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洋

摘 要：2015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为113.51，远高于国际联合国设定的103-107的正常值。近年来由于传统观念影响，我国男女性别比例不断上升，性别比例失衡使得我国农村地区适婚男性娶妻难的现象颇为广泛，进而对理想状态下的婚姻市场引入了过度竞争，最终给国民生活和国民储蓄率带来重大影响。基于基本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分析，从性别比例失衡这一视角来说明我国农村婚姻市场扭曲的原因，最终得出在这种扭曲的婚姻市场下，对婚姻双方家庭带来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性别比例；婚姻市场；过度竞争；储蓄率

1 引言

2016年春节一则“上海女孩随江西男友回老家，年夜饭后分手”的新闻引得国民议论纷纷，而近些年农村适婚男性节假日排队相亲，农村天价彩礼和越南新娘现象无一不说明我国农村适婚男性成婚的困难性。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可以将我国所有适婚男女之间对于配偶的供需关系视为一个婚姻市场，进而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贝克尔提出婚姻市场理论，他认为在一个有效的、自由竞争的婚姻市场上，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理想配偶。然而就近些年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性别比例逐年上升，婚姻市场扭曲严重。而我国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也越来越显著，闪婚闪离已成为社会常见现象。同时由于适婚男性人数大于女性，使得家有男孩的父辈储蓄率居高不下，影响了我国国民的消费水平和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的幸福时间里在每一个家庭幸福之上的，而家庭的幸福最基本的构成是夫妻关系和睦，因此关注我国婚姻市场运行是否良好对我国国民生活与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关于婚姻市场的理论最早由贝克尔于1973年提出并得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自此之后一些西方学者也对婚姻市场理论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曼瑟尔（1980）曾提出婚姻市场上的供求双方是对婚姻有需求的男女；摩尔田森（1981）认为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上为搜寻合适的伴侣而进行的竞争，实质上是一种婚姻资本上的较量。这一理论更直接的表达了婚姻的“交易”性质，这种交易并不是狭隘的金钱交易，更多的是呼唤婚姻资本以获取婚姻效用的交易，更为深刻的揭示了人类婚姻行为的目的性。目前农村地区的这种“娶妻难”正是我国婚姻市场扭曲的表现。对此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一些宏观方面的研究认为，以男性比例偏高为特征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失踪女性”是造成这一群体不能成婚的主因。一些小规模的田野调查研究认为，个人因素对是否成婚起着决定的影响，贫穷是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口失婚的主要原因（彭远春，2004；莫丽霞，2005）。而有学者认为婚姻市场上性别不平等对贫困男性婚姻困境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的成因（韦艳，张力，2011）。本篇文章中，将从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和婚姻梯度选择的角度来分析农村婚姻市场的扭曲，以及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3 我国农村婚姻市场扭曲的原因

首先，我国人口性别比例不断上升是造成农村婚姻市场扭曲的最基本原因。根据联合国的认定，通常认为新生儿性别比例（假定社会没有大规模饥荒状况）在102到107之间视为正常。而自我国经济社会较为稳定后，尤其是1982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性别比例一路走高，到1986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例达到了112.3， 到1997年达到了120.14，截至到2010年，15～19岁年龄段女性人口为480万，而男性人口为519万，相差近40万。过剩数量的男性很难找到伴侣结婚，当多个男性为了能够追求到同等水平的女性，必须要依靠男方家庭支付更多彩礼或男方本人更有能力。性别比例在我国各省份分布也不尽相同，我国性别比例偏高的省份主要为江西，安徽，贵州等经济较落后的中西部省份。这些男女比例失衡最为严重的省份，农村对彩礼要价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同本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是很难承受的，由于男女比例失衡为婚姻市场注入了额外竞争因素，天价彩礼让并不富裕的农民父辈承受较大压力。其次，基于梯度婚姻理念，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女性有更多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胜出。所谓婚姻梯度理论，是指由于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男女在婚姻市场上的择偶偏好有差异，女性更倾向于寻找能力强于自身的男性，而男性则偏向于寻找能力低于自己的女性。在1999年实行大学扩招政策之后，女生在教育领域的领先优势越发明显。

大学扩招政策导致大学在校生人数成倍增长，而女生人数的增长则快于男生。大学扩招之前的1998年，女生在大学在校生中的比例为38.31，大学扩招开始之后女生比例几乎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到2009年女生比例超过男生。由于高校扩招和男女平等思潮广泛传播，大量优秀女性出现在各行业，大量农村女性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进城打工涌入城市，她们不再满足于找一个农村丈夫并在农村扎根，这部分女性群体为了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不断提升个人能力，以加大找到更好配偶的砝码。而与此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生活条件较差的农村男性在婚配条件上并不占优势，因此这使得原本人数就高于女性的农村男性更难找到合适的配偶，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市场的扭曲 。

4 农村婚姻市场扭曲的后果

婚姻市场的扭曲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对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幸福程度都有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4.1 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水平低，内需动力不足

