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凤 安春华

肖杰，河南洛阳人，1933年出生。1948年参加工作，1952年入伍，在部队搞文艺创作，1958年转业到河北省群艺馆，任《俱乐部》杂志编辑室主任，1970年参加海河创作组，1972年到河北文艺组，曾任《河北文艺》编辑、副主编、主编。创作大型歌剧《园林好》、小歌剧《婆媳俩》《搬石头》等，创作歌词《李双双小唱》《说嫂嫂》《大队人马哪里来》等。离休后参与编撰“河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在《当代人》杂志即将出刊800期的大喜日子，我们拜访了85岁高龄的老一辈编辑家、本刊（《河北文艺》《河北文学》《小荷》期间）副主编、主编肖杰先生。在他简朴的书斋，沐浴着冬日温暖的阳光，听老人侃侃而谈，往昔那些或平常或激情的编刊岁月又重现眼前。

“当编辑，我从没后悔过。”

“发现一个好作者，那高兴劲儿简直不可言表。”

肖杰先生终其一生“甘为他人做嫁衣裳”，扶植了一批又一批初出茅庐的作家。这是他的可贵品格，同时，也是《当代人》编辑部的一种精神传承。这精神铸造了本刊过往的辉煌，也必将烛照它更明亮温暖的未来。

1972年复刊时，手头别说一篇稿子，连一个字儿都没有。怎么办？我们采取“走下去，请上来”的办法

1972年年初，省革委决定将我们七八个人的“海河创作组”改建成河北省文艺组，这个文艺组就是后来省文联的前身。当时我们在省革委北院办公，只有5间平房。

我们在一起商量：工作怎么抓？抓什么？组长阮章竞说，咱得有个阵地啊，好开展工作。于是决定办个刊物，就叫《河北文艺》。（编者注：《河北文艺》1949年10月初创，后更名《蜜蜂》《河北文学》。《河北文学》1966年9月暂时停刊。1972年《河北文艺》复刊，5月试刊出版。）

当时手头别说一篇稿子，连一个字儿都没有。“文革”期间全国的文艺刊物都停了，也没人写了。咱们河北属于恢复比较早的。大家讨论刊物怎么办，想让书法家题个刊名，提了三四个人，但是都不理想，我呢，就提出说叫郭老（郭沫若）写吧，我看好多刊名都是他题的。别人说，郭老哪儿那么好请呢？我说，1961年的时候，我在《俱乐部》当编辑室主任，“俱乐部”这三个字是从鲁迅的手稿里拼凑出来的，也不理想，有一次去北京跟朋友聊天，想着能不能通过他请郭老题字，我写下来三个名字——“河北群众艺术馆”“群众演唱”“俱乐部”，他说试试吧。过了有十来天吧，就收到了郭老的题字。所以这次我提出让郭老题写刊名。我以河北省文艺组的名义给郭老写了一封信，寄到了中国科学院，过了一个星期，就收到了回信，郭老寄来了他题写的“河北文艺”四个字。这个刊名一直用到1980年7月刊物改名《河北文学》为止。

有了刊名，大家又发愁，没有稿子怎么办？我们几个人都是搞编辑的，决定先给熟悉的作者写信，知道谁就给谁写；再一个，就是采取“走下去、请上来”的办法，一个人管三四个地市，走下去跟作者见面约稿；请上来呢，在棉纺三厂招待所包了三间房子，由张庆田、王洪涛和我三个人在那儿盯着，把作者约到这儿来住，一边写稿一边改稿，完成了再走。

我请的是渔民诗人李永鸿。我1959年在《俱乐部》的时候整理过他的一首长诗《白洋淀渔歌》，他这个人很有才华，是个渔民，给了我一沓子诗稿，都是小纸片，甚至还有写在烟盒上的，记得有一句诗是“千年的罗锅直了腰”，很精彩啊。我把他请过来，他说想写白洋淀一个女人一生的经历，叫《红菱传》，他说一句，我们记一句，然后再仔细推敲，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首长诗，后来分两期刊发了。

我在调到这儿来之前，对《河北文学》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发现新作者，扶植新人。有时候为了扶植新人，一期集中发表一个人的两三篇作品，以便引起注意，比如孙一、康传熹。《河北文艺》出刊，也延续了这个优良传统。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吧，稿子都陆续上来了，在五月份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期。这在当时不得了啊，全国没有一个文学刊物。本来，河北的文学创作是很厉害的，在全国是很突出的。可是“文革”期间人心惶惶，唯恐出错，没人写东西，再说没有刊物，写了东西也没处寄。现在那些作者一听说复刊了，高兴得不得了。

