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庆

[摘 要]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演绎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在经济上，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更深层次的流动，日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政治上，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不再只靠武力征服，而变得复杂而隐蔽。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以资本空间化、资本主义空间化为理论视角，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建立了新帝国主义即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然而，关于新帝国主义之“新”的实质、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的关系、新帝国主义的危机与抗争等问题，伍德对哈维的观点展开激烈批判。伍德批判哈維对新帝国主义的理解仍局限于旧帝国主义模式，指出新帝国主义之“新”在于其通过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维持霸权；批判哈维“国家主权日益模糊”的观点，强调民族国家是资本力量全球扩张的“集中地”；批判哈维“新政帝国主义”的妥协立场，主张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民族国家为平台、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力量的反抗之路。评析这一批判对我们当前深化新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推进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艾伦·伍德；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4-0134-05

近年来西方左翼思想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帝国主义研究热潮，而关于新帝国主义的一些核心问题仍存在激烈争论：第一，新帝国主义研究与美国当前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干涉行动密切相关，我们应如何看待美国的军事策略，与以往的帝国主义形态相比，新帝国主义究竟“新”在何处？第二，左翼思想家大多主张新帝国主义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空间扩张，但将新帝国主义等同于资本逻辑的全球统治容易导致一种思想倾向，即认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统治形式已丧失原有职能，正不断衰落而变得无关紧要。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究竟作用如何，全球经济是否意味着全球主权形式的出现？第三，如何进行反新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民族国家的职能已被严重削弱，是否必须寻找超国家的反抗主体，应由谁、以何种方式反抗新帝国主义？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艾伦·伍德与大卫·哈维均认为当今美国的帝国主义是由资本逻辑驱动的全球空间扩张。但基于不同的思想立场与理论意图，伍德不同意哈维对新帝国主义根本特征的理解，批判哈维关于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辩证关系的主张，并坚决反对哈维诉诸美国改变其帝国策略的“新政”帝国主义观点。分析伍德批判哈维新帝国主义的思想指向，有利于深化新帝国主义的理论研究，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实质及其反抗途径。

一、辨析新帝国主义之“新”的实质

新帝国主义理论探讨的首要问题是，何时开始的帝国主义是“新”的帝国主义，它与旧帝国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哈维与伍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根本不同。哈维认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并不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其“新”特征在于它以新的地理与领土实践方式并通过剥夺性积累吸收过剩资本。伍德则批判哈维对新帝国主义的理解仍局限于旧有帝国主义模式，指出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构了一种通过经济机制操控世界的新帝国形式，这种形式与旧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新帝国主义是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产物。资本逻辑指“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扩散过程”[1]25，资本为不断获得自身增殖，当特定地域利润下降而出现资本盈余时必然诉诸“领土逻辑”进行空间修复，即在其他地域开发新市场，通过资本、资源、商品和技术输出等方式进行空间转移。领土逻辑即国家权力采取政治、外交甚至军事等手段，开拓非均衡性地理环境与非对称性关系，以实现资本的无限积累。新帝国主义就是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国家权力不断进行全球地理扩张与空间重组的过程。因此，“如果我们要辨析新帝国主义之‘新，即要循着过剩资本去追寻吸收或损耗过剩资本的地理和领土实践方式”[2]。

伍德从两个方面批判了哈维对新帝国主义的界定。首先，哈维将资本逻辑简单地理解成财富的积累，将帝国主义看作通过殖民征服与掠夺实现财富集中的过程，对资本主义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没有说明新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特殊性。事实上，与其说资本逻辑是资本无限积累的逻辑，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不断确立自身社会关系的逻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在植入了通过提高生产率使利润最大化以及竞争性市场法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经济行为人——无论是生产者还是剥削者——都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法则，而资本帝国主义则借助帝国权力手段向其他经济体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市场法则，通过帝国的全球扩张使世界各地区、人类生活各领域都依赖并屈从于资本力量。

