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祎 王志清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中，有一种非常突出的精神元素，就是他对于家园的特殊眷念。王维一生处在“入于国与还于家”的矛盾中，仕宦沉浮以及天性与尘世相悖而形成的心理对峙，使漂泊感、挫折感与负罪感，如影紧随而深深地缠住了他。因此，返观家园，成为王维一生主要的精神支点。他站在都市的樊笼而苦苦遥望家园，企图越过存在与苦难的边界，而以还乡的精神来救赎灵魂。王维所返观之家园，即便也含有具体家园的实体指向，但主要是精神家园的喻旨，是哲学意义上的家园，内心的家园。而返观家园，也最能够映照诗人的生命本色和艺术原质，最能够让诗人生成一种诗思的幻觉，并且诗化为独特的问梅情思、故园追思的诗歌形态，呈现其生命内在的怀归焦躁和自救渴望。

关于家园之咏，能够与王维相媲美的，唯陶潜一人而已。然陶潜是回到家园而对于家园之细细打量，多写实性的叙说；王维则是站在都城而对于家园之遥遥返观，多浪漫性的想象。在王维笔下的家园，总是那么温馨，那么美丽，“有浓厚牧歌情调的农民观与劳动观”。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学者入谷仙介解释说：“王维笔下的农村，在取材上是现实的，但是，加进了他超现实的创造。”[1]〔日〕入谷仙介：《王维研究》，卢燕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5、202页。王维为什么要加进“他超现实的创造”呢？是其精神寄托上的需要。也正因为他加入了“超现实的创造”，便成为了王维的诗，也在其诗中氤氲起了一种欲隐欲显、似有似无的沧桑人世的悲情和忧郁。

一、漂泊感：寄居与无根的精神折磨

中国农耕社会里人的“根”意识特别牢固而强烈。中国根文化的特殊性，使整个文化中升腾起一种漂泊的忧伤。离乡的即为游子。因此士人一旦离家便会思乡，也便有了乡愁，有了系心萦怀而梦绕魂牵的情感折磨。这种思乡寻根的情感经历，便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无数乡愁诗歌持续产生的情感温床。“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陶潜《杂诗十二首》之一）。“游”乃古代士人投入政治而实现自我的必由之路，因此古代士人与“游”便有了不解之缘，而又往往都有“游”的经历，处于“游”的状态，因此，这些“游”的士人们都有一种无家可归感，家园也就一直成为漂泊游子所渴求的精神归宿与灵魂栖息地。

而唐人生逢盛世，似乎比其他任何朝代的士人们都要有“游”的积极性。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与自身价值，“仰天大笑”而走出温馨之家，离乡漫游天下，尤其是游历长安。而这些士人一旦为官，或留任京城而做京官，或充任各地而做地方官，便很少有回到家乡的机会了。因此，离别而久违了的家乡则成为他们永远的伤痛，思乡也成为一种共同情结。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王湾《次北固山下》）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杜甫《小寒食舟中作》）

久卧长安春复秋，五侯长乐客长愁。（于鹄《长安游》）

三年赁舍亲仁里，寂寞何曾似在城。（姚合《亲仁里居》）

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白居易《重题》）

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贾岛《渡桑乾》）

我们看到，这些诗人们的家园意识，不是简单的实体意义的“家”，其实还是一种国的意识，一种特殊地域的意识即长安。“家园”因此而包含了家、国家与田园这三个向度。对于士子来说，“家国一体”的观念“国”大于“家”，而国的概念又往往以“长安”来具象。长安，就是唐代诗人的国，是至高无上的圣都，是士人们的精神故园。几乎所有的唐代诗人，一旦离开长安，他们便会涌动起对长安绵延无尽的思念之情，更不要说那些原为京官而被贬黜出长安的官员了，他们更是以无比虔诚的心态盼归长安。因此，家园意识还被赋予了道德的和政治的意义。杜甫更是因为漂泊经历的特殊性，其诗中的漂泊感的表现尤为强烈，他的家国意识也便格外的浓郁。他的《秋兴八首》写其晚年羁旅夔州的飘零，感伤国家盛衰及个人身世。“夔州——京华——故国”，形成了其诗的抒情主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其一）；“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其二）；“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其四）。“故国思”与“故园心”一脉相承。