那时候没有稿费，谁发了作品就送一本《鲁迅散文选编》。不管发表什么都给一本，作者都积极得不行，像康传熹啊，李永鸿啊。在整个文艺界都瘫痪的情况下，我们出刊，好多省份来取经。从1972年到1980年，作者越来越多，来稿慢慢就多了，作者的水平也逐渐提高。

1973年，田间来了，当文艺组长，理所当然也是主编了，我当时是副主编之一，负责小说和诗歌。田間是个大诗人，一点架子没有，跟他一块儿工作，事无巨细，有什么事都在一起商量。他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当编辑的甘苦，所以1984年年初他从北京回来，特地写了一幅字送给我，内容是“肖杰同志存念 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 黄河之水天上来也 默默编校 甘作一无名氏 值此春节 书草以为留念 田间”。他的字很有特点，洒脱秀气。田间一生很少给人题字，一名伟大的诗人分别良久还主动给我写条幅，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也是对整个编辑工作的肯定。

1980年的时候，咱们恢复了《河北文学》的老刊名。当时主编是张朴，副主编有3个人。1978年河北省文联恢复了，在“文革”以前它的主要组成就是作协，恢复之后也主要是抓文学创作。我们议论：文艺这个面很宽，各个艺术门类都有，而《河北文艺》主要还是刊登文学作品，而且《河北文学》是“文革”以前的老刊名，改了也算是名实相符吧。

贾大山这个作者，是我从半麻袋来稿中发现的。发现、扶植新人，是我们的传统

我当编辑这些年里，尤其注重发现、扶植文学新人。

那时，编辑部每天收到的来信来稿以麻袋论，好作者都是从稿子堆里发现的。1975年夏天，我从来稿里看到一篇《进攻》，文字很好很干净，字迹工整，语言有特色，作者叫贾大山，正定人。但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管稿子写得怎么样，没有写矛盾冲突，没有写阶级斗争，一律不能发。1975年7月23日，中午吃过饭，我骑着车子去正定找他。刚一见面，他问我老家是哪里的，我说是洛阳的，他马上就说了一句话：“花花正定府，锦绣洛阳城。”我后来查阅很多资料，都没有这句话，我感觉他这个人太聪明了，知识面宽，出口成章，对他印象非常深。

我回来以后，他跟同事说，《河北文艺》来了个编辑叫我改稿子，然后报出了我的名字。他同事说，肖杰可不是编辑啊，是个副主编！贾大山很受感动，从那以后，跟我来往就很多了，感情越来越深。深到什么程度？贾大山说，肖老师，我到省文联，就到你这来，别人家我谁家也不去。以后他经常来文联，确实直到他去世都没有进过别人家的门。

我最近翻日记，有我俩来往的记录，可能不太全，包括书信往来和见面的日子，一共有100多次。1977年初，刚粉碎“四人帮”，作者們都不来稿，都在观望。我负责小说，没有稿子，这怎么办啊，我很着急。我知道贾大山的文字很好，1月2号，我又骑自行车去正定找他。当时，他刚参加完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回来，给我讲所见所闻，讲得津津有味，主要是一个村书记的故事，这个书记我也认识，我在党校学习时，在正定县东兆通村劳动过20来天。大山讲了一个多钟头，非常生动，包括语言、情节、表情，他问我能不能写成小说，我说把你刚才说的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

我当时手头没稿子啊，很着急啊，他说最多一个月交稿。过了二十来天，贾大山来送稿子，这就是《取经》。我一看那稿子写得很好，就交给了张庆田，他也说很好，在我的发稿签上写了三言两语的点评，发在了《河北文艺》1977年第4期。发表不久，《人民文学》编辑来了一封信，说这稿子写得特别好，要转载，包括那个“三言两语”。1978年，全国第一届短篇小说奖，他这篇《取经》得了奖，火起来了，他是“文革”之后河北省第一个获全国文学奖的作家。

2001年3月，《文艺报》让我写文章，把贾大山发表《取经》的前前后后写写。那时北京有一场争论，到底谁先冲破“四人帮”的禁锢，有人说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也有人提出来说是贾大山的《取经》。我仓促把稿子写完用传真发过去，很快就发表了，北京这场争论也结束了，因为无论写的时间还是发的时间，贾大山的《取经》都比刘心武的《班主任》要早。

贾大山到石家庄来，包括到政协开会，不在宾馆住，总是来找我，和我住在一张大床上，谈论创作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跟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他不愿意多交朋友，但是跟我属于铁哥们儿。

