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石洪

摘 要：王夫之承明人“宋无诗”的主流话语背景，对宋诗评价偏低。他认为宋诗存在四方面的不足：议论入诗，以理入诗；欺心炫巧，以意为主；发泄无余，枝繁理乱；讲求出处，喜欢用事。王氏对宋诗流弊的认识较为深刻，但他对宋诗优长的认识尚流于肤浅。王氏跟外界联系少，著作刊刻迟，其诗论在晚清才发生影响。

关键词：王夫之；宋诗观；宋诗流弊

王夫之在诗歌理论上提出很多有价值的理论如“陶冶性情，别有风旨”、“情景论”、“兴观群怨论”、“现量说”等，对古典诗歌美学进行了深入系统地探讨。学界对王夫之的诗论褒多于贬。实则王氏诗论展开的逻辑思理并未摆脱明代复古文学思潮“诗必盛唐”、“唐无古诗”的主流取向，而他又对明七子和竟陵派深致不满，反映了他诗论中的深层次矛盾，这一点学界可能有所忽视。目前亦未见专文对王夫之的宋诗观展开论述，本文拟对其宋诗观加以析论，揭示其诗论的深层次矛盾和不足之处。

一、王夫之宋诗总论：“一代无诗”

王夫之诗歌史观深受明七子诗论的影响，对唐大历以后之诗、尤其对宋诗多有偏见，基本持宋“一代无诗”的观点。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对明代诗歌影响极大，他“以汉、魏、晋、盛唐为诗，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1]423的诗论成为指导明代诗歌复古的主流话语，以盛唐为界的诗歌退化论甚嚣尘上，“唐后无诗”、“宋无诗”的观点在明代极为流行。明末东林、复社、几社同仁兴复古学，诗界主流仍然践行恪守明七子的复古论调，公安派、竟陵派作家肯定宋诗，故意跟明七子唱反调，实际上他们于宋诗所得甚浅。王夫之早年从明七子、竟陵入手，陈田《明诗纪事》云：“（王夫之）自述早年问津北地、信阳，未就而中改从竟陵，晚乃和阮和陶，取径益上。”[2]158无疑王氏亦深受明代诗坛主流“宋无诗”论的影响。

但王氏又在某种程度上对明七子的诗歌史观有所突破和修正。一方面，他突破了李攀龙等人“唐无古诗”的看法。他在《唐诗评选》中对李白、岑参、杜甫、李益、李贺等人的七古都给予很高评价。对于五古，他虽赞同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观点（王世贞《闺恨》评语）[3]306，并认为这是李氏“一句壁立万仞”之卓识，但又充分肯定了唐代李白、储光羲及韦应物的五古“可以无愧魏晋”的成就。另一方面，就近体诗而言，王夫之也突破了明七子“诗必盛唐”、以盛唐为断的看法，认为中唐刘禹锡七绝已臻至“圣境”，同时对白居易、苏轼、汤显祖、徐渭、袁宏道等人的七绝都有较高评价。他说：“七言绝句（中略）至刘梦得而后宏放出于天然，于以扬扢性情，馺娑景物，无不宛尔成章，诚小诗之圣证矣。……梦得而后（中略），白乐天、苏子瞻皆有合作，近则汤义仍、徐文长、袁中郎往往能居胜地，无不以梦得为活谱。”[4]130-131

王夫之对唐代的古体诗、盛唐以后五代之前的近體诗亦不像明七子那样不屑一顾，能够具体分析，精心选择佳作加以评点泽惠后学。可见王夫之对唐诗的批评还是比较客气的，其诗论的取法范围比之于明七子确实有所扩展，但他对宋诗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指斥：

中唐之病，在谋句而不谋篇，琢字而不琢句，故神情脱离者，往往有之。（中略）大历诸子拔本塞源，自矜独得，夸俊于一句之安，取新于一字之别，得己自雄，不思其反，或掇拾以成章，抑乖离之不恤。故五言之体，丧于大历 （钱起《早下江宁》评语）。[5]131

