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家谱对徽商发展的积极作用

2018-04-09董家魁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8年2期

董家魁（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徽州至今遗存有数以千计的家谱，对于明清时期徽商而言，家谱是能够影响其生活与经商的重要文献。其原因在于，从徽州家谱的纂修目的出发，纂修者绝非简单地将之视为家族历史记录，而是带有“敬宗收族”之目的，在这种目的影响下，家谱往往成为宗族影响族人的手段之一。作为宗族中的重要成员，徽商自然也会受到这种影响。如此一来，徽州家谱通过宗族渠道对徽商的发展产生作用，而这种作用是积极有益的。

1　总结经商经验，增强徽人从商信心

明清徽州家谱的相关记载塑造了徽商的正面形象，有效提升了徽商的社会地位。同时，这些记载往往还会总结徽商的经营方式，记叙徽商成功的典型案例，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成功之路，激励后续徽商效仿和前行。在徽州家谱记载中，这条成功之路包含两方面：一是总结了徽商的成功模式；二是展现了徽商的社会生活。正是在前辈的这种示范引领与经验借鉴的双重作用下，宗族后人往往在外出经商的道路上获益匪浅。

1.1　总结徽商成功模式，助力徽人外出经商

从家谱的记载来看，徽人对于商业经营有着自身的理解，他们往往会总结以往徽商经营的经验，为后人所用。总体而言，家谱中所总结的成功模式首先是重视经商的外在条件。如，地利，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就记载有徽商黄五保跳出徽州经商而成功的案例。

处士讳五保，字万安，姓黄氏，歙之竦塘人。……稍长，读书不拘拘寻行数墨，惟求通大义，识古今事变。已而叹曰：“生新都之地，无富给之资，固不得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也。”乃挟赀治鹾淮阴间，善察盈缩，与时低昂，以累奇赢致饶裕。［1］卷5《处士乐斋黄公行状》

除了具体事例，徽州家谱还总结出关于经商地利的一般性经验。如，“恶用是龌龊者为哉，古之为市者，必于通衢大都”，［2］卷6《乡善狮公墓志铭》“丈夫贾则贾耳，固当择地逐时，罔不在大，宁能规规然析薪而爨，数米而炊乎!”［3］《明赠承德郎南京兵部车驾署员外郎事主事江公暨安人郑氏合葬墓碑》在地利的基础上，家谱中的记载还体现出徽商进一步利用天时而获得成功，《祁门金氏统宗谱》记载徽商金星的经验时，点名其是顺应天时并因经商往来南北已成富豪：“星公……遂告其母将产业山田变卖得百余金，买洋器数往东粤，时际运通往来，贸易皆获子息数倍，后又买艺往京师各省，共利倍之，十年间遂积万金。”［4］卷4《先祖静齐公传略》尤其总结了观察天时乃是徽商的基本技能，“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厚耳，安能久为此琐琐乎。”［3］《处士终慕江翁行状》

在这些外部条件的基础上，徽商往往还需要在人才的帮助下方可获得最终成功。最重要的是人才的获取，休宁《西门汪氏大公房挥佥公支谱》在论述汪栋的成功时就直言其来自于人才的使用：“迨祖母及尊人先后即世，门以内事无大小悉赖北堂综理，门以外事无巨细，悉籍从祖维持。典业则择贤能者委之，因材授事，咸得其宜。”［5］卷8《明经栋公传》《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转述徽商鲍凤占的经验，显示人和的重要，“大父曰：‘吾岂以孤注博浪掷哉！曩者再战再北，非左计也，假手于人，人负我耳。今江山口岸，众商星散，势将食淡，所谓人弃则我取，譬如逐鹿，他人角之，我踣其后，时不可失，吾意决矣。’”［6］卷2《中议大夫大父凤占公行状》事实上，家谱中所载多数徽商都是在这些共性作用下获得成功的，试举两例。

（黄）处士讳谊，字宜之，东泉其号（歙县潭渡人）……稍长贾于闽、鲁。基之以勤俭，参之以筹画，将之以果敢，颇以奇胜，未足自协。遂转毂于温、于杭及汴、扬都会之区，盐与子钱并举，择人而任时，间出廉贾能度，息更倍入，厚积而速成，同侪莫之或及。内外之亲，见委任者皆赖焉。［7］卷9《黄东泉处士行状》

