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

在今年2月召开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会上，巴勒斯坦高层通过了关于终止与以色列经济关系、拒绝承认以色列以及终止与以色列安全合作的决议，以此作为对去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反制措施。如果说“拒绝承认以色列”和“终止与以色列安全合作”是巴勒斯坦人在政治和安全上对以色列作出的“姿态”，那么“终止与以色列经济关系”则将实实在在地考验巴以之间的社会和经济联系。

经济关系渊源颇深

今天巴以之间独特的经济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大片巴勒斯坦人土地，并凭借自身的军事力量逐渐压缩和剥夺巴勒斯坦人对于土地的所有权，进而建立起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优势经济地位。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被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民众的日常生活也逐步被纳入以色列的经济社会结构中。以色列货币广泛流通于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人大多前往以色列和犹太人定居点从事建筑业、农业和服务业工作，各类巴勒斯坦社会团体和组织机构也需要得到以色列政府的首肯才能开展活动。

上世纪90年代初，巴解组织的谈判代表与以色列国内的“半官方”学者秘密接触，以推动巴以高层直接对话。当时的以色列左翼学者向巴方谈判代表绘制了一幅“美好蓝图”：如果以巴实现持久和平，双方就能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展开广泛合作；鉴于以巴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拥有深厚的人文历史资源，和平能为双方带来巨大的经济红利和社会红利，惠及所有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就明确表示：“我希望这片土地能够成为那些阿拉伯富国和欧洲国家投资兴业的焦点。”以色列学者的提议深深打动了巴解组织高层，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巴以和平进程的开启。

1993年，巴以双方签署《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协议》（又称《奥斯陆协议》），确定了分三阶段实现巴以和平的设想：第一阶段，巴以相互承认，以方在协议生效后四个月内从加沙和杰里科撤出军队和行政机构，巴勒斯坦人在该地实行自治；第二阶段，协议签署后九个月内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选举产生自治委员会，取代以色列机构在当地行使行政和司法权；第三阶段，在协议签署后两年内，双方开始谈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终归属、耶路撒冷地位、巴方自治区内的以色列定居点等问题。

1994年4月，巴以双方在巴黎签署《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经济关系的协定》（又称《巴黎协定》），规定了过渡时期巴以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程序。在此协定之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拥有相似的海关和进口政策；允许巴勒斯坦方面从阿拉伯国家进口指定配额的物品；以色列货币继续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的货币，直至巴以之间达成关于巴勒斯坦新货币的协议。由于巴勒斯坦地区大部分仍然处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巴方所有进口货物都要经过以色列港口，因此由以色列代收巴勒斯坦货物进口关税，以及在以色列境内和定居点内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个人所得税，然后再移交给巴方。《巴黎协定》的主要目的是结束巴以敌对状态，推动巴以之间的经贸和社会联系。其初衷只不过是一种“临时安排”，当时巴以谈判代表几乎都认为，巴以最终达成持久和平协议后，巴以关系（包括经贸关系）将会实现平等和共赢。但是随着巴以和谈陷入僵局，“临时安排”逐渐演变成了长久的现实。

如今，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绝大部分地区仍然被以色列控制，巴勒斯坦在经济上愈加明显地“依附”于以色列。统计数据显示，巴勒斯坦每年出口额约为6000万美元，其中83%出口到以色列，只有17%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每年进口额超过4亿美元，其中76%是从以色列进口的。每当巴以关系紧张之时，以色列常常克扣代收的税款。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实施严格的通行限制政策，进一步约束了巴勒斯坦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在以色列控制的区域，以色列只关心与犹太人定居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即使在由巴方完全控制的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也必须要经过以方批准。巴勒斯坦方面认为，几十年来巴勒斯坦经济裹足不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经济封锁以及巴以经济关系不对等的结果。

难以实现经济“分家”

此次巴勒斯坦方面力图切断与以色列经济关系的决定，其实是为了显示对美国政府的不满。自201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斡旋的巴以和谈陷入停滞以来，美国政府再也难以推出新的和谈方案，巴以和平进程无限期拖延；与此同時，以色列则加紧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修建定居点，通过“隔离墙”和星罗棋布的检查站限制巴勒斯坦人的出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在以色列的封锁之下生活日益窘困，同时自从哈马斯控制加沙后，埃及也对埃及与加沙边境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加沙民众无法自由地贸易及旅行。去年12月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进一步激怒了巴勒斯坦民众，也使得美国主导下的巴以和谈成为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政治禁忌”。

在外交上，巴勒斯坦高层希望通过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和支持来向以色列和美国施压，但是效果不佳。近些年，巴勒斯坦一直希望加入联合国，并希望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机构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巴勒斯坦更是积极地与欧洲、俄罗斯等方面保持沟通，希望能够促成俄罗斯或者欧洲主导下的巴以谈判安排。此外，巴勒斯坦还积极游说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希望其能以一个坚定统一的态度支持巴勒斯坦，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外交压力。但是，特朗普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巴勒斯坦的外交压力并不“感冒”；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目标面临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组织近年来有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决议和措辞，都比较倾向于巴勒斯坦，但其缺少足够的影响力，特朗普甚至宣布退出教科文组织，还削减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援助，显示出对于国际机制的不屑；而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内部分歧重重，无论是高呼“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还是自诩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沙特阿拉伯，除了在镜头前向巴勒斯坦表示“口头支持”外，并不愿意为了巴勒斯坦问题而牺牲自己的实际利益。巴勒斯坦实际上缺少能有效约束或反制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手段。

从当前来看，巴勒斯坦想要完全切断与以色列的经济联系无异于“天方夜谭”。尽管受到以色列安全机构的限制，但是在以色列和犹太人定居点内工作仍然是很多巴勒斯坦人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巴方若贸然割裂与以色列的经济联系，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推高巴勒斯坦的失业率（2017年约旦河西岸的失业率已高达30%），造成社会动荡。巴民族权力机构面临着巨大的财政赤字，而填补这些“缺口”仍需要美国和以色列的帮助和支持。若要停止使用以色列货币，要么巴勒斯坦发行自己的货币，要么使用邻国约旦或埃及的货币。如果是前者，势必牵扯到国际承认和黄金储备等现实问题；如果是后者，则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地区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猜忌。

现实地看，巴方若果真切断与以色列的一切联系，对巴勒斯坦自身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而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压力则是十分有限的。这也是巴勒斯坦在巴以问题上的相对弱势和无奈地位所决定的。

（作者为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候选人、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