欧阳永叔亟反杨亿、刘筠之靡丽，而矫枉已迫，还入于枉，遂使一代无诗，掇拾夸新，殆同觞令。胡元浮艳，又以矫宋为工……伯温、季迪以和缓受之，不与元人竞胜，而自问风雅之津。故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变之陋。[4]104

古今文笔之厄，凡有二会，世替风凋，祸亦相等。一为西晋，一为汴宋（潘岳《哀诗》评语）。[6]172

这里王夫之概述了中唐以来诗歌四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中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变化是大历诗人专意于“琢字”“谋句”的细枝末节，而无盛唐诗歌的浑成和“神情”之美；第二次变化为欧阳修以掇拾典故刻意求新（“掇拾夸新”）的诗风矫正西昆体诗人杨亿、刘筠的靡丽之弊，矫枉过正，流为夸多斗靡的“酒令”诗；第三次变化为元代诗人取法唐诗，以矫宋诗之弊，又不胜“浮艳”之病，诗风流于纤靡。接着高度赞美了明初刘基（伯温）、高启（季迪）诗歌的振衰起弊、返归风雅的功绩。这里王夫之对宋诗的批评苛严至极，极力贬低宋诗，认为宋代与西晋一样，同属于“古今文笔之厄”，而导致“一代无诗”。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沿袭了明代诗论主流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宋无诗”的看法。

王氏不满陆、王心学，返归程朱理学，对宋代文化详加研讨，于宋五子特别是对张载的《正蒙》多有所得，其《读通鉴论》、《宋论》等堪称卓著，为何他对宋诗之评价有失公允呢？张健先生认为王夫之“崇尚的是汉魏、六朝精神，而不是唐诗精神。他对于唐诗所肯定的是符合汉魏、六朝传统的部分，不能消纳真正代表唐诗面貌的审美精神”[7]282，可谓一语中的。王夫之对唐代王、孟之五古，杜甫之七古，大历十子之律诗均评价很低，对韩、孟、元、白之诗贬斥更甚，这些诗人的某种诗体恰好是更能显示唐诗不同汉魏六朝诗的创新之处，因而不被他认可。

王夫之论诗虽然沿袭明七子的学理思路，但他对七子领袖李、何、李、王及竟陵派之钟、谭同样深致不满：“何（景明）、李（梦阳）首排长沙，而何下移于晚唐；李（攀龙）、王（世贞）继法空同，而王下移于东坡；钟、谭以帖括为诗，求媚经生，而谭颇以风味上溯古人。此六子自相轩轾之致也。”[3]186他认为何景明已突破“诗必盛唐”之囿，扩大师法对象至晚唐诗，王世贞又将宋代苏轼诗歌纳入其中，钟（惺）、谭（元春）则以帖括为诗求悦经生的习气。他也认为这六人的诗歌成就有限。难分高下，相对而言，对何景明、王世贞、钟惺三人之诗贬抑更甚，而对谭元春诗溯求古人真诗的风味之美颇加赞扬。这些可证王夫之诗论中的“六朝情节”。刘基、高启、徐渭、唐寅、祝允明、文徵明、袁宏道诸人诗歌，庶几近于王氏向往的六朝诗风，而对他们赞扬有加。

二、王夫之对宋诗流弊的批判

王夫之以“一代无诗”的宋诗作为反面参照，建立起“汉魏晋唐诗”作为典范的诗论体系。在其诗论中，以“不入宋调”（李东阳《孝宗皇帝挽诗》评语）[3]178 、“不落宋人臼中”（祝允明《悲秋》评语）[3]260为高，以“渐入宋人”（沈明臣《上滩行》评语）[3]52、“通身插入宋人窠臼”（李东阳《西山和汪时用兵部韵》评语）[3]255为低，“宋调”“宋人窠臼”等正是他对宋诗流弊的结论性评判，也是他认为宋诗不如汉魏晋唐诗的重要原因。

在王夫之以前，明七子评价宋诗基本是一两句结论性的断语，缺少严密的逻辑推理，仅凭这种既“妄”又“庸”的门户习气自然是难以服人。相对而言，王夫之对宋诗批评如“刽子手直取心肝”，洵能切中宋诗流弊的要害。详而论之，王夫之所说的“宋人窠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议论入诗，于理求奇