公姓黄氏，讳存芳，字汝贵，别号东庄，世为（歙）竦塘里人。……年十六，从父商于历阳，值生业中替，尝慷慨奋发。甫弱冠，即能与时俯仰，握计然之划，数年遂累千金。已而治鹾居市天门，审积著，察低昂，择人而任时，故财货日振，致赀累万。广土构堂，家饶益矣。乃自奉隐约，纷华盛丽之际，众趋之，公泊如也。［1］卷5《东庄黄公存芳行状》

就商业经营规律来看，如何看待利润的获取形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家谱记载中，也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鲍凤占，“市价低昂，闻者莫之或先。贸易不占小利，或以为言，大父曰：‘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所图，虽招之将不来矣。缓急无所恃，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也。’人服其远见，尚志公晚年事皆委任焉。”［6］卷2《中议大夫大父凤占公行状》特别是徽州家谱中强调公平处置，是对徽商诚信经营的一种鼓励，“市门旁午，公处之裕如，操纵综理之周，出纳平准之宜，井井有条而不紊。不舞智以笼人，不专利以取怨，人皆服公之才干，公平用能丰植货利，而业益裕焉。”［8］卷4《明故处士程公行状》有时还会成为家训的一部分，“商贾货值，亦治生之一助，古人谓之废举。谓物贱则人皆废而不举，我则举之而停贮之，贵则卖之也。又谓之人弃我取，即废举之义，大要存心地，及于货物之真，勿以水和米、灰插盐、油乱漆，大称小斗，轻出重入。如此，则坏了心术。纵然得利，而造物者之不饶人也。”［9］卷1《家规》

同时，在徽州家谱所总结的徽商成功经验中，特别强调了徽商效仿古代成功商人，从中国历史上汲取经营和管理的智慧，其核心内容就是“士习诗书，商勤转运倚（猗）顿计”。［10］卷末《李希甫先生传》这些内容一方面突出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另一方面则鼓励后继族人利用书本知识来经营商业。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举例如下。

翁少读书，通大义，观太史公《货殖列传》，至计然之言，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故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又见倚（猗）顿以瑙盐起，与王者埒富，大悟若旨不效世用，一切徂诈术惟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恒若执左契，诚一所致，业饶声起，而礼贤赈乏，终身无沣焉。［1］卷5《黄公莹传》

公姓汪，讳弘，字希，大号南山（休宁人）。……尝自策曰：“生不能扬名显亲，亦当丰财裕后，虽终日营营，于公私有济，岂不犹愈于虚舟悠荡，蜉蝣楚羽者哉!”暨长就学，疏通闻见，弃儒就商，力行干蛊之业。于是北跨淮扬，南游吴越，服贾鹾卤之场，挟刘晏之奇，谋猗顿之赀，积数十年遂有余蓄。［11］卷 116《弘号南山行状》

可以看出，家谱中总结的徽商成功经验并非是具体的个案，而是总结性的一般理论，是在符合儒家道义下以商场前辈为学习对象的论断。徽商经验的传播也是如此，如明嘉靖、万历间婺源人李大憎，“贾于云间、白下，又醢贾于皖城，又质贾于姑熟。传教于受承者曰：‘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陶朱公、秦青等数辈何在？’闻者洒服。”［12］《环田明处士李公行状》这种建立在诸多徽商成功案例基础上的经验总结仍然有着一定的效果。

1.2　展现徽商社会生活，激励族人积极从商

家谱中的徽商传记、行状、墓志铭等内容，并非仅涵盖他们的成功经验，往往还会记载他们拥有财富后的社会生活。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以突出徽商光鲜的生活方式、广阔的交游网络和杰出的社会贡献为主，将这种社会生活状态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形象地展示了财富的力量，从正面鼓励了宗族后人积极参与和从事商业经营。

