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运荣　张　欢

2016年11月30日,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文中称深圳本地作家罗尔5岁的女儿罗一笑被查出白血病,心急如焚的父亲选择“卖文”筹钱。读者每转发一次本文,小铜人公司捐赠1元用于罗一笑的治疗(下限2万,上限50万),并且该文章设置打赏功能,不到半天时间,阅读量、点赞数、赞赏次数均达到10万+,共收到赞赏金额260余万元。后有网友爆料罗尔本人有三房两车和广告公司,自此,舆论出现了剧烈反转,微信官方公众号“微信派”于12月1日下午4时发出声明,经与罗尔、小铜人公司、深圳民政局四方协商,260余万元赞赏金原路返还。

2017年1月11日,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发布了2016年度中国公益慈善十大热点,“罗尔事件”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施行。①根据评选标准,“罗尔事件”具备以下特征:公众认知度和搜索热度高、对社会政策影响大、参与主体广泛、彰显民间活力、行业影响力大。时至今日,罗尔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处于公众视野之中,频繁发生的相似问题进入公众议程,激活网民记忆,该事件反复被纳入讨论之中,“罗尔事件”及罗尔本人所引发的网络舆论也尚未平息。

一、“罗尔事件”的舆情特点:反转、长尾与分化

“罗尔事件”自发生以来,迅速达到现象级传播与讨论热度,舆论焦点不断转移,除了讨论强度大之外,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式反转、长尾期小高潮迭起和社交媒体平台分化的显著特征。

(一)舆论长尾绵延

所谓长尾期,是指事件解决后,人们对该事件的关注度也降至低点,但由于兴趣和利益诉求上的多元性,网民对该事件的关注并未完全终止,而是在较低水平上维持了一段时间,就像一条长长的尾巴。②“罗尔事件”的网络舆论的长尾期远远长于一般性社会热点事件,且呈现出小高潮迭起的特点。

以“罗尔”“罗一笑”“慈善”为关键词,以2016年11月30日至2017年4月30日为节点,时间跨度5个月,以全网为信息来源,在迅奥大数据服务平台进行搜索,共获得相关结果4299篇。其中,发文高峰为2016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数量接近2500篇。此后,舆论进入长尾期,伴随着几次小高潮的迭起,始终未平息,见图1。

图1　以周为单位的罗尔事件相关文章总量趋势

舆论的第一个小高潮出现于2016年12月24日至2017年1月2日期间；舆论的第二个小高潮出现于2017年1月15日至20日期间；舆论的第三个小高潮出现于2月底3月初两会时期。

除了在以上时间点,该事件被频繁提及外,在其他的时间段,“罗尔事件”的舆论并未完全终止。在类似事件发生时,会被同之作比较,例如重庆打股救子、深圳四胞胎事件等相关讨论中都涉及到“罗尔事件”。该事件也会被当作相关议题的一个引子或例证被提及,比如互联网慈善问题、深圳儿童大病医保政策出台等讨论中也出现了“罗尔事件”。

(二)舆论反转频仍

该事件中的舆论反转现象,主要体现在舆论焦点转移和态度倾向的逆转性变化。根据迅奥大数据平台检索结果,结合新浪微博热搜内容,选取信息量最高的四个时间节点,即2016年12月1日至4日,12月24日至2017年1月2日,1月15日至20日和两会时期,在这四个节点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舆论反转,归结如下:

1.从“同情”转向“讨伐”

2016年12月1日至4日,在罗尔的文章广泛传播时,有关于罗尔的财产状况、婚姻状况等被爆料,严重冲击了此前公众的认知。网络舆论第一次出现逆转,对当事人罗尔施压,赞赏金被返还。网民态度反向极化,对罗尔的“带血营销”“骗捐”行为和个人道德品质进行强烈批判。

2.“同情”再度上扬

第二次反转:2016年12月24日至2017年1月2日,罗一笑去世和遗体捐赠成为重点讨论对象,“罗尔事件”被多家媒体列入年度十大热点事件。罗尔有无权利捐赠女儿遗体的讨论相当激烈,同情罗尔失去女儿和认为罗尔为自己洗白的两种声音并存。入选各媒体专业评选的年度热点事件,可以看出该事件的受关注度之高和影响力之大。

3.“理性”随后登场

2017年1月15日至20日,“罗尔事件”退居其次,其所涉及的慈善、医疗、平台问题成为讨论重点,关于互联网慈善的舆论情绪开始走向正面。网民态度逐渐变得理性和客观,该事件引发的公共思考成为了网民讨论的重点。

