亲密相处”的确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然而，主流媒体没有告诉大家的是，“依恋理论”诞生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它在当时所取得的进展恰好满足了社会经济不景气背景下的需求：让女人回归家庭，确保男性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以维护其自尊。虽然“依恋理论”在后来还有进一步的发展，但“绝对亲密育儿”的主张就此变成了对“妈妈”这个角色的刻板印象之一。虽然后来有各种研究证明，孩子真正需要的是稳定的客体，心智相对健全、人格相对稳定的祖辈甚至阿姨，都有可能给予孩子足够好的养育体验，但这些声音的影响力远比做个“绝对好妈妈”的声音来得微弱。

潜意识中的自我疗愈：对这一代中国妈妈来说，自身的被养育体验大多缺乏心理层面的关照，这使得我们成为母亲之后，会更想要避免重复小时候经历过的各种不愉快或匮乏感，外加社交网络对育儿知识传播的推波助澜，新生代妈妈们有了很多外力推动去成为“比自己妈妈更好的妈妈”。

社会压力的安全选择：“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耳熟能详，但过去几十年女性的集体社会压力是：既要承受多于半边天的压力，又没有真正的生育自主权，各项保护妇女的法规也还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在这些现状的重重夹击之下，成为众人眼中的“中国式好妈妈”似乎是最稳妥的路径。“中国式好妈妈”为何不快乐？

“快乐妈妈”无迹可循：我们被自己母亲照料的体验几乎奠定了我们成为母亲时的原始基调。如果一个妈妈的母亲甚至外祖母，所经历的养育环境是危险和动荡的，那种对于环境的担忧与焦虑就会被沿袭下来。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妈妈前所未有地需要面对海量选择与价值观冲撞，这也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彷徨与焦虑。

资源竞争引发焦虑：现在，资源竞争带给父母的心理冲击大于过往任何一个时代，而“中国式好妈妈”在能力、资源、眼界等方面的欠缺，就更容易使她们倍感压力。另外，由于她们将对自身的要求转嫁到孩子身上，所以一旦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拥有一些自己孩子不具备的能力或资源就会陷入焦虑之中。

自我照顧空间有限：“中国式好妈妈”既要承受育儿的高成本，又要承担一个家族的高期望，还要抵御职场发展中的诸多不利因素，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式好妈妈”留给自我照顾的空间非常有限，这些都让人难以快乐享受为人母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