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友兴

赌博，极易引发杀人、抢劫、盗窃、敲诈勒索等严重刑事犯罪，因赌博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也不在少数，涉赌违法犯罪行为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为此，我国出台了相关的法律，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涉赌违法行为从严惩处，对涉赌犯罪行为从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赌博的泛滥。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颠覆了传统的赌博方式，利用互联网平台以娱乐、游戏等方式进行赌博的新型赌博活动开始出现。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的特点，导致网络赌博活动更加隐蔽，致使网络赌博呈现快速蔓延态势，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打击网络赌博已迫在眉睫。

案例1：依托体彩平台 数字游戏藏赌局

数字，是最常用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赌博工具，可以冠以各种游戏名目进行赌博。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数字游戏也成为网络赌博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

李涛是一家体育彩票销售站的老板，曾在广东打工期间误入一个体彩微信群，被引诱参加群里猜数字的游戏，将身上的积蓄输得精光，才意识到所谓的体彩群，其实就是一个赌博群，无奈醒悟有些晚了，只得回到江苏老家重谋生计，开了一家体育彩票销售站。

虽说输了不少的钱，但也认识了很多的赌友。体育彩票销售站开张后，生意十分惨淡。思来想去，李涛觉得利用微信群组织人员参赌一定很赚钱，于是雇佣了鲁成杰、何冰洁等人帮助管理，利用自己销售体育彩票的便利，模仿其在广东参赌的体彩微信群赌博模式，建立了“江苏体彩11选5”系列微信群，以江苏体彩中心“11选5”玩法所开出的第一个数字为竞猜对象，吸引网友进行赌博。每天从早上10点即江苏体彩“11选5”第11期开始，至晚上10点江苏体彩“11选5”第82期结束，开奖期与江苏体彩“11选5”的开奖期完全同步。

李涛设立的赌博游戏方式有三种：一是猜大小，即规定1-5的数字为小，6-10的数字为大，11为幸运数字，开奖前先由玩家选择“大”或“小”、或幸运数字“11”，并进行相应投注，每注的投注额没有限制。如果玩家选择的是“小”，江苏体彩“11选5” 开出的第一个数字是1-5中的任一数字，都表示玩家猜赢，则应退给玩家1.8倍的投注额，反之表示玩家猜输，玩家的投注额则没收。若玩家选择的是数字“11”，江苏体彩“11选5”开出的第一个数字也是“11”，表示玩家猜赢，则退给玩家9倍的投注额；开出的第一个数字不是“11”，而是其他的任何一個数字，都表示玩家猜输，则退玩家一半的投注额。二是猜单双，1-10的数字中，奇数为单，偶数为双，“11”同样为幸运数字，竞猜方式、赔率高低与猜大小相同。三是猜数字，玩家猜1-11中的任何数字并进行投注，猜对数字则退给玩家9倍的投注额，猜错则投注额没收，但数字“11”为幸运数字，猜错可退还一半投注额给玩家。

设置好游戏规则后，李涛开始主要是将以前交识的一些赌友拉进自己的群中，但数量十分有限，于是鼓励赌友介绍新人进群，只要有新人进群就给介绍人发红包。就这样，人员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红火。这样，2016年6月至7月8日，李涛伙同鲁成杰、何冰洁等人，建立微信群，以江苏体彩中心“11选5”玩法所开出的第一个数字为竞猜对象，通过猜数字、大小、单双的方法，组织他人进行赌博，累计参赌人数100余人，违法所得29.6万余元。

2016年6月30日，经群众举报，公安机关至彩票销售站当场抓获了鲁成杰、何冰洁。2016年7月11日，李涛至公安机关投案。2016年10月26日，检察机关以被告人李涛、鲁成杰、何冰洁犯开设赌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涛、鲁成杰、何冰洁以营利为目的，开设赌场，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被告人李涛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鲁成杰、何冰洁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涛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鲁成杰、何冰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故依据法律，以开设赌场罪，判处被告人李涛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判处被告人鲁成杰、何冰洁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体育彩票，虽然具有一定的博彩性质，但体育彩票是经过国家批准的，投注额小、加之国家的正确宣传引导，风险完全可控，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人们对体育彩票也予以认可和信任。然而，有些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体育彩票的合法性及人们对体育彩票的认可和信任，借体育彩票之名，行赌博之实，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案例2：微信红包接龙 “免死”外挂“玩死你”