依据索洛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分析，当国家经济总量一定时，过高储蓄率会降低国民的高消费能力（如图1）。图中曲线f（k）表示国家生产力水平，直线δk表示本国折旧水平，其中δ表示折旧率，k表示资本量；s代表储蓄率，而sf（k）表示国民储蓄，也就是一国用于投资的资本存量。索洛模型表示，当一国生产力水平和资本折旧水平一定时，存在着一个黄金储蓄（资本存量）水平K*，在这个资本水平下，本国居民消费水平达到最高，国民效用得到最大实现，即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其最终意义。这个黄金儲蓄率的决定，由本国资本折旧率δ来决定。如图下，其中虚线L的斜率与资本折旧率水平一至，线L与国家生产力水平f（k）的切点为A，在此点资本的边际产量MPK等于资本的边际折旧（消耗），在这一点政策制定者可以用这个条件找到一个经济的换进率资本存量。A点对应的资本存量即为最优资本存量K*。在K*条件下我们可得到黄金储蓄率S*，过资本折旧数δK线上以K*为横坐标的C点，我们画出国民资本存量线S*K。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黄金储蓄率水平下，本国生产总量用于消费的部分为线段AB所表示的长度，此时可使本国消费水平达到最大。

但目前我国由于结婚成本过高，即便是目前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取得重大进步，但为了支付高昂的结婚成本，一般家有试婚子女的父母仍保持着偏高储蓄率水平，因此我国的储蓄率水平S`并没有处于这个理论上的黄金水平，而是高于黄金律水平，即S`>S*。在S`储蓄率水平下，我国的资本存量曲线为图下的S`K曲线，而此时国民的消费水平为线段DE所表示的部分，而此时DE

中国2010年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占GDP超出70%，我国储蓄率不仅高于其他很多国家包括一些东亚国家，同时也高于其历史水平，1990年中国国内总储蓄占GDP约为15%。中国储蓄率也高于投资占GDP的比率，中国家庭储蓄率约占国民总储蓄率的一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降低我国居民储蓄率，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其最重要的现实原因之一就是随着人口的正增加，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家庭会为准备儿女“未来婚姻”进行储蓄。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率的上升，尤其是独子家庭会增加储蓄应付未来竞争性婚姻市场的压力。彩礼的攀比之风使得农村有适婚男性的家庭负担更重，因此为了寻找合适的配偶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不得不将储蓄置于消费享受之前，进而使得储蓄率居高不下（如图2）。

而在这种高储蓄率的经济状态下，在过去十年导致了我国的长期低利率政策、房地产市场泡沫和金融危机下经济的强烈波动，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婚姻市场扭曲所带来的严重问题。

4.2 天价彩礼带来的代际问题

农村天价彩礼成风，且主要是由男方父母承担。依据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对于农村新婚男女双方而言，结婚花销（包括酒席，场地，车队的费用，以及必须支付的彩礼）主要由男方父母承担，其中一部分作为新婚小家庭的基本生活费用，而另一部分则要作为女方家庭“送出女儿”的补偿，并作为新娘同族兄弟娶亲的彩礼费用构成。在中国南方地区，由于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家庭并不重视女孩教育，一般只是希望女孩打扮漂亮保持身材以便嫁个条件好的人家，然后用嫁女得到的彩禮为其兄弟娶亲用，被戏称为“卖女儿娶媳妇”，进而又助长了农村彩礼攀比之风。同时，婚姻变迁也冲击了家庭伦理。在当前农村婚姻市场结构与农村婚姻模式中，父母是婚姻负担的最终承担者，子女是婚姻财礼支配者，而老年人则构成婚姻负担的牺牲者。调查中农民说“儿子还没有完婚，做父母睡觉都不安稳”。农村代际关系的不平衡，既反映了社会价值基础的变化，也反映了农村孝道的衰落。

4.3 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扭转性别比例

市场由于供需双方的不平衡能够自动进行调节，供大于求时，由于价格便宜，需求量大增，进而价格回升；供不应求时由于价格偏高，过高的价格最终会失去部分消费者，需求量下降，进而价格回落。婚姻市场也存在同样现象：当前农村男性“娶妻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人们生男孩的偏好，因为生儿子意味着将来要给他建房子娶媳妇，要承担高昂的结婚成本。做父母的预期到了生儿子、养儿子的成本，而目前生两个女儿则会被同村人认为“有福气”，因为女方结婚女方家庭甚至可以从中大赚一笔，这种理性算计冲击了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从长期来看这种扭曲的婚姻市场将会初进我国性别比例的合理回归，但是这种回归是以当代年轻人必须承担高额结婚成本为代价的。

5 结束语

我国婚姻市场的扭曲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性别比例失衡，同时能力素质较低的男性大量存在所造成。婚姻幸福是家庭幸福和睦的基础，而只有家庭幸福国民幸福感才能提升，国家才能真正做到国泰民安。转变重男轻女这种传统思想观念，提升农村男性自身素质才是解决婚姻市场扭曲的最好方式，而这还需要社会和具体个人各方努力才能真正达到。

参考文献

[1] 韦艳，张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J].人口与社会，2011，（9）： 58-70.

[2] 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青年研究，2010，（9）： 24-36.

[3] 朱俊虹，魏历.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与家庭竞争储蓄[J].现代商贸工业，2014，（3）：96-98.

[4] 李春玲. “男孩危机”“剩女现象”与“女大学生就业难”——教育领域性别比例逆转带来的社会性挑战[J].妇女研究论丛，2016，（3）：33-40.

[5] 王莹.中国婚姻市场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4，（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