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卢延国

国家能源局浙江监管办公室党组成员

各种能源“荒”的背后常常容易有个“慌”字。其实，这时候倒是需要一些静气。

这个冬天，“气荒”也许是最热的高频词之一。几乎是因“气荒”引发了一场“信息蝗灾”。

或真或假、亦虚亦实的“冻民”、“断气”消息，裹挟在凛冽的北风中，一时纷纭，甚嚣尘上。芜杂信息中，带个问号的题目都算理性了。

如今，舆论的硝烟几近散去，是时候心平气和地说说“气荒”这件事。

“气荒”：一个正常的信号

“气荒”不自今日始。

回顾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供应紧张导致的“气荒”。用量大的时候有，用量小的时候也有，不过是影响的地区差别大小而已。我国这么大一个市场，增速变化、供需形势引起市场波动不算什么事，不过是今年来的更猛烈些罢了。

有多猛烈呢？先看一下最近几年我国的天然气消费行情。2014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快速增长，表观消费量（生产量加进口量）1870亿立方米，绝对消费量达到1761亿立方米，增速7.4%。2015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1932亿立方米，增长5.7%；2016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2058亿立方米，增长6.6%。也就是说，这三年间，增速最高的不过是7个百分点多一些，而且是在一个较低的基础上较快增长。

再来看一下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2017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称，2017年我国天然消费量约235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7%，增速重回久违的两位数，增量超过300亿立方米，刷新我国天然气消费增量纪录，创下历史新高。

就在这一年，从11月底开始，河北省发出全省天然气二级橙色预警，有消息称，河北供需缺口达10—20%。尽管专家们从环保角度考虑，在前几年低位运行的基础上，做出了大胆分析，认为2016、2017两年将在8%的高位运行，岂不知这一年，天然气增速陡升至17%，而这还是在供应受限的情况下，倘若供应充足，突破20个点当是意料之中。

肇始于北方的“气荒”亦波及南方地区。湖北、浙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供需紧张局面。以浙江为例。因西气东输以及川气供应不足，去年入冬以来，日缺口高达300—500余万立方，近10家发电企业的数百万千瓦燃机被迫停机。即便如此，浙江2017年天然气增速仍高达21%，全年天然气消费量直逼90亿立方大关。

各种能源“荒”的背后常常容易有个“慌”字。其实，这时候倒是需要一些静气。说“气荒”是个正常的信号，无非是因其对供需形势的反应。导致“气荒”的直接原因是局部地区抑或局部时段的需求过快增长，打破了惯常的供需平衡。从能源发展的视角来说，有需求总比没有要好。

目前，我国天然气消费总体处于偏低水平，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此次因“煤改气”而升级的气荒，进一步说明，大气污染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将为我国天然气发展创造更大机遇，天然气将成为能源革命中的重要角色。如果，管制部门已经找到或正在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思路，从更宽的视角检视和思考北方地区的群众清洁取暖，无疑，这场“气荒”将变得及时而有价值。

“气荒”：一个进步的信号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能源变革的历史，人类对能源的使用是文明进步的标志。能源的每一次变革都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发展形态。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煤炭的广泛使用为标志，推动了工业的迅速发展；油气时代的兴起特别是电力的发明和更大范围的使用，点亮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向前的火炬。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清洁能源为支柱的绿色能源无疑将引领我们社会前进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还自然以和谐、宁静、美丽”。在阐述能源发展时，习总书记指出“推进绿色发展。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现代能源体系”。总书记的论述，揭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刻道理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准确把握，体现了对人类发展的深邃思考，也为我国能源乃至世界能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南。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重要的清洁能源，天然气的应用和推广有着巨大的前景和市场。“气荒”的出现，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天然气的使用步伐正在加快，政府和社会对天然气在防治大气污染、建设美丽中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日渐到位，绿色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正在向着逐步形成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除大气污染防治外，应对气候变化也成为天然气市场发展的推手。

2013年，国务院印发“大气十条”，提出“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包括“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