其次，伍德批判哈维忽略了帝国主义历史形态的变化，他所界定的领土逻辑从根本上难以区分于前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与暴政模式。前资本主义的帝国模式攫取财富主要依靠帝国的政治与军事手段进行殖民扩张、掠夺资源与征收赋税。16世纪的英国将资本主义法则带到了地球上的众多地区，然而这种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仍然依赖于英帝国对所属殖民地的直接统治来实现。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持续扩张，全球化事实上是一个建立完全的、一体化的、竞争性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取代超经济力量成为帝国统治的有效工具。帝国霸权通过操控资本主义经济机制而不是凭借超经济力量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控制，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即资本帝国主义正式出现。“美国是第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帝国，因为它是第一个没有领土野心，通过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维持其霸权的帝国。”[3]

哈维在《“新帝国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真正新的》一文中曾谈道，“新帝国主义之新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新的出现可能因物质状况的巨大变化导致原有合理且适用的理论已过时。它也可能是因运用新的概念体系来解释所发生一切的结果”[2]。相对而言，伍德关注的是第一层面，致力于说明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新特征，哈维则关注第二层面，试图以新概念体系描绘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过程。然而，哈维以资本逻辑、领土逻辑、时空修复、剥夺性积累等新概念体系建构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更多的是一种解释帝国主义问题的“新理论”，而不是关于“新帝国主义”的理论。正如伍德所批判的，哈维对当前帝国主义的理解仍囿于旧殖民模式，没能成功说明新帝国主义区分于旧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

二、重申民族国家在资本全球扩张中的重要作用

伍德主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是分离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依靠政治、司法和军事权力攫取劳动者的财富，剥削者的剥削与其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直接相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力量，无论剥削者还是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条件都从市场中获得，他们依赖于市场、受制于资本积累、生产性竞争及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市场法则。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占有和剥削剩余劳动通过经济手段在经济领域实现，而不是依赖于政治或法律上的人身依附关系。经济权力变得强大并从政治权力中剥离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治。同时，资本主义政治领域发生转型，国家行政或公共管理范围内的诸多社会职能归附于经济领域，资源与劳动的社会配置、財富与利益的获取不再通过政治方式完成，政治权力成为经济权力的附属机制，其基本职能变为保护私有财产，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以及维护社会秩序。

哈维认为资本帝国主义的逻辑是资本的无限积累必然伴随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与之相反，伍德主张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性恰恰在于资本不依赖于领土政治权力而延伸其霸权的特殊能力。资本主义以其资本与市场法则的强大力量不断自我扩张，它不依赖于政治统治而能够延伸至一国的领土、政治和军事权力之外，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而且其经济霸权可以拓展到领土与政治权力尚未涉足的范围。资本帝国主义即依赖市场法则和帝国操控市场的能力，使其他经济体依赖并屈从于资本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法则，这一过程并不要求对殖民地实行直接的政治统治与领土控制。

然而，对资本主义经济权力独立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超经济力量在资本帝国的全球扩张中无足轻重。一方面，资本帝国主义依赖于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正是这种分离使资本主义拥有自我扩张的动力，能够不断向民族国家之外、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另一方面，资本力量的全球扩张又不得不依赖于政治与军事力量为其开辟道路，维持社会秩序。事实上，资本主义比其他社会形式更需要一种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就是说，它更依赖于国家权力。资本力量驱动着全球化，但它不能组织全球化，资本的全球扩张没有跳脱民族国家，“国家之于资本，特别是之于全球化形式的资本至关重要。全球化的政治形式不是一个全球的政权而是一个多国的全球系统”[4]4。

当前在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一种流行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民族国家的作用已明显削弱，正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颇具影响力的《帝国》一书中提出，帝国是资本力量超越民族国家、支配全球的主权形式。“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土和边界。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5]7，帝国的崛起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边界日益模糊，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而难于控制经济与文化的跨国流动。威廉·I.鲁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一书中表示，我们已经迈入了跨国主义的新时代：跨国资本持续快速增长，各个国家日益融入全球生产与金融体系，新跨国资产阶级业已形成，跨国国家机器势必从原有领土疆界与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剥离而出。“跨国国家机器是一个新兴体系，这一体系包括通过自身变革与外部整合的民族国家，以及超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组织。”[6]130