宋代张戒、严羽早已对本朝诗人好以议论为诗、好以理为诗加以批评，明末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亦谓：“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8]王夫之重弹旧调，则是从维护诗歌的本体性特征出发，主张将以抒情为本质特征的诗歌与哲学、历史等学术著作以及一切实用文章区别开来：“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4]1随着诗歌题材的不断拓展，随着辞赋、散文、小说等文体对诗歌的不断渗透，诗歌似乎变得越来越“杂芜”。王夫之坚决捍卫诗歌“陶冶性情，别有风旨”的文体特征，反对将诗歌变成什么都容纳的万能容器，他说：“穷六合、亘万汇，而一之于诗（中略）言天不必《易》，言王不必《书》，权衡王道不必《春秋》（中略）问罪不必符檄，称述不必记序，但一诗而已足。既已有彼数者，则又何用夫诗？”（庾信《咏怀》评语）[6]271各种文体各有用途，诗歌自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要求，不可能兼数体之功用，而“毕其功于一役”。因此，王夫之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是不适合“论辩”的，故反对宋人以议论入诗、于理求奇，他说：

议论入诗，自成背戾。盖诗立风旨，以生议论，故说诗者于兴观群怨而皆可。若先为之论，则言未穷而意已先竭。在我已竭，而欲以生人之心，必不任矣。（中略）唐、宋人詩情浅短，反资标说，其下乃有如胡曾《咏史》一派，只堪为塾师放晚学之资。足知议论立而无诗，允矣。（张载《招隐》评语）[6]178-179

诗固不以奇理为高。唐宋人于理求奇，有议论而无歌咏，则胡不废诗而著论辨也？（江淹《清思二首》其二评语）[6]245

王夫之对议论入诗所产生流弊的认识要比严羽“诗有别趣，非关理也”[1]424的论述要深刻得多。他一方面反对诗中议论过多或抽象说教，如果“先为之论”，意竭言冗，变成空洞说教，想要“生人之心”，打动别人是不可能的，所以“议论立而无诗”、“有议论而无歌咏”。这里“唐宋人”主要是指他在诗论中经常提到的“韩苏”，如《明诗评选》称宋濂“未免为韩、苏所困”[3]100，称祝允明等人“一扫韩、苏淫诐之响”[3]120，实际指向滥觞唐代韩愈、宋代加以扬厉的苏黄等诗人。另一方面，王夫之认为在“诗立风旨”（指诗陶冶性情、歌咏为本的创作宗旨）的前提下“以生议论”，这样的议论并不悖于诗的“兴观群怨”宗旨。可见他对诗中的“议论”或“理语”并非一概排斥，只要诗中“议论”、“理语”不违背艺术思维规律，不沦为“理障”、“理窟”，他还是赞同的。这也可以从他的诗评中可见一斑，如他认为庐山道人及慧远诗“说理而无理臼，所以足入风雅”（庐山道人《游石门诗》评语）[6]195，高度赞扬“《大雅》中理语造极精微”，还赞许陈子昂、张九龄《感遇》之作“骀宕人性情”，后来“朱子和陈、张之作”“旷世而一遇”，称许陈白沙（献章）诗“能以风韵写天真”。他赞许这些诗作，主要是这些诗中之议论不悖于他“诗立风旨，以生议论”的论诗主张。相反，王阳明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个个人心有仲尼”）诗，“有议论而无歌咏”，违背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故他斥之为“骄横卤莽”的“游食髡徒夜敲木板叫街语”[4]141。其实，宋人“以议论为诗”、“于理求奇”未尝不是他们推本古人、力破余地、打破诗文界限的创新之举，给宋诗带来了不同于唐诗的生新廉悍的美感，也产生了很多“议论带情韵以行”的情理交融佳作，诗艺水平远在王氏所提到的朱熹、陈献章之上。毋庸讳言，宋人议论为诗有其流弊，但王夫之有汉魏六朝诗为参照的先入之见，故将宋诗的独特美感及创新之处一概抹杀，亦可见出王氏立论的偏狭，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二）欺心炫巧，以意为主

