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自然环境優美，富于变化。日本人生长于其中，内里天然带有了丰富的情感。古代农耕文化不仅让日本人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也使其养成了敏锐地感应四季变化的特质。王朝的崩溃、政权的倾轧让憧憬自然的日本人视现世人生为污秽，主张返归自然。

禅宗传入日本以后，日本人的自然观在哲学及宗教的层面上终于有了恰当的依托。禅宗倡导自然人生一体的思想和“自内而外”的观察方式。这里的“自内而外”就是指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来观察世间万物。禅宗之前的佛教尽管也主张自然适意，却偏重于追求外在，借助实体化、对象化的外部世界力量来求得心理平衡。而禅宗则把这种力量从外部归回人的内心，讲究遵从本心，在自然中寻求自我解脱。这种禅学理念深深根植在松尾芭蕉、小林一茶、鸭长明等文学家的人生观之中，为其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清奇的创作手法，也为作品赋予了深刻的内涵。

受禅宗思想影响下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是对主观与客观的扬弃。一般来讲，描写自然风物之后抒发情感的部分属于主观性的成分。但禅宗思想引导创作的俳句作品，情感流露融于自然描写之中，不仅没有破坏其客观性，反而使外在世界同自我世界互相交错，情即是景、景亦含情，升华了作品的艺术性，丰富了其审美价值。

二、

“朴素”这一提法来源于道家的哲学体系，指的是人的自然天性和事物的天然本色。禅宗在这一点上与道家一致，推崇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样的清净高雅、纯美自然，反对虚饰、华而不实。中国士大夫自我精神解脱的适意人生哲学，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即是要将朴素的生活情趣融化到心灵深处，忘却物我，让自身与宇宙、自然息息相通，实现精神与物质的合一、情感与物象的交融。在这样静谧、空灵的状态下，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感自然而然地顺着笔端流泻在纸上，所作的诗画就有了浑然天成、平淡悠远的意趣。受中国传来的禅宗影响的日本艺术创作也趋向于此。很多时候，这些诗画描绘的意境被称为“闲寂”。

要说另一个关键词正是“闲寂”了。

“闲寂”是俳人和其他艺术家们通过感知自然和心灵的交流与融合，想要在作品中体现的意境。自古多少人一生寻闲寂而不得，唯有脱离尘世、隐于山林才可宁心静志、洞见物情，进而深谙人生哲理、超尘脱俗、亲和自然。芭蕉在其艺术论上趋向于闲寂。其情思细腻，笔法亦从细微之处着手，通过客体表现主体，尤重突出主体的特点。“闲寂古池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就是一例，能将读者带入情景，古池畔永恒的沉寂打破之后又复归于更深的寂静，还原场景中原有的静谧和幽邃。此处正是佛家讲的“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即万物本体归于空静的寂灭思想。可以说，禅宗的影响让俳人意识深处的审美情趣得以外化，作品更富神韵，艺术性和表现力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提升。

三、

“观照”，即佛家哲学中指的“以智慧观万事、理诸法，而照见明了”。是静观世界而照见真理之意。这种方法作用在俳句创作上，让作者在构思时忽略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形成一种非理性的直觉体验，只反映直觉表象，不深究思想上的表现。在凝神观照的同时，物与我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达到物我合一，仿佛在一吸一呼中就能和身外的世界产生共鸣。此时，人清心静虑、排除杂念，完全依靠直觉和周围世界交流，就能达到了一种“无意识”的状态。由此创作出的作品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直观的感受本身。

这种无意识的直观的感受源于深层意识的活跃，让思维突破判断、概念、推理、言语等理性元素的束缚，在横无际涯的天地间驰骋，让人体会到平时难以感受到的哲理和情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创作抛弃了理性逻辑思维，才会出现“大跨度跳跃式的联想”。这种联想在作者的意识里，能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组合起来，在不受理性制约的直观感受和情感体验中表达更高深层次的哲理。

文中提到与谢芜村“春去何匆匆，怀抱琵琶犹沉重”一句。作者前半句感叹春去匆匆，后半句却说琵琶沉重。乍一看，两个事物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逻辑联系。而用禅宗凝神观照的思维方式来稍作思考的话，作者当时的心境或也能体会一二。想象自己置身于春日离去暑气渐浓的时节：稍一活动，内襟就借着薄汗贴在身上，黏黏腻腻的不舒服；抱着琵琶欲弹奏，却怕被屋外头日渐叫响了的蝉鬼儿给扰乱了节奏；整个人时常躁动不安，心绪难平，干什么都懒懒的提不起精神来，连长日里聊以解闷的琵琶都嫌太沉重，不愿抱在怀中。从作者写琵琶沉重的“触觉”出发，读者会在想象中联动视觉与听觉，产生新的联想和想象。禅宗思想影响下的俳句创作让读者更能体会到俳句的艺术魅力，进而让读者主动探索作品背后的外延。

