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聪

摘 要：在左翼文学中，柔石的作品独具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阶级批判，具有深刻意义。本文就以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为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从女性悲剧、国民性批判、审美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柔石的作品。

关键词：柔石 《为奴隶的母亲》 女性悲剧 国民性批判 审美意识形态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小说以民国初年的浙东农村为背景，以被出典的妇女为主要人物，在时跨三年的叙事时空中，冷静叙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悲惨故事，构建起一个微观的农村生活模型，将20世纪20年代以浙东为缩影的中国乡村凄凉的社会现实展示得淋漓尽致。“任何艺术符号都充斥着倾向性，都是意识形态角斗的战场”{1}，面对大革命失败以来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加剧，作为左翼作家的代表，柔石在《为奴隶的母亲》中无疑体现了很强的阶级批判意识，但深受“五四”以来人道主义影响的柔石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突破了单纯的批判模式，在批判中注入关于人性、国民性以及传统道德文化的思考，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他左翼作家的创作。

一、阶级批判下的女性悲剧

“意识形态创作的过程，是创作者对现实生活内容进行‘折射的过程，是对来自日常生活的材料进行加工的过程。”{2}在作家创作过程中，作家本人的意识形态立场会不自觉地变成一个视野，成为处理生活材料的模式，从而使现实生活的材料变成艺术结构的内容。幼时柔石生活较为贫困，母亲的含辛茹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从小的艰难生活和在乡村长期的生活体验，使其看到了太多底层妇女的不幸，当他逐渐成为一名无产阶级作家时，这一切都为其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所受的待遇是极为不公的，在以男权为核心的宗法观念的禁锢下，她们常常只能以被动的状态逆来顺受，甚至是沦为生育的工具。柔石在《为奴隶的母亲》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位如奴隶般的母亲——春宝娘。正如作者对她的称谓一样，从“他底妻”“春宝娘”到“妇人”，再到“婴儿底母亲”，她从未以一个独立的“人”的姿态出现过；即便是在丈夫以一百大洋将其出典，难过得连“腑脏都颤抖”时，她也只能默默接受。在痛苦与屈辱中，妇人连女性所背负的贞节困惑都还没有来得及出现，就彻底沦为了奴隶。去到秀才家，生存的困境看似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半奴半妾的日子却让其承受了更多的精神折磨，最终被看似温存的秀才以两块钱打发掉。在这里，“自我”早已不复存在，唯一剩下的作为母亲的天性也成了她最大的折磨。如此的“典妻”制把有血有肉的人当作物来贩卖，被异化为“物”的女人早已丧失了最基本的作为人的尊严，女人存在的唯一价值似乎就是为男权社会传宗接代。这种血淋淋的现实无疑是封建压迫的结果，它不仅对劳动人民实施身体剥削，而且还进行着残酷的精神虐杀。

与春宝娘相对的是秀才娘子，作为封建剥削阶级的典型形象，作者在进行人物塑造时，有意为她描上了一些阶级性的色彩，“一个脸孔肥肥的，两眼很有心计的约摸五十四五岁的老妇人来迎她”，大娘一出场就是以一个可恶虚伪的地主婆子的形象呈现，之后对春宝娘的冷嘲热讽、羞辱嚎骂更是令人不寒而栗。这样的颐指气使显然是由于其身份的差异，然而，身为女人她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作为封建家庭的女主人，却不能生育，面对宗族利益，即便再凶悍，她也只能接受丈夫去典当别人的妻子借腹生子。封建宗法秩序下母以子贵，她之后对春宝娘的责难除了出于忌妒外，恐怕也多源于对“母亲”地位的捍卫。从这一点上来说，她也是封建宗法秩序的被迫害者。

这两位阶级立场相对的女性，表面上一个剥削，一个被剥削，实则同为被剥削者。面对封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她們都无能为力，也都从未试图去反抗，或许我们会怒其不争，然而在封建正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农村，即便她们大胆反抗命运的不平，恐怕也只能无果而终。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柔石或许也深知这一点，故将妇人的隐忍写到极致，在对其悲剧投入人道情怀观照的同时，极端展示了男性以及整个封建社会对以“妇人”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的全面压迫，从而使其作品中的阶级批判，在关注妇女的同时也具有了一定的妇女启蒙意识。

二、男性矮化背后的国民性批判

在传统封建社会中，缺乏自主性的女性群体无疑是悲剧的，然而《为奴隶的母亲》并不单纯是一部女性悲剧史，其深意在于作者以典妻悲剧为缩影，控诉了封建宗法制对人性的摧残，这主要体现在对男性形象的集体矮化上。