伍德坚决反对这种“民族国家终结”与“全球治理”论，指出经济与国家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一个全球国家，更不意味着全球治理。相反地，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向外延伸中扮演重要角色：首先，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民族国家为资本积累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它通过政治与法律手段维持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确保自由贸易、契约关系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知性。其次，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市场法则向外扩张的唯一有效手段。在输出端，帝国权力将资本逻辑传送至世界各地，通过对其他国家的控制植入或维护市场法则的运行，在接收端，各民族国家必须建立有利于资本积累的阶级关系，充当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导流器。最后，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离不开民族国家的组织协调作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跨国组织机构也无法取代民族国家保障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伍德极力证明的是，“国家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形势下，甚至可以说尤其是在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形势下，是资本主义力量的集中地，且资本帝国所依赖的正是一个多元的国家体系”[6]4。

三、批判哈维“新政”帝国主义的妥协立场

近年来，西方右翼学者与政要高调宣扬新帝国主义。《华盛顿邮报》专栏写作人斯巴斯蒂安·马拉比在《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恐怖主义、失败国家和为美利坚帝国正名》一文中表示，新帝国主义在当今世界已不可抗拒，“今日的美国是一个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新的帝国时代已经来临，美国基于自身的实力优势，有责任发挥其领袖作用”[7]。美国《大西洋月刊》知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也谈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不均衡、民族国家主权明显衰落的条件下，美国具有“在软帝国影响力下把繁荣带到世界上的偏远地方”[8]的大国责任。显而易见，右翼大力鼓吹美国应凭借其优势力量领导国际社会，维护世界体系的和平与稳定，这一主张实质上是为美国以资本主义方式改造世界、建立霸权提供借口。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维持世界霸权需要三大支柱：金钱、生产力和军事力量。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由于生产力下降转而以金融力量维持其经济主导权，然而，金融行业本身的脆弱性、国债危机以及巨额贸易逆差所带来的极端后果动摇了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通过获得认同而领导世界的能力大大下降，其在国际社会中正变得越来越孤立，而且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内部反对美国的声音也正在增强。国际行动的合法性危机与过重的军事负载致使美国放弃认同模式，而更依靠强制力量来获取支配权。当前美国已经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与军事权力来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延伸，资本时代可能陷入混乱，行将结束。

哈维主张，推行“新政”帝国主义是应对危机的可行方案。“新政”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相比更温和、更仁慈，它必须降低剥夺性积累的需求，真正缓和过度积累的问题。这要求美国重新部署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对垄断集团进行干涉性管理，将资本运行逻辑从新自由主义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效控制无所不在的资本力量。这种新的“新政”，必须与民主和人道的力量携手，通过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社会运动推进。一方面，美国内部反帝国主义与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精英阶层存在的分歧与不同意见为政治反抗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国际层面的社会运动，如，反全球化与反新自由主义运动是反抗新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与哈维不同，伍德认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在于，一方面，资本全球化仍然需要帝国权力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和强化资本积累的条件，需要政治、司法与军事手段为经济权力的扩张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分离使超经济力量的作用不再是对附属地的统治和财富的掠夺，它在维持资本帝国的霸权地位方面的作用变得间接且目标不明。美国试图通过军事威力在多元国家体系中维系自身的经济霸权，然而暴力与战争不仅让美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且也无法实现使帝国资本在全球体系内畅通运行的目的。当前美国的全球控制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是帝国霸权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既要维护市场与竞争性经济环境，又要抑制竞争，这种竞争来自资本主义秩序内部，如，欧盟，也来自未来的挑战者，如，中国和俄罗斯；二是来自“失败的政府”与“流氓国家”的挑战，前者指政府失去实效的国家，它导致秩序混乱而危及资本运作的社会秩序，后者指美国无法控制的国家，它的对抗行为对安全稳定的环境形成威胁。为应对各种挑战、维持经济霸权，美国不得不更加依赖军事力量，然而这种没有确定目标、没有任何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无限战争”模式是注定要失败的。

