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西

摘 要：中国现代诗歌至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较之古典诗歌千年悠久积淀，只有百岁的新诗像个是新生婴儿般的存在，而这存在自有自身的特点。新诗在荆棘中一路成长，面对着外部和内部的多重压力脱颖而出，并伴随着社会进程的加速与时俱进，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中呈现出多种面貌。在今后的岁月中新诗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成长的孩子，将继续在古今中外文化的阳光雨露中摸索自己前进的道路。

关键词：新诗 自由 竞争 迷思

一直以来对于新诗价值及地位的争论众说纷纭，而其自身却正在这种争论中顽强成长，如今，它迎来了百岁生日。至今新诗已有百年的发展历程，相比较古典诗歌的千年岁月，新诗的文学资历仍然尚浅，但在这看似尚浅的历史进程中却体现出自有的追逐和迷思。时代与际代所带来的这种独特是内在拥有的自我“传统”，中国现代诗歌在百年的岁月中已然拥有。

一、自由竞争

新诗在开放包容环境下不断进行探索，且在以中华文化为依托中进行自由竞争的历史发展。回顾百年新歌，随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吸收古今中外营养不断更新和成长的路途中快速呈现出多种面貌，自身也因此不同于稳步前驱的古典诗歌而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和身份自由，可以说几乎没有一种诗歌形式和观念能牢固占据中国现代诗歌的主流位置。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大主义，将新诗率先以与旧诗相竞争的方式登台亮相进入历史舞台。龙泉明所说：“诗歌的发展，离不开流派间的竞争与开拓，趋异与协调的作用。”{1}正如在百年发展的历程中，新诗发展出现了众多派别，文学研究会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揭发批评；创造社注重真实情感的抒发；湖畔派歌颂浪漫爱情；普罗诗人强调诗歌为社会斗争服务；七月派以展现与现实血肉搏斗的主观精神为依托；九叶诗派将现实社会与人生紧密结合；朦胧诗注重人的内在主体表达；新生代反驳朦胧诗的意象和含蓄，等等。这种快速且变化多端的自由竞争模式使得新诗在短暂的百年时光中得以迅速成长，以现代汉语为根基的新诗枝干繁茂，汲取世界营养渴望在诗歌舞台呈现与他人相异的自我。

萨义德认为：“每个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2}形式之争是长期以来新诗内部的重要话题，闻一多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提出“三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就是对早期新诗自由体的反拨，然而到了格律诗、街头诗、朗诵诗等的出现可以看出自由体诗和格律诗双方的竞争共存，直至今日现代诗歌关于两者依然是人们争执不下的话题。不过随着新诗的成长与历练，人们自身逐渐意识到对于新诗而言，两者间的竞争排位并非一定要有优劣之分，只要能表达自己所想所思所感的诗歌，无论其表达的体式如何，都应该受到人们的平等选择。诗歌观念之争其中代表之一是20世纪20年代穆木天、王独清等人提出“纯诗”，后到30年代梁宗岱提出更为深刻和成熟的纯诗理论，都强调诗歌的自我表现与情感归属。而在此期间，20年代末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发展为革命事业举旗呐喊的普罗文学、革命文学兴盛起来，使得大众诗歌成为纯诗的对立面并与之抗衡。不可否认，纵然受到社会环境及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大众诗歌曾占据主流，但却隐藏不了另一方的意义凸显，可以说两者在自由竞争中彼此都得到了一定发展。中国现代诗歌一路走来呈现自由竞争状态下的多种面貌，其中并没有任何一方能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尽管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竞争状态背后有无形之手的暗中偏向。但是，也正因中国百年来社会的政治发展，诗歌这种文学体裁也因此获得极大自由与空间，这或许可以说是文学场域的一场博弈，而其过程和结果值得把握。

诗歌在自由竞争中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容易落入自我设置的圈套中，自由意味着未定的边界，竞争意味着可能的对抗，新诗在此过程中是否能够深挖自己？是否能够摸到树根？仿佛潘多拉的宝盒，藏着无数的恶魔和希望。自由与竞争是事物自身发展维度中的最大潜力，中国现代诗歌从竞争中诞生，在竞争中自由成长与成熟。中国现代诗歌是一个年轻且富有活力的新生儿，从古典诗歌中脱胎而出，一路跌跌撞撞摸着石头前进，更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吸收、接纳一切可以发展的形式和内容从而呈现自身发展特征，在不断变化和碰撞中寻找着自己的纯真。