首先，描写了徽商光鲜的生活方式。如，《虬川黄氏宗谱》中就有对歙县徽商生活状态的直观描述，“予邑（歙县）编氓贾居十九，其巨者高轩驷马，俨然缙绅；次亦沃土自豪，雄资足瞻，自谓无求于人；最次亦逐什一，征贵贱，饱暖其妻孥，而优游以卒岁。”［13］卷4《云景黄翁六十寿序》从描述中可看出，经营商业最次者至少能够获得全家温饱，家庭不受困厄，最高层次已然进入了本地的统治阶层。这种论述在徽商个体身上有着明显的表现，特别是突出了徽商经营成功后对于自身及家庭的变化。如歙县徽商程胜恩，“公讳胜恩，字恒之，（清初）古歙褒嘉里人……其祖父服田力穑，朝斯夕斯，不出户庭……用是效白圭治生之学，弃农就商，往来荆襄吴越间，勤昧旦，忍嗜欲，趋时观变，人弃我取，与僮仆同苦乐，以生以息，不十年而家成业就，享有素封之乐。忆昔游楚之时，特一贫窭之夫耳，一旦而家温食厚，门无俗士，家有余粮，腴田数顷，乃积乃仓，何兴之若斯易易也。向非公幼而能立，练达老成，胡能徼天之幸以至如此哉！”［14］《歙邑恒之程公传赞》在“享有素封之乐”的基础上，有些徽商得到了官府的承认，获得地方社会尊重，如，歙县徽商程悦，“徽有石潭翁也，梁忠壮之裔也。讳悦（姓程氏），字廷豫，别号南滨钓叟（明嘉靖时人）。居积渐致赀雄一方，而一方之人皆德之。其貌也坦然而朴，其气也蔼然而和，其言也确然有信，其动也秩然而理，其衷也淡然而无所营，昔人谓悃丧而无华，沉毅而有猷者非欤！行谊为郡伯所推重，荐加爵弁，烨然章服之荣。”［15］《附录·书石潭程隐翁七秩夫妇偕寿图叙》

其次，描绘了徽商的交游网络。传统中国社会中，声誉体系掌控在士林之中，家谱中所载的徽商与文人士大夫的交游，展现了徽商所获社会声望的同时，也体现了徽商社会身份的多元化。这种交游网络的获得主要是徽商自身修习儒业，以被士林所接纳，家谱所载就有多人，试举例如下。

翁讳宪，字世纲，克己其别号也。（明天顺嘉靖间休宁人）……既长受读经书，能通训诂，修父业商于淮浙间，贸迁有道，虽世于商者莫之及也，以故赀雄于乡，为邑望族……予同年刘弦斋未遇时，游于率东，时人未知奇也。翁与语大悦，乃托之辑谱牒，集《思本堂遗文》，弦斋感翁高谊，竭志校正，足以传远，且多为之题咏或为文以记之。未几，弦斋同予登进士，官礼部，通问益勤，号通家焉。……晚年厌商游，养静山中，自题其轩曰“克己”。亦欲为赈恤之义，随其力而施之不吝也。又尝增修世宗祠宇，传写远祖遗像，以示不忘。［8］卷4《克己处士墓志铭》

公名文茂，字廷秀，歙竦塘里人……父道玄公，韬奇韫玉，为乡善人。母吴氏。公性行淑均，孝友谦让，雅好儒术，博览多通。善于治生，商游清源，清源北邻燕赵，西接三晋，为都会地，亦多大贾。大贾人争务奢侈，公折节为俭，任人择时，以此起富。公又勤力……乃赀日饶益，业日丰大雄于齐鲁新安间矣……公喜与文士游，清源名流，屈已纳交，暇日琅琅讽诵经史。孝友睦族，兄弟怡怡，华巅无间，乡人比之李氏四龙。［1］卷5《黄公文茂传》

实际上，徽商能够被当时士林所接纳的核心因素在于徽州宗族对族人教育的强调，“子弟幼小，且令读书，事六艺，勿令逐商贾。管门户父兄之贤，当延明师以教，毋吝束脩、贽师之礼。古云：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诚哉是言也。纵使命运未通，未能成大贤，亦不失为礼义之士、诗书之家也。果若鲁钝，不能成学，方听事田园、名户商贾，亦不为迟。然商贾之利有时而尽，学问有成之利，无可穷尽。子孙有识者鉴之。”［9］卷1《家规》在这种情况下，徽商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甚至被认为是“贾从士出”，如此，徽商被士林所认可就不足为奇。

再次，凸显了徽商的社会贡献。徽商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也能成为当时社会认可的成功人士，这种成功主要体现在徽商的社会贡献上，反映在如下三个层面。

