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 莉

在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长的当下，“话语权”仍是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求，“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当前中国对外交流中的核心任务和目标，需要在具体的国际传播实践中逐步探索。为推动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发展，从第20 届中国新闻奖开始，增设了国际传播奖项，至今已评选8届。作为中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中国新闻奖对于媒体工作者的价值取向、题材选择和叙事风格等都起着风向标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获奖作品的全面考察，思考探索国际传播的诸多趋势，为讲好中国故事，妥善应对大国崛起过程中的话语冲突、竞争与合作提供一些启发。

一、题材分布：社会公共议题成亮点

从20届至27届中国新闻奖共搜集到国际传播奖获奖作品218篇（除去评论、摄影、论文和广告作品等）。借鉴目前大多数新闻报道的分类方法，并根据获奖作品的实际情况，本文先按照主题的不同，将获奖作品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军事等6个领域。在这6个领域之中，又以报道的具体内容和报道方向为依据，将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二级议题分类。具体细分为以下议题类目：政治议题：包括政府与官员、法律及政策、台港澳地区问题、外交问题、人权与民主问题、外国时政、历史缅怀；经济议题：包括商业、进出口与经贸合作、金融、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议题：包括社会生活、公共安全、教育、民间国际交往、环保、医疗卫生；文化议题：包括文化艺术、宗教、旅游、体育等；以及科技、军事议题。

国际传播肩负着“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时代新使命，而国际公众最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1]通过表1可以看出，获奖作品题材广泛，重点突出，体现出鲜明的国际传播特色。其中社会生活类的公共议题所占比例最高，占34.4%，其次是政治议题，占30.28%；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作品比重也比较高，分别占15.6%与14.22%。大量获奖作品从社会生活入手，将中国普通公众的个人生活经验、视角融入世界文化地图，从而让国际受众“看见”中国、了解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生活议题中，民间国际交往主题占14.22%，不仅主动向他国公众讲述中国故事，而且善于借助他国民众之口来讲好中国故事。另外，无论是社会议题还是政治、经济等议题，获奖作品大多是以反映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为主，主要是对具体案例、故事的报道，大多篇幅或时长较长，多为深度调查性报道或是系列报道，侧重传播中国人民生活状况、社会发展、法治进步、经济成长的故事，以实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目标。

表1 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获奖作品主题分析

二、中国故事与国际化叙事技巧结合

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效果主要由国际公众的接受情况决定。因此，作为国际传播的内容，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当前的国际传播语境下进行有效的传播叙事，即如何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共同叙事方式。[2]以往我们向世界讲述中国时的主要问题是讲的原则多，生动的事例少；讲政府做的事情多，讲民众的故事少。[3]国际传播奖获奖作品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突破，借鉴国际主流的叙事策略和技巧，以符合国际公众习惯的表述和独特的视角，来讲述中国故事。在叙事客体上，更多地转向普通人的命运和历史；在事件选择上，注重 “人” 的力量，让叙事因“人”而生动。[4]如第22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作品《星星的约定》，以平实、朴素的民生视角，讲述了宁波达敏学校校长刘佳芬15年来潜心推行“特殊教育社区化”，帮助智障儿童受到人格尊重的故事。记者自己不空发议论，不强加于人，从头到尾没有丝毫渲染，而是通过大量生动、鲜活、感人的生活镜头，把观众引到故事发生的现场，体现了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的大爱之心，更重要的是从这个小视角引发国内外民众对中国努力实现人人平等、自由、有尊严的生存发展权的思考。这种平实、克制的叙事风格与以往的人物报道形成了鲜明对比。片子播出后，国际社会反响强烈，中国智障儿童的生存状态受到了海内外观众广泛关注，刘佳芬独创性的教学模式也引发了一系列更深入的国际间交流合作。

如果说与社会民生相关的议题的国际化叙事相对比较容易，那么像战争、历史、国家政党这样宏大的主题怎样实现国际化叙事呢？第26届新闻奖一等奖作品《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关于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样的宏大主题，也可以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历史节点上普通人的命运和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反思与启迪上，将中国故事的特殊性与国际公众普遍的心理诉求结合起来，从而引人入胜，引发共鸣。该纪录片选材巧妙，展现了二战历史中最具温情的篇章——犹太难民避难上海的故事。主创团队辗转德国、奥地利、美国和以色列等国，通过对一个个当年的幸存者的寻访，抢救性地挖掘了这段关于“接纳和帮助”“生命和尊严”的动人故事。大量来自幸存者的“口述历史”既真实可信，又生动感人，再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和苦难中绽放的人性美。在缅怀历史的同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和平，展现了中国对和平的渴望，引发了全球观众共鸣。这样的选题和叙事，综合了中国故事、国际事件、故事主体的国际性、人类心理等国际传播的诸多核心要素，为“讲好中国故事”带来深刻启示。

