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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与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体现思想的异同

2018-04-08欧洁玲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18年10期
关键词:任安为人民服务史官

欧洁玲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东 广州 510000)

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演讲中的“为人民服务”思想

在74年前,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首次提出“为人民服务”思想。

考察一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去看。1940年前后,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发生了经济困难。为解决问题,当时推行的政策是“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通过宣传和动员,大部分同志都意识到生产的意义,提高了参加劳动的积极性。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张思德在煤窑塌方时为救战友牺牲。此事引发了众人的私下讨论,有的同志认为,在长征和战斗中,这位战士坚持了下来,却在劳动中牺牲了,非常不值得。这些意见,毛泽东有所耳闻。为稳定军心,提高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便做了这次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其主旨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这篇演讲并不长,言简意赅,直白易懂,短悍精湛,对当时参加追悼会的军人和百姓群体而言,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一开始,开篇就首先明确了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性质和宗旨。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接着,引用了汉代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原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是在新时代对人的价值提出了新的观点、新的看法。后文我们将浅析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背景、司马迁所代表的身份及《报任安书》所体现的思想,与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演讲所表达的思想作对比。

对于如何回应异见,毛泽东在这里也公开作了说明。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举例说明,“‘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通过简单的归纳,给出了结论和愿景:“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这番话十分具有凝聚力,首先肯定了现在的成绩,接着展望将来,非常鼓舞士气。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

进一步阐释了“重于泰山”的含义,只要是为人民服务而死,就是牺牲,就是伟大的。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虽然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

但如果能通过干部和战士、战士和战士之间的相互体谅和帮助,减少伤亡,更为理想。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

将开追悼会形成制度,树立榜样,以这种形式重塑战士们的价值感。

“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不仅是军队,在人民群体中,也运用追悼会形式,提高凝聚力和向心力,最大限度地团结人民。

通观《为人民服务》全文,以战士张思德同志的牺牲引发的舆论为切入点,通过对“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的阐述,探讨了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最后的结果是不仅平息了舆论风潮,而且确立了追悼会制度,为战士们、百姓们的安心奋斗打了一剂强心针。

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重于泰山”思想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史官世家,父亲是太史令司马谈,“汉武帝时,嗣其父谈而为太史令,职掌文史星历,故得纳金匮石室之书而作《史记》”。史官世袭,司马迁于元封三年(前108)继任太史令,职责是纪录历史。正是由于身份和条件,得以写下《史记》这样的传世巨著。

传统的史官,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坚持纪录史实。在春秋时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齐国有位重臣叫崔杼,齐庄公被崔家的人杀了,他对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病死了。”史官坚持纪录史实,在竹简上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震怒,拔剑杀掉史官。史官死了,按照惯例,其弟继任。崔杼对新任史官说:“你写齐庄公病死了。”他也不从,继续如实纪录“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下令杀了新史官……接着,第三任担任史官的弟弟也光荣牺牲。到了最小的弟弟,崔杼直视着他,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最后经过权衡,决定放了史官。另一家担任南史的史官听说同事一家壮烈牺牲,不惜远道而来,打算纪录崔杼弑君之事,得知已经如实纪录,才回去了。由此可见,史官对于纪录史实的执着与坚持。这也是我们在进行史学研究工作中特别重视正史的原因之一。

有这样一件史官全家牺牲生命谱写的壮丽乐章在前,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司马迁宁可遭受宫刑也要如实在《史记》中记录李广之事。说明从春秋时期到汉代,史官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纪录史实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晚年官尚书令,尊崇任职,友人任安责以不能进贤,迁以书报之,论及《史记》,即《汉书》本传及《文选》所载《报任少卿书》是也”,在司马迁晚年的时候,他担任了尚书令一职,职权是上传下达,类似于今天秘书长的工作职责和内容。当时他的朋友任安指责他不选贤举能,司马迁就给他回了一封信,就是今天我们所知的《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原文: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意思是说,因为不同的事由而死亡,有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之别。这不同的事由是什么呢?司马迁前文已经作出解释:“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

大意是向任安解释自己不推荐人才的原因:我人微言轻,如果(因多言违逆圣意)被判定为违法犯罪行为而受死,压根微不足道,世人都不会认为我是为了大节而死,只会认为我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这是我平生所从事的职务低微,所处的地位低下所造成的。

据此,在司马迁看来,“重于泰山”之死的“死节者”,这是需要君主和人民判定的;而“轻于鸿毛”之死的死因,则是“伏法受诛”,不被君主和人民所认同的。

三、两者对于人生价值判断的异同

我们先谈谈对于死亡和生命价值意义,两者的相同之处:当然,两者都对为人民而死持肯定态度;两者都对死于不同的原因作出了区别,认为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之分。

但两者的相异之处也有以下几处:

第一,时代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价值取向的利益不同。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演讲发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服务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原话是“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时代使然,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面前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价值取向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人民群众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来自于法西斯,所以如果投敌助敌,造成的死亡就是咎由自取,在我方看来毫无助益,“比鸿毛还轻”。

司马迁《报任安书》成文于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这是一个封建统治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正式的封建王朝,其功过得失和自身荣辱首先要受到君主的评判,司马迁的顶头上司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对任安作出了暗示式的说明,“假令仆伏法受诛”虽是被动语态,但是我们在熟读太史公司马迁的“春秋笔法”之后,仔细推敲,能让他受死的人在当时还能有谁呢?这里暗指的只能是封建君主。作为良心知识分子,他的第二个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如果不能得到世人的认可,则死亡是没有意义的,“轻于鸿毛”。

第二,对自身利益的衡量不同。

新时代“为人民服务”思想对牺牲所反映的态度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只要是为了解放人民,对于自己的生命权,是可以放弃的。《史记》诚然是汉代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自己遭受了宫刑仍然坚持的原因是“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大意是活下去的原因主要是遗憾想做的事没能完成,当时的人和后人就没有机会了解他的才华,这就是说,想要成名的欲望才是支撑他即使受到挫折,也坚持活下去完成《史记》一书的主要动力。这反映了司马迁对于个人成名的目的性较为强烈,也更为功利。

四、结语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表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说。演说中引用了汉代司马迁对生命价值有“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的相关论述。在新时代,毛泽东对“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的生命价值作出新的阐述:以对人民利益是否有增益和减损为标准。

而生活在封建君主统治时期的司马迁作《报任安书》解释了遭受挫折后坚持《史记》创作的源由,他对于“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的人生价值看法,主要取决于封建君主加诸于臣民的荣辱,以及是否在同时代和后世人民中名声得到彰显。纵然我们认可《史记》的价值,肯定其史料的真实性和广范性,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因作者受到时代和所处阶级的局限性,这种价值取向难免个人主义倾向较为明显,具有功利性。

综上,对于生命价值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的评判,因受时代和所代表阶级利益的不同,标准是会变化的。而在新时代,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其区分标准,这种思想也是我们今天需要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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