“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利用”，加大天然气、煤制天然气、煤层气供应，到2015年，新增天然气干线管输能力1500亿立方米以上，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扩大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逐步由城市建成区扩展到近郊。

2014年，国家发改委就提出“2020年，天然气消费量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达到10%以上，利用量达到3600亿立方米。是年11月，中美联合声明，中国首次提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努力早日达到，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升到20%左右。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比较当年美国等发达国家会发现，煤炭当时也是能源消费的大头，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已基本实现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三分天下。更何况，即便我国2020年天然气消费占比达到10%，与世界现在的平均水平相比仍差了15个左右的百分点。回看“走过的路”，如果我国目前近12亿吨直燃煤中的一半能够被天然气替代，则可增加约3000亿方的市场需求。

按照等值计算，使用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比煤炭少50%，比汽油和柴油少20—30%。巨大的政策背景，明显的低碳与环保优势，提高我国能源消费中天然气的比重，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

无论从落实十九大“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的部署来说，还是切实解决群众清洁取暖的现实需求，天然气的使用前景广阔而明亮。

所以说，今冬“气荒”的出现，是一个进步的信号。这个进步不仅意味着天然气的地位提升、消费占比的提高、社会各方意识的觉醒，还对未来推广天然气增强了信心，有了更多的考虑和更多的预案，有助于以后的路更加平坦。这，也是道路自信。

“气荒”：一个引发思考的信号

2017年入冬以来的“气荒”，表面上看的确是大面积的“煤改气”导致一种供需关系的紧张，有关部门对市场变化、改造可能引发的相关问题重视不够、缺乏预案、应对不力。致使虽后期补牢，“塔西佗陷阱”已成，使一项利国利民利当代惠千秋的良政显得些许尴尬。

但如果我们能看到能源革命的本质，就是主体能源的更替或能源开发利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就是能源的绿色发展，不难发现，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主体能源替代都是一个难题，没有现成的样板和经验来参照，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探索过程。不是靠几个甚或一个部门、用一年、二年就能够大功告成、一蹴而就。这其中，涉及国家部门、地方政府甚至镇村街道、还有群众的消费习惯，还有财政的支持力度，既有体制内的原因，也有体制外的因素，任何将其简单化的想法都是一种天方夜谭。

如果我们再回看一下，2010年我国天然气年进口量仅为50亿立方，而2017年已突破500亿立方大关时，会对供给侧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欧美国家煤改气耗时三五十年，才有了今天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比重33%的局面，我们没有理由着急，也没有理由不更有静气。当然，任何时候，思考是需要。正如有人发问：“煤改气”、“ 气荒”并非今年所独有，为什么今年的“气荒”声势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大呢？

首先，个人认为，“煤改气”为今年的气荒背了锅。也就是说，“煤改气”增加的用量不足以导致如此规模的“气荒”。

先看一组数据。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原热能工程系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强曾做过专门统计：从“气荒”情况最为严重的2017年12月来说，12月全国日均用气量为8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长20%左右，也就是日均需求增加1.3亿立方米。“12月新增的1.3亿立方米天然气用量，‘煤改气’仅占30%左右。”

当出现天然气供应短缺时，各地的基本政策应是“压非保民”，即压低非民用气，保障民用气，但很多地方未能及时制定严格、详细、能落地的“压非保民”措施，未能将增加用气量用于民用，反而给了工业，使本该保障民生的天然气供给更加紧缺，加剧了“气荒”的形成。

那么，“气荒”的形成还有哪些原因？

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消息。2016年12月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受的方针，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加快提高清洁供暖比重。

消息虽短，总书记的讲话却字字千钧。“煤改气”、“煤改电”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部分，不可分割。

作为清洁供暖的两个重要途径，究竟是“煤改电”好，还是“煤改气”好，不能简单定论。仅以一场“气荒”就否定“煤改气”，难免有失偏颇。但，因为“煤改气”表面上比“煤改电”相对省钱，便认为“煤改气”更为优越而大加推广，就是明显的复杂问题简单化，与国家的要求也是不符。