四、

“物化”本是道家的概念。禅宗的“物化”正是通过吸收道家的思想而形成的。这种物化的手段与“凝神观照”很相似，都要求通过想象来使人的精神与物质合一，用作者的心灵去感受神秘、奇妙的自然空间。也就是把最直观的心同物象的共鸣通过直接的描述表现出来，类似于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但却又不尽相同。

情景交融以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句为例。看到花朵上凝结着朝露，听到即将飞往他方的鸟儿啼鸣，将其赋予诗人本人此时此刻的心境，便可说花儿遥感国难而“溅泪”，鸟儿面临离别而啼鸣“惊心”。作者在写作时从个人感性的角度出发，以人的社会性去抵消外物的自然性。

芭蕉有句“万籁闲寂，蝉鸣入岩石”，是禅宗物我两遗的体现。句中把人的形象物化成岩石，融入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蝉鸣本应“入耳”，但此时人心已如岩石一般泰然安定、波澜不惊，岩石以其自然性同化掉了人思维和情感的社会性，因此作“入岩石”之语非但不荒谬，反而更贴切，更能营造寂寥的氛围。而这寂寥却并没有被作者写成一片死寂，一个“入”字包含了“蝉鸣”和“岩石”之间的联动，也就是一动一静之间的联动，为了无生趣的画面增添了生动的活力。

从以上两个例子来看，情景交融是将自然物作为表现主观的感性材料，把人的社会属性移植上去，使之富有人的感情色彩。而物化则是以天道自然的角度看待一切，把人看作客观自然的一部分，用自然性同化人的社会性，实现人的自然归复。也就是说，从自然观上来讲，二者是迥然不同的。

五、

禅宗与道家的宿命观、无常观是一致的。文中提到庄子的“来世不可待，往事不可追”与俳句“流年去不归，遮掩白发见双亲”，两句的哲学内涵差不多，都看到了时间本身的持续恒久和一去不复返。

此外，俳句中也有通过构建场景让读者体验无常观的案例，如与谢芜村的“蝴蝶落吊钟，安然入梦乡”。字面上在描写蝴蝶停在寺院大钟上休息的闲适安逸景象。而蝴蝶的寿命只有一夏，青铜大钟可以永久存在，若把蝴蝶抽象为转瞬即逝的生命，青铜大钟抽象为恒久持续的时间，其产生的强烈对比正是禅宗无常观的生动解说。

句中体现的哲理并非仅仅停留于此。

“钟是用来报时的，是动和静的集合体，当圆木撞击它时，便会发出咚咚的浑厚响声，彩蝶栖身于钟上，可以理解为钟是万物的最后栖身之处。然而，寺僧必须按时撞钟，当他推动圆木时，当铜钟轰鸣时，那只想睡的小生命会怎样？是惊恐地展翼逃走？是不曾提防而骤然丧命？彩蝶會后悔不该落在钟上？会抱怨遭到暗算？一切都无从所知。蝶是个生灵，把它比作人如何？人生又何尝不如此？撞钟的僧人不是因有彩蝶而去撞钟；彩蝶不是由于钟会振动而停落或飞去，一切都出于无意识，一切都是作者的直感，宗教的直感。”

在一连串的诘问之下，作品更深层的哲学内涵被挖掘出来，禅宗的宿命观、生死观、无常观，在对比和反差之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禅宗思想让作品富有理趣和意境，让作品在哲学层面升格。

六、

禅宗否定语言文字物象对思维内容的表达能力。语言文字本是人为的，是脱离自然的产物，内里总是带有人的精神性的东西。而凝神观照的非理性思考是与自然合一的产物，用语言文字固化下来就会使其内蕴变得狭窄、贫乏。因此在非用语言表述的情况下，必须要讲究凝练，在纸面上虽然只有寥寥数字，却能让读者感受到其无限的外延。

若要达成“凝练”，作者就要充分利用含蓄、暗示的手法，给读者留出空间去发挥主观想象力来探寻其言外之意。越是简洁凝练，读者所受的规定和束缚就越小，思考的余地相应地就会变大。政纲秭归句“飘春风，山紫水亦青”，“紫”和“青”在字面上只是色彩，然而从色彩出发发挥想象却能看得到春风吹走冬日的萧索，感受得到山的焕然新生、水的活泼跃动。相反，又以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例，我们在这句话中只看得到与作者通感的花和鸟，尽管感情表达充分有余，暗示力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禅宗思想影响下的俳句创作，深刻体现了暗示力是其艺术表现的秘诀。

作者简介：穆冠达（1997.02.04）男，民族：汉，籍贯：辽宁省沈阳市，学历：本科，研究方向：日语文学，单位：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