因此，士人们所怀家园，既是那种实在性的某个地域的具体家乡，又是指精神的家园，哲学意义上的家园，以及那种具有政治理想向度的家园，而这些绵绵不绝的怀想便酝酿成为寻找家园的冲动。即便是以漫游为最大的内在需要与最合适的人生设计的李白[1]王志清：《“谪仙”自我：李白的认知错位和精神偏执》，〔银川〕《宁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一生好入名山游”，一生都在漂泊中，具有一种很强烈的“客寓意识”[1]〔日〕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刘维治、尚永亮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也有思乡愁绪与还乡冲动的时候。“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欲去不得去，薄游成久游”(《秋浦歌》之二)。李白的词《菩萨蛮》也有：“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无奈。

海德格尔说：“一切的诗人都是还乡的”。爱因斯坦和诺瓦利斯则认为：哲学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对于王维这样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一方面作为一个常人，原本就具有比一般人浓郁得多的家园眷顾；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以禅宗思想为其主要精神支柱而具有佛禅“空”观的诗人，般若空观与其人生体验相契合而生成空无感尤能与现实中的漂泊所对应。王维诗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禅学般若空观的主题，即虚幻不实，漂泊无着。王维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里解读说：“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幻也。离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过于色空有无之际。”[2]见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下引王维诗均出自此书。当禅宗的般若空观与其处境和状态暗合时，诗人用禅宗的般若空观去淡化和消解的形式，便是对于精神家园何在的追问与寻找。因此，王维的还乡，与李白的寻梦，都是心理上存在着巨大的焦虑和危机而寻找解脱的期待与诉求。王维在17岁时就写出了怀念家园的佳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虽然，王维与李、杜一生到处漂泊所不同，且他的一生远离家乡的时候并不多，但在为数并不多的几次远别中，家园对于他来说有着难以抗拒的盅惑，而让他创作出不少著名的恋家怀归的诗作。

观其一生，王维似乎总有一种客居的无着落感。只有面对或怀想起故乡家园，内心才会变得温润起来。故乡之场景对于王维来说，既是丰富的创作资源，诗化成诗文意象，更能够对其心灵起到巨大的抚慰作用。王维的《渭川田家》中写道：“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眼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歌式微。”诗以农舍、荆扉、园田、牛羊与野老、田夫等构成的家园景观，成为其心神向往的世外桃源。正是这种对牧歌田园的审美建构，使诗人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温馨感与幸福感，获得了一种牢靠的情感依托。因此，他的诗中既充满了对于远去田园的审美想象，又夹杂着走失田园的无尽追怀。他在《蓝田石门精舍》诗中写道：“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玩奇不觉远，因以缘源穷。……再寻畏迷误，明发更登历。笑谢桃源人，花红再来觌。”蓝田石门精舍就是桃花源，是王维的精神家园。诗人傍晚泛舟寻幽，偶然发现了石门精舍这片胜境，古木石月，芳香袭人，浑然一派世外桃源之景。诗人深恐再来时迷路，于临别时再登临而细细做好记号，并与人相约明年花开之时务必再来玩赏。

正是因为王维始终有一种漂泊感，其诗歌中的飞鸟意象或者类似意象和境界便一再出现。譬如《木兰柴》：

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

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

又譬如《华子冈》：

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

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

这些诗中都淡淡地蕴有一种怅惘感，有一种落寞与失空感。其诗中之飞鸟，并不同于陶渊明诗中之飞鸟。陶诗中的飞鸟乃有归之飞鸟：“山气山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五首》其五）；而王维诗中之飞鸟似乎是无归的难归的飞鸟，成为一种失落自我而没有归属的迷茫意象。陈允吉先生认为：“‘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两句，俱不应被误解为泛泛的述景辞语，而有深邃的佛理含藏在其感性形象里面。诗人于兹所展示的高度结撰技巧，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极善抓住对自然现象的刹那感受妙思精撰，令难以形求之佛学义理从中得到象征性的显现。”[1]陈允吉：《王维辋川〈华子冈〉诗与佛家“飞鸟喻”》，〔北京〕《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陈先生是从“空”来解王维的飞鸟的，侧重在“无迹可求”上。王维精通佛法，于佛典了如指掌，信手拈来，其《六祖能禅师碑铭》序有“犹怀渴鹿之想，尚求飞鸟之迹”之语，即出于《楞伽经》。王维诗中“飞鸟”意象的频繁出现，也的确受佛经“空”观的影响。然而，从具体的诗意来看，王维诗中的飞鸟意象以及频繁出现的飞鸟情境，则非单纯“归”的状态，而侧重于飞无着落、去而不返、刹那变迁的“空无”之上，这就精确地传写出诗人对“漂泊”内涵的独特的体悟和把握。因此，他的“残雨斜日照，夕岚飞鸟还”（《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之“还”，也只是一种祈望，一种理想，一种为怀乡所触发的灵魂深处不可碰触的触痛。写作于其晚年的《归嵩山作》诗云：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