二、交融迷思

新诗以中华文化为依托，在外来诗歌的影响下出生和成长，臧棣曾评价新诗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審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3}。新诗已汲取及如何去接纳古今中外的影响所呈现的迷思是其百年发展及未来所需关注的。

新诗是在古典诗歌基础上变化发展而来，但是无论期间的反叛和背向，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将两者完全独立起来的。早期新文学的推手如胡适大力贬低文言旧诗，提倡白话新诗，但他自身仍承认过有诗作向宋诗学习，如《蝴蝶》《赠朱经农》等，除他之外还有许多诗人的诗作皆有古典诗的影子，如废名、朱湘、戴望舒、卞之琳、林庚……中国新诗无论如何发展，其都是在中华文化土地上生根发芽，汲取了古典精华这一事实是不可否置的，也是不可忽视的。像辛笛、戴望舒、何其芳、林庚等诗人都深信没有昨日的文学根基就不会有今天的文学生长，中国古典诗歌自身所带有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是值得世界为之珍惜的。正是由于有了中国深厚的文学历史和古典诗歌的传统作为自己发展的营养根源，中国现代诗歌在百年中的发展才以迅速而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

追溯历史可见，早期新诗的发展离不开国外留学归来知识分子的推动，他们的学识和视野都经过国外教育的熏陶而得到了极大拓展。西方诗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大力宣扬，这背后既有被迫推动的命运之歌，更是诗歌发展态势的必然趋向。留美归来的胡适对诗歌的构想无疑受英美意象派的影响，以自己的《尝试集》率先为白话新诗铺路；深受日本俳句和印度诗人泰戈尔影响的冰心也推出自己“爱”的代表诗集《繁星》《春水》，为新诗注入新鲜血液；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早期新月派诗人更多受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影响；作为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代表的李金发赴法国求学并直接受波德莱尔等人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次，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艾青、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主要受法国象征派如马拉美、兰波等为代表的诗歌观念影响，其后期又转向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关注；40年代九叶诗派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较大，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不无密切等，直到今天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依然和西方诗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古典和西方诗歌的接受影响是新诗自身发展的一大动力，然而也很可能带来视野的阈限，对这两者应如何結合和接受所呈现的迷思性是新诗一直在摸索与调适的。新诗在古典诗歌的土壤中接受阳光雨露变革旧诗，结合西方诗艺追求新理念，两者结合从而指向重生，而两者在古今中外文化间的融合和失真状态，是其不断追求中所一直呈现的迷思。朱光潜曾指出：“我们的新诗运动正在开始，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4}在不同的时期、文化、社会环境中，对新诗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龙泉明也曾说：“沟通古今，融会中外，构成了中国新诗建设的思想资源和内在动力。当然，新诗对传统与西方的看取，在各个时期，各个诗派与当今诗人那里，常常是有条件的，有其选择重点的。”{5}古今中外的诗歌影响与接受是新诗百年来的重要标识，在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中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如何对待这标识所体现的交融迷思却仍在摸索中，这一自身特点将有待于诗歌的自身呈现和不断拷问，也有待于在今后的诗歌发展中得到更多的领悟与解释。

三、结语

新诗所带有的话语指向和审美选择已为自身形成了独特而多元的追求，它并不意味着一种规矩和规律，而是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价值指向，在此基础上有助于自身魅力的呈现以及未来意义的展望。五四以来的新诗还是一个年幼的孩童，它虽年轻但已然有了自由竞争和交融迷思的特点。文学的发展永无止境、永无边界，对于已有百年历史的新诗而言这期间发展所呈现的是一个摸索前进、寻求新秩序、新思想的“传统”，它可能不纯熟，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被忽略与漠视。正视中国现代诗歌百年发展的特点，亦是尊重文学本身的真实性与可能性。

{1}{5}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609页，第629页。

{2}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第426页。

{3} 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文艺争鸣》1998第3期。

{4} 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4页。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 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J].文艺争鸣，1998（3）.

[4] 朱光潜.诗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