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林／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近20年来，我国在研究段祺瑞取得了一定成果，出版物主要有：程舒伟、侯建明著《北洋之虎·段祺瑞》，周军、周延柏主编的《皖系北洋人物》、苏飞编著《细说北洋——段祺瑞》等。特别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安徽史学》对于段祺瑞以及北洋皖系人物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在中华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研究领域涉及到段祺瑞的内容也不少，如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中华书局主持整理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等。同时，港台、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传入中国，如：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统治》、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统治》等，其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对于国内学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学术界对于段祺瑞的研究，涉猎面较来越广，对于资料的挖掘也越来越细。像李开弟、徐卫东等大多说人对段祺瑞与“三造共和”持否定态度，本文试图从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段祺瑞与“三造共和”，给予新的历史认识。

段祺瑞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是北洋军阀中威名仅次于袁世凯的二号中坚人物，号称“北洋之虎”。其“三造共和”的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没有段祺瑞积极采取行动，创造“三造共和”的壮举，在中国近代大动荡、大转型的时期，也许中国社会有帝制向民治的转变，要来的更晚一些。所以说，段祺瑞的“三造共和”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国社会转型、过渡的时期，段祺瑞是中国由帝制向民治的转变，由分裂走向一统的积极的促进者与维护者。

一、“三造共和”之经过

“三造共和”的实现还要从府院之争说起。府院之争是指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与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之争，导致府院之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没有决断权的《临时约法》。该约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的权责不明，不能相互制衡，总统制与内阁制杂糅，造成“今日府院权限问题之难点实有大总统不负责任……问题遂而发生。”由此可见，府院之争实为法统权力之争，其根本原因是《临时约法》所造成的畸形的二元政体的存在。其二，徐树铮的恃才傲物。段祺瑞认为：“此人性刚正，志忠纯，重责职，慎交游。”便委于重任，由此，府院双方的交涉，全赖于徐树铮。徐树铮张扬跋扈，再加上段祺瑞的袒护，常常越俎代庖，自作主张，以己意为段意。在面对总统的询问，徐树铮不屑地说：“总统但在后面年月上盖印，何必管他任命什么人？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俨然把黎元洪当一盖印机器。正是由于徐树铮的介入，府院双方关系日益恶化。其三，对德参战问题，使府院之争达到白热化。总统黎元洪自恃有国会、舆论和美国的支持，对院方所提出的参战案坚决不予通过，国务院段祺瑞背后有日本、英国等国的支持，便以解散国会相要挟。不甘示弱的黎元洪，断然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府院之争骤然激化。

被免职的段祺瑞退居天津，北京政府处于瘫痪的状态，黎元洪面对尴尬的处境，便找到了复辟狂张勋进京调停，不甘屈服的段祺瑞为重掌大权，也极力拉拢张勋。然而，此时失势的段祺瑞，只是一个光杆司令，“是一个平民，既无政权，又无军权。”各地大小军阀都是“见风使舵之人，认为段祺瑞失势，就置之不理。”受到如此打击的段祺瑞，从而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与强固自己的重要性。随后，在其部下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用金钱来收买各地大小军阀，以掌大权。此时，张勋欲运用徐州会议来为其复辟做准备，谋定后，张勋询问段祺瑞意见时，段祺瑞回答说：“保清帝退位的事还不到时候，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了，南方亦不会答应，我看着这件事还是慢慢来办。”虽然未允准，也未否决。待其到京后，段祺瑞对张勋说：“只需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一步步地引诱张勋走上复辟之路。7月1日，张勋复辟，段祺瑞立即组织军队誓师马厂，于12日攻入北京，复辟丑剧至此失败。段祺瑞以“三造共和”之美誉重回北京，重掌国务总理大权，恢复了共和政府。

二、段祺瑞“三造共和”原因分析

段祺瑞之所以能够再创共和，成为讨伐张勋的主力军，其原因主要有：

国际因素：第一，帝国主义对张勋前后态度发生变化，由以前的支持复辟到后来的反对。起初，日本希冀通过张勋复辟来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后看到张勋更为亲德，再加上人民坚决反对复辟，便转而支持段祺瑞。第二，英美政府为担心复辟在中国国内引起动乱，影响其在华利益，便抛弃了复辟狂张勋，支持一个更有利于其自身利益“强有力”的军阀政权。这一变化，大大增强了段祺瑞的反复辟的力量，段祺瑞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又一代理人。可以说，在当时贫穷落后、混战不已的中国，得到列强的支持，无疑是为自己赢得胜利的筹码。

