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辉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龙场顿悟让阳明认识到向外求理支离繁难，而最为简易直接的工夫是向本心求理。这一工夫层面上的转向正是阳明学有别于朱子学的最显明的特征。龙场顿悟解决了困扰阳明多时的心物为二的问题，使得阳明对儒家的基本义理再无怀疑。自此以后，自我修证与教导学生成为阳明学问的主题。自我修证与教导学生的互动推动着阳明学问的进展，使得阳明学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即阳明教法的数次变化)，直到找到“致良知”三字作为工夫话头，阳明学才确定了它的表达方式。

从正德四年(1509年)开始，阳明的教法大体上经历了知行合一、静坐识心体、省察克治*据《王阳明年谱》四十三岁条记载，阳明正德九年(1514年)五月至南京，与诸弟子讲论时谈及后悔此前以偏于内识心体的高明一路接引学者，“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然考察阳明这一时期的文字，直接以“省察克治”为工夫话头教人的情况并不多见，而更多地以“立志”“事上磨练”“立诚”等话头指引学者，应该是阳明将“立志”“事上磨练”“立诚”等作为实践“省察克治”工夫的具体办法。、格物以诚意、致良知等诸种变化*关于阳明晚年四句教是否为致良知之后新的教法，颇有争议。笔者同意刘述先先生的意见，即以致良知为阳明最后之定见，参见刘述先的《论王阳明的最后定见》一文，收于吴光主编《阳明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而格物以诚意和致良知两种教法是阳明学走向成熟的关键节点。有意思的是，据笔者考察，在格物以诚意和致良知这两种重要教法的形成过程中，赣州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格物以诚意教法就是在赣州提出的，而致良知教法的核心意涵在赣州也已完全形成，只不过现有资料无法证明阳明在赣州时是否直接讲出了“致良知”三个字。事实上，学界关于格物以诚意和致良知这两种教法的提出以及相应的阳明学的两次转折的讨论已经比较充分*比如陈来先生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和钱明先生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都有论及。。然而，由于传世文献在时间标注、记录缺漏等方面的问题，现有的讨论大都未能有力地呈现赣州的突出地位。格物以诚意教法的提出就在赣州，这是比较清晰的，而致良知教法的提出与赣州的关系在传世文献中则非常模糊，因而少有论及。陈来先生根据阳明的书信反推出“致良知思想在十五年庚辰(笔者注：1520年)在虔州(笔者注：虔州即赣州)时已提出”[1]137的结论，但没有正面论述正德十五年(1520年)阳明在赣州时既已提出致良知思想的依据。本文在此基础上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一、格物以诚意教法在赣州的提出

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十二年(1517年)正月抵达赣州，十三年(1518年)四月剿平各处盗匪班师赣州，此后一直到十四年(1519年)六月，阳明一直在赣州。其间，他一边理政，一边讲学。这一次赣州讲学影响很大，四方学者云集，以至听讲者无处容身，阳明不得不重修濂溪书院以安顿学者。这堪称赣州文化史上的盛事，也是阳明学说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格物以诚意教法的正式提出就是在此次讲学之中。格物以诚意教法是龙场以来，尤其是南京以来阳明自身工夫体验和教法的总结，是阳明学问更加圆熟自信的表现，也是阳明学日臻成熟的重要体现，因而这一教法的提出可以说是阳明学说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

阳明在此时能够自信地提出格物以诚意教法与他在剿匪过程中所经受的苦难磨砺是分不开的。析而言之，阳明剿匪期间之苦痛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祖母年高，思一见为诀；二是病痛缠身，政事繁剧；三是官场行事，动辄掣肘，耗费心神；四是徐爱病亡，悲痛之极。阳明后来自称致良知之学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这些经历即百死千难之重要一段，其中苦痛实难为外人道。然而，百死千难之中阳明素位而行，修身讲学不辍，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2]188正是此间话语。

苦难磨砺之后的阳明工夫比之此前更加笃实。事实上，后悔此前虚言虚度、工夫不够笃实和勉励学者切身实落用功是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四年(1519年)间阳明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头。兹略举几例为证。

正德十三年(1518年)《寄薛尚谦二》：

大抵工夫须实落做去，始能有见，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误误人者矣。[2]191

正德十三年(1518年)《寄薛尚谦三》：

日来因兵事纷扰，贱躯怯弱，以此益见得工夫有得力处。只是从前大段未曾实落用力，虚度虚说过了。自今当与诸君努力鞭策，誓死进步，庶亦收之桑榆耳。[2]192

正德十三年(1518年)《寄诸弟》：

“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者，时时自见己过之功。吾近来实见此学有用力处，但为平日习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预为弟辈言之。毋使亦如吾之习染既深，而后克治之难也。[2]193