4.两会重提,“分歧”依然

两会时期,多位人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会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提此事,他们对“罗尔事件”的意见并不统一,分歧主要围绕“罗尔事件”是否违法、互联网慈善程序问题、以及对个人利用互联网求助行为的看法,而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于是否完善现行法律。

除以上显著的节点,舆论在其他阶段也存在变化。如罗尔出新书又再次被打上消费女儿的标签；罗尔在微信义务帮忙发布寻人启事,又出现了对罗尔此举的赞赏……

(三)舆论平台分化显著

该事件除了在舆论反转期所表现出明显的舆论分化,经过对微博和微信两个平台网民相关言论分析发现,即使在长尾期,针对罗尔的舆论分化依然持续,并且显现出明显的平台性差异。

在微博平台上,人们对罗尔进行道德批判的声音要更大一些。“罗尔事件酿成一场诚信危机”是微博平台的主流声音,围绕着“罗尔事件”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评论。另外,“罗尔事件”被当做反面例子在其他话题讨论中时常出现,比如儿童保险、舆情反转、社会批判等,网民对“罗尔事件”的关注从时间维度上看是间歇性的,而态度和立场总的来说是呈负面倾向的。

虽然微博平台上,对罗尔的批判声音不绝于耳,但罗尔的微信公号却显示了不俗的影响力和黏合力。截至目前,罗尔的微信公众号仍在更新,几乎每篇原创文章的阅读量都在三万以上。3月26日,罗尔发布一篇文章《罗尔自白:我的前半生》,阅读量6万+,4月4日发出一篇文章《笑笑百日祭》,阅读量10万+,获得1393人赞赏。在每篇文章下都有20条以上的精选留言,大多是对罗尔写作才华的认可。在罗尔的几篇文章里,仍然有付款打赏的人。有人关注罗尔已经由当初的“罗尔事件”变成阅读罗尔更新的文章。

至此,“罗尔事件”中的恶人、失去女儿的父亲、发布寻人启事的善举、有才华的作家等形象交织出现在罗尔身上。对于该事件,一部分人看到一系列事实和人性的某些方面,另一部分人看到了另一些事实和人性的其他方面。一些人在意罗尔是否骗捐和有没有受到法律惩罚,而另一些人在乎自己的爱心行为和社会责任,当然,还有些人更在乎罗一笑和其他患病孩子的救助。

诚如李普曼所揭示的那样,刻板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会看到哪些事实以及从哪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事实。当然,从舆论传播的平台来讲,这与两个平台的传播特性和“意见气候”有关,微博偏公共性,网民意见可以积累和共享,较容易受他人影响；而微信偏私人性,更像是由兴趣决定的内容私人订制,追随罗尔的人一般是认可他的人。

二、网络慈善舆情反转频仍态势解析

公众的非理性因素能驱动舆论变化,公众理性的回归也会使舆论转向。

(一)人人都有麦克风带来的信息紊乱

互联网的信息生产打破了专业媒体的垄断地位,出现了用户生产内容的UGC模式,在这种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前提下,形成了信息的多源生产,在没有专业的把关机制下,信息良莠不齐。

罗尔的救女文章刷屏以后,最先使该事件发生舆论反转的便是普通网民,这场舆论反转首先发生在微信聊天群和朋友圈,有不少网友在微信群里、微博上传播罗尔有房有车、妻子是小三上位、医疗费没那么贵、该文章涉嫌营销等信息,接下来转发罗尔文章的人纷纷在微信朋友圈呼吁停止捐款。11月30日,罗尔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其中一个视频片段在网上流传,没有前后语境的“你们只关心我是不是骗子,根本不关心我女儿的死活”“房子留给儿子”,更是让罗尔成为众矢之的。

信息的碎片化提供、舆论场的众声喧哗以及网民的媒介素养不足,使得舆论更容易发生反转。同时,移动互联网即时性不仅加快了网络舆情的产生速度,更加大了事件及舆论表达的不可控性,使热点事件的舆情反转几率上升。

(二)碎片化信息助长非理性想象

以网民为主体的多信源发声,提供的信息虽然丰富但毕竟以碎片化为主。也正因为事件本身全景、可靠信息的匮乏,更促发人们对真相丰富但却是非理性的想象,随着碎片化信息的无序更新,带来了不可预期的情绪逆转。

