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

十七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现代金融业就轰轰烈烈地登上了英国的历史舞台。

第一个出场的，并不是我们可能预期的债务融资，而是风险更大、形式更为复杂的股份公司股权融资。

在十六世纪向西开拓南美贸易的竞争中，英国人依靠海盗商船与国家舰队，把西班牙、葡萄牙打得七零八落。现在它调转船头冲向东方，却遇到在组织机制上更为发达的荷兰。

印度城市马德拉斯圣乔治堡原英国东印度公司大楼。

捷足先登的荷兰人掌控着从亚洲贩运来的胡椒与各种香料的进口贸易，而其他欧洲人只能望洋兴叹，听凭荷兰人掌控着制海权与定价权。英国人曾尝试使用在美洲屡试不爽的办法，那就是以海盗袭击打劫荷兰人的船队，例如有一位叱咤风云的德雷克船长曾横行印度洋，但结果却以损失惨重而告终。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诞生

东方的亚洲市场与南美大陆的广袤荒凉不一样。例如南亚的印度由许多小王国统治，独特、开放且富有;而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非常高，朝廷管制严密，倭寇海盗被严厉整肃，西方来的海船因此登陆无门。

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统领下，此时的英国人正雄姿英发，根本不可能对荷兰甘拜下风。很快，他们想出了海外竞争的新玩法。作为一个落后的岛国，它要依靠机构的力量与国家的力量，后来居上;它还要用自己的纪律章法，为东方贸易制定规则。1599年9月，伦敦城中的一批大佬向枢密院提交了一份申请，这份申请提出，英国要建立一家垄断性商业公司，专为英国拓展印度洋地区的贸易，由此诞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

新出炉的这家英国企业，其实是抄袭了荷兰的组织制度，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年伦敦金融城的市长亲自出面，为公司的融资进行“路演”，鼓动贵族、富豪、政治家入股，这样就通过金融纽带，把各种势力绑在了一起。东印度公司是英国金融创新先行者，在筹资方式上它没有选择固定收益的债务融资，而是共担风险的股本融资，并把风险承担从短期拉到长期。从这个角度上说，英国“金融革命”的发端要早于工业革命上百年。

股份公司组织结构带来前所未有的竞争优势：第一，聚集了大量资本。它进行了两轮融资，最后有219位股东出资人，集资了6.87万英镑，这是以往的探险家和海盗船都不敢想像的巨款。第二，它首创了英国现代公司管理制度，选出一位总裁和24位董事，代表股东来管理投资。他们设立一系列的制度条款，以获得股东们的信任，耐心地等待几年后才见分晓的投资回报。第三，他们创造了回报的计算方法，其初期是按每船往返投资回报单独计算。到1657年，才真正像现代股份公司，按公司的总体收益计算股东回报。第四，为保证经营管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股东不能撤资，但股票在几年之后便可以交易，这样英国就诞生了最早的股票交易活动。

特权造就的巨无霸

尽管有强大的股东背景，这家民办的股份公司还想得到国家的支持与声誉，因为它面临的竞争不在国内，而在国与国之间。在当时的英国，它要的就是皇家的特许权。经过了一年多的游说，1600年12月31日，伊丽莎白女王批准了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即它作为唯一的英国公司，有权从事在亚洲地区的贸易活动。这一特许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具有了国家公司的性质，而皇室和政府也用一纸空文，换回了东印度公司对国家的忠诚。政权联姻商贸，金融充當媒介，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开先例。

最初发放的特许只有15年，公司必须每年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政府有权对其业绩和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严格检查，以决定特许延期的批准。在这几十年中，东印度公司曾经历永久特许权展期的几次辩论，在1618年还受到皇家特许成立“苏格兰东印度公司”的打击，不得不用两万英镑去贿赂国王和皇室，才保住了自己的垄断地位。东印度公司由此更加懂得了政治与金融联姻的重要性，它的董事和股东经常就是两院的议员，或有实力的公众人物。1660年它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一家具有永久特许权的公司。

清末洋务运动时，中国也搞出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组织形式， 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制布局等。这与英式的“民办官助”的起源及性质完全不同。但从国家参与经营活动，以垄断特权资助商业发展这一实质结果来看，渊源可以追溯到英国人几百年前的创造。

没有这样的现代公司组织，西方开拓东方殖民地，打开亚洲贸易的企图会大打折扣;而没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特别是国际竞争，也会失去冲击力与创造力。正因为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西欧各国纷纷效法，最多时有十几家东印度公司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金融资本使帝国之间的竞争提升到新的水平。

不择手段下的巨额利润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中最有实力和影响力，存在了200多年时间，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商业成就。它对东西方贸易交流及文化传播做出了贡献，对伦敦金融城的兴盛举足轻重。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也由于一系列恶行而声名狼藉。数次东亚战争都有它的策划与参与，它不问道义，为政府战争债务多次捐助巨款。在印度，它以公司的名义绑架了国家权力，成为印度的实际统治者。在对亚洲的迅速扩大的贸易中，它独占鳌头，不择手段，撷取了巨额垄断利润。也正是由于它借助国家实力变得超强超大，商业利益左右着国家政策，从而招致国会多方攻击。最终它的特许权于1833年被撤销。在决定东印度公司命运的议会辩论时，十八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汤玛斯·麦考利对东印度公司作出如下的总结评论：

“这家公司集二任于一身：它既具有贸易商的特征，又具有国家政权的特征。”这个“怪胎”是“所有政府当中的怪物，但是，它就是所有帝国制造出来的怪物”。

与其轰轰烈烈的诞生相反，1858年东印度公司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后来的100多年里，它的名字在英国似乎被彻底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