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璐

“千金散尽”之后

张伯驹和潘素晚年从占地30亩、有100多间房子的海淀承泽园搬到了后海南沿的小院里。院子里种着紫藤、丁香，还有200多年树龄、从宫里移植出来的牡丹花。虽然依旧是个宁静雅致的环境，可跟他大半生住的豪宅相比，已经十分袖珍简陋。

这样的生活也没过多久。反右和“文革”相继到来，小院里挤进了其他几户人家，空地加盖了平房，成了大杂院。张伯驹夫妇被挤到了院子尽头的小房间里。

曾经在1972至1975年跟着潘素学习山水画的旅美画家韦佳向本刊回忆，小房间外面是一个客厅，里面是夫妻俩住的地方，只能放下一张床、存画的大木箱和一个长条案头，潘素先生平时就在这个案头上画画。张伯驹先生永远占据外面的客厅，大约只有五步长，放了一个沙发和两个书架。客厅左手边有一块宫里那样的石砖架起来的桌子，夏天很凉，他就在这上面写字、看书和下围棋。

张伯驹在观看夫人潘素作画

在当时的中学生韦佳眼里，他们是学养深厚的爷爷奶奶。韦佳说，自己从小喜欢画画，四处拜师。父亲朋友的爸爸是琵琶名家李廷松，跟张伯驹认识，就是这样间接的关系，介绍了他跟着潘素学画。“我每周六学画，星期中间有时候也去一次。去了就直接进到里屋跟着潘先生，当时我画得很认真，两位先生挺喜欢我。記得张伯驹先生说，学山水要学宋元两代的，我当时临摹的主要也是马远、夏珪、黄公望、倪瓒这些大家，还临一些潘先生的小画。”韦佳说。

韦佳上课的时候，张伯驹沉浸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韦佳记得：“周六总有人来跟他和诗，他们吟唱的声调跟我们读诗不一样，非常好听。如果周六没人来，或者是工作日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做批注。有时候也有棋手来跟他下棋或者自己打棋谱。潘先生指点我的作业，他就背着手乐呵呵地在后面听。他平时说话非常非常少，但总是笑。他说我那时的绘画功底比当时画院里两位老先生都好。”

看见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又好学的年轻人，张伯驹总是欢喜。他的外孙楼开肇说，放假如果住在外公家，每天早上外公都要写一首唐诗或者宋词给他，当天背下来，背不出来不许吃晚饭。对上门学习的学生，他也看重。韦佳跟着潘素学完画，还要被张伯驹领到外面的客厅，继续学诗词。韦佳说，张伯驹先生一般先给他开个书单，《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古文观止》《诗韵合璧》，还有他自己的《丛碧词》，读完也让孩子试着写一些短小的，然后他就给改。

2014年拍摄的海淀承泽园。张伯驹和潘素晚年从占地30亩、有100多间房子的承泽园搬到了后海南沿的小院里

张伯驹和潘素给韦佳上课不收学费，还带他去故宫赏画、春游，和朋友聚餐。“不是说你一眼看到他就是很有影响的人物那个样子，现在想来他是一个看清生活本质的人。他对诗词、京剧、书法、绘画投入全部的精力，其他的就不是很在意。”韦佳说。每年春天，张伯驹跟老朋友都约在大觉寺看玉兰、吟诗作赋，韦佳陪着去过一次。“公交车来了人都一拥而上，没有座位，也没人让座。他那个时候78还是79岁了，根本不在意，不争不抢不气，但是他理解周围都发生了什么，还能让自己舒服。大觉寺旁边就是鹫峰，杏花如海特别美，可下山对他来讲台阶太多就走不了了。他干脆就坐在土坡上，两只手往下滑，很享受这个绝招，非常兴奋。他的生活态度挺豁达的。”

张伯驹出生在官宦人家，跟袁世凯有亲戚关系，父亲张镇芳在清末和北洋政府里担任过要职，创办了北方四银行之一的盐业银行。张伯驹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不仅因为家世显赫财力雄厚，还因为他嗜好艺文，精于旧体诗词，师从余叔岩学戏，对古琴和围棋也是行家。

