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

摘要：古今政治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从圣经中对上帝的信仰与服从，到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提出政治体制该是如何，人们该如何一起共同生活、构建一个社会，再到现代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出现转折。从古代政治走向现代政治，再到后来的洛克、卢梭等，古今政治思想观念有很多相通之处，但也有很多差异。有鉴于此，开始思考一些亚里士多德与马基雅维利这两位先哲的不同之处，思考的外在工具便是两位的著作《政治学》以及《君主论》。

关键词：政治思想；政体；君主国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07.076

1對于政体的理解问题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宪法）为城邦公民的组合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而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政体首先分为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正宗政体是“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变态政体是“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也就是通过公务团体的目的，是为照顾全邦共同利益还是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将政体分成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正宗政体又包括三种：王制（君主政体）、贵族（贤能政体）及共和政体。其中，政体（政府）以一人为统治者，能够照顾全城邦人民利益的就是“君主政体”，若政体以少数人，虽然不止一人且不是多数人，便是统治者“（贤能政体）”，而群众作为统治者并能照顾到全邦人民利益的则是“共和政体”。与正宗政体相对，他接着提出均不能照顾城邦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三种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它们分别是上面提及的三种正宗政体相对应的变态，“僭主政体以一人为治，凡所设施也以他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寡头（少数）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

而马基雅维利却在《君主论》的开篇就言简意赅的指出，“过去的和现在的统治人类的所有国家和所有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也就是说，他直接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政体的划分，他认为政体只有两大类，即君主国和共和国，而不再是亚里士多德划分的六种政体。他接着指出“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缔造的，世袭君主国指统治者长时间里世代相袭继承。新缔造的君主国或者是全新的，或者是被世袭君主国占领后归并的附庸”，于是他将君主国分为世袭式君主国与新缔造的君主国，新缔造的君主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综观《君主论》目录，在目录处，他分别依次提到这些君主国：世袭君主国、混合式君主国、以自己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以他人武力和运气而获得的新君主国、公民君主国、教会君主国。混合式君主国、公民君主国以及教会君主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混合式君主国就是，如果新成立的君主国“并非全部是新的，而像是一个附属国（那么从整体上来看，可以称之为混合式的）”，也就是说混合式君主国是一种在新君主国里都很有可能发生的一种的困难，除非它是一个新成立的全新的君主国，这样它就没有一些不好的残留。第一次看到公民君主国这个名称，会怀疑它是不是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平民政体或共和政体，马基雅维利的解释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平民不是依靠罪恶之道或者令人不堪的暴力手段，而是借助同胞的帮助而成为君主的”，也即公民君主国也是一种新成立的君主国，不过它的取得方式略显特别，既不完全依靠能力也不完全依靠运气，而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a fortunate astuteness”——这是一种不是借助于人民，就是借助于所谓的权贵的巧智。而君权究竟是由人民建立还是由权贵建立，则要取决于这两方谁取得了机会。那教会君主国又是什么呢，它靠能力或运气取得，接着靠与宗教相伴而生的古老制度保持，马基雅维利虽然认为只有教会君主国才是稳定和富足的，但是他又说道“这种国家依靠了人类无法企及的更高力量的支持，我就不再谈论他了，因为是由上帝所提升与维护的，对它横加议论，只能是自以为是的鲁莽行为。”从他的语气中，觉得此种君主国似乎不太接地气，他似乎不太赞同此种政体，并且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马基雅维利似乎将政治与宗教神学、包括所谓的上帝诸神，划出了一条无形的界限，从他这里开始，上帝就是上帝，我们管不了上帝的事情，宗教就是宗教，而政治就是政治！

2对人性的看法差异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说“每一个城邦（城市）……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行为，在他们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以及“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达到至善，那么，现在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正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了。”由此他对于“善”的重视和强调，至于这个善到底是什么及《政治学》是什么，可以翻开《尼各马可伦理学》寻找答案，“所以我们把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比如幸福。同时，他又将善分为三大类：外在的善、灵魂的善和内在的善。并且最权威的科学或最大的技艺的研究对象就是“最高善”。“政治学似乎就是这门最权威的科学。政治学规定了在城邦中应该研究哪门科学，哪部分公民应当学习哪部分知识，以及学到何种程度。”亚里士多德将政治与伦理问题在其两本著作中分别进行阐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很强调二者的联系。

同样是关于“善”的概念，马基雅维利却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任何方面都持有善念，那么他在众多不善之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可见，二者对于善的理解已经产生了分歧，尤其的对于善的重要性已经强调程度，到了马基雅维利这里，已经是大为衰弱的了。

3对于法律的看法差异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多处提及法律相关的问题，“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行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唯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他依然很强调上帝对政治的作用。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直接提及法律的篇幅可能比较少，大致有这样几处：“有些国家在被征服以前已经习惯了在各自的法律下自由地生活，有三种办法来统治他们：第一，毁灭他们；第二，亲自驻扎；第三，允许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法律之下，从他们那里收取贡品并在那里扶持一个善于你的寡头政府。”“你必须懂得有两种斗争方法：一是依靠法律，二是运用武力。第一种适用人类，第二种适用野兽。但是前者往往不足成事，所以人们必须求诸后者。”“而对君主来说，却拥有一国之君的威严，拥有法律，受到盟友和国家的保护，如果有人民的忠心拥护，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冒冒失失地谋反叛逆。”另外，马基雅维利还直接赞扬了法国是一个组织有方、治理有术的国家，并指出法国首要的制度就是最高法院以及权力。“一个新近当权的人要想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创立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了。”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对于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以及相关配套的制度建设的必要性的重视，对于法律的态度，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里少了一些神性，多了不少理性。

4参考古句的思考

《政治学》与《君主论》里分别有这样两段话，“我们应该取鉴于古人业已做过而且表白于后世的一切事物或典章，由此用心探求前贤所尚未想到或施行的各端，庶几可以弥补他们的缺失”，“因为人们几乎总在重复别人走过的道路，并且效法他人的行为前进，虽然不能与他人所行之路如出一辙，也不能取得所效法之人的功绩。不够明智之人总会依循伟大人物开辟的道路，效法那些最为杰出的人们。这样即使自己的功效达不到那种程度，至少也会拥有一番名声。”我们知道从古代政治到现代政治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可能对于我们理解当今的民主、法治等制度有所助益，但它们也有很多问题，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出现的转折，这个转折当然回不去了，但这个转折到底对不对、它的意义、它出现的问题，它与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是不是有联系，都还有待我们继续思考，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读读《伦理学》以及按照利奥·施特劳斯的指引去读读《李维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