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涛 余洁 李金枝

内容提要：心理距离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经验知识的视角，以2006-2015年世界平均GDP排名前50强经济体为样本，采用DOW的心理距离构成维度为基础构造以中国为背景的包含语言、文化、宗教、教育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政治体系、地理距离、技术创新水平以及海外华人网络的心理距离维度体系，实证分析心理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经验知识在心理距离与OFDI区位选择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心理距离负向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除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和工业发展水平差异正向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外，语言等其他维度均负向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经验知识正向调节了心理距离和OFDI的关系。以上结论表明我国企业在OFDI进程中应增进对东道国文化、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了解，重视在技术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大力拓展海外的华人关系网络，进一步做好海外投资相关知识经验的学习和积累。

关键词：心理距离;OFDI;区位选择;经验知识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3-0083-08

收稿日期：2017-09-27

作者简介：王增涛（1969-），男，陕西合阳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自贸区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企业国际化、对外贸易、教育国际化;余洁（1989-），女，河南开封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国际化;李金枝（1991-），女，山东淄博人，浙商银行济南分行职员，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企业国际化与实践。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774129，71072130;陕西省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15KRM055;西安交通大学“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专项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Z2017003。

近年来我国海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迅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我国OFDI的区位选择更多地采取了区域化战略而非全球化战略。在影响OFDI区位选择的因素中除了地理距离导致的高额运输成本及通讯成本之外，经济、文化、制度和宗教信仰等心理方面差异引致的相对距离，对企業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知识和经验也提高了其处理国际商务的能力与效率、降低了OFDI风险。本文以Dow提出的心理距离界定和测量方法为依据，通过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包含多个维度心理距离的维度体系，试图运用2006-2015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心理距离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以及国际化经验知识在其中的作用。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1912年瑞士心理学家Bullough提出了“心理距离”概念，1956年Beckerman在研究欧洲国家的距离与交易模式时把心理距离应用于经济领域，20世纪70年代乌普萨拉大学将心理距离开创性地运用于企业国际化研究，致使心理距离这一概念受到国际商务领域学者的重视（Johanson和Wiedersheim-Paul，1975），但在心理距离的构建和测量方面始终存在较大争议。Johanson和Wiedersheim-Paul（1975）1975年提出了心理距离的宏观测量方法，Ghemawat（2001）提出了心理距离的四维度测量方法（即CAGE模型），Berry等学者（2010）从制度理论视角扩展了CAGE模型，并将心理距离划分为经济、财政、政治、行政、文化、人口、知识、全球联系和地理等维度;基于信息流动的视角，Dow和Karunaratna（2006）将心理距离包含的宏观维度称为“刺激因素”（Psychic Distance Stimuli），把心理距离分解为文化、语言、教育水平、工业发展水平、政治体系、宗教、时区和殖民联系等维度。

心理距离与中国OFDI的关系问题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Blomkvist和Drogendijk（2013）的研究认为心理距离与中国OFDI呈负向显著相关，宗教差异也是负相关，而语言差异和工业水平差异的影响却是正向的。霍杰等（2011）的研究却发现语言差异与工业发展水平差异对跨国企业采取独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呈显著消极影响，而宗教差异对采取独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的跨国企业是积极影响。易江玲和陈传明（2014）的研究显示典缘、地缘、人缘和心理距离分别对FDI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张华容等（2015）将心理距离分解为语言差异、宗教信仰差异、文化距离、产业发展差异、政治体系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和地理距离等维度，发现心理距离与中国OFDI呈显著负相关，其中产业水平差异与中国OFDI呈显著正相关，宗教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和地理距离均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不相关，其他则呈负相关。

不同学者对心理距离的维度及其测量方法的差异，是导致心理距离与OFDI关系研究结果间存在矛盾的重要原因。基于中国独特的关系背景，本文以Dow和Karunaratna（2006）提出的心理距离维度及测量方法为依据，把华人网络因素加入到心理距离维度之中，将创新能力作为心理距离的一个构成要素，构建符合中国情境的心理距离（包含了文化、语言、宗教、政治体系、教育、工业发展水平、地理和创新能力距离以及华人关系网络）体系。

（一）心理距离与中国OFDI

文化不仅仅影响个人的行为，也会影响组织间沟通的方式（张华容等，2015），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会增加双方沟通过程中出现差错的风险、增加交易成本、影响对外投资。由于文化差异能够增加个体间和组织间的沟通成本和交易风险，现提出如下假设：

H1a：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越大，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越少。

语言差异是投资与贸易分布问题的重要解释变量，坚持母语而不学习东道国语言将会提高国际化经营的风险，语言的相似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减少企业的沟通障碍、降低交易风险，现提出如下假设：

H1b：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语言差异越大，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越少。