1.情绪反转

罗尔的文章之所以达到“刷屏”的传播热度,获得超过260万元赞赏金,恰恰是其引发的接近式同情,使网友们参与到这场慈善传播的接力赛。但当网民通过在网络上曝光当事人的隐私,由罗尔有房子不卖推演出罗尔救治女儿不尽心尽力,由罗尔把一套房子留给儿子,便认为罗尔重男轻女,这些推测出来的结论影响网民对整个事件的定性。

早在上世纪20年代纸媒的鼎盛期,李普曼就指出了媒介传播所固有的局限性,“传播过程中话语的意义不免会受到损害。世界太大,我们面临的情况又太复杂,得到的信息却太少,因而,舆论的绝大部分就必定会产生于想象。”③网络是一个由纷杂信息营造起来的拟态环境,在网友和媒体的双重加工下,有些信息被放大,而有些信息被忽略,充满刺激性、冲突性的信息更容易吸引眼球。尤其是当反面信息被爆料出来,碎片化的信息更助长了非理性的想象。由爱转恨的情感变化,驱动了公众的情绪逆转。

2.理性反转

网络舆论的呈现具有涌现性的特征,所谓涌现性,是指在一个复杂系统的时间序列上的一种功能与价值的突然出现④,事实上,网络舆论反应不但速度快、规模大,而且其中同时具有理性与非理性成分。在经过舆论爆发的初始阶段后,情绪得到了释放,公众逐渐回归理性思考,不再是作为群体的“乌合之众”,此时舆论便再次发生转向和分化。公众把“罗尔事件”纳入到法律、平台、求助与施助等框架下思考,对“罗尔事件”的认知从纯粹的骗捐转向了相关社会问题的多元反思。诸如“不要失去做慈善的心”的正面声音增多,“罗尔事件”作为互联网慈善问题的价值符号意义凸显,反思平台问题、慈善问题、呼吁完善慈善法的言论增多,原来的支流舆论渐成主流舆论。

(三)网络道德绑架形成舆论压力

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行善的名义,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或终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⑤舆论一旦形成,便具有了一种隐蔽的、强大的控制力量。当公众人物、新闻事件当事人的行为不受法律制裁、而又与社会道德规范相违背时,道德绑架就会以舆论压力的方式上演。

在罗尔事件上,罗尔被贴上自私自利、带血营销等标签,不仅当事人罗尔受到了巨大压力,腾讯公司为其赞赏系统出现错误向公众道歉,深圳市民政局也在舆论压力下介入调查,本该归罗尔所有的赞赏金,在罗尔发声明成立慈善基金后,公众对此结果并不满意,舆论继续施压,腾讯微信官方、深圳市民政局、罗尔与小铜人公司四方协商,最终把赞赏资金原路返还。此后,各网络平台上对罗尔的诅咒和威胁的言论仍未间断。

对于“罗尔事件”,《慈善法》界定慈善募捐的概念,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的活动”⑥,它的行为主体是慈善组织,而罗尔的行为处于法律规定以外的灰色地带,不会受到法律制裁。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审判,但罗尔受到了来自无数网民的道德审判,甚至对罗尔的道德判断成为对“罗尔事件”定性的先决条件。

三、网络慈善舆情长尾绵延现象阐释

“罗尔事件”中存在自媒体个人求助、网友打赏捐款、商业公司营销、现象级传播、大规模社会动员、舆论反转和分化等现象和争议,且长尾期舆论久未平息,该事件被看作互联网慈善问题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在互联网慈善乱象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后续慈善事件不断激活网民记忆

“罗尔事件”从一个社会事件上升为一个象征性符号,它所代表的是新闻反转、慈善问题、情感消费等。

对相关全部文章的关键词进行文本挖据分析,其中,“罗尔”“慈善法”“罗尔事件”“慈善”“募捐”“求助”等词汇出现频率最高,见图2。对诸多关键词进行分类,主要可以分成有关事件本身、互联网慈善、慈善法律、平台问题、大病医疗、其他相关性事件等六个方面,由此可以看出公众对“罗尔事件”的相关讨论较为丰富和开放,尤其在其所涉及的互联网慈善、慈善法、微信平台、大病医疗等方面。

图2　关键词出现频次

对微博、微信相关文章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从2017年2月开始,罗尔和“罗尔事件”已经很少是文章的主题词和关键词,在反转新闻“杀死书店事件”“范雨素事件”中出现了“罗尔事件”,在慈善事件“中国留学生轻松筹骗捐”“重庆父亲打股救子事件”中成为了话题的引子,打股救子的父亲由于担心成为下一个罗尔,不敢公布自己的银行账号,在消费社会情感的“深圳四胞胎事件”被拿来作对比,有人称深圳四胞胎父亲蒋受廉为“罗尔的四倍速”。