“抢红包”功能是微信用户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但是部分不法之徒利欲熏心，利用微信红包进行网络赌博的行为也随之而来。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和网络，单笔金额投入不多，随时随地都能参与，易被年轻人接受。手机和微信作为个人通信工具，具有很高的私密性，网友的家人很难知道网友正沉迷其中，更别说规劝和及时阻止。“抢红包”赌博，作为一种新类型的网络犯罪，蔓延的范围和速度是其他网络赌博所不能比的。

韩乐萌，是一家网店的店主。为了拓展业务，想方设法加入别人的微信群，以便结识新的朋友，推广自己的产品。在群里，韩乐萌常常发些红包，虽说数额很小，但可以活跃群内气氛，拉近网友距离，增加自己的关注度。

一次偶然的机会，韩乐萌被朋友拉近了一个叫“3元5个包”专门抢红包的微信群。在群里，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互相发红包，互相抢红包，忙得不亦乐乎。开始，韩乐萌也被这种情绪所带动，疯狂参与抢红包的游戏中。可是，精明的韩乐萌玩了两天，就看出其中的猫腻，原来，这个群里的人收发红包都要严格遵守群主制定的规则，而这个规则颇有点赌博的意味。为此，韩乐萌就以看为主，有时也适当参与一下，以便掩盖自己的看客身份。

可是，就在韩乐萌看出了不少门道的时候，群主突然宣布退出微信群。具有生意头脑的韩乐萌看到了其中的商机，自告奋勇担当起群主的角色，组织大家继续玩抢红包的游戏。接手微信群后，韩乐萌不满足于原先的玩法，她觉得钱太少了没意思，琢磨着要将这个群做大，便将游戏规则进行了升级，提高了红包的额度，创设了红包接龙的规则，增强了刺激性。首先，将红包升级为“30元5个包”，其次，另外注册一个“免死号”参与抢红包。为了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韩乐萌又在背后通过安装免死号“外挂”出“老千”。第三，制定规则，规定抢完红包之后，由比“免死号”抢到的金额大一级的发下一个30元红包。如果“免死号”抢到的金额最多，由抢包金额最小的继续发。如果“免死号”没有抢到红包，由抢包手气最佳的继续发……这样，如同接龙一样，从第一个红包开始后，微信红包就可以实现无限循环。

同时，韩乐萌还设置了诸多诱人的奖励规则，如果有人抢到特定金额的红包，就会得到群主的奖励。比如，抢得红包28.88元奖励688元，27.77元奖励488元，12.34元奖励108元，类似AABB的奖励30元，ABAB的奖励20元等等，如果一连发了4次红包的奖励40元，一连发了5次红包的奖励50元，以此类推。

2016年2月25日，公安机关接群众举报称有一女子在微信平台上建立红包群，并在群内制定规则进行赌博。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经远程勘验，发现2016年2月29日至2016年3月1日仅两天的时间，该“30元5个包”的红包群内赌资为人民币60055元，群主韩乐萌利用免死号抢得人民币11949.69元，发放奖励人民币3498元，获利人民币8451.69元。2016年3月17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韩乐萌抓获，经讯问，韩乐萌如实供述了上述开设赌场的事实。2016年7月26日，检察机关以被告人韩乐萌犯开设赌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查明，被告人韩乐萌以营利为目的，于2016年2月至3月间，在手机上通过微信软件，建立“30元5个包”微信群，并担任该群的群主20余日，期间不断吸引他人加入该群，以抢到特定金额的红包可以获得群主奖励的方式，刺激群中的成员不断按照群主的指令发红包，群主每日将抢得红包的总额扣除发出奖励总额的差额部分渔利。该微信群中有参赌人员60余人。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韩乐萌以营利为目的，开设赌场，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被告人韩乐萌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韩乐萌退出违法所得，且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故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开设赌场罪，判处被告人韩乐萌拘役四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朋友间的小额互发红包，没有营利性质的，可视为赠予。但是，如果以营利为目的的抢红包群，就涉嫌赌博。微信红包赌博时，群主、庄家、玩家完全不见面，抢到的红包金额具有随机性，让参与者觉得很公平。其实，这类网上小游戏跟其他网游一样，“外挂”总是如影随形。“免死”和“抽头”规则的设置让群主稳赚不赔，庄家用“外挂”只赢不输，只剩下群里的玩家，一次次地发出红包，用小得可怜的概率参赌。群里的玩家正如传统赌博中的赌徒一样，越输越想赢，越输越眼红，最终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本质上，微信红包赌博来自于传统赌博，但比传统赌博危害更甚。