宗教与文化、社会价值观、行为准则等紧密相关，被认为是引起文化冲突的一個重要因素，宗教差异对FDI区位选择有负向作用（Dow 和 Karunaratna，2006;Blomkvist和Drogendijk，2013;Brewewer，2007），两国的宗教差异越小意味着两国具有更加相近的价值观和文化，在商务沟通时文化障碍更小、更有利于OFDI，现提出如下假设：

H1c：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宗教差异越大，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越少。

产业发展差异对于OFDI的影响很大（张华容等，2015;Johanson和Wiedersheim-Paul，1975），两国产业发展程度的差异会引起劳动人口的职业及职业性质的不同，从而影响到商务沟通的方式。两国在经济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会影响企业之间的信息处理方式和行为准则（张华容等，2015），两国的工业发展水平越相似，开展OFDI的不确定性就越小，现提出如下假设：

H1d：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工业发展水平差异越大，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越少。

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导致的人力资本差异影响到个人的思维和生活习惯，进而影响跨国公司的交流方式和行为方式（张志新等，2017）。教育发展水平差异的绝对值关系到经理人获取市场信息和沟通交流，而且差值越大，经理人信息获取与解释的成本就越大，从而不利于企业的OFDI（Blomkvist和Drogendijk，2013）。因此，现提出如下假设：

H1e：中国与东道国的教育发展程度差异越大，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越少。

政治体系是心理距离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引导性的作用，在商业活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无法避免要同各级政府打交道，如果对政府行为判断失误将会大大提高经营风险，甚至彻底失败。所以，政治体系的差异会提高企业的外来者劣势，提高进入海外市场的风险。因此，现提出如下假设：

H1f：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体系差异越大，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越少。

虽然信息技术和交通方式的快速发展使地理距离对国际商务的影响不断减小，但国际投资活动含有需要面对面进行的商务行为。此时地理距离越小，时区差异、生活差异均会相应减小，商务行为也会更加快捷高效。因此，现提出如下假设：

H1g：中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越大，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越少。

企业OFDI带来国家之间的知识转移可以使两国的创新水平发生相对变化，进而影响OFDI。当创新能力较低的母国企业进入创新能力较高的东道国时，母国企业贫弱的资源和能力可能不足以支持对东道国较高创新技术水平的吸收利用，导致企业的知识资产与国际化绩效呈倒U型关系（王艺霖和王益民，2016）。因此，现提出如下假设：

H1h：中国与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差异越大，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越少。

9海外华人网络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

由于海外华人与国内民众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以及相同的文化归属、风俗习惯，这种天然的情感纽带可以增进人际关系中的认同感与亲密感。海外华人网络不仅为跨国企业经理人提供了自然的感情桥梁，还能提高商务交流的准确性，促进了OFDI。所以，现提出如下假设：

H1i：中国与东道国的华人网络越不发达，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越少。

10心理距离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

通过上述对心理距离各维度与OFDI关系的分析，不难发现OFDI倾向于流向心理距离较小的地区。因此，现提出如下假设：

H1：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越大，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越少。

（二）经验知识与OFDI

经验知识是企业进行国际化战略决策和实施国际化行为的重要参考因素，直接的国际化经验往往是跨国企业获取国际化竞争优势和提高海外绩效的有效方式，实践经验能有效降低心理距离对国际商务活动的消极影响（Paresha，2015）。尽管直接经验是企业获取国际化能力的重要机制，但其他公司的国际化行为也会成为本公司国际化决策的重要参考，这种从其他企业获得的替代经验可以帮助跨国公司降低进入东道国市场时感知到的心理距离，从而降低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障碍、获取东道国的市场机会。跨国公司通过组织间的学习、观察和模仿处于相同环境的其他企业，有利于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提高企业绩效。中国的海外投资正是通过经验积累而逐渐实现海外扩张的，随着经验知识的不断积累，国家间的心理距离会不断降低， OFDI区位会越来越广阔。因此，现提出假设：

H2：经验知识对于心理距离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具有调节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基于市场规模，本文选取2006-2015年世界平均GDP排名前50的经济体（不含中国）为样本，分析心理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样本经济体的OFDI存量占中国OFDI存量的80%左右，样本经济体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OFDI的特征。由于教育水平值缺失，伊拉克被剔除出样本，最终样本包含49个经济体。

（二） 研究模型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模型设置如下：

OFDI=F（CV，lnV，e）（1）

其中CV代表控制变量，lnV为自变量，包括心理距离的9个构成维度，e为残差。本文对变量进行逐一回归，分别检验心理距离的每一个维度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心理距离总体对中国OFDI的影响。由于控制变量以及自变量均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前因，为避免内生性，因变量采用滞后一期的OFDI存量数据。为了研究经验知识的调节作用，本文将研究模型设置如下：