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此诗如果从“心情”描写上来分，可分为两个部分，上部分四句写安详从容、闲适自得的心情，景象也欢快，流水有意、归鸟同情。下部分四句写凄怨清苦、孤独寂寞的心情，景色也萧瑟，荒城、古渡、落日、秋山全带凄凉之意。诗中虽然也出现了飞鸟相伴而优游还乡的意象，仿佛从此可以恬静余生、清闲自在也，但是，终究不能走出漂泊的阴影，掩盖不住失意惶恐、无可奈何的情绪，而最终依然陷入深刻的空虚孤独中。

漂泊感使王维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孤独感与空无感，一种浓烈的无根的寄居之感。而王维诗中的飞鸟意象，成为诗人还乡寻根的可能性缥缈的精神密码。因而，在流浪异乡而饱尝了浪子艰辛和离家苦涩后，积淀愈浓的漂泊感，使王维的还乡与怀归的返观，更加频繁与急切，其诗也便充满了温馨与苍凉、甜蜜与苦涩、幸福与痛楚、热望与失落的“忐忑”之美。

二、挫折感：孤独与避难的生存忧郁

白居易的《初出城留别》诗云：“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诗中“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看起来很豁达，其实很感伤，真实地反映了游宦者无奈而自宽的现实心态。这种心态，几乎适合于所有的游宦者，特别是那些挫折感很深的游宦者。

一般来说，挫折感是以心理创伤和心理失衡为前提的。游宦者在经受挫折之后，准确说是挫折感占主导地位后，怀归还乡的冲动就愈加强烈了。作为王维这个具体人来说，其恋还意识原本就特别强烈，成为潜藏其心底的一种原始冲动，而一经理想受挫，心灵受挫，这种恋还感就异常地强烈起来。王维一生中大的挫折有三次。第一次是谪被济州，第二次是张九龄被贬而受牵连，第三次是迫受伪署。他在《被出济州》诗中写道“微观易得罪，谪去洛州阳”、“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初涉官场而在政治上毫无经验的王维，经受了官场失意而被贬荒远，羞辱与孤寂吞噬着他的心灵，让他成为朝暮盼归的“汶阳归客”，他在自济州西归长安途中所作诗中写道：“广武城边逢暮春，汶阳归客泪沾巾”（《寒食汜上作》）。

对于游宦者来说，一方面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故乡在游子眼中永远最美，其位置无法替代。另一方面是，“长相思，在长安。……长相思，摧心肝”（李白《长相思》），故乡是一种家国的共同体，是远离政治中心而漂泊在外之浪人的心灵附着体。以王维为例，深痛的挫折感，使他既想要离开长安，又害怕离开长安。尤其是当他被出长安后，更是对长安魂牵梦绕。“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回瞻旧乡国，淼漫连云霞。”（《渡河到清河作》）“高楼望所思，目极情未毕。枕上见千里，窗中窥万室。悠悠长路人，暧暧远郊日。惆怅极浦外，迢递孤烟出。能赋属上才，思归同下秩。故乡不可见，云水空如一。”（《和使君五郎西楼望远思归》）少小离家赴京进取的王维，就是企望在长安能够出人头地的，而如今却被逐出长安，叫他怎能不思念长安而盼归长安！有时他奉命外出考察，也会情不自禁地怀想长安，其暮春之际游蜀时所作的《晓行巴峡》诗写道：

际晓投巴峡，馀春忆帝京。晴江一女浣，朝日众鸡鸣。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

登高万井出，眺迥二流明。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赖多山水趣，稍解别离情。

诗的开头与结尾相关合，开头触景生情而有帝京之“忆”，结尾一个“赖”字，既关照了中间部分所写美景，又对“忆”以回应。毕竟游身在外，“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纵是景色再美，信非吾土，也只能稍事排解离别思念之苦。其实，与李白、杜甫等人相比，王维是极其幸运的，极少有身处江湖、沉沦下寮的穷窘。他在还没有解褐前，就凭借其诗画乐的天才及独具的人格魅力而在长安赢得了极高身誉，后来为官也多居长安，一生中处居长安的时间不少于三十年，成为长安城里炙手可热的都市诗人，是长安造就了王维。然而，当他久居长安时，则又生出疏离城市而怀归园田的意愿。

君自故乡来，因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杂诗》其二)