其一，在宗族内部的付出。如徽商章必芳，“字实甫，太学生。幼颖敏，负奇志矫矫不群，比长读书即以古人自期，不屑为记诵剽窃之学……不数年，增资累万，勤俭不改其初。会遭家多难，维持调护不惮劬劳，庭帏之际明暗周旋，不以己财或吝。”［16］卷24《家传》又如，徽商江希贤，“弱冠偕诸伯仲绍祖父业，贾北关溪滨。资日饶裕，寸缕弗入私室。挟资游二浙三吴，不辞艰劳，贵贱赢诎悉中心计。而和易近人，然诺不爽，以良贾闻。尤急人阽危，宗党戚属多所施予，他如修祠宇，造桥梁，一生懿行难更仆数。”［17］卷 9《明处士希贤行状》

其二，对经商所在地的奉献。如，徽商许芳，“知伯子滋善治生，乃命商游荆襄，营业庐州，居积几致万金，田产日赢。……会庐州民大饥馑，即命滋发廪赈贷，人于是感恩刻骨。里中丁家园路险，往来者病之，于是捐赀葺治，过者口颂不衰。”［18］第5册《明故处士许君德实行状》又如，徽商查杰，明嘉万间人，“自少头角崭然，读书敏捷，不为章寻句摘，涉猎悉通大义……方弱冠，辄挈其季往芜湖，运筹决策，吻拟然圭……乃归，藉其橐资，观时变。子姓稍长，命为季也侣，独往来吴越扬楚间三十余年，业果骁骁起圭……砌石埠于姑孰，广石道于南陵，水无病涉，陆无病滓。芜邑下令暮粟赈饥，即日输三百石以倡之。”［19］《查灵川公暨配汪孺人行状》

其三，对国家的贡献。如，明初婺源人许达，“公风度嶷峻，恬淡寡欲，以勤俭教家，非其有不取。业商于江淮，时天下草创，盐课未盈，公率诸商宣力以资国榷。厚赀饶，业甲于乡。既富矣，济人之贫，悯人之孤，大小咸德之。”［20］《处士忠善公行状》（第418条）又如，徽商“吴荣君姓吴氏，名荣，字惟禄，别号仰山……君幼警敏，惧陨越，甫十四，能从商贩不后时。……先是嘉靖甲申，户部奉恩例召义民输粟以救灾，荣以冠带。君如例入粟，不受冠带，有司强之，后受焉。岁甲辰、乙已连凶歉，都移文府县谕富民出银分赈饥户，君即应召，盖性乐于施非假以荣名也。”［21］《仰山吴君行状》

事实上，家谱所载的徽商往往在这三个方面均有所表现，“程大功，字子懋……起家盐策。缮祠睦族，筑堤卫乡，世际艰虞，输家佐国，钦授武英殿中书。生嘉靖乙丑，殁顺治戊子。”［22］卷13《岑山渡派》这些贡献往往赋予了徽商在地方上乃至国家层面的声望，如，歙县方梦堂的事迹就是典型，“崇祯末，天下用兵，遣中官王坤督饷两淮，坤恃权恣肆横，追旧逋数百万，诸商不能堪，相顾错愕。君毅然叹曰：‘商尽则国疾矣。’挺身走京师，伏阙上书乞一切蠲除，与民休息，通政史孟公兆详览君疏，大奇之，为延誉，缙绅闲然。”［23］卷19《梦堂方公暨元配吴孺人合葬墓志铭》可以说，家谱中所载徽商的丰富社会生活，展现了其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多姿多彩的场景图像能够为徽商提供强有力的经营信心。

2　整合宗族资源，助推徽商经营成功

明清徽商在外经营有成往往就会在经商地定居下来，商业行为最终使得族人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与分散性，而徽州宗族依靠家谱却能够有效收族，从而稳固徽商的宗族联系。这一点在徽商对徽州家谱纂修中已展现的十分清楚。事实上，徽商经营与宗族利益息息相关，明代休宁人金声指出：“夫两邑（歙、休）人以业贾，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数十家、数家。且其人亦皆终岁客居于外，而家居者亦无几焉。今不幸而一家破则遂连及多家与俱破。”［24］卷4《书·与歙令君》由此观之，徽商依托宗族建立有经济利益上的密切关系。