王夫之坚决维护诗歌“陶冶情性，别有风旨”的文体特点。一方面，他强调诗歌以抒情为主的本质性特征，主张文学创作应有感而作，为情造文，“古人修辞立其诚，下一字即关生死”[4]202；强调“身之所历，目之所見”的生活实践是诗歌创作的“铁门限”。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诗歌抒情应遵循贮兴而就、以兴为主的艺术创作规律。他说：“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而去（中略）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4]63在创作主体精神（“神”）遘遇客观世界物理（“理”）而两相凑合灵感勃发的时候写作，自然成妙文。从这点出发，王夫之频频在诗论中对宋人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刻意”“矜巧”作法提出批评：

前有齐、梁，后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4]55-56

宋人论诗以意为主，如此类直用意相标榜，则与黄冠盲女子所唱弹，亦何异哉？（鲍照《拟行路难九首》其八评语）[6]47

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图趋新也，俱不在意。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如以意，则直须赞《易》、陈《书》，无待诗也。（高启《凉州词》评语）[3]324

宋、元以来，矜尚巧凑。有成字而无成句。（杨维桢《送贡尚书入闽》评语）[3]239

陈无己刻意冥搜，止堕虀盐窠臼。[4]144-145

王夫之认为诗歌深远广大的艺术境界与舍旧图新的发展趋势，都不在于“意”。 这里“意”主要指“写作意图”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308页）认为“王夫之所说的意是抽象的意，所以他反对以意为主，也就是反对以理为主”，笔者认为此看法值得商榷。王氏对唐诗批评主要集矢开元、大历以后的雕琢之风，对宋诗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宋诗中不恤己情、刻意求工的作诗习气（包括以议论、以理入诗），如果说意即等于理，唐诗以理入诗倾向并不明显，只在韩愈诗中有突出表现，“以理为主”并非唐诗主导倾向。 ，“以意”、“刻意”则过分强调“为文造情”，为写诗而写诗，违背写诗贮兴而就自然成文的创作规律。他又认为诗歌史上“以意为主”的创作习气由来已久，这种倾向在“欺心以炫巧”、以意为主的齐梁、晚唐及宋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唐人还只是“以意为古诗”，到宋代变本加厉，“以意为律诗绝句”，结果导致“而诗遂亡”，王夫之将宋一代无诗的原因追咎于这种“以意为主”“以意为诗”的创作倾向。结合诗史来看，宋代诗人在刻意为诗方面确实有点过头，有时不恤才情，根本不讲“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参化工之妙”的兴会，像韩愈、黄庭坚、米芾、陈师道等人那样“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仅在字句争巧，结果“有字无句”“有句无篇”，诗变成“生意索然”、“适可为酒令”的押韵文字[4]95。

这里王夫之对宋诗刻意为诗的习气的批评虽不无偏激之处，但确实击中宋诗的积习流弊，令人深省。但究竟如何看待宋人“以意为诗”呢？

对于诗歌创作中情与理、意与兴、人工和自然等几对矛盾关系的把握，是影响诗作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宋人重“意”，一方面是宋代士人主体精神高扬在文学创作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宋人处在汉、魏、晋、唐高水平诗歌下“影响的焦虑”而力破余地的创新之举，宋人重技巧，刻意而为，成功之作“发纤秾于简古”，“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平淡而山高水深”，人工臻于天然。王氏大力表彰的六朝诗人谢灵运“窥情风景之上，钻研草木之中”，雕琢山水，而出之自然，有“初发芙蓉”的自然清丽之美，这其实跟宋诗的美学追求一致。另外，宋诗重“意”而“思致深折”，以“筋骨思理见胜”[9]3，如三秋之树，“枝干槎枒”，有一种“铁干虬枝”的深折美、硬度美、力度美，这一点他也承认，如下文他对王世贞学宋诗（苏诗）而不得要领的批评：

弇州（王世贞）却胎乳宋，寝食宋，甚且滥入兔园千家纤鄙形似处……弇州既浑身入宋，乃宋人所长者思致耳，弇州生平所最短者莫如思致，一切差排只是局面上架过，甚至赠王必粲……一套劣应付老明经换府县节下炭金腔料，为宋人所尤诋呵者，以身犯之而不恤。（王世贞《闺恨》评语）[3]306