伍德坚决反对“新政”帝国主义思想，认为哈维仍寄希望于美国自愿做出国家战略调整，其本质上是一种对帝国主义的妥协，甚至具有资产阶级右翼的倾向。同时，哈维所主张的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等全球层面的反抗运动目标多元，组织松散，只能流于象征性与形式化，最终走向悲观主义。伍德指出，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实质不在于改良当前的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而在于反对资本主义本身。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区域性抵抗、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反对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仍然是反资本帝国主义的关键力量。

四、指明反抗新帝国主义的方向与主体力量

在伍德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不“新”，而只是资本主义的深化与普遍化，资本积累、竞争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市场法则，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与人类的各文明之中，并向世界的每一角落延伸。全球资本主义的种种恶果——贫富差距扩大、区域战争愈演愈烈、环境恶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等，其根源不在于它是全球的，而首先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的。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伍德表明，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根本途径不在于反对全球化，而在于以一种新的社會形态取代资本主义，“我自己的立场仍然是社会主义”[9]12。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它致力于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阶级、种族、性别等各种压迫形式，将社会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中解放出来，服从于人类的价值与目的，扬弃资本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

伍德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寻求工人阶级新的组织形式，以及将工人阶级的解放意愿统一起来的新方式。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所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使工人阶级在经济生活条件与社会地位等方面有所改善，这一变化在左派理论中表现为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退却。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认为，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集体概念已经支离破碎，它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联盟组织，主张以“人们”代替“工人阶级”概念。哈特与奈格里则表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反抗资本逻辑的主体是“大众”，“大众”不仅包括工人阶级、穷人，还指称女性、黑人、同性恋者等资本主义社会的被压迫者，他们是不服从、反抗资本主义奴役的变革力量。然而，这种无所不包的、综合性的“大众”概念强调了多元性与异质性却同时意味着组织松散与碎片化，如何将大众联合为一个集体并形成集体意志，是哈特与奈格里的理论难题。

与重新寻找革命主体的理论倾向不同，伍德坚持认为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和动力。“革命的社会主义，在其传统意义上，把工人阶级及其斗争当作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这不仅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动，同时也是一种对社会关系和力量的综合分析的结论。”[10]18只要资本与雇佣劳动仍然分立，资本主义的剥削还在继续，人与资本、权力的异化还没有被克服，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反抗主体的历史使命就一直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趋尖锐、贫富分化不断扩大、剥削关系进一步普遍化，工人阶级仍然是大型社会集团并具有强大力量，尽管出现一些分裂倾向，“工人阶级仍然掌握着作为主要变革力量的最好条件”[11]，阶级斗争的方式仍然适用于当今的经济社会状况。

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并不是对工人运动的最后一击，而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种机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阶级的自我创造与被创造是同一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剥削与奴役的共同经历将使工人阶级逐渐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断进行斗争，成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资本逻辑的运行必然继续依托民族国家的领土空间实现资本增值，而帝国权力的扩张意味着全球体系中每个国家都可能成为反帝国的抵抗空间与斗争平台。随着新一轮资本的快速流动、全球范围内工人阶级的壮大、工人被剥削程度的加剧，工人阶级必将认清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本质，担负起自身的历史责任，在民族国家内部组织工人运动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全球资本权力的斗争。

当今时代无疑是资本主义空前扩张的时代，资本逻辑以其强大力量“征服了”自然、空间和人类，但这一过程本质上是非人性的、疯狂的、自杀式的。反思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探讨消除资本帝国主义的有效途径，这无疑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包括哈维在内的许多左翼思想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正渐行渐远，伍德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为抵制全球资本统治提供了有形的斗争目标，避免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悲观论调，对于我们在当代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

[参 考 文 献]

[1]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 David Harvey. In What Ways Is “The New Imperialism” Really New [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07， 1（15）.

[3] Ellen Meiksins Wood. Logics of power：A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Harvey[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06，14（4）.

[4] [加]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M].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 [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 [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M].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 Sebastian Mallaby.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 Terrorism，Failen States and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J]. Foreign Affairs， 2002：3-4.

[8] Martin Walker. America s Virtual Empire[J].World Policy Journal， 2002， Summer.

[9] [加]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吕薇洲，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0] [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M].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1] Ellen Meiksins Wood. Labor， the state， and class struggle[J]. Monthly Review， 1997：7-8.

〔责任编辑：徐雪野 田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