日本学者藤井宏总结徽商资本来源时，将其分为共同资本、委托资本、援助资本、婚姻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和官僚资本等7种，除劳动资本之外，余者均与宗族势力相关。这种资本支持显然是宗族合力的结果，这点在很多成功徽商身上均可看到。如，共同资本，婺源徽商王悠炽，“……房叔、房弟某某合伙经商，各移五百金为赀本”；［25］卷33《人物·义行》又如明末歙县商人鲍继登，“自少老成，与诸父合业，并以盐策起家。”［6］卷2还有则是直接举同族合力进行经营，如，徽商程锁，“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26］卷91《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又如，许世积，“尝客姑孰，会岁凶困甚，公独晏然，时从宗人币者游。”［27］卷13《世积公行状》从徽商这些资本来源看，这种共同资本的连接纽带是一种扩大的血缘关系，也就是家谱所确立和强调的族人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援助资本，如，徽商鲍尚志，“公舅氏行。谓公曰：‘依人非久计，子苟欲自立。当贷子二百金任自营，弗较息也’。”［6］卷2《鲍尚志行状》又如，徽商邱启立，“后偕诸侄联旺贩茶湖口，侄舟覆，启立悬重赏救之，侄以货物尽失，生不如死，启立遂以己茶一船予之。”［28］卷29《人物·孝友》从徽商鲍、邱二氏的行为来看，徽商不仅接受族人资本援助，还通过宗族关系援助徽商资本，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徽商通过宗族关系，以借贷的方式获得资本积累，如，查奎即贷款给族人经商，“族有业于粤东者，为行户亏折，久踬于外，奎以一千五百金贷之，始获归家。未数年，折其券。”［25］卷34《人物·义行》又如，徽商阮弼，“诸宗族亲戚、闾右交游至者，辄推赤心而纳之交……材可贾，则导之贾；能独立，则授赀而薄其息；能从游，则授糈而冀其成。”［26］卷35《明赐级阮长公传》徽商许积庆更是无息贷款给族人，“公讳积庆，字世纲，别号坦斋……遇昆弟姻族尤情洽而礼周……其事贾者悉贷之资而不责其息……委财利为外物，九族贾而贫者多惠贷，不望其息。”［18］第5册《诰封奉政大夫坦斋许公行状》从上述三个资本积累的情况可以管窥，徽商从经营之初就已藉助宗族的力量，而宗族关系的确立正是建立在家谱之上的。

从徽商角度来看，家谱能够有效维系宗族族众，从而进一步为徽商经营与商帮凝结提供帮助。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合力提供徽商经营资本，更为重要的是在徽商经营过程中，宗族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人脉作用。通过家谱所建立的宗族关系，族人可以获得有效的经商实践，如，徽商吴荣让，歙西溪南人，“从诸宗人贾松江，稍自载而生。”［26］卷47《明故处士吴公孺人陈氏合葬墓志铭》徽商也主动利用宗族关系传授经商经验，“以德报德，堂姪荣相随学贾十余年，训导如亲子，姪每岁浮梁买茶，去能信任之，久而且深其家之勃然并与也，盖得公栽培之力焉”。［29］《珑田支派谱系序》同时，通过宗族关系，族人很快便能够展现出经商才能，获得经营的必要声望，这一点在徽州盐商宗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济阳江氏中江承封、江雨亭、江明生等都是如此：

承封公，字卫候，明别驾三莪公曾孙。性豪爽，重然诺，客居维扬，恒多树立。……族人业鹾邗上者，寄以转运重务，公膺人之托，实力经营，数十年无私蓄。［17］卷 9《清诰封奉直大夫承封公传》

江君雨亭，讳嘉霖，字沛川，歙江村人……弱冠，走淮扬，其族多事禺策，聚处扬城，君左右其间，族贤者倚为肩臂。［17］卷9《清候选主簿嘉霖公原传》

歙有隐君子曰（江）明生，字寅初。……历阳，君业鹾处也。……迭婴变故，业亦渐中落，公食力田园淡如也。族有巨室，雅知君，延往邗，任以鹾务。［17］卷 9《清候选州司马明生公原传》