虽然早已过了议题活跃期,但罗尔和“罗尔事件”并未从公众记忆中消失,由于“罗尔事件”所引发的互联网平台上的慈善议题并未以制度的方式予以彻底解决,这也将意味着,“罗尔事件”代表新技术驱动下慈善领域的新问题,是一个还留有伏笔的未知的社会风险。一个悬而待决的社会问题,必将被持续关注,只要有类似事件的发生,仍会激活网民的记忆,正如食品安全问题在未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只要类似事件发生,依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唤起人们对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的记忆。

(二)对被搁置的网络慈善议题持续监督

互联网平台拥有强大的信息生产能力,互联网议题的活跃期有限,平均14.2天,大多在两周以内。⑦虽然260余万元赞赏金被原路返还,但并没有为整个事件划上一个句点,网络舆论的长尾绵延可以理解为公众对问题解决与新政出台的呼吁。

正如长尾理论提出者克里斯·安德森所预言的那样,“长尾将成为互联网世界中最重要的价值源泉”,舆论的长尾效应具有显著的社会监督功能,这种监督体现在对信息的需求、对政策的呼吁和对社会的反思等,例如,作为意见领袖的王志安聚集了大量追随者,代表他们对“罗尔事件”不断进行追问。

在互联网尤其是自媒体语境下,平台变迁给慈善事业带来了新的慈善体验和迥异的实践路径,但相关慈善管理制度的滞后,必然会带来舆论的激荡和新旧观念的碰撞。舆论是社会问题的守望者,其社会功用就是为社会管理决策提供社会目标和效果反馈,因此,针对“互联网+慈善”议题,持续的舆论关注依然会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断的舆论激荡也会对相应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的效果反馈。⑧

四、“罗尔事件”缘何成为舆论的“靶子”

新华网《2016年度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报告》显示,在发生于各领域的舆情热点事件中,与社会观念、网络治理有关的事件渐成舆情高发地,而从舆论持续时间来看,与社会观念有关的事件长尾期较长。

(一)事件本身的冲突性与反常性

舆论关注的往往不是一个常规性问题,而是一个打破常态的问题。⑨“罗尔事件”引起的广泛的社会参与使它成为一个涉及公众利益和理念的公共事件,而它本身充满戏剧性的发展变化是它成为舆论的靶子的主要原因。罗尔发起个人求助的合理性是事件冲突性与反常性症结所在。

第一,感人肺腑的卖文救女加上小铜人公司商业营销,慈善传播与商业营销捆绑,达到自己拿钱、小铜人获得知名度的“双赢”结果,本身就具有“带血营销”的嫌疑,到底是做慈善还是做广告,对公众的慈善理念造成了冲击。

第二,罗尔隐藏和虚构事实,反对者认为他突破了人际交往中诚信原则的底线。在罗尔的求助文章中并没有提及自己的资产状况,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父亲的哀求,另外,罗尔所说的治疗花费与深圳市儿童医院给出的账单大相径庭,彻底失信于民。

第三,从社会经济地位来讲,罗尔有车有房有工作,算是通识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网民普遍认为他不能成为救助的对象。相比罗尔患白血病的女儿,有那么多更需要帮助的孩子还没有得到有效救助,而一个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拿女儿的重病博同情,违背了中国社会朴素的亲情伦理观念。

第四,是媒体信息传播造成的冲突,罗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些言论被部分媒体断章取义,如“你们不关心我的女儿还在生死线上挣扎,只想知道我是不是骗子”“房子不能卖,要留给儿子”,呈现出一个不懂感恩、责备公众、重男轻女的“恶人”形象,让公众对他的个人道德产生严重质疑。

(二)平台变迁与优势个体的出现

个人求助已十分常见,但“罗尔事件”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个人求助,是因为罗尔直接通过带有商业营销性质的转发捐款和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里“卖文救女”,既没有提出明确的受捐请求,也没有通常求助行为中的借助公益平台和通过熟人证实。互联网与慈善事业的融合,实现了慈善行为的普遍性,使之成为人人可以参与、应该参与、能够参与的公益事业,有人称这种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的求助信息为“朋友圈慈善”。

