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梅

【摘 要】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指1930年6月到9月在中共党内发生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后统一称为“立三路线”。本文从中共“六大”、共产国际、当时中国国内的客观环境及其李立三个人因素几个方面，探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形成的原因：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为“立三路线”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1929年共产国际的反右倾斗争为“立三路线”的形成创造了环境；共产国际的“左”倾政策为“立三路线”的形成奠定了政策基础；中共中央对中国军阀的中原大战走势判断错误；与李立三本人急躁冒进的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李立三；“左”倾错误；形成原因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指1930年间在中国革命形势顺利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激进、冒险，后来被统一称为“立三路线”。“立三路线”的产生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关李立三“左”的错误的形成原因见仁见智。本文主要从中共“六大”、共产国际、国内环境和李立三个人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共“六大”

1928年，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相比于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历次代表大会，这次的代表大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第一，它的顺利召开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支持；第二，从中国共产党历次召开的大会来看，它是我党仅有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中共“六大”的召开，在我们党内意义重大。但是中共“六大”的召开也存在很多的缺点和弊端，中共“六大”中的一些错误指示，实际上是为“立三路线”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政治根据。有关“六大”的缺陷，党内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1]中共“六大”的召开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思想，反而进一步加速了李立三“左”的错误在党内的发展。

二、共产国际方面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形成与共产国际對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共“六大”结束不久，共产国际也举行了六大会议。共产国际“六大”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与中共“六大”是一致的，因而也存在着中共“六大”那样的缺陷和错误。不仅如此，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反右倾斗争以及“左”倾政策，都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来源并且创造了适合其发展的客观环境。

1、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为“立三路线”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是指布哈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认识，他把当时的世界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三个不同的时期。其中“第三时期”理论就是指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具体是从1928年起，布哈林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都将以更加快速的步伐向前发展。但是，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矛盾也会越来越凸显，强调现阶段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好时机。从共产国际此次大会报告可以看出，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正处于第三阶段，对于当时革命的发展现状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1929年夏，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斯大林有关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期理论进行了具体的贯彻和实施，并且强调：“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阵地巩固起来。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证明工人阶级中意志消沉的状况开始消除，证明失败的最低点已成为过去，工人阶级又大显身手了。”[2]并且此次大会对“第三时期”做出了明确的解释：“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增长，帝国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基本矛盾迅速加剧，从而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导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潮发展，导致殖民地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时期。”[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实际上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形式作了过于积极乐观的估计。

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中关于资产阶级发展的总趋势和爆发的特征都做了正确的分析，但是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其本质特征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认为世界普遍范围内的革命高潮，就是部分国家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因此，共产国际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左”的冒险主义错误思想。共产国际从其1928年的六大到七大这期间，都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来安排其任务和制定计划的，并要求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人都要按照这个理论制定方针政策和革命任务。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有关资本主义灭亡和革命高潮的错误理论认识，为“立三路线”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1929年共产国际的反右倾斗争为“立三路线”的形成创造了环境

在共产国际提出“第三时期”理论的同时，共产国际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提出了进行反右倾斗争的要求。1929年初，联共党内对于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共产国际在其随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以及通过的决议中，都对反右倾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尤其是在后期对中国革命的指示中，极力强调反右倾斗争的重要作用。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同志问题的决议案》，对：“布哈林否认资本主义稳定日益动摇，而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工人运动新高潮的生长的事实。”[4] 会议最后决定对布哈林处以免除其在共产国际所担任的职务。此次大会对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的指示是正确的”再次进行了强调。[5]共产国际在此次大会上，向各国积极推广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右倾斗争，强调各国要更加主动地开展反右倾斗争。

共产国际的反右倾斗争，使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也受到了反右倾斗争运动重大的影响。在中共党内，李立三也积极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活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过度的反右必然会导致矫枉过正。李立三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在党内开展的反右倾活动，这事实上是他“左”的错误主张在党内的进一步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的反右倾斗争对李立三个人思想倾向发生转变的重要影响。

3、共产国际的“左”倾政策为“立三路线”的形成奠定了政策基础

1929年间，中共中共收到共产国际的四封指示信。在信中，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对反右倾和反富农的斗争要抓紧，要注意对中间力量和改组派的斗争，并且要求赤色工会公开进行这些活动。随着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日益严重，这四封信内容中“左”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并且“这四封信，对立三路线都有影响。”[6]

在这四封信中，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929年10月，在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共产国际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7] 共产国际的这封来信强调了中国的革命已经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而后李立三制定的政策中他强调：“现时形势，无疑是革命复兴，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势。”[8]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指出：“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还强调“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9] 这个决议的通过，“它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在党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10]

三、中国国内的客观环境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形成不仅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国内的客观环境也为其提供了生长的土壤。1930年5月，中国国内爆发了一场军阀混战，“这是规模空前的一次新军阀大战。”[11]此次的军阀混战相较于之前几次的军阀混战有很大的不同。这次的军阀混战由于作战双方发动的兵力达一百五十多万，因而其规模是非常之大。此次军阀混战因为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等地，因此又被称为中原大战，作战双方在中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争。这次的军阀战争最早还是缘于北伐战争。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军阀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向蒋介石发起挑战，意在推翻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并夺取其权力。但由于蒋介石得到了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张学良的帮助，蒋介石所面临的危机有所缓解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从当时的客观环境看，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这场混战，使蒋介石、冯玉祥等军阀的军事实力被大大削减，并且为工农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有利的环境，为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形成营造了一种十分狂热但又虚幻的假象。以李立三为实际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面对这样的情况，未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认识，从而导致李立三个人的“左”倾思想更加激烈，最终使整个革命形势都发展到最初设想的对立面了。

四、李立三个人与“立三路线”的形成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形成不仅受共产国际和国内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个人的性格在“立三路线”的形成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关李立三个人的性格方面，李立三从小就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但却充满正义的人。据他的同学回忆：“他坦率直爽，胸怀开阔，雷厉风行，但有些急躁。”“他对旧世界有强烈的憎恨，大家一谈到国内政局，谈到反动军阀和无耻政客，他就会大声喊叫‘推翻、‘打倒、‘杀掉，充分表现了青年李立三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势不两立的态度。”[12] 从其同学的评价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李立三个人性格上具有直率的优点，但也存在急躁的缺陷。笔者在读唐纯良老先生所写的《李立三传》时，作者在书中讲道，1946年初，中国的哈尔滨仍然属于苏联的管辖范围。因为在外交方面苏联答应中国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予承认其存在。对此李立三对陈云说：“我们应该在哈尔滨公开亮出牌子，进行党的活动，以便迅速扩大党的影响。”[13]陈云对此讲道：“你又犯了急性病。”[1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立三确实是个急性子。而他“左”的错误与他这种急躁冒进的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李立三“左”的错误形成主要是因为：第一，中共“六大”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左”的错误思想；第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第三，中國国内当时的客观环境，为“立三路线”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最后，李立三个人性格中急躁冒进的缺陷，也是“立三路线”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文主要是想通过分析“立三路线”的形成原因，从而总结经验教训，让我们牢记历史教训，走向更好的明天。

【注 释】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1.958.

[2] 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53.

[3][5] 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5.144.

[4] 《共产国际关于布哈林问题的决议案》，载（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1期，1930.

[6] 周恩来选集（下卷），308.

[7] 《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载1930年2月15日《红旗》.

[8] 《红旗》第92期.

[9] 《六大以来》上册，83-91.

[10][12][13][14] 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100.129.129.13.

[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105.

【作者简介】

王 梅，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