元美末年以苏子瞻自任，时人亦誉为“长公再来”。子瞻诗文虽多灭裂，而以元美拟之，则辱子瞻太甚。子瞻、野狐禅也，元美则吹螺摇铃，演《梁皇忏》一应付僧耳。“为报邻鸡莫惊觉，更容残梦到江南。”元美竭尽生平，能作此两句不？[4]119

王夫之认为宋诗忌避“熟”“俗”，有思理深折透辟的优长，而王世贞学宋诗（苏诗）却学得烂熟不堪，尽得糟粕，不及苏诗远甚。可见王氏对宋诗一概斥之为“炫巧”，持论有失公正。

（三）发泄无余，枝繁理乱

王夫之深受儒家傳统诗教“温厚和平”思想的影响，崇尚涵咏不尽的柔韧风格。其评应瑒《报赵淑丽》曰：“诗云‘角弓其觩，‘旨酒斯柔。弓宜觩也，酒宜柔也。诗之为理，与酒同德，而不与弓同用。”[6]81这种美应是“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般的“即目”“直寻”之美，是诗人“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4]50的“现量”之美。要表现这种即目会心之美，王氏评《鲁颂》曰：“辞必尽而俭于意。”[10]166即表意精炼集中，“一诗止于一时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谢皆然”[4]57，又有“长言永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4]87-88的音乐效果。因此王氏一方面反对宋诗“好尽”没有余韵的缺点，认为唐元白、宋欧梅“以近俚为平，无味为淡”（陶潜《归园田居二首》评语）[6]189，没有一唱三叹的余味，他在宋之问《汉江别宴》评语中对宋诗粗直而尽、类似文章也大加鞑伐：“大有直重而尽者，几与张燕公同为老笔，不登蓻圃”[5]100。另一方面，王氏常用“凌杂”“芜乱”“支离”抨击宋诗的杂乱无章：

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汉人皆有之，特以微言点出，包举自宏。太白乐府歌行，则倾囊而出耳……一失而为白乐天，本无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为苏子瞻，萎花败叶，随流而漾，胸次局促，乱节狂兴，所必然也。[4]66

古今文笔之厄，凡有二会，世替风凋，祸亦相等。一为西晋，一为汴宋。虽趣尚不均，而凌杂纷乱以为理，瓜分绳系以为节，促声窭貌以为文，其致一也。（潘岳《哀诗》评语）[6]172

宋人支离，俱令生气顿绝。[4]88

第一则材料，王夫之认为李白乐府歌行才能驭诗，故其乐府歌行不失汉人风致；而白居易无李白之才，泛滥不止；苏轼等而下之，发泄无余，喻之为“萎花败叶”，可见对其卑视之至。在第二、三则材料中，他极力贬低北宋诗，将北宋诗与西晋诗等量齐观，谓之“古今文笔之厄”，两者都“凌杂纷乱”、“支离破碎”，毫无生气，毫无余韵。

为何宋诗杂乱无章？王夫之认为宋人不是写诗，而是“抟合成句”[4]46，即拼词成句。黄庭坚《赠高子勉》云：“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任渊注：“谓老杜之诗，眼在句中，如彭泽之琴，意在弦外。”后学奉为圭臬，以发现诗中“句眼”矜之为秘笈。对江西诗派诸人矜为“独得之秘”的“诗眼”，在王夫之看来，不过是填砌辞藻的可憎之处：

七言以句长得败者率用单字双字，垛砌如累卵，字字有意，则蹇吃不了；有无意之字，则是五言而故续凫项也。不知者偏于此着力，谓之句眼。如蚓已断而粘以胶，两头自活，着力处即死。（刘禹锡《松滋渡望峡中》评语）[5]212

填砌最陋。填砌浓词固恶，填砌虚字愈阑珊可憎。作文无他法，唯勿贱使字耳。王、杨、卢、骆，为滥故贱。学八大家者，“之”“而”“其”“以”，层累相叠，如刈草茅，无所择而缚为一束；又如半死蚓，沓拖不耐，皆贱也。古人修辞立其诚，下一字即关生死。[4]202