互联网平台使得个体被激活,但也促成了某些优势个体的出现。虽然互联网平台面向所有人开放,但个体对这种公共性的利用具有非均衡性,罗尔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也是资深媒体人,深谙信息传播之道,知道什么样的话语表达更具煽动性,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他有机会接触小铜人这样的营销公司,也有资质让一些舆论领袖如西蒙周帮他扩散求助文章。短短几天时间,就刷爆了朋友圈,阅读量与点赞量均超过10万,赞赏人数超过11万,获得了超过260万的巨额善款,如此强大的传播力和感召力鲜见。

“罗尔事件”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响应,一个重要原因是优势个体对作为渠道的互联网充分利用。相较而言,由于“数字沟”的存在,很多更需要帮助的人求助无门,被拒在公众视野之外,导致很多更为迫切的求助信息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他们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成为了互联网慈善中的弱势群体。

(三)互联网时代,慈善理念的滞后

慈善理念与慈善事业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社会实践和社会意识之间出现张力所凸显的社会问题。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的过渡,出现一个典型特征是从熟人互助到陌生人支援。信任和关系是熟人间互助的基础,同情心是陌生人之间救助的源动力,这就使得慈善行为具有了一种社会责任精神的品质。

互联网慈善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在“罗尔事件”中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被叫做“打赏慈善”,未来还可能有其他的慈善风险发生,我们必须适应互联网慈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虽然《慈善法》已经颁布,但根深蒂固的慈善理念对人的影响不容小觑,文化形成的软约束力比起制度的硬性规定,更为持久和有效。

现代社会的慈善,起于道德而又不止于道德,慈善的社会性使它超越了狭隘的道德阈限,打上了强烈的公共烙印⑩,是社会公众基于自愿原则对于弱势群体的无偿救助行为。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受助对象,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求助,公众对此的认知仍停留在传统社会阶段,认为走投无路的弱势群体才是帮扶的对象,罗尔并不具备受助的资格。

另外,互联网慈善出现了公众参与过程中身份定位的冲突,即到底是作为消费者还是参与者。所谓“消费者”,是指“为非生产性消费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如果把捐赠看作是一次消费行为,虽然未获得实质性的商品,但你获得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和助人为乐的精神满足,那么消费行为到此结束。在“罗尔事件”上,大部分公众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参与者,自转发朋友圈、公众号赞赏捐钱后,便聚成了一个网络上的临时群体,聚合这个群体的共同目标便是所有善款用于罗一笑病情的康复。当发现罗尔隐瞒了重要的事实情况,要回善款是大部分网民的一致决定。

五、网络舆情前瞻

“罗尔事件”所引发的社会思考是有关慈善议题的,网络舆论是现实社会舆情的镜像,事实上,就此次网络慈善舆情所呈现出的特点,我们也可以管中窥豹,对当前短期网络舆情的整体态势有所前瞻。

(一)舆论反转和长尾将成为常态

舆论反转现象频发,将多集中于司法、医疗、教育、民生、安全等关乎公众切身利益的领域；而这些事件所引发的舆情,由于受到公众持续关注,因此也多存在长尾现象。

互联网正在重构一切,出现了新的经济模式、教育模式、交流模式、娱乐模式等,但在新技术平台下,相应的制度规范大大滞后于新技术实践。新技术带来的未知性前所未有,而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法律、平台、文化各方面的跟进,“罗尔事件”正是“互联网+平台”下慈善风险的一个具体表现。在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问题未被有效解决以前,舆论将不会平息,陷入绵延的长尾期。

(二)网络舆论主体分流化与社群化

社会学家瑞格尔德1993年提出“虚拟社区/社群”的概念,即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的突破地域限制的人们彼此交流沟通、分享信息与知识,形成相近兴趣爱好和情感共鸣的特殊关系网络。当前,互联网以平台划分为重要标志的网络社群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从意见领袖到普通网民都发生了分流现象。

从论坛、博客时代的“楼主”“博主”,到“双微”时代的“大V”,再到现在流行的“播主”“答主”,身份、称谓的变换,不仅直观地体现了网络平台的迭代和演变路径,背后也折射出网络影响力群体正在加速分流,舆论领袖的身份更加多元。在医药、打假、科技等专门领域,崛起了一批新的专家型领袖；在微博和各直播平台,出现了在年轻人群体中颇有影响力的“网红”,反而传统意见领袖趋于沉寂。

新平台在公共事务中的传播、讨论愈发频繁和显著,由搜索引擎、新闻媒体、“双微”等主导的舆论传播格局正在被重构。舆论场域分化特征明显,不同平台代表不同的舆论主体群。以共同兴趣聚合成的网络社群逐渐成为网络舆论的新兴力量,相比微博、微信等用户的异质性与分散性,社群化的舆论主体粘合度和专业性更强。