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是，国宝级的西晋陆机《平复帖》、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等古代书画都曾经是他的收藏，1949年后分期分批地“化私为公”，成了国家的文化财富。

张伯驹和潘素对晚辈却从不回忆前半生风光的生活和后来的经历，对自己的外孙也不说这样的话题。

“文革”结束之后，张伯驹和潘素的家才变得热闹起来。楼开肇回忆，书画、诗词、戏曲名家沈裕君、孙墨佛、刘海粟、萧芳、吴祖光等都来做客，雅集和笔会频繁起来。从客人们的交谈里，他才逐渐知道了外公外婆从前的经历。

那张因为捐赠国宝而得的，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名的褒奖状，在张伯驹去世十多年后，楼开肇才第一次见到。“那都到了1993、1994年了，我收拾东西找到一个小盒，打开一看，呦，还有这个东西呢。”楼开肇说。

褒奖状颁发于1956年7月，上面写着：“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那一代收藏家

张伯驹的女儿张传綵曾经回忆：“父亲的家庭条件相当富裕，在十分安逸的环境里，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很多，少年时就熟读《古文观止》，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就读完两遍。《资治通鉴》也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记得就更多了。”

张伯驹善作词，有词集《丛碧词》流传。红学家邓云乡曾经在旧书店遇到过一本，视为幸事。“这本书是白绵纸印的，仿宋大字刻本，瓷青纸书衣。扉页是双鉴楼主傅增湘题‘丛碧词三字，写得极为工整典雅。从书的序言看写于1938年，北平沦陷后刻的。书很漂亮，古色古香的一本。当年是印了送人的，原印就少，现在流传更少了。”这种自己印刷的作品集并不是附庸风雅，冯其庸专门写过文章赏析，评价是“地道的词人之词，是承唐五代及两宋格律派词人的传统，这就显得需要功夫和才气”。

传统文人的结社和雅集是贯穿他一生的社交和文化生活。9岁会作诗，28岁时成立聊园词社，参社的词友有夏孙桐、溥心畬等。到了1950年，还在他当时居住的承泽园结庚寅词社，不定期聚会，预先寄题，交卷后再印送众人评点。他被打成“右派”外放吉林后，还是每次作词都要寄给在天津的词友、书法篆刻家张牧石。回到北京之后，每年春天，两个人还要结伴在北京、天津游赏海棠和牡丹。张牧石回忆，白天看花，晚上作打钟诗，“这种文人游戏虽然是小道，但非博学和才情高超者很难为之。张先生说北京很少能者，故每年必到天津，也只有三五人尚可陪他做此游戏。他才思敏捷，每次阄题后都是他先成”。

韦佳在学画期间，也见过张伯驹的雅兴。“他院子里的牡丹据说是李莲英的花匠栽的，我学画时其中一年开了60朵，他特别高兴，约词友作词。”

张伯驹对绘画和书法也很精通。1951年，他和画家陶心如、吴青霞雅集于上海天禅室，三人合绘《湖石兰竹图》，其中吴青霞画竹石，陶心如画灵芝，张伯驹画兰并题记。他还是1953年中国画研究会的理事，研究会成立之初在北海举办的第一次画展上，张伯驹送了一幅红梅参展，画作被外国友人购藏。1955年，他和溥雪斋、惠孝同等人筹建中国书法研究社，准备把碑刻精选编为简目，每年展览古今名人法书一次，每月讲授理论一次，传习四次，会员和社外人士都可以学习，不能到现场还可以函授。研究社的办公地点就在张伯驹后海小院子的西屋。