王维这首短诗十分含蓄，而表达的感情却十分强烈。其对于家园的断肠之思的写法独辟蹊径，凝练于一个“问梅”的细节上。从表层看，仿佛只是一般性的寒暄。从深层看，则是一种精神煎熬后的过望大喜，是一种久处孤独后而急于消渴的情感冲动。中国文人骨子里都有一种孤独情结，无家可归的孤独感，尤其是在心里受挫后更容易生成遗世孤独的寂寞，生成渴望援手的期待。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挫折感而使王维太需要有一种特别温馨的慰藉，见到故乡来人怎会生成这样的惊喜状与探知欲！身在异地，久为异客，长期处于一种“失空”中，家乡在王维眼中成为最美的地方，家乡的梅成为他心底最温馨的记忆。

宋之问有一首叫做《渡汉江》的诗，可以比照来读。此诗写得极为精彩的就是欲知家中近况而又不敢动问的矛盾心理，其诗云：“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因为诗写在其遭贬泷州而从贬所逃归时，其怀乡之思中的那种忐忑慌乱、紧张疑虑、焦灼烦躁，尤其是他怕被人认出的羞愧心理刻画得非常逼真而独特，表达了诗人此在所特有的万般痛楚。而杜甫的《述怀》表现的则是想家而又怕家中发生什么意外的心情，同时还杂有没有信心正视家人面对乡亲的羞惭，其诗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诗中所表达的情感丰富而复杂，羞惭、愧疚、担忧以及惊恐等，诗人忍痛离家，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而如今却落魄沉沦、漂泊无寄。家国的双重失落，使得诗人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思归恋家的心变得格外沉重起来。

王维、宋之问与杜甫的这三首诗，虽然各自的情感意蕴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但都是写士人在家国之间徘徊而又徘徊的一种心态，写诗人对于家园的急切怀想，王维的急于要问，与宋之问的不敢动问，杜甫的反畏有信来，都是写一种逃避心理，是对于现实的逃避，表现的同是一种复杂难言的人生况味，同是一种人与社会冲突而导致的逃避欲。对于王维来说，他远不像属于“愈挫愈勇”型的李白与杜甫那样，具有坚韧、执著、坦然、乐观的进取精神，甚至能够将挫折转化为一种行为动力。王维的抗击打能力、承压能力似乎是比较弱的，一旦遭到挫折，便失去信心，甚至萎靡不振，颓废不堪，产生出沮丧、颓废、抑郁、沉闷的心理反应，表现出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忧郁。挫折感进而发展为一种失败心理，一种苦难意识，发展为一种自卑、自责、自虐的沮丧心态，进而生成为一种强烈渴望疗治、需要呵护的依赖性。王维在《早秋山中作》中写道：

无才不敢累明时，思向东溪守故篱。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

草间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

这是将其挫折感表现得很典型也很突出的一首诗。冷酷无情的官场给他带来惊魂不断的惊吓，而其天性又本能地与繁华喧嚣的大都市形成一种心理对峙，因而引发了他返观与怀归的极度焦灼，引发了他精神与生命双重逃离的政治挫折感。诗人隐处山中，孤独寂寞，与迟暮的白云和萧瑟的空林为伴，那是一位久在官场、历尽沧桑并深谙世事的老人终于回家时而拥有的安然自适的心情。诗中呈现了刹那间异常矛盾而激烈的内心冲突，而其对于时世变幻所带来的精神重压力中的反抗与挣扎，则反过来加深了诗人人生的强烈失落感。

因此，王维最能够使其受伤而疲惫不堪的心灵获得疗救的方式，就是返观家园。诗人也正是以返观家园的方式，来实现精神的避难与灵魂的逃逸。然而，家园在对王维发生着极其巨大的亲和力和吸引力的同时，有家难归的现实，则又触痛了诗人内在的创伤性记忆，这些创伤体验深化和审美化的结果，就是深入到文化心理的层面而形成诗化的家园形态。即这种挫折感，深化为王维人性深处的某种近乎“先验”的感觉和其诗歌的表述方式，成为他的山水田园诗中根深蒂固的基本内核，形成了其诗中一直存有一种以身在朝廷、心存山野为题旨与形象的艺术特征。