又如歙县新馆鲍氏宗族：

公少依我大父凤占公习鹾业，旋为我父司出纳。有干才，甚资倚畀阅二十余年，未尝易主，家由是渐起。咸丰辛酉之变，积资大半丧去。克复后，浙东适改票盐，公以株守不足自食，力劝余弟辈作背城计，力怂穆庵诸弟辈曰：“子兄弟幸和协，并力以图，犹可转败为攻，否则坐失时机，悔无及矣。”……而自与仰山从兄合资营运，悉力调度，获利益厚，十年累巨万。视所丧，几偿十倍。及析，衔杯一笑，了无计较，闻者谓有管鲍风。［6］卷2《例授奉直大夫州同衔加二级鸣歧再从叔行状》

再如，绩溪西关章氏：

（章必林）一名玉琳。明练庶务，通大义。家故贫乏，偕仲兄佐伯兄外贸，寓于杭。暇时即讲韬略，习骑射，二十二遂获中隽。晚循例为国子生，往来杭嘉间。然诺不欺，亿每多中，族叔盐经历公需次浙江，坐补原缺，历署诸场务，宦邸相从，时与数晨夕，以故得名鹾政。是时，绩之业盐者，半出其手，而于艰难兴替之会，皆为经划得宜，感其恩者不一而足。［16］卷 24《家传》

还有个体盐商也是如此，如，歙县盐商汪燧，“以父老代治盐策，鹾使者知其才，举为浙甲商，益体父志，务为善，凡以泉布授人，必置奇羡，俾周其宗族亲友。”［30］卷9《人物·义行》

事实上，徽商已经有意识地提携和利用族人经商，如，徽商鲍雯就有言，“但吾生平欲为鸠宗保族计，今力憾尚不及，俟经营数载当归与宗人共谋之。”［6］卷2《解占弟行状》更多的是以行为来表现这种意识，首先是通过将经商与家务分离，实现经营成功，如，徽商许讯贶，“商于淮、泗间，能观时变，以上下其殖，居积致富，故财虽丰而人不怨。命弟任旅务，己任家务，一毫不私。”［20］《孟贻公行状》（第932条）又如，徽商章志乾，“于时婚嫁频频，家无宁岁。命仲弟撑持家政，季弟同事京师，积十余年，运茶北上，始大构‘彝德堂’新居。”［16］卷24《家传》还有的是通过兄弟间分工实现多种经营，以为成功之道，如，徽商程广富，“旋挈二弟三弟至苏贸易，将廛业交弟经理，自归家就近业茶，渐致赢余。”［25］卷33《人物·义行》更为典型的是徽商程廷柱。

（程廷柱）字殿臣，号理斋，永洪公长子也。国学生。自幼豁达，卓有立志，厚重少文饰。随父侧奔驰江广，佐理经营。父殁后，克绍箕裘，友爱诸弟。总理玉山栈事，增至田产；兰邑油业命二弟廷柏公督任之；命三弟廷梓公坐守杭州，分销售货；命四弟廷桓公往来江汉，贸迁有无。创立龙游典业、田庄，金华、兰溪两处盐务，游埠店业，吾乡丰口盐业，先绪恢而弥广焉。［31］《程廷柱传》

更多时候，徽商是通过雇佣族人，使得宗族成为徽商稳定的人力资源来源。早在明初就已有此情况，如，程实（洪武乙亥（1395）生，弘治乙卯（1495）终），“少客江湖间，尝以木易粟至姑苏贷人……家居率晨起，呼子弟督佃佣各职其职，无侈以肆。”［32］卷90《百岁程君实墓表》又如，徽商程焕铨，“使宗人运盐二万有奇往海南”。［25］卷34《人物·义行》此外，徽商率领子弟经营也应属于对族人的雇佣，如，徽商黄崇德，“公复率其子弟宗人商于淮南，子弟宗人皆能率公之法而为廉贾。于是竦塘黄氏胥富等千户侯，名重素封矣。”［1］卷5《黄公崇德传》徽商方延柯在开封经商成功之后，便携带本族子弟，“凡族中子姓，稍习贾者，悉携汴上，皆贾，携济几百家悉起家数千金，皆公之惠也。”［33］卷31《从伯祖廷柯公传》又如，徽商吴德明，“起家坐至十万，未尝自执筹策，善用亲戚子弟之贤者，辄任自然不窥苟利”，“平生其于亲族之贫者，因事推任，使各得业”。［34］第5册《德明公状》