OFDI=F（CV，PD，lnE，PD*lnE，e）（2）

其中CV代表控制变量，PD为中国与东道国的心理距离，lnE为经验知识。

（三）变量、测量与数据

（1）因变量，采用2006-2015年中国对样本中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万美元）的对数（LnOFDI）测量，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文化距离（CDj），采用Hofstede文化距离测量，包含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主义与女性主义、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以及放纵与抑制。参考Kogut 和Singh（1988）、綦建红等（2012）的算法，文化距离计算公式为：

CDj=∑6i=1Iij-IiCH2/Vi/6+1/Tj（3）

其中CDj指东道国j与中国的文化距离，Iij是东道国j在i维度的文化距离， IiCH是中国在i维度的文化距离，Vi是i维度文化距离的方差，Tj是东道国j与中国建交的年份。相关数据来自https：//geerthofstede.com/。由于时间序列较短，直接采用Dow对语言距离、宗教距离和政治距離的测量，分别记作Langj、Religj和Govj。数据来自http：//site.google.com/site/ddowresearch。

由于教育水平差异（Eduj）可能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参考Dow和Karunaratna（2006）的研究，用因子分析方法重新计算了教育水平差异，包含基础教育入学率、中等教育入学率、高等教育入学率、教育质量、高等教育与培训、在职培训共6个测项。有关数据来自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表1中，虽然Kaiser-Meyer-Olkin值在07以下，但是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示Sig值小于01，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以及可靠性的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高等教育入学率、教育质量、高等教育与培训的因子载荷在05以下，故舍去，最终的教育水平差异包含基础教育入学率、中等教育入学率及在职培训3项。为了得到教育水平差异的综合得分，对3个公因子根据其贡献率进行加权求和，得分矩阵的权数即为贡献率，分别为41%、34%以及44%，最终得到教育水平差异的综合得分公式：

Eduj=41%*E1j+34%*E2j+44%*E6j（4）

其中Eduj代表教育水平差异，E1j、E2j和E6j分别为教育水平差异的3个测项。教育水平差异的原值更多地反映了人力资本的作用，绝对值更适合研究心理距离的影响，本文取教育水平差异的绝对值，记作absEduj。

与教育距离类似，参考Dow和Karunaratna（2006）的方法，我们重新计算了工业发展水平差异（Indj），工业发展水平差异共包含人均GDP、能源消耗、城镇人口数量、非农就业率、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移动手机订阅量和互联网的使用，相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表2所示结果中Kaiser-Meyer-Olkin大于07，且Sig值小于01，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由于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的因子载荷为0412，小于05，故舍去，最终的工业发展水平距离包括了6个测项（结果见表3）。经旋转得到6个公因子，贡献率分别为203%、196%、198%、22%、156%以及223%。由此，工业发展水平的最终得分为：

Indj=203%*I1j+196%*I2j+198%*I3j+22%*I4j+156%*I6j+223%*I7j（5）

其中Indj代表工业发展水平差异，I1j、I2j、I3j、I4j、I6j、I7j分别为工业发展水平差异的6个测项。参考Dow和Karunaratna（2006）的研究，我们对工业发展水平差异做取绝对值处理，记作absIndj。

地理距离（GDj）采用母国和东道国首都间的距离与国际油价的乘积来测量。国际油价数据来源于美国能源信息署。华人网络（Migj）选择中国到东道国移民人数对数的相反数来测量，数据来自联合国网站。创新能力差异（Patj）采用中国与东道国每10000人中拥有的知识产权的差值计算，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由于本文设计的心理距离共包含9个维度，为了消除不同量纲带来的影响，借鉴MacKinnon等（2004）提出的面板数据标准化的方法，我们对各个维度变量标准化以统一量纲，再对各个维度变量的结果加总，心理距离（PD）的计算公式如下：

Xn=xin-minxnmaxxn-minxn（6）

PDj=∑ni=1Xi （7）

其中Xn代表心理距离的第n个维度，minxn、maxxn分别为心理距离第n个维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xin为i国家在n维度上值，PDj为j国家的心理距离。

（3）控制变量，本文分别选取东道国GDP的对数（LnGDPj）、东道国人口总量的对数（LnPopj）来控制市场规模，选取双边投资协定（BIT）控制东道国对中国的开放程度，选取东道国GDP增长率（GDPgr）来控制东道国对中国的吸引力（Dow和Karunaratna，2006;Jiménez和Fuente，2016;李迎旭和田中景，2012）。

（4）调节变量。对经验知识的测量参考Jiménez和Fuente（2016）的方法，用先前进入东道国市场的企业数量的对数（LnINE）来衡量（Jiménez和Fuente，2016），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网站。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面板数据观测值共490个，分析软件为stata14。表4总结了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65，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概率低，表5是方差膨胀因子分析结果。VIF（1）中，虽然心理距离的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但在分析时采用了逐一回归的形式;在VIF（2）中，当只有控制变量、心理距离和经验知识时VIF的值小于5，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二）回歸分析