案例3：网络竞技博彩 “兴趣”成就大赌局

网络博彩，通常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的博彩行为。网络博彩类型繁多，由于受时间、地点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一般以竞技活动的“结果”为投注对象进行赌博，例如赌球、赌马、轮盘等。彭学勇，是一名铁杆球迷，对足球尤為青睐，只要有足球比赛，即使有再重要的事，也要把球赛看完。为此，他也结识了很多球迷，在和球迷论球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赌球，也输了不少钱，就决定组织他人赌球，把损失捞回来。

2014年6月12日至7月13日，第20届足球世界杯在巴西举行。为了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把赌球弄起来，彭学勇通过一个球迷朋友介绍联系了澳门一赌场老板，并以支付100万元保证金的形式，取得该澳门赌球网站的网址及登录账号和密码，然后雇用顾军、董俊海帮忙打理赌球事宜，利用该网站以“赌球”的形式接受参赌人员投注，组织赌博活动。

在组织赌博活动中，彭学勇通过电话或者网站将他人投注金额报给上线，并按投注金额1%的比例从上线处返利。在此期间，顾军、董俊海明知彭学勇利用世界杯足球赛赛事和赌博网站纠集他人赌球，仍为其写单，帮其进行赌资结算，收受他人赌球投注款，为彭学勇赌博活动提供帮助。从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开赛之日至案发当日，彭学勇、顾军、董俊海通过电话、微信、短信等方式累计接受他人赌球投注金额共计约1179万余元。2014年7月6日，被告人彭学勇、顾军、董俊海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案发后，被告人彭学勇、顾军退缴赌资及违法所得126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彭学勇、顾军、董俊海以营利为目的，利用赌博网站以“赌球”的形式接受他人投注，组织赌博活动，从中抽头渔利，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且系情节严重。被告人彭学勇、顾军、董俊海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彭学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顾军、董俊海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彭学勇、顾军、董俊海归案后均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均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彭学勇、顾军案发后积极退缴赌资及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故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以开设赌场罪判处彭学勇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顾军、董俊海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宣告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赌资及违法所得共计126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网络博彩之所以吸引人，金钱利益是最主要的因素，但“兴趣”在其中也占了很大比重。网络上的博彩加入了很多人们关注的话题，比如足球、赛马以及各种体育比赛。这样的赌博方式不仅能吸引赌徒，还能吸引球迷、马迷等其他观众参加。竞技活动无国界，网游博彩平台便呈现国际化，玩家分散性强、数量大，趋于年轻化，越来越多青少年参与到网络博彩之中。随之，专业化网络博彩公司越来越多，组织结构更加严密、网络便捷使赌资支付渠道网络化，电子化程度更高，下注金额巨大，赌资运转速度加快。

案例4：担任网站代理 网状辐射无国界

通过为境外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层层招募人员担任其下级代理，是近年出现的全新的犯罪类型。

2013年，钟瑞皓从“皇冠”“云顶”“申博”等境外赌博网站取得人民币3000万元盘口的代理权后，于2014年春伙同范渝飞、高原，以2∶1∶1的股权比例共同出资200万元担任上述赌博网站的代理及股东，并以公司模式运营发展下级赌博网站代理及会员，接受会员投注，按比例分享利润。

拿到“一级代理权”后，钟瑞皓等人一级一级发展下级代理和参赌人员，并从中获利。且在此过程中，该公司先后雇请孙峻、吴海、吴波成为公司员工，协助钟瑞皓负责上述赌博网站代理的账目核对、发送账号、收付赌博款项等事宜。经公安机关侦查，钟瑞皓、范渝飞、高原代理赌博网站的涉案投注金额高达4亿余元，其他几人所代理赌博网站的涉案投注金额少则10万余元，多则300万余元。组织他人到上述网站进行赌博而抽头渔利的，涉案赌资高的达120余万元，少的也有1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钟瑞皓、范渝飞、高原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担任赌博网站总代理并接受他人投注、参与利润分成，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故依据法律，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钟瑞皓、范渝飞、高原有期徒刑六年、四年、三年三个月，同时对各被告人并处罚金。其他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了刑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也属于开设赌场的行为。意见规定，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的。本案的钟瑞皓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通过开设和发放赌博账号，发展下级代理人或会员参赌，开设网络赌场，并从有效投注额中按“分成”或者“提成”等方法获取非法利益，故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文中人名均系化名，未经作者同意，不得上网或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