显然，明清时期徽商的成功经营和顺利发展，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徽商宗族联系纽带的稳固。这种纽带的直接表现就是家谱，上述徽商的成功事例均说明了徽州家谱整合的宗族资源为创业中的徽商所用，对徽商发展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

3　凝聚宗族关系，发展壮大徽商势力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所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利用家谱联宗之后，徽商有效地扩大了自身的交际网络，不仅可以互通信息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还可以构建商业网络，以扩大自身竞争力，甚至还可以藉助宗族联系占领市场以达到垄断的效果。

对市场走向的正确判断和准确预估是商业经营特别是贩运贸易成功的基本前提，徽商即十分注重考察各地市场。如，徽商程季公，“东出吴会，尽松江遵海走淮扬，北抵幽蓟,则以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26］卷 52《明故威将军新安卫指挥金事衡山程季公墓志铭》一般来说，徽商是依靠副手及在各地经商的族人提供的信息以进行市场判断的。因此，徽商通过家谱联宗是十分自然的，如，绩溪商人章必泰，“一号南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尝因收族访谱，遇福建浦城宗人名汉者于吴门，道及南峰宗佑重建事，于是相与刊发知单，遍告四方诸族。”［16］卷24《家传》又如，徽商汪嘉树，“年十六服贾以养亲。曾两修支谱，代输本图积逋，证西关伟路。”［30］卷9《人物·义行》这些徽商发起、参与家谱修纂的缘由即在于家谱成为徽人行商的联络图，而族人是他们取得可靠商业信息的重要来源。以婺源碴煌洪氏族人为例，“挟谋生之策，成远游之风，南北东西，本难悉数。而始而经商继而遂家者，则有迁清江浦、湖南、广西、成都、金陵、繁昌、桐城、蔡田等处。”［35］卷59这些迁居在外的族人，通过家谱联系在一起，进而成为徽商经营的可靠商业信息来源。这一点在徽商成功经历中有所展现，如前述程季公能“坐而策之”，居中指挥族人进行多品种远程贩卖，“东吴饶木棉，则用布；淮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策；吾郡瘩薄，则用子钱。诸程聚族而从公，惟公所决策……行之十年，诸程并以不货起，而公加故业数倍，甲长原。”［26］卷 52《明故威将军新安卫指挥金事衡山程季公墓志铭》又如，徽商张宗悦，亦是居中指导族人获利，“公不私其利，授诸弟俱征贵贱，操奇赢，一如公指。公坐理无余算。”［36］卷29《张宗悦》

徽商还会利用宗族的关系减少竞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徽商方柬富，“新安方君柬富，与其弟显、从子敬、从孙鼎，侨寓于扬……柬富诸君，方跋涉江湖，贸迁有无，倥偬若不暇接者，乃有役志于此（纂修族谱），以不忽人之所忽焉，其亦可谓贤矣。”［23］卷首《方氏族谱序》徽州方氏中的徽商群体在经商过程中不惜时间与财力致力于家谱纂修，其目的除了热心宗族事业之外，还有从“贸迁有无”角度出发减少竞争之目的。

徽商在利用宗族获得经营信息和避免竞争的基础上，还能够通过宗族联系获得垄断地位，以胡适所在绩溪上庄胡氏为例。

吾族自十三世以前，经商者颇少，其后则文阑公于闽，兆孔公于上海，汉三先生于广，其商业皆混耀一时。逮道咸间，端斋公起，遂以开文墨业名天下。同时族人列肆上海者，又有万字招十三肆，皆兆孔派也。鼎字招九肆，皆志俊公派，而余派亦称是。同光之际，则上海有贞海公之鼎茂，玉庭公之万生端，贞春公之松茂。南京有方楷公之恒之，三溪有先大父荫林公之景隆，附鄂相衔，业并素封，故旅遂以善贾名……又吾族旅食以上海一带为最多，率常数百人，闻始商上海者即兆孔公，然则今沪地族侨，宜祀公为哥伦布矣。［37］下卷《拾遗》

从这则材料中可以看出，徽商有在上海、南京经营成功的，遂将族人带到上海、南京等地，形成胡氏家族多支派成员共同经营的情况。上述材料也很好地证明了徽商通过宗族联系获得行业性的垄断，这种垄断的长时间持续来源于经营的多种要素，如，技术、经营手段等方面在宗族内部的限制。