第二则虽是论文，其理通于诗。这里他用了生动比喻“半死蚓”说明堆垛词藻，尤其是虚词给句子造成的蹇涩松散，为凑满七字添加“无意之字”（虚词），好像故意给鸭脖子加长一样拖沓。杜诗恰当运用虚词求得独特效果，这在奉杜为“鼻祖”的江西诗社诸人所仿效，有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适得其反。

无疑王氏对宋诗的某些流弊批评是深刻的，但宋诗与魏晋盛唐诗是不同类型不同的美，海涵地负、超迈豪横、峻峰峭壁是宋诗长处也是其短处，王夫之由于受钟嵘、严羽及明代唐诗型文化影响，加之个人审美兴趣，对宋诗之审美特征缺乏深刻的观照和把握。

（四）讲求出处，喜欢用事

用事（用典）也是后世评论家评判诗歌优劣聚讼不已的论题。钟嵘早就反对“拘挛补衲，伤其真美”的用事作风，严羽认为“诗有别趣，非关书也”， 旗帜鲜明反对“以才学为诗”。 而黄庭坚公开宣扬“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1]316，为诗歌用事张目。

王夫之在钟嵘“直寻”说、严羽“兴趣”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歌以直觉思维为特点的“现量说”，“现量”是王夫之借佛学概念来说明诗歌创作的直觉思维特点，指诗人受到外物的触动，产生作诗兴致，自然而然地摄景状物抒情，不凭借臆想揣摩。王夫之构建注重文学意象形象性、直觉性的“现量说”来批评宋人作诗的使事用典之风和解诗的穿凿附会之习。

一方面，他反对宋人使事用典“以学为诗”的作诗风气。他认为宋人“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讥刺“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喜欢用事掉书袋的作风，以为江西诗派“靠古人成语”不过“东支西补而已”，并认为这是宋诗对诗歌生命戕害最大的“诗蠹”，孤陋寡闻的竟陵派又是等而下之，他在王思任《薄雨》的评语中说：“宋人诗最为诗蠹在此。彼且取精多而用物弘，犹无一语关涉性灵，矧竟陵之鲜见寡闻哉！”[3]228王氏虽然肯定宋诗能于书本学问中取精用弘，但他对宋诗好用事的习气是否定的，书本之陈言、典故毕竟不关涉文学性灵的抒情本质，竟陵派作家学识浅薄，他们的诗歌比之于宋诗，又是等而下之。讽刺苏、黄用典太多而显读书人“酸气”。这些是王夫之对严羽批评宋诗以学为诗的具体化，并无多少新意。

另一方面，王夫之对宋人“无一字无来处”，导致“穿凿附会”的解诗作风深恶痛疾。王夫之认为宋人解诗穿凿附会的原因：首先在于他们不懂诗歌“现量”的形象思维特征和它的艺术手法“比”、“赋”的区别。他说：

诗有必有影射而作者，如供奉《远别离》，使无所为，则成呓语。其源自左徒《天问》、平子《四愁》来。亦有无为而作者，如右丞《终南山》作，非有所为，岂可不以此咏终南也？宋人不知比赋，句句为之牵合，乃章惇一派舞文，陷人机智。谢客“池塘生春草”，是何等语，亦坐以讥刺，瞎尽古今人眼孔。除真有眼人，迎眸不乱耳。如此作自是野望绝佳写景诗，只咏得现量分明，则以之怡神，以之寄怨，无所不可。（杜甫《野望》评语）[5]123

诗有影射寄托有为而作的“比”法；也有兴来濡墨无为而作的“赋”法，即诗人后文所云的现量分明之作。如果将直陈其事景的“赋体”当作“比体”，必导致“句句为之牵合”解谜似的胡猜乱想，曲解诗作愿意。

其次是宋人（或后人）用逻辑推理方法（“考证事理”）来考证诗歌的形象思维，必然导致解诗的牛头不对马嘴：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岂以“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为出处耶？用意别，则悲愉之景原不相贷，出语时偶然凑合耳。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4]122

宋人用考证事理的方法推求杜诗中偶然兴到的景物，必然是考证不出。宋人不懂诗歌艺术形象思维和虚构性，用考证事理的方法坐实杜诗中的酒价，迂腐可笑。他认为宋人既不懂诗歌即目直寻的“现量”之美的形象思维特征，又喜欢考证坐实，必然导致匪夷所思、荒谬至极的解诗结果：