由于样本个别变量数据缺失，加之变量之间存在序列相关性，以及数据本身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逐一回归。表6模型1检验了控制变量对OFDI的影响，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口数量和GDP增长率均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正相关，但BIT（双边投资协定）却是负向影响，这样的结果可能是样本选择或对BIT的测量方法引致的，也可能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对外投资政策都是有效的，甚至有的政策起反作用。

模型2-10是心理距离各维度与因变量逐一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文化、语言、宗教、政治体系、地理、技术创新水平和华人网络距离均对中国OFDI有负向影响，假设H1a、H1b、H1c、H1f、H1g、H1h和H1i成立。模型5表示教育水平差异的绝对值越大越能促进中国OFDI，与假设H1e矛盾，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国家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而我国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亟需创新人才或高水平管理人才，一部分中国企业的OFDI体现了对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追逐。模型6反映了工业发展水平差异的绝对值和中国OFDI的关系，结果显示工业发展水平差异的绝对值与中国OFDI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假设H1d不成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与样本特征可能有关外，还可能与中国OFDI的投资战略与行为有关：中国OFDI主体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为了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企业海外投资多以获取先进技术为目标，由此导致中国在工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发达国家OFDI日趋增加。模型11是包含9个维度的心理距离各维度影响效应的总回归结果，心理距离在1%的置信水平上与因变量显著负相关，假设H1成立，说明心理距离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是负相关的。

模型12检验了经验知识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13验证了经验知识对于心理距离与因变量的负向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心理距离的影响系数在加入交互项后由原先的-1067减小为-0349，说明加入经验知识后，心理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的负向影响减轻了，假设H2成立。经验知识之所以能够缓和心理距离对OFDI的消极影响，很可能是因为企业通过自我学习或观察其他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投资行为而获得了经验知识，帮助其更加迅速准确地识别东道国的商业机会和市场风险，促进了OFDI的发展。在加入了经验知识变量的模型12和13中，控制变量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口数量的系数均由之前的负数变为正数，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企业拥有的国际化经验知识越多，进入东道国市场时的心理障碍就越小，国际化经验知识抵消掉了一部分中国企业OFDI过程中东道国市场规模和人口数量的负向影响。

为了验证心理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是否随时间变化，我们对样本重新进行分时间段回归，时间分别为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结果分别见表7和表8。分时间段回归结果说明心理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知识经验对心理距离与OFDI区位选择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本文的样本范围内是不随样本时间段的变化而改变的。

四、结论与建议

在Dow 和 Karunaratna（2006）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加入了华人网络和创新能力差异等重要的心理距离变量，构建了包含文化距离、语言差异、宗教差异、工业发展水平差异、教育发展水平差异、政治体系差异、地理距离、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和海外华人网络在内的心理距离测量指标体系，基于2006-2015年中国对世界49个主要经济体的OFDI存量数据，实证分析了心理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心理距离负向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第二，教育水平差异和工业发展水平差异分别正向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文化距离等七个维度负向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第三，知识经验对心理距离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为了促进中国对外投资均衡发展，现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积极推动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企业对东道国文化、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了解，降低心理距离;第二，重视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提升国际竞争力;第三，企业应做好海外投资相关知识经验的学习和积累，大力拓展海外的华人关系网络。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本文在测量心理距离的过程中假设所有因素同等重要，赋予各维度同等的权重，但是心理距离毕竟属于企业经理人的心理感知，未来研究可以赋予不同维度不同的权重，并探索宏观测量和微观感知的关系，以期建立更加完整和科学的心理距离测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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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ic Distance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OFDI：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Experiential Knowledge

WANG Zeng-tao1，2，YU Jie1， LI Jin-zhi3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China;

2. Institute of Free Trade Zon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China;

3.Branch of Jinan， Zheshang Bank， Jinan 250000，China）

Abstract：Psychic distance is the dominant factor to affect the location choice of OFDI. Based on DOW′s psychic distance dimension and from the view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e article builds a psychic distance dimension system including language， culture， relig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system， geographical dist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vel and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psychic distance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OFDI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ic distance and Chinese OFDI location choice by using the samples of top 50 economies of average GDP in the world from 2006 to 2015. Empirical analyses show that psychic distance ha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OFDI， other dimensions of psychic distance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location choice except the level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ic distance and the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OFDI.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FDI process，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host countries′s culture， institutions， religions， etc.， pay more attention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nputs， vigorously exp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further study and accumulate related OFDI experience.

Key words：psychic distance; OFDI; location selection; experiential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