书画鉴赏收藏需要传统文化素养的支撑。故宫博物院纪念张伯驹诞辰120周年展览“予所收蓄，永存吾土”的策展人郝炎峰说，传统书画鉴定用的是“两重证据法”，一是对作品的时代风格很熟悉，对每个画家的个人风格，包括用笔、皴法、印章等都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对文献和著录很熟悉，因为这些艺术品流传时间很长，后面很多艺术家、收藏者在上面题跋盖章，查证核实都需要功底。张伯驹曾经为了唐寅《行书诗》卷的真伪与人辨析，因为“扬州”写成了“杨州”，有人用这个根据认为作品是假的，张伯驹不同意，他认为“扬者为杨，抑者为柳，扬杨本系一字”，不是唐寅误写。

张伯驹对《游春图》的鉴赏也能看出他对书画、历史知识和其他艺术门类的谙熟。他认为，《游春图》除了流传有序，跟敦煌石室、六朝壁画之山水画法相同，只是绢与墙壁用笔傅色有粗细之分。他还引用《墨缘汇观》的观点，山峦树石空勾无皴始开唐法。今以卷内人物画法皆如六朝之俑，更可断为隋画无疑。郝炎峰说，张伯驹能从笔法、材质、内容等多方面考证，还参照壁画和陶俑，这些方法和眼力让他收藏了不少法書名画。

1929年，袁克文（左二）与《北洋画报》同仁

因为是大收藏家，眼力好，张伯驹其实早年也参与国民政府的回购文物工作。1946年，他被邀请参与鉴定溥仪流失在东北的宫藏古代书画作品，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张葱玉、张大千、徐悲鸿、启功等人。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他出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并受国家文物局邀请加入了十七人书画鉴定小组，参与鉴定从东北缴得的129卷溥仪从宫中带走的书画。1961年到吉林工作后，他为吉林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书画精品，因为买得专精、利落，抢购到了本来故宫博物院想要的戴晋《松岩垂钓图》、张见阳《楝亭夜画图》。

永存吾土

“乾隆以后到清晚期，民间收藏都转向了“四王吴恽”，因为更高古的书画精品绝大部分都收藏到内府了，其他人收藏也好、临摹也好，没有这个资源。”郝炎峰说。

1957年，韵文学会主席团的叶恭绰、张伯驹和朱光潜在商讨学会的工作  

清末的两次外国入侵，一部分遭劫掠的皇家藏品进入了古董收藏市场。苏东坡的《寒食帖》是其一，收藏家颜韵伯在《寒食帖》题跋上写有流散经过：“咸丰庚申之变，圆明园焚，此卷劫余流入人间，帖有烧痕，即其时也。”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韩滉的《五牛图》则是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期间流出的。有古董商人曾经回忆兵乱之后的琉璃厂：“洋兵获得宝物多就地拍卖，换取白银。这批宝物最终还是流向琉璃厂古玩铺。由于有些宝物向为皇家所保有，很少流落民间，经过这次变乱，琉璃厂古玩铺不但未受损失，反而异宝纷呈大开眼界，增长了许多见识。”

1981年，张伯驹（前执笔者）在参观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展览时与夫人潘素（左三）、画家溥松窗（左四）等合作一画

顶级书画再次显露市场，另一个重要渠道是皇室的没落，皇亲国戚把获得的赏赐变现。末代皇帝溥仪通过赏赐弟弟溥杰的方式，把宫里一批最好的艺术品流了出来，这其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的《曹娥碑》《二谢帖》，怀素、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名家真迹，宋元名画包括《清明上河图》等，总共运出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件挂轴和册页。1924年，溥仪退位出宫，住在天津租界里开销很大，从他的渠道就有卖给外国人的古画，比如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就收藏了4幅。

张伯驹曾经写文章回忆北京清末以后的书画收藏家，在历数他们的藏品之后，张伯驹评价，清末民初的收藏家，其时其境跟项子京、高士奇等历史知名的大收藏家不一样了。那些人是楚弓楚得，清末以后是外邦剽夺。“亦有因而流出者，亦有得以保存者，则此时之书画鉴藏家，功罪各半矣。”

在那个时代里，文化瑰宝应该永存吾土并不是一个公民常识或者有法律约束的行为。早在1915年，胡适就注意到了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绘画精品有些是来自于北京最知名的收藏家完颜景贤。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弗利尔美术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的中国书画也多是由对中国熟悉的福开森、西克门、弗利尔等人，从当时的大收藏家完颜景贤、端方、完颜衡永等人手里收購。