正德十四年(1519年)《寄希渊四》：

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当时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过，甚可惜也。[2]179

经历了苦难磨砺，笃实用功的阳明对自己的学问更加自信、再无怀疑，因而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七月在赣州公开刊刻古本《大学》并为之作序，即《大学古本序》。这件事对于阳明本人和阳明学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阳明前半生的困惑求索全部关乎《大学》，弃朱子本《大学》而用古本是阳明一直想做而又未敢轻动的事情，参看南京时阳明辑《朱子晚年定论》百般调和的做法，此时公开指出朱本之误而使用古本《大学》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学问更加自信而成熟的标志。

正德十三年(1518年)《大学古本序》初稿[注]阳明在嘉靖三年(1524年)谈到，《大学古本序》曾三易其稿。传世的谢廷杰刻本《王文成公全书》收录的古本序是最后的改定本，但标注的时间为正德十三年(1518年)戊寅，后世各种《王阳明全集》大都以此为底本，引发了诸多误解。正德十三年(1518年)初稿《大学古本序》通过罗钦顺《困知记》保存下来，学者才得窥两个版本的古本序。前后两个版本的古本序是梳理阳明思想进展的关键材料，后文还将提及。确立了格物以诚意的工夫话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2]1320就总结此前诸种教法，摆脱朱学藩篱，自信地公开表达学问这个意义上讲，阳明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在赣州提出格物以诚意教法是阳明学的一大转折。这是赣州在阳明学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第一次重要性的体现。

另外，应当注意到的是，初稿《大学古本序》没有提及致知。阳明不可能不知道致知在《大学》中的重要地位，因而我们可以肯定此时不谈致知是阳明有意为之。按照阳明讲学时常因病立方的做法，我们可以推测，因为早期讲知行合一曾引发纷纷议论，阳明到此时仍然没有安顿好“知”这个字，因而此时暂不讲可能导致饶舌多口的“致知”。另外，不讲致知也与阳明此时重笃行的工夫体验有关，与南京以来一贯的教法有关。更重要的是阳明相信，讲格物以诚意已经足以接引学者。从诚意到致知的转变，将是阳明学下一次转折的关键。

二、致良知教法的核心意涵在赣州的形成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阳明奉命前往福建处理卫所军队叛乱事件，从赣州沿赣江行至丰城县时，闻知宁王朱宸濠谋反，立刻返回吉安募集兵勇，迅速平定了宸濠之乱。自六月十四日宸濠起兵到七月二十六日阳明擒获宸濠，前后共四十二天，在如此大的平乱事件中，朝廷未派一兵一卒，这本是奇功一件。然而阳明平叛之后的遭遇却让人不胜唏嘘。获知宸濠叛乱之初，阳明即疏请朝廷出兵弹压，未获回应，而在平定叛乱之后，捷音疏已上的情况下，正德皇帝却要“亲率六师，奉天征讨”[2]1398。此举荼毒百姓、儿戏国政之极，阳明上疏谏止，并三次尝试赴阙献俘[注]关于阳明献俘之事，《王阳明年谱》记载混乱，故宫博物院的任昉对其迹作了详细考察，确认阳明前后有三次献俘之举。参见任昉：《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三次献俘行迹考略——从故宫博物藏王守仁书〈铜陵观铁船歌〉说起》，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1期。，均未见成效。此后因小人争功，阳明身蒙不白之冤，弟子冀元亨惨遭迫害。巡抚江西期间与打着皇帝旗号的张忠、许泰等小人尽力斡旋，努力维持，满是痛心与无奈[注]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阳明发布的《告谕军民》最能体现阳明的苦切与无奈之情。作为父母官，在治下百姓遭北兵侵扰时却无力维护，只能告诉百姓“一应争斗等项词讼，俱宜含忍止息；勿辄告扰，各安受尔命，宁奈尔心”。参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七》，第656页。，不得已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六月至九月避处赣州，最后重上捷音疏，在功劳簿上加上了一干宵小之辈的名字才草草了结了这一场闹剧。