国内因素：第一，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坚决反对张勋复辟，其坚决维护民主共和的革命斗争精神，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重与响应，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日益分化和力量的削弱，没有肩负起领导的大任。”第二，人民群众的广泛运动。全国各阶层群众广泛参与，通过各种不同的斗争方式，抵抗张勋复辟，拥护共和，遂使张勋复辟陷于全国的反对声浪中，就像孙中山所说：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具有政治头脑的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倒行逆施，遂积极反对复辟，倡导共和。

个人因素：第一，段祺瑞生性要强，面对复杂的政局，能当机立断，把握有利时机，反戈一击。在其免职退居天津期间，一无军权，二无政权的落魄局面，并未灰心丧气，而是和自己的部属积极谋划，争取对自己的有利时机。第二，段祺瑞作为北洋元勋，老成持重，再加上其个人恬淡的个性，朴素、质直的品质，很易获得他人的好感与尊重。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就认为：“段将军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在于他的品德……尽管他的确很懒，但他的才智，他的基本诚实以及他处处保护部下和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使这位沉静谦逊的人成了中国军界最杰出的领袖。”段祺瑞之所以能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得到各地大小军阀的支持，一方面是由于利益的吸引；另一方面，就是段祺瑞自己的资望与人品，这些都成为段祺瑞主掌共和的重要原因。第三，敏锐的政治头脑。在府院之争激化，段祺瑞被免职，面对不完整的北京政府，章宗元催促黎元洪抓住时机决断，“大总统一举手间挽回危局，使政府之挂线不断，法治之常执无悔。”但优柔寡断的黎元洪仍寄希望于调停，最终引狼入室，自取灭亡。而段祺瑞俨然把张勋当做自己上位的棋子，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政局下，审时度势，迅速做出判断，在讨伐张勋复辟时，段祺瑞的讨逆电文改变了形势，“时各省督军多取观望态度，有忠心确表赞同者，见段电遂翻然一变。”在讨逆军节节胜利时，鲁督张怀芝对曾毓隽说：“芝泉真奇怪，何方观望一下。”可以想象，若都像张怀芝那样，“大家都若观望，国家将不可为矣。”由此可见，若段祺瑞若没有当机立断来主持大局，像其他人一样采取观望态度，则张勋复辟不会如此短命，中国的混乱局面将会继续存在，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再加上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窥觑，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评价段祺瑞与“三造共和”

综上所述，段祺瑞在“三造共和”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在反对张勋复辟运动中，段无论在舆论还是行动上，都无疑再次成为恢复中华民国和维护民主共和的领袖人物，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旗帜作用上。”可以说，即使没有段祺瑞出来主持大局，反对张勋复辟，其复辟之行动也注定要覆灭；但如果没有段祺瑞及时讨伐，兴兵北上，则张勋复辟不会短短12天而转瞬即逝。所以，段祺瑞“三造共和”是功不可没的，他阻止了帝制在中国的死灰复燃，缓和了南方革命势力的进攻势头，阻遏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肆意横行。同时，帝制与共和之间的反复更迭，也促进了中国新一代革命家、思想家，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索，什么才是真正的救国真理？中国将往何处去……所以说，段祺瑞其“三造共和”的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为中国日后走上民主共和道路做了铺垫。

但是，像李开弟、徐卫东等人则认为：段祺瑞“三造共和”不过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毫无真心拥护共和可言。我认为，他们的认识有失偏颇。作为军阀一员的段祺瑞出身于传统的封建社会，要想使其蜕变为真正拥护共和，谈何容易，再加上当时中国混乱的局面，需要一个强权人物来主持大局，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是应该给予理解与同情，虽说段祺瑞“三造共和”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民主共和道路，但是，这种尝试，已使共和思想在中国扎了根。所以，段祺瑞的“三造共和”是值得肯定的，它“解决了多少麻烦，扫除了多少荆棘，这一举不能不说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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