但清末主权沦丧的国耻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还是让收藏界产生了另一种思潮，对文物外流深恶痛绝。金石学家、考古学家罗振玉在清末时就说过：“近欧美人研究东方学者日增，故中国古物航载出疆者，亦岁有增益。而我国国学，乃日有零落之叹。无识之商民，又每以国宝售诸外人，以牟一时之利，殊令人叹惋也。”1935年，吴世昌在《大公报》上撰文《近50年中国历史文物之丧失》，历数圆明园文物、敦煌文书等珍宝流失海外的经过，表达痛失国宝的悲愤。1948年，郑振铎出版了《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

张伯驹在捐献国宝之前的20年，就很认同这个思想。他在1932年开始做自己的藏品著录《丛碧书画录》时，序言里就写道：“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收藏。世人皆知他是出身贵胄的公子哥，在自己的兴趣上出手阔绰，可随着历史档案的披露，其实从他父亲张镇芳去世后，张家家业逐渐走向衰落了。他们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盐业银行的股票，张伯驹把30万元股票留给天津家族使用，20万元是他和妻子潘素的家用，这些钱许多花在了他所好的琴棋书画上。为购买字画，张伯驹还向盐业银行透支巨款，从银行档案显示，他是内部借款最多的一人。但即便是这样的财务状况，一旦珍品字画有流失海外的危机，他还是会慷慨解囊。

买《平复帖》的前因是清室后裔溥儒把唐朝韩幹的《照夜白图》出售给了上海古董商叶叔重，而后流失国外。张伯驹当时一听到消息就给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发急函，申述这幅画的文化价值，希望能阻止叶叔重卖给外国人。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现收藏于美国大都会美术馆。张伯驹后来在文章里回忆，他怕溥儒把《平复帖》也卖到外国，才有了后来的交割。

1946年初，溥仪带出宫的书画珍品出现在东北市场，张伯驹立刻向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蘅建议，赏溥杰清单内的书画，无论真伪都由故宫回购，其他选精品经过审查回购。他自己也关注着琉璃厂古玩商们的动态。同一年，范仲淹的《道服赞》被从东北买回琉璃厂，张伯驹从中协调，商定以黄金110两卖给故宫博物院。但当时故宫博物院理事胡适和陈垣认为价格太高，反对收购。张伯驹为了防止外流，自己花钱买了下来。

当年底，展子虔的《游春图》也被人买回了北平，张伯驹还是先联系故宫博物院收购，但当时故宫博物院经费匮乏，他于是卖了自己在弓弦胡同的李莲英旧宅，换去海淀承泽园，以房子的差价加上夫人潘素的首饰，买下了这幅我国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

1950年，溥仪赏溥杰的唐代诗人杜牧《张好好诗》出现在市场，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蘅请示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得到的回复是字卷可以不收。几个月后还是张伯驹以5000元人民币买下。

化私为公

张伯驹这一代民国收藏家，不但比上一辈有机会接触到更早期的名迹，对这些藏品的鉴赏也有了新的见地。

中国收藏家自古以来都是采用“秘不示人”的保护方法，依据私交的亲疏远近开放给其他人鉴赏。收藏家傅增湘曾经想看一看另一位收藏家完颜景贤的唐代写本《说文》，几度拜访，完颜景贤都没有拿给他看。王世襄曾经把张伯驹收藏的《平复帖》借回家一个多月。这都属于传统的文人往来。更大范围的鉴赏活动就是雅集，这种从汉末魏晋就兴起的文人聚会，几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艺术品位和生活情调的集中表达。

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

随着清末民初更多西方文化的传入，欧美新兴的公共展览方式也进入了中国。1847年，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在上海创立了博物院，主要陈列动植物标本和化石，它免费向公众开放，让国人不用出国就能见到这种西方的活动。同时最早走出去看世界的中国人，见识了西方国家的博览会和博物馆。