比如说在创作上，去北京领奖的头天夜里就住在我这里，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感到挺好，让他抓紧写出来给《人民文学》，保证能发。他就写了《小果》，果然发了。第二年，那时是80年代了，作协通知他领奖，他挺高兴，头去之前在我这儿住了一夜，结果第二天去领奖，第三天就回来了，对我说别提了，人家搞“三个平衡”，把我给“平衡”掉了！我问他“三个平衡”怎么讲啊？他说，一是新老作者平衡，二是得过奖和没得过奖的平衡，三是地区之间的平衡。他当时跟我说，肖老师，以后评奖、领奖这类的会我哪儿也不参加。从那以后，包括河北省的奖，他一次也不参加，都是别人代领。

他在二十多年的创作当中，好几次下决心不写了。我说你有这个特长为什么不用啊？这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武器啊，你说写小说是教人学好的，你不写了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吗？当时他不想进文艺圈，说文艺界是大酱缸、大粪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学界一些潮流他看不惯，什么意识流啊，这个派啊那个潮啊，他说我不懂这个。我说你不用管这些，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为我知道他的风格谁也学不了，他也不会学别人的。

1986年他来参加中篇小说座谈会，晚上我俩住在一块儿，我让他写个中篇，他说中篇我真写不来，但是我插队好多年，经历过好多事儿，我给你说说农村那些事儿吧。接着他跟我说了好几个，一人一事，简直生动得不行。我说太好了，你可以把这些事儿写出来，弄个集子，他说这些事儿要能写，我能写个五六十篇。过了一个月，一下子给我拿来三篇：《老路》《花生》《干姐》。在《长城》上发了。当时我给《小说选刊》的主编肖德生写了一封信，推荐这三篇小说，问他能不能从中选一篇，结果那位主编把这三篇都选了。以后贾大山对人说，要不是肖老师，我不会写这个“梦庄记事”。

我跟他的关系还可以说一件事。1980年的时候我非常想回老家，河南文联也非常想让我回去。我跟大山说起这事儿，大山低头趴在桌子上不说话，过了会儿一抬头，眼泪哗哗的，他说你这一走，咱俩就见不上面了。当时我也很感动，我说咱不说别的了，河南郑州离这儿也不是很远，见面机会还有。

因为别的原因，我没有走成，但从中足见我俩感情的深厚。

1986年，贾大山跟我说过一件事儿。他说肖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在正定这么长时间，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当编辑，你给留意一下。我说当然好啊！1987年《河北文学》复刊，当时领导让我当主编，我推荐了贾大山。结果我跟贾大山一说，他说：你为正、我为副，我就去，不然不去。我说那不行，我就是为了叫你来。我俩各不相让，跟他沟通了几次，包括领导出面给他做工作都不行，为这个事儿，僵持不下，最后没成。后来我就后悔了，当时若按他的意思，哪怕先干两个月，过两个月我再辞职，让他当主编，不就行了吗？当时我没想到这个，我后悔得不行，他要是来了，那将会是另一番天地。

当时有不少人说我不搞创作可惜了。我说当编辑就安心当编辑，一心不能二用

1974年秋天，我从稿子堆里翻到一封作者来信，这封信的开头写着：“再过一个月，我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民了。”我一看信写得很好，再看后边附的小说，叫《会飞的镰刀》，一看名字就被吸引住了，文字活泼生动，充满乡土气息，这种生活的底气很让我吃惊。为什么叫《会飞的镰刀》？因为作者是一个知青，下乡睡在炕上，透过窗户看见月光下一把镰刀上上下下，原来是房东怕惊动他们，晚上悄悄地磨镰刀预备收割呢。还是个学生，写得太好了！可是不能发啊，因为没有写矛盾冲突、阶级斗争，光写好人好事不行。我就给她回了一封信。我看这篇来稿的署名“铁凝”，就猜测她是不是铁扬的闺女，铁扬我们在保定时就相熟。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连续在刊物上发了她三篇小说：《火春儿》《蕊子的队伍》《不用装扮的朋友》。这之后，我俩才第一次见面，她对我说，我不知道那封退稿信是你给我写的，那封信对我鼓励很大，是我平生收到的第一封退稿信，我把它贴到了笔记本的第一页上。从那以后，铁凝跟我交往就多了。

你说我们那时，三个编辑花一个月的时间手把手帮一位作者，我们仨任何一个人自己都有这个创作能力，但话不能这么说。做这个工作吧，就是得全身心地为读者服务，为作者服务。

当时有不少人说我不搞创作可惜了。我说一心不能二用，组织让你干啥就干啥，不能讨价还价。编辑也是革命工作的组成部分，哪一行都离不开人。

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当编辑，后来说是退休了也一直没有退下来，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让我参与编辑“三套集成”，包括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