其实，煤改气的难处很明显：气不足，成本高。我国的能源禀赋决定了天然气的稀缺以及由此形成的居高不下的对外依存度。能源的稀缺会是什么情况？普京曾说：欧洲需要俄罗斯拥有的很多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金属、化肥和俄罗斯出口的其他传统物资。如果没有这些资源，欧洲将无法生存，或者将非常困难。普京的话也许牛了一点，但过分依赖外国资源而生存的国家将会产生任人宰割的事实却是容易看得见的。如何降低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能源资源明显短缺的国家来说，在绿色发展的前提下，降低能源需求速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品种结构都是重要选项。

个别地区把“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一刀切为“煤改气”无疑应该也是气荒的一个重要成因。

近期，国家环保部与河北省联合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在公布“2017年河北省完成农村气代煤231.8万户，比年初确定目标高出73.7万户”时，连该省主持该工作的负责人都称“气代煤完成的数量太多了”。

我国正面临电力相对富余、天然气相对短缺的客观现实。同时，与燃气基础设施相比，电力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那么，同样是清洁供暖，为何不用富余的电供暖，却要选用本就短缺的天然气？在电力基础设施已经实现城乡全覆盖，国家、企业大力投资改造完善城乡配电网，甚至完成村村通电、户户通电的情况下，为何不在现有基础之上发展“煤改电”？在笔者看来，“煤改电”应该成为“煤改清洁能源”的重点，这是一个自带答案的选题。

特别是在个别地区存在弃风弃光的情况下，“煤改电”的现实优势更是巨大。随着可再生能源试水直接交易，市场化消纳机制的逐步建立，“煤改电”前景愈加可期。2017年11月初，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电力在冀北电力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最终结果发布：11月份清洁能源供暖交易电量1930万千瓦时，22家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30个风电项目中标，成交后，风电上网电价为0.05元/千瓦时，最终的风电供暖用户电价降至0.15元/千瓦时。这是全国首个将可再生能源电力纳入电力市场直接交易的成功范例，为促进风电当地消纳趟出了新路，与此同时也为北方群众的清洁能源供暖降低更多成本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

除去天然气的稀缺之外，成本同样是绕不过去的坎。从某种意义上说，天然气成本的市场化程度决定着“煤改气”和整个天然气的推广。目前的“煤改气”成本由政府燃气公司和使用者承担。毋庸讳言，在民生的压力下，政府补贴的压力更是“山大”。有数字称，北京2015年整个供暖季财政对天然气的补贴金额高达30—40亿元。但这样的运行模式，不可持续。根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相对成熟、市场化程度高的涵盖了阶梯气价、碳排放以及环保税等在内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方可实现天然气市场的良性发展。

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其名著《和谐经济论》里讲了个故事。从1845年开始，爱尔兰发生大规模的饥荒，有几十万人饿死，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连续几年的歉收，真正的罪魁祸首在于1815年颁布的、象征着英国保护主义的《谷物法》。该法规定对外国粮食进口征收很重的关税，而对国内的粮食出口却给予很高的补贴。这样一来，英国就不能通过进口粮食来弥补国内的歉收。相反，国内已经很短缺的粮食却被拿来出口，从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1846年，英国废除该法，才真正走向了自由贸易主义的道路。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一个行业，依靠补贴去发展和维护都不可持续，必须为之计深远。

眼下，“气荒”虽已遁去，但远未根本解决，形成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的格局尚需时日。全面准确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的重要指示，已是刻不容缓。

好在，就在文章要结束的时候，收到了诸多清新的消息：作为“煤改气”的重镇河北省已经明确，2018年原则上不再新增“煤改气”和燃煤锅炉改气；国家能源局亦举行新闻发布会强调，清洁取暖并不仅仅简单用一刀切式的煤改气、煤改电，而是我们是对天然气、煤炭、电、可再生能源等多种形式统筹谋划，是整个供暖体系全面清洁高效升级。即，清洁取暖特别突出一个“宜”字，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煤则煤。而早在此前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早已明确实现北方群众清洁取暖的思路措施，完全体现、落实了习总书记2016年12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新时代，就要有这样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