张伯驹的女儿张传綵

书画鉴赏这项文人士大夫的小众活动也借助这种新形式走向大众。但它跟雅集的赏玩目的不同，最早是带有公益性质的，比如说募款赈济灾民。第一次京师书画展就是为黄河以北的水灾卖票，连展七天。张伯驹第一次见《平复帖》，也是在为湖北水灾赈灾的京师书画展上。这种难得一见的私人藏品进行公开展示，虽然不是以文化交流和愉悦审美为目的，却是书画爱好者和收藏者精进眼力、增长修为的机会。徐世昌虽然做过高官，但也没有见过苏轼真迹，他通过两次京师书画展，苏体字才有了提高。现代中国画家也改变了看不到历代名迹的状况，从效仿“四王”，改为追踪宋元，张大千、吴湖帆、谢稚柳等都看过这样的展览。

张伯驹从30岁开始涉足书画收藏之后，不但慷慨地把藏品借给友人鉴赏，也热心这种公众展览。1947年全国美术节期间，北平美术会在中山公园举办古代书画展览，张伯驹跟徐悲鸿、邓以蛰等都拿出藏品参展。1948年应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高名凯的邀请，张伯驹又拿出45件藏品在燕京大学贝公楼校长办公室举办了书画展。红学家周汝昌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年轻学生，正在研究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听说展品中有曹寅家的《楝亭图》，前来观看。他写文回忆：“只见大玻璃柜展出了巨轴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小照，彩色立幅，诧为异品。见其四周绫边上，名家题咏已无隙地。这当中首先是藏主张先生的《贺新郎》，词句涉及到红学旧说贾宝玉即纳兰一义。”周汝昌来了兴致，步韵连和了两三首，讲的是曹家史迹事实。张伯驹觉得有共同兴趣，把《丛碧词》送了一份给周汝昌，开始了两人多年在红学和词学上的交往。

对于张伯驹这一代收藏家来讲，跟着“从私藏走向公共展览”理念一同进入中国的，还有博物馆这样的公共收藏机构。早在清末，学习西方的中国人就意识到博物馆在大众教育和普及教育中的作用。1905年，张謇给清政府写奏折建议设置“博览馆”，认为西方比中国后开化，现在却成为文明的先驱，因为教育普及，学校勃兴。但学校有专业和学制的限制，这就需要建设博物馆和图书馆作为后盾，让人才有参考和实验的渠道，综合古今。作为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张謇亦指出，中国文人的“秘藏”传统，严重阻断了文化的普及和交流，藏品能够发挥的文化作用有限。他设想展陈内容应该把中央和地方官府的大批收藏作为基础，逐渐再接受民间的自愿捐赠。

1965年，张伯驹和女婿楼宇东、女儿张传綵及外孙楼开肇于长春胜利公园合影

真正有影响力的古代书画博物馆成立要到北洋时期，并且由政府主导。1914年，北洋政府内政部在故宫的太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成立了古物陈列所，这个英文直译为“北平国立艺术博物馆”的机构集中了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的书画古物。溥仪出宫之后，1925年10月10日政府创立了故宫博物院，从前深藏内廷、只供皇室和高级官僚细品把玩的艺术精品开始面向公众开放。对于学画和鉴赏者来讲，这是学习和增长眼力的好渠道，启功先生写过《故宫古代书画给我的眼福》，现身说法。

除了教育作用，这些艺术珍品是千年文脉传承、民族精神的实物寄托。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国家，这些国宝也是强化民族国家意识、凝聚人心的依托。它们在国家的博物馆里收藏和展出，是一个匹配的归宿。国民政府时期，故宫博物院就邀请张葱玉、张大千、张伯驹等一批书画专家参与回购流失书画。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文化部门更是有意识地把珍贵文物收归国有。1952年，周恩来批准购回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1957年，周恩来又批示购回唐代名画《五牛图》。