一部杜诗，为刘会孟堙塞者十之五，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为谢叠山、虞伯生汙蔑更无一字矣。开卷《龙门奉先寺诗》：“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尽人解一“卧”字不得，只作人卧云中，故于“阙”字生许多胡猜乱度。此等下字法，乃子美早年未醇处，从阴铿、何逊来，向后脱卸乃尽，岂黄鲁直所知耶？至“沙上凫雏傍母眠”，诬为嘲诮杨贵妃、安禄山，则市井恶少造谣歌，诮邻人闺阃恶习，施之君父，罪不容于死矣。[4]123-124

按，“云卧”一词已见刘宋鲍照《代升天行》：“风餐委松宿，云卧恣天行。”比阴铿、何逊更早。王氏认为宋人用穿凿附会的解诗方法来考证坐实杜诗每一句的来历和用意，结果一部杜诗都被宋元人糟蹋得面目全非。

三、余论：王氏论宋诗有失偏颇，有待深化

关注诗歌的审美特征和文体特征，批判明七子、竟陵派貌袭肤廓晋唐，溯源风雅，取法乎上，是王夫之建立其诗学体系的基点，批判宋诗只是作为建立其诗学体系的反面参照。王氏虽不像明代诸公评宋诗“一刀切论断”那样肤浅、荒谬、专横，对宋诗流弊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解剖，但他还是不能从根本上突破明代“宋无诗”论的影响。他将宋诗与西晋诗、元诗等量齐观，甚至认为宋诗比不上齐梁及明代诗歌，如他评唐代蔡孚《打球篇》曰：“固知齐梁虽靡于汉晋，而生理自固。开元以降，雕琢苛细，靡乃已甚；降及元和，剥削一无生气，况生理邪？”[5]6，可见他认为齐梁诗歌比开元以降的诗歌还要好。对其他朝诗歌的流弊（如齐梁之轻靡）似乎可以容忍，而对宋诗却因某些流弊也像明七子那样断然否定，甚至在师法对象上比明七子更为偏狭，可见王氏宋诗观存在有失公允的偏狭之处，也反映了王氏诗论的深层次矛盾，也制约了王氏诗歌創作的成就，钱钟书先生认为王氏诗歌“乃唐体之下劣者”“不过延袭明人风格”[9]368 ，在明清之际并不突出，也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作为见解深刻的学者，王夫之对宋诗流弊的批判无疑是深刻的，但他毕竟难以摆脱明人“宋无诗”论主流话语背景的影响。明清之际，随着对明七子食古不化、竟陵派僻俚纤窄的批评和反思，对宋诗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跟王氏同前后的钱谦益、黄宗羲、朱彝尊等人以新奇眼光抉发宋诗不同于汉魏晋唐诗的美感，辩证地审视宋诗的流弊和优长，开启了清初的宋诗之风。而王氏评宋诗还在因袭明人之滥调，可见其诗论还只能视作明代唐诗学理论的结穴，还不是开启一代新诗之风的理论大纛。

萧度《船山古今体诗评选总序》云：“惜乎《宋诗评选》，兵燹之余，悬金购求，卒无应者。”[6]313谓王氏遗著中应有《宋诗评选》。王氏著述100余种，汇刻《船山遗书》时只搜集到七十种，亡佚很多。据王氏对宋诗评价，王氏可能根本没有这部著作，宋诗不足垂范，故不必有此选。

王夫之处穷乡僻壤数十年，其著述世人知之甚少。由于清廷的民族高压政策，王氏遗著直到道光年间才由邓显鹤汇刻，其学其名始大彰，可知王氏诗论对清代前中期的影响甚微。

【 参 考 文 献 】

[1] 郭绍虞.历代文论选：第2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钱仲联.清诗纪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3] 王夫之.明诗评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 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王夫之.唐诗评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 王夫之.古诗评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7]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 陈子龙.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卷二.上海：时中书局，1909.

[9]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0] 王夫之.诗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

（编校：毛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