因此，王维精心构筑的文学家园，已经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那个家园，而是浸润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宗教情结的心灵栖息地，如他的《渭川田家》《淇上即事田园》《辋川闲居》《春园即事》《泛前陂》《送邢桂州》等诗中所呈现出来的家园总那么美好，尤其是过去了的总那么美好，远处的总那么美好，未来的也总那么美好。王维最佳的返观家园的方式，成功地消解了他在现实社会中受挫的心绪，而把社会现实中的失空感，置换为对于家园的唱叹，家园便也按照诗人的自由意志与美政理想而得以重塑，成为按诗人的愿望而构建的山水田园形态。

三、负罪感：忏悔与救赎的灵魂煎熬

王维的负罪感，是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伦理文化的深刻影响。

中国的文化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文化，“家国同构”是儒家最高理想的社会观。以家为基础，扩而大之为国，天下能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太平无事，也便能够长治久安。在这样的儒家文化结构中，家是现世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国的微型形态，国是家的扩大形态。“仁者爱人，这爱是有等差的，由亲及疏，由内及外。于士人，由家及国，是由孝而忠；于君王，由（皇）家及天下，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家国同构的儒家学说，在家治家，在外治国，这又陷士人于二难中。儒家文化追求入仕之志，天下情怀，而入仕则必然要离家，离家就不能尽孝，形成了忠孝不能两全的尴尬。而且，“士，一定具有两种可能，达与穷，贵与贱，入于国与还于家，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1]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国外的学者也认为：“在人所尽知的《大学》中，孔子告诉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在国家的层次上表现为对国家统治者的忠诚，对兄长的敬重转变为对其他年长者和权威者的尊重和服从，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表现为普遍的、对所有人的礼貌。《大学》中说：从一个幸福的家庭开始，整个国家都会变得幸福起来，以一个谦恭尚礼的家庭为榜样，整个国家都会变得谦恭有礼。”[2]〔锡兰〕L·A·贝克：《东方哲学简史》，赵增越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18页。士人在个人与国的关系是个人与家的关系的外推，对于王维来说，其罪恶感与心智上因领略了人情世故与人事沧桑的感受紧密相连。

从“家国同构”的意义上讲，王维的负罪感，是双重性的，一是“家”的，一是“国”的。从家的角度讲，王维诗中反复提到的，其负罪感有三个方面：一是长兄为父，不能支撑。《旧唐书·王维传》说王维“闺门友悌，多士推之”。然其父生前官至汾州司马，官宦既薄，况又早亡，家中少有积蓄，作为长兄，王维自觉肩负起了抚养弟妹成人的重任，为此不得不出仕。他在《偶然作》（其三）、《山中示弟》等诗中已说得很明白。因为“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因此，“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因此，“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二是为官在外，不能尽孝。《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侍母崔氏以孝闻”。母亲去世后，王维“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为了显耀门庭，王维不得不离开母亲出仕在外。他早年有一首名为《送崔三往密州觐省》的诗，表达了思母而欲侍母之深情，其中写道：“南陌去悠悠，东郊不少留。同怀扇枕恋，独解倚门愁。”诗用“扇枕恋”典，古人“延事亲色养，夏则扇枕席，冬则以身温被”（《晋书·王延传》），自己也想与崔三同归而侍奉母亲，以消释母亲盼子回家的“倚门”之愁，可是，只能是徒羡他人而有家不能归。《观别者》诗云：“青青杨柳陌，陌上别离人。爱子游燕赵，高堂有老亲。不行无可养，行去百忧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邻。都门帐饮毕，从此谢宾亲。挥泪逐前侣，含凄动征轮。车从望不见，时时起行尘。余亦辞家久，看之泪满巾。”作为一个旁观者，见贫士临行恋母情状，竟然动情以至于泪满衣襟，定然是因为感同身受的结果。“不行无所养，行去百忧新”，“行”抑或是“不行”很矛盾，处于二难之中，也正是王维出仕时的矛盾心态。从这些诗中可见，王维有一种不能守在慈母身旁尽孝的负罪感，时常以不孝自责。三是寂无后嗣，无后为大。约三十一二岁时，王维“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王维传》）。王维中年丧妻，而他又不再娶，没有子嗣。自古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关于这一点，他在《责躬荐弟表》中也言及：“晚年来阗然孤独，迥无子孙”。无后也成为王维的自责内容，可以想见他羞惭之深，成为其负罪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从“国”的角度看，王维最最不能宽恕自己的是其陷贼遭遇。安史之乱时，王维为叛军所俘，并强行委以官职，即便他虽也有服药取痢的推辞，却终难洗清白。应该说，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王维顶多也只能够算是个小小的错误，而不应获罪。事实上，朝廷也没有开罪他，唐军收复长安后，凡受伪职者以六等定罪，几乎所有的接受伪职者均受到严惩，而王维仅稍降职而已，且不久便又多次升迁。同僚和朋友更没有鄙弃和冷淡他，杜甫还写诗赞美他的忠诚与机智，“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奉赠王中允维》）但是，“在陷贼问题上，王维自己却不肯轻易放过自己，更多的是疚恨和愧恨，感到无地自容，以至于彷徨踯蹰于无地。他的负罪意识越负越重，而且越是忏悔越感到不能自我救赎的悲观和幻灭。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几年里，也是其最是饱受负罪痛苦折磨的时候，终于在才六十刚出头时就倒在背负不动了的罪恶感里了。源于他自身的指控和审判，王维自己摧毁了自己，诗人晚年深陷于一种不能自拔的救赎的泥淖。”[3]王志清：《纵横论王维》（修订版），〔曲阜〕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19页。