征集在共和国初期是获得珍贵文物的另一条重要渠道。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指示：“图书和书画都是越传越稀的东西，它们不能够从地下发掘出来，现存于地面上的只有一天天地少下去，对于这些文物，我们不能不做些收集工作。”在这个基调下，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征集流散于社会的文物。郑振铎也把自己花巨资收集的657件陶俑——其中国宝级珍品20多件——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到了“三反”“五反”时期，郑振铎提议，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凡是各地运动中发现的故宫文物，均上交故宫博物院集中保管，仅东北博物馆上交的文物就有100多件。

征集几乎从共和国之初就开始了。1950年，刘铭传的后人刘肃曾将西周晚期青铜器“虢季子白盘”捐献给国家，文化部不但颁发奖状，还在北海团城举办了“虢季子白盘特展”，那一年还有朱桂萃捐献了岐阳王世家文物、张子厚捐献了汉石羊等重量级国宝。

张伯驹在1950年捐出了宋人尺牍和董其昌画卷，这次捐赠记入了当年郑振铎的年度工作总结《一年来的文物工作》。

1956年，张伯驹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参与视察故宫博物院，并提出了七项内容详细的建议，对文物在国家层面的意义和价值、博物馆的定位和发展有很清晰的认识。对于他个人来讲，他也没有把书画精品看作聚集财富或者传给子孙的财产。1952年始，他接连两次被天津家人要求分割财产，要的还是字画，为此还上了法庭。他在自述里表露心迹：“我们的宗旨是为保存研究国家的文物，不认为是我们换享受的财产和遗产。我们的研究工作终了，将来是贡献与国家的。我写的有遗嘱，并且有朋友证明。”最后，他卖掉了承泽园，搬到后海南沿的小院，完成了财产分割，而保住了字画。

打官司这一年，他向故宫捐出了《游春图》。根据张伯驹夫人潘素的回忆：“1952年郑振铎来说，如此国宝由国家保管更好，要求伯驹让给故宫博物院。伯驹慨允，做了捐献，但国家也回赠了一部分现金。我在家曾对此画作了三幅临摹，最近几年，已将一幅交中央首长，当作国家礼品赠送友邦。”

1953年，张伯驹觉得李白书法浑厚雄壮，合乎毛泽东主席的气概，就把李白存世唯一真跡《上阳台帖》赠送给主席，后来此帖被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年底，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开馆，陈列从隋展子虔到晚清吴昌硕的作品，因张伯驹捐赠了展子虔的《游春图》，则故宫中国画收藏的脉络完整。

1955年国家发行公债，各单位以“购买公债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爱国行动”进行宣传教育。张伯驹作为文化部的顾问，参加了文化部认购公债的动员会议。为响应号召，他跟夫人潘素商议，把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等珍贵书法共八件捐献给国家。潘素回忆：“我完全同意捐献给国家，不取分文。后来他们愿意以20万元现款购买，伯驹与我坚决不要，最后无条件捐赠与国家。”在这之后的1958年，故宫博物院要买张伯驹收藏的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当时正在荣宝斋复制，但故宫博物院急于要，张先生就给荣宝斋写信，让他们直接拿走。

1963年，张伯驹将清初马雄镇《汇草辨疑》未刊稿四册及宋代侧理纸一张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1965年，他又将国宝级文物宋代杨婕妤《百花图》、宋代《赵伯骕白云仙峤图》、元代仇远《自书诗》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等60余件书法、绘画作品和古书，让与自己工作的吉林省博物馆。这其中，《百花图》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也是张伯驹晚年剩下的最有特点的珍藏，张伯驹曾经表示过：“余所藏晋唐宋元名迹尽归公家，此卷欲自怡，以娱老景。”但他最后还是捐了出去。

（实习记者华夏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资料：《烟云过眼》，张伯驹著;《回忆张伯驹》，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张伯驹身世钩沉》，寓真著;《张伯驹先生年谱》，荣宏君著;《美术馆的历史》，李万万著;《二十世纪早期北京艺术品鉴藏研究》，叶公平著;《海外华人捐赠中华文物回归研究》，文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