三、敢于触碰敏感话题，增强国际话语权

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受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制约，一些西方媒体习惯用对抗思维、刻板印象来报道中国，对中国的认识容易有失实、偏见或者“雾里看花”的情况。因此在全球信息传播中，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这将影响我们能否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传播体系中突围，为中国现代化之路创造一个宽松环境。国际传播奖的获奖作品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和创新。不少获奖作品敢于触碰、回答敏感话题，牢牢把握中国新闻的首发权和阐释权，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认识，增强作品的吸引力、亲和力和影响力。如第22届新闻奖一等奖作品《走进西藏寺庙》《中国发生特大动车相撞事故 伤亡严重》；第23届新闻奖一等奖作品《中共高层新阵容》《达赖集团与自焚暴力事件》《中国面临的挑战》；第24届新闻奖一等奖作品《为了13亿人的中国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第25届新闻奖二等奖作品《神秘的阿斯顿·马丁供应链》；第26届新闻奖二等奖作品《“殉教天堂”的谎言》《直面雾霾：中国空气污染治理之战》等；第27届新闻奖一等奖作品《我们的更路簿——三沙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这些作品正视民族、宗教、重大动车事故、中共高层动态、暴恐事件、雾霾、中国制造、艾滋病、南海危机等重大敏感热点话题，发挥新闻源所在地的优势，深入挖掘新闻富矿，以大量珍贵一手素材呈现真相，有力驳斥不实舆论，妥善回应外部关切。

我们以特色鲜明的第23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一等奖作品为例来展开分析。电视专题《达赖集团与自焚暴力事件》，首次以新闻调查的方式揭示藏区自焚事件的真相，反击达赖集团的诬蔑，打响了反自焚斗争中国际舆论战的第一场战役。报道组分四路赴阿坝、甘孜等地采访自焚生还者、家属、犯罪嫌疑人、民警、医生、高僧大德等，以扎实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和客观的讲述，真实反映了自焚真相，说服力和冲击力都非常强。专题片播出后，在境外引起强大反响，被国际媒体广泛转载。

特稿组合《中共高层新阵容》也是正面回应敏感热点问题的典型。突破了以往国家领导人特稿写作的固有模式，首次详细披露领导人的出身经历与家庭，不但及时回应关切，破解谜题，使领导人的信息更多地走进国际公众视野，而且不失时机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民主开放的政治走向，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据不完全统计，这组人物特稿总计被境内外包括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英国广播公司、法国《世界报》等4000多家媒体采用。

系列专题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联合国际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首次以西方人视角观察、研究、分析中国现状，关注以前外宣媒体较少涉及、但是海外主流社会又非常关注的中国政治社会生活领域，直面农民工、乡村直选、教育、医疗、房价、养老、“山寨”与创新、价值观与信仰等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将中国具象地呈现在国际观众面前。该片毫不回避中国发展中的困难和矛盾，而是在正视这些困难的同时，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反映出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自信沉着、为应对挑战所做出的积极尝试和努力。该片最终在美国主流电视平台播出，引发全球强烈反响。

四、拥抱媒介融合大趋势

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便捷流通，带给国际传播革命性的深刻变化。媒介融合的程度不断加深，也使国际传播形态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融合媒体背景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既是大趋势，也需要大视角。[5]融合媒体时代，仅靠生花妙笔还远远不够，卓越的报道是对文字、照片、视频、音频、图表、动画等各种传播方式，以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各种传播平台相得益彰、富有想象力的综合运用。[6]面对媒介生态的急邃变化，国际传播应当调整观念，顺势而为，将互联网思维贯穿于对外传播工作中，使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够与时俱进。总体看来，国际传播奖中的融合媒体作品比较少，但也有一小部分获奖作品做出了大胆尝试，可圈可点。