王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着忏悔自觉的士子。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里，一直以忏悔而作灵魂的拯救。家与国的负罪感，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莫名其妙地忽然弥漫了他的心头，形成了沉重的“自卑情结”，这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一团茫然的情绪吞没了他的一切。负罪感使他更加急于要寻找到归宿和家园，一方面是闭关，隐居一室，让自己与世隔绝；另一方面是寻觅，不断地变换生命的场景，总希望有一个世外桃源那样的去处，可以容身，可以全性。这方面的作品以《桃源行》《山居秋暝》《渭川田家》《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春中田园作》《赠裴十迪》《新晴野望》等为最典型。我们发现，王维所要寻找的地方不是“空山”，就是“古塞”，诗中的意象如：空山、落日、孤烟、古寺、寒钟、荒城、古渡、古塞、远树、落晖、渡头、墟里、穷巷、牛羊等，是那些人烟稀少、特别清净的场所，有人也是高僧、渔夫、野老、行客、村童等避世人群，而他所有的活动就是弹琴、长啸、饮酒、垂钓、禅坐等。王维的《别第缙后登青龙寺望蓝田山》诗云：

陌上新别离，苍茫四郊晦。登高不见君，故山复云外。

远树蔽行人，长天隐秋塞。心悲宦游子，何处飞征盖？

这首写于晚年的诗，表现出无限的惜别之情。貌似别弟，其实有着别世之痛。他的《别辋川别业》也写道：

依迟动车马，惆怅出松萝。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

诗人将其眷念深情渲染到了无以复加地步。四句二十个字，包含了不愿别，无法别，非别不可，别而不能等诸多无可奈何的情感。辋川呵，那是怎样一个神圣而不可他代的心灵栖息地哟！而今却不得不做出离开的选择，临行前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沉痛与惆怅是不难想象的。然而，即便是痛下狠心而与青山作别，却实在与绿水无法分舍。诗中的言外之意极其丰富而不可凑泊，诗化出诗人在困顿而矛盾的异化状态下精神回归而无以复归的心理冲突。因此，山水田园还是不足以疗救其心伤的，还需要通过遁入空门来救赎自己，“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故而，我们以为，其返观之“家园”，具有了园田乡土与佛禅宗教的两重意义了。

其实，王维一生都是在痛苦孤独中度过的，看似洒脱超然的王维，其实隐藏着莫可名状的锥心之痛。负罪感使他在挫折中沉静、沉寂乃至沉沦，而选择了返观家园的走向，选择了超越时空的坐忘，选择了精神逃逸和避难，选择了回归家园、归向自己心灵的桃花源来作灵魂的救赎。可是，非常捉弄他的是，家园近在咫尺，而又不可企及。一方面，负罪感让他羞愧难当，惊魂不定，恨不能即刻回归；另一方面，现实存在又使他有家不能归，他在《口号又示裴迪》里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撕心裂肺的悲鸣：“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而这种“欲归无归”和“无家可归”的苦闷，让他时时深感人生的孤寂，表现出极其无奈的尴尬和难堪，也使王维的家园咏唱更加具有了撼人心魄的魅力。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这些独一无二的家园歌咏，这些表现了自然美质神韵的诗歌，其中承载着太多的孤独与悲情，远非不少人所读到的那样洒脱超然、冲淡渊雅。他为官数十年而生成的漂泊感、挫折感与负罪感的情感经验，使其通过返观家园的形态而传达出了人生世相的种种幽微动人之处，表现出对于家园的特殊而特别的眷念，表现出企图超过存在与苦难边界的精神逃离。返观家园，不仅仅是王维精神避难的一种逃逸，也是其灵魂救赎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