柔石在小说中也是塑造了一对阶级立场相对的男性，即黄皮贩和秀才。身兼农活和买卖两职的黄皮贩原本勤劳朴实，却总是境况不佳，便“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了起来了”，由素来强壮健康的黄皮贩变成了身体枯黄浮肿的“黄胖”。作者虽没正面论及黄皮贩家境困顿的原因，但我们能从字里行间的描述中体味到，在封建制度下，以小农为经济基础的农民永远是被剥削的对象，其阶级地位早已决定了其生活境遇。畸形的社会造就了黄胖的苦难，同时，也造成黄胖等下层普通民众灵魂深处的苦难麻木和心灵扭曲。从勤劳能干变得自暴自弃，从善良朴实变得狂躁不安。他用热水杀死自己刚出世的女儿，通过打骂儿子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情绪，他无力改变却又连死的勇气也没有，在作者笔下他一步步向生物存续的最底层倒退，直至将自己的道德感、责任感丧失殆尽，将与自己共苦难的妻子以一百块大洋的价钱典卖给了一个老秀才。

秀才，没落文化制度的遗迹，满口仁义道德，处处表现出一副温文儒雅的学者面孔，却为了传宗接代，不惜践踏一个良家女子的尊严与贞洁。在心理上他是十分矛盾的，嘴上极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正统秩序，却为了完成列祖列宗代代相传的使命，轻易便破坏了封建伦理观念中的贞节古训。另外，作为这个男权家庭形式上的统治者，秀才却始终以一种孱弱的姿态出场，尤其是面对自己的原配妻子时，即便是有一肚子的气，却也手臂发颤似的没有力量。至此，一个自私、虚伪、假善的乡村地主形象跃然纸上。

当女性以被动的附属心态把自己的忠贞与命运捆绑在绝望的生活链条上的时候，男性却在经济与心理的失衡中淹没了最后的善良与良知，如此境遇下对女性的逼迫、伤害似乎成了他们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地方显示自己主导权利的唯一手段，而这种对弱者的戕害，却又恰恰使得乡土生活和传统伦理结构迅速走向崩溃，以及以此为代表的落后的农民文化性格的全面萎缩。

作为左翼作家，柔石的立场无疑是对封建阶级的批判，但是他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反映当时风起云涌的农村阶级斗争，而是继承“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国民性批判的思想传统，将创作的焦点对准了乡土农村中最弱势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以及数千年来封建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奴性心理结构，使得《为奴隶的母亲》突破传统左翼文学题材，具有了国民性批判的思想力度，从而将对封建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引向更深处。

三、柔石式的审美意识形态

“文学的生产就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3}，即文学并非直接反映意识形态，而是对现实生活加以审美体验。作为左翼作家，柔石的成就无疑是很高的，并且独具特色，究其原因，其成功之处便在于他在对现实生活进行阶级分析时，利用审美化的艺术形态，使其作品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和真挚深湛的情感，从而实现了阶级性与艺术性的深度融合。

20世纪20年代末，为适应政治形势的发展，革命文学得到了当时激进作家的提倡，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突进式的英雄，形成了普遍的“革命+恋爱”的题材，崇尚战斗不息的力量之美，强调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柔石虽然是左翼群体的一员，但从其创作来看，他的作品中既没有英雄，也不借助“革命+恋爱”的模式，而是内敛了人道情感的漫漶，以极为冷静的态度将严峻的目光投向了残酷的现实生活，这一点即便是在其后期創作的《为奴隶的母亲》中体现得也尤为明显。

同样是反对封建剥削，柔石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题材，而是将笔触伸向其熟悉的农村小人物，并且弱化了对丑恶者的批判，而强化了对痛苦本身的描述，在这样一种残酷的拷问中，引导读者一同去思考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同时，作者还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性别对立，深刻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下的男性生存困境，并且丝毫未对人物的觉醒和反抗意识进行刻画，从而在整体和广泛的意义上揭示了旧中国农村社会的国民精神状态：女性顺从麻木，男性无情懦弱。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奴隶的母亲》的揭示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另外，《为奴隶的母亲》中虽存在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但柔石并没有简单地用阶级论的观点去图解笔下的人事，因为他们远远不是一个“善”或者“恶”所能区分的。颐指气使的大娘虽生活富裕却也带有悲剧的色彩，身为被剥削者的黄胖也并未一如既往的善良，即便是备受同情的春宝娘也曾在享受了富裕后试图抛弃自己的丈夫。至此，我们便会发现，作者在表现人物的意识、行为时，某些似乎带有阶级色彩的词并非单是其政治倾向的产物，而是融合了人物的具体思想性格，是一种意识形态与个人审美的贴切融合。

总之，立场明确的阶级批判意识，立意深刻的思想内容以及作者自身的文学造诣，都使得《为奴隶的母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批判的狭隘，具有了不同于一般的厚重感以及丰富的文学艺术性，为之后左翼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

{1}{2}{3} 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53页，第59页。

参考文献：

[1] 柔石.柔石小说精选[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2] 王艾村.柔石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