虽然微博、微信仍然是网络舆论主要的策源地,但知乎、分答以其知识经验分享优势已迅速成为重要的舆论集散地。在知乎平台上,热点事件的讨论比较活跃,参与主体文化水平、媒介素养较高,在对“罗尔事件”的评论中,更有系统性和论证性,整体态度比较客观、理性。“魏则西事件”“雷洋案”中,知乎平台均成为舆情源头,用户在知乎长文详析事件经过、系统阐述疑点、回答他人提问,推动了话题的发酵,除微博、微信外,其他新型平台的舆论潜力亟待挖掘与测量。

(三)网络空间管制反弹

舆论反转频仍,意味着社会舆论缺乏稳定性。虽然说舆论在社会管理决策过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不稳定的舆论是不具有决策意义的。舆论是社会表层意见,其显著的不稳定性折射了社会转型期和社会技术变迁期、深层的社会态度的对立和社会价值观念的紊乱。在此前提下,网络舆论亟待引导毋容置疑。

尤其,互联网内容生产与传播确实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违背伦理道德、危害网络安全的情况频繁爆发,网络传播秩序不断被挑战,社会矛盾被激化,网络传播环境越来越复杂,问题源流不断提出了政策形成和变更的需求。

早在2000年国务院就颁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剑网行动”“净网行动”等互联网全面治理行动不断,各种管控措施相继出台。2017年5月2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针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报道和评论在内的新闻信息进行管控,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平台必须先拿到许可,这使得自媒体在新闻生产、评论与传播方面均受到限制。6月7日,微博、微信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对低俗大号下了封杀令,25个知名娱乐八卦号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已被封停。

在传统社会,社会管理者主要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实现成本更低、效率很高的社会治理,随着互联网时代深入,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谓的“全景监狱”管理模式似乎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共景监狱”的围观结构。在众人对管理者的社会管理展开“凝视”下,在网络中众声喧哗的舆论压力下,社会管理者曾一度面临着管理紊乱和无所适从的局面。

但事实上,任何社会管理者都不会对管理的被动坐以待毙,管理上的风险与挑战一经显现,随着管理者对互联网治理的适应和提升,和对互联网资源优势地位的确立,其互联网管制的反弹会以更加整肃的形式显现。

六、结语与反思

如今,国内网络空间管制的张驰,颇有大乱大治的节奏。美国历史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在回顾18世纪下半叶最早的民主政治体制诞生于美国和西欧之时,曾写到“更加民主的治理方法将向更广泛的人群赋予政治影响力,而换来的是监管的加强”,而此断言现在看来似乎又成为了一种预言:当新媒体技术的推动赋予更多人的话语权时,网络空间的喧嚣最终会换来监管整肃的反弹。

但过度管控,也会导致舆论生态失衡。随着网络大V群体的退场和转向更隐匿化表达的新技术平台,一方面使得社会公共话语空间中重大敏感事件的舆情啸聚减弱,呈现出“日丽云霁,月朗风清”的网络舆论新环境；另一方面在规避了网络大V表达不成熟的风险后,涉及国家重大决策时,也缺失了话语精英阶层的参与式协商与对话。网络意见领袖的整体活跃度在不断下降,而草根群体在意见表达时却众声喧哗。

在舆论场中,如果理性声音匮乏或理性声音滞后,无疑是为情绪性的非理性舆论让位,导致舆论反转频仍、舆论压力喧嚣至上,增加社会决策失度的风险。不仅如此,网络空间承担着社会安全阀的功能,虚拟空间的发泄型代偿的代价低于社会现实性冲突,过度管控可能会导致现实社会的冲突。

注释:

①材料来源:http://www.bnu1.org/cpri/2017/0111/3434.htm。

②⑧⑨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34、50页。

③[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1页。

④喻国明:《关于网络舆论场供给侧改革的几点思考》,《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5期。

⑤覃青必:《道德绑架内涵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10月。

⑥《独家:慈善法起草者说罗尔事件》,新浪网,http://gongyi.sina.com.cn/gyzx/hg/2016-11-30/doc-ifxyawmp0679484.shtml,2016年11月30日。

⑦喻国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5》,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

⑩刘威:《解开中国慈善的道德枷锁——从“恻隐之心”到“公共责任”的价值跃迁》,《中州学刊》,2013年第10期。

(作者韩运荣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教授；张欢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