做编辑这么多年，我有很多感受。一个是，编辑不要认为自己是主宰作者的，要静下心来多向作者学习。因为一个编辑的知识面毕竟是有限的，而作者来自各个岗位，处在生活第一线，他们懂的，编辑不一定都熟悉，编辑同作者打交道，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我从贾大山身上就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人品、文品，确实是高山仰止。

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编辑，要做到心明、眼亮、手勤。首先得有自己的素养，政治素养、艺术素养、文字素养，没有这个不行，一堆稿子，从中选出好的，沙里淘金，你水平不行就漏掉了；作品要改，你水平不行，就把好东西改坏了。要达到改后让作者心服口服，让人称赞。

编辑要编发的稿子，大都要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动。编辑要是改不到点上，人家就是不服气。所以说当编辑很难，当个合格的编辑更难。对我来说，只有全身心投入到编辑工作当中。我在看稿随记的本子上写了一句话：图名利别想当编辑。

人的知识是不断丰富的，就像周总理那句话，活到老学到老。知识无穷无尽，你只要干一天就得学一天。我这儿啥字典都有，古今中外的，考古自然的书籍都有。我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就得把这个工作做好。我尽心尽力了，我问心无愧。

在编辑部，接触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一言难尽。有些作者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我写了你就得发。可是我作为编辑，该发我就发，不该发我就是不发，我有我的原则，我不能没有主见。

咱河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韩愈说的“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办刊物要把这种精神传扬下去

咱们这刊物进入《当代人》时期以后（编者注：1993年1月，《河北文学》改刊为《当代人》），我也每期都看，仍然时刻关注着它。喜欢“民间艺术”“古村古镇”等栏目，常读那些反映河北民间艺术和手工艺的文章，那些河北独有的东西。

我的想法就是：河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韩愈说的“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我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治国安邦的志向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侠肝义胆，铮铮铁骨。是志气、骨气和豪气。义和团，雁翎队，狼牙山五壮士，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二小放牛郎……这不都是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的精神么？抗日战争那么多年，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到后来河北省出了那么多抗战题材文艺作品，《红旗谱》《烈火金钢》《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可以说代表了全国创作水平，其他省份又出了多少呢？因为作者们守着这种生活，被燕赵大地感慨悲歌的精神所感染了。河北的斗争生活培育了新中国一两代作家，新一代的作家，铁凝、贾大山等，也都是河北这种土壤里培育出来的。没有这种土壤，他们也写不出这种样貌的作品来。

咱们刊物也一直在体现这种精神，像最近周喜俊写的纪实文学《大爱筑长城》，讲付三妮的故事，那不也是河北精神的写照么？还有李保国、塞罕坝机械林场英雄群体，这种志气，这种骨气，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弘扬。

编刊物一个要体现河北的特点和精神，再一个就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很赞同这种观点：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是可怕的；有了自己的文化而不去弘扬它是可悲的；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去糟蹋它，那是可耻的。很多年前我就有个预感，中国的旗袍将来会流行全世界，结果如我所料。我们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要有自信。事实上，咱们的文化遗产太多了，咱不去弘扬谁弘扬，都失传了可惜啊。

就河北来说，我编辑“三套集成”时深刻地体会到，河北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有特点的，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从塞北到冀南，哪儿都不缺乏，万紫千红，异彩纷呈，而且各具特色。十几年前我去张家口开会，涞水的民间文学作者赵迪杰对我说有个村的民间音乐外国人都来学。回来我就给领导提建议，咱们一个村的民间音乐，外国人都挖掘，那咱们自己能不能去挖掘挖掘呢？虽然这些年民间优秀传统文化整理了不少，但是还有呢，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据我所知，定县（现定州）秧歌的剧本很生活化，很生动，很好，但是没有什么年轻人去看，很多都是老年人有记忆，老年人不在了就完了。咱们刊物有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把这些东西挖掘整理发表出来。而且人们也爱看，会觉得新鲜。

虽然时代不一样了，但是老一代和新一代，任务和使命还是一样的。现在纸质媒体确实面临着困境，但是，报刊是一种宣传工具，无论到啥时候也不可能没有，不要为一些挫折灰心丧气。任何事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大事小事都是如此。历史上办刊物也是，什么情况都会有，尤其是在“文革”的时候，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是如此，誰也左右不了。而且，刊物历来受各种市场因素影响，记得有一年，突然之间纸张大幅涨价，可我们不也挺过来了么。

现在咱们杂志创刊近70年，马上迎来出刊800期，不容易啊！这是一个很棒的、很值得骄傲的成绩！我有两句话送给编辑部的同仁，也送给所有关爱《当代人》的朋友，那就是：坚定信念，放眼未来！

编辑：郭文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