事实上，更多的情况是徽商在经商地不断开拓，并通过宗族联系在地方上获得相应的垄断地位，形成徽商的区域性垄断。如，婺源商人程栋在汉口经商，“颇得利，置产业”，“凡亲友及同乡者借住数月，不取伙食，仍代觅荐生业。”［38］《孝友》江西吴城镇乃是“徽商辐辏之区”，黟县商人朱承训对“乡人觅业而来，与失业而贫者”，“因材推荐”。［39］卷7《人物志·尚义传》又如，徽商鲍立然在杭州为族人建设免费的住处，“立然弱冠失怙，弃举子业，与兄业鹾于杭。里中营广厦数外，任族人居之，不取其值。”［6］卷2《人物》这些方法使徽商族人乡党势力不断发展，从而获得排斥异己的足够人力支持。这一点在徽商许孟洁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景泰、弘治间，其在有着“淮泗通津”之称的商业重镇正阳关经营二十余年，其族人纷纷前来投靠，他“尤睦于亲旧，亲旧每因之起家”，以致促使整个市场变得更为繁荣，“故正阳之市，因公而益盛”。推断可知，正因为他引来了不少宗族之人，使业务大为发展，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在这种情况下，许孟洁可能已经具备了垄断整个正阳市场的能力。许孟洁客死正阳，“挽者近三千人，观者万人皆叹息，以为商而感人如此，虽达官贵人未之有也”。［40］第1册《孟洁公行状》

徽商除了利用宗族关系形成区域垄断外，还通过宗族关系形成行业上的垄断，这一点在徽商所从事的典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典商大多休宁人”［41］卷18《歙风俗礼教考》主要采取的竞争策略就是依托族人、乡党，以宗族提供的资金和人力，同气连枝，一致采取降低典利的行动，从而打垮本薄利高的异地商人，“（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42］卷3（200）具体的典型案例就是徽州典商汪通保。

初，处士受贾，资不逾中人，既日益饶，附处士者日益众，处士乃就彼中治垣屋，部署诸子弟，四面开户以居，客至则四面应之，户无留屦。处士与诸子弟约，居他县毋操利权；出母钱毋以苦杂良，毋短少；收子钱毋入奇羡，毋以日计取盈。于是人人归市如流，旁郡县皆至。居有顷，乃大饶，里中富人无出处士右者。［43］卷4《汪处士传》

可以说，徽商在原有徽州宗族关系的基础上，主动参与家谱纂修，通过联宗修谱的方式联系宗族，在有效利用宗族提供各类资源的基础上，获得经商信息，避免商业竞争，乃至形成垄断优势。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徽商才最终能够使得自身势力“几半宇内”。

现阶段的学生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地位比较高，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就养成了“少爷病”、“公主病”等。这就导致学生离开家后，仍然认为别人就应该什么都听自己的，与别人很难交流。长期如此就会导致学生出现逆反的心理。另一方面，学生也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初中阶段的学生对很对事情都比较敏感，如果家庭中出现父母离异等不和的现象，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学生就会出现对别人产生厌烦的情绪，与教师、家长甚至同学产生矛盾。在一般或者轻微的刺激下就会产生情绪的较大波动。

由此可见，徽州家谱对明清徽商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不仅是徽州家谱自身文本所带来的，更多地是通过宗族渠道达成的。徽州家谱肯定和彰显了商业与商人的地位，客观上为徽商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诸多便利与支持，这应该是徽商能够雄飞于明清商界三百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歙县）竦塘黄氏宗谱［M］．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本.

［2］休宁西门汪氏宗谱［M］．清顺治十年（1653）刻本.

［3］（歙县）溪南江氏族谱［M］．明隆庆刻本.

［4］祁门金氏统宗谱［M］．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

［5］休宁西门汪氏大公房挥佥公支谱［M］．清乾隆四年（1739）刻本.

［6］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M］．清光绪元年（1875）木活字本.

［7］（歙县）潭渡黄氏族谱［M］．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

［8］（休宁）率东程氏家谱［M］．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刻本.

［9］（祁门）中井河东冯氏宗谱［M］．清嘉庆九年（1804）刻本.

［10］黟县鹤山李氏宗谱［M］．民国六年（1917）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