第25届新闻奖一等奖作品、网络专题《习近平的大外交》对习近平主席外交理念和出访成果进行可视化、多媒体化的展示，综合运用文字、照片、视频、音频、图表、动画等多种传播方式，丰富生动地展示领导人的出访细节和出访成果。以“大视野”“大手笔”“大气魄”“大格局”4个部分为经，以习近平主席的出访足迹为纬，纵横捭阖地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外交新理念、推出的外交新举措，直观、互动式地呈现给受众。整个作品设计大气简洁，元素丰富，同时适用于多媒体各种终端，堪称是一个独具融合媒体特色、贴近新时代用户的国际传播佳作。

第26届新闻奖一等奖作品、网络访谈《习主席来了》（Who is Xi Dada?）抓住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契机，由《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中央厨房）在YouTube上传这段标题为“Who is Xi Dada?”的视频，以外国人感兴趣的“习大大”这个昵称入手，塑造习近平的国际形象。视频中，来自世界15个国家的留学生描述自己眼中的习大大，展示了国外留学生眼中的中国领导人的形象。视频创意突出，风格轻松活泼，摆脱原有程式化的报道风格和报道思路，增加了亲和力和吸引力，契合了新媒体特点。在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利用国际互联网热门网站发布视频，既有时效性，又有针对性，体现了在引导国际舆论上的主动性和设置议题的能力。可以说，不论是技术手段，还是宣传内容，跟以往相比都有相当的进步，引起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等国际主流媒体以及广大网民的关注和热烈反响，为习主席访美营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27届新闻奖一等奖作品、网络专题《外国漫画家手绘北京》发挥网络海量资讯、互动性强的优势，完整记录了中外漫画家漫游北京的“手绘之旅”。在清新活泼的网页中，以中外漫画家介绍、作品展示、视频报道、微博话题等丰富多样的报道形态，展现了北京特色和中国气派，渗透了艺术之美。

五、总结

在《权力的未来》中，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国力竞争的胜负取决于谁讲的故事更能赢得人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增强我国对其他国家民众吸引力、改变“传而不通”和“通而不受”[7]的困境、逐步获取国际社会认同的关键。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方面，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的获奖作品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摒弃旧式的、口号式的宣传模式，将中国故事与国际化叙事技巧结合，敢于回答敏感问题，主动掌握融媒体时代的话语权。充分认识和总结这些经验，将对我国的国际传播提供极大的参考价值。

不过，获奖作品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获奖作品覆盖的内容广度和深度略显不足，一部分作品依然停留在宣传、说明、反驳和被动应对国外舆论的层次上；重大事件报道的时效性不足，未能充分发挥设置议程的主动性和首发优势；从总体上看，获奖作品过于强调呈现官方行动和官方观点，即使有民间声音或观点，也是以支持官方观点的立场出现，容易使国际受众认为中国媒体报道等于政府表态，妨碍中国媒体树立国际公信力。[8]

是否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评判者不是从业者和研究者，而是潜在的海外受众。因此，国际传播需要以受众为导向，在了解国际公众特有的社会心理与文化习俗的基础上，寻找有传播价值的中国故事。[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前言中提出：国际关系终极之实质并不只由政治及经济因素所决定，而更确定地源自心灵的能量与需求。[10]融通中外的好作品，需要以社会影响为宗旨，以打动人心为目标，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国际舆论，这对国际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1]聂树江.国际传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J].新闻战线，2016（12）

[2]周庆安.深度、角度、态度——从第26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看国际传播作品的特点变化[J].中国记者，2016（11）

[3]谭峰.国家形象与讲好故事[J].人民论坛，2015（1）

[4]方毅华，贾新.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叙事策略研究[J].现代传播，2012(10)

[5]喻季欣，徐莹.融媒时代集成式新闻报道的范本——从第 24 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作品《“三北”造林记》说起[J].新闻与写作，2015（2）

[6]周婷婷.媒介融合与融合新闻——2015 年普利策新闻奖观察[J].新闻记者，2015(6)

[7]吴立斌.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北京: 中央党校，2011

[8]明安香.传媒全球化与中国崛起[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01

[9]张小娅.对话的重要性:国际传播中的理解与接受[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1)

[10]黄歆.拉近中西方距离的一次尝试——《从“芭比”到“苹果”：笼罩在数据迷雾下的“中国制造”》采写体会[J].中国记者，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