正德十五年(1520年)六月至九月居赣期间，阳明继续讲学。这次持续三个多月[注]正德十五年(1520年)有闰八月，阳明六月后半月至赣，九月还南昌，居赣三月有余。的赣州讲学因为《王阳明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没有直接记载而少有人注意，然而这次赣州讲学却至关重要，现有的资料已经足以证明，致良知教法的核心意涵就是此次赣州讲学期间形成的。我们可以从《年谱》和《传习录》中的一些资料和阳明后来的书信来探知此次赣州讲学的概况。

《年谱》十五年条记载，阳明六月到赣州后即大阅士卒，当时有门人陈九川等随侍在侧[2]1406。而《传习录》下卷有陈九川所录语录共二十一条，其中后十六条中屡见虔州字样。如：

庚辰(按：正德十五年)往虔州，再见先生。[2]105

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2]105

九川卧病虔州。[2]107

虔州将归，有诗别先生云……[2]108

九月还南昌之后，阳明曾写信给邹守益：“自到省城，政务纷错，不复有相讲习如虔中者。”[2]1410

以上资料足以说明，阳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居赣州时聚徒讲学确有其事。

至于在赣州时讲了什么，我们还可以从陈九川所录语录中发现端倪。陈九川所录语录共二十一条，若以“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一条为界，前面有五条，后面有十五条，后十五条中直接讨论“良知”或“致知”问题的达十三条，其中直接提到“良知”或“致知”字眼的就有十条。因而我们可以说，关于“良知”和“致知”的讨论是阳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赣州讲学的核心议题。这一点在阳明后来的书信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嘉靖元年(1522年)《与陆元静二》提到“致知之说，向与惟浚诸友极论于江西”[2]211，嘉靖二年(1523年)《寄薛尚谦》也提到“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2]222。“向在虔时终日论此”与“极论于江西”所指当为同一件事，即在赣州讲论致知之事，而阳明主要在赣州生活的时间段有两个，一是正德十三年(1518年)四月至十四年(1519年)六月，二是正德十五年(1520年)六月至九月，而前者主讲格物以诚意，未及致知，上文已说明，所以讲论致知只可能在后一个时期，即正德十五年(1520年)六月至九月居赣期间。

从陈九川所录语录中，我们可以发现，阳明此时讲致知，就是以良知来解“知”的。这一点在“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这一条语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曰：“请问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点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阙。”[2]105

阳明说工夫只是致知，陈九川问如何致知，阳明的回答是良知自然知是知非，自然会指引你去致知，你只需忠实于它的指引，则自然稳当快乐。可见，所致之知就是良知，此处事实上已经完全有了致良知的意思，只是还在分开说。

工夫只是致知，还有前文所引“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再加上陈九川所录其他语录如“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发尽精蕴’”[2]106，“先生问九川：‘于致知之说体验如何’”[2]106，“此‘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2]106，“先生致知之说，莫亦泄天机太甚否？”[2]106等语，已经足以证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赣州讲学时，致知已经取代格物以诚意，成为主要的工夫话头。

事实上，从格物以诚意到致知的转变，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赣州讲学前后，均有迹象显现。此前的迹象表现为对“知”的解释越来越趋近“良知”之意，此后则表现为与人论学时对致知之说的确认与维护。比如，正德十四年(1519年)居南昌时，阳明曾对陈九川说“意之灵明处谓之知”[2]103，正德十五年(1520年)六月从南昌到赣州途经泰和时答罗钦顺说“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2]86，正德十五年(1520年)《礼记纂言序》云“其昭然而明觉者谓之知”[2]271，正德十六年(1521年)《答甘泉》云“致知之说，鄙见恐不可易”[2]203，正德十六年(1521年)《与杨仕鸣》言“区区所论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2]207。

凡此种种，都可以佐证，正德十五年(1520年)赣州讲学之时，阳明用“致知”替代了“格物以诚意”，并且用“良知”来解释“致知”之“知”。而这事实上就是“致良知”教法的核心意涵，“致良知”教法就是“致知”话头的自然延伸，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充分证明此时的阳明是否已经明确讲出了“致良知”三字而已。

按照《年谱》的讲法，阳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始揭致良知教法，但是《年谱》所依据的阳明给邹守益的书信在阳明各种文录、文集或全书中均未曾考见，成了孤证，并且，在阳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元年(1522年)和嘉靖二年(1523年)的文字中也几乎见不到“致良知”三字连用的事例，因而何时揭出致良知教法成了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陈来认为：“在致良知思想的形成方面，需要把有关致良知的基本思想何时形成与致良知话头何时揭出区分开来。”[1]149这应当是当前处理这个问题的合理方式。按照这样的处理方式，以上的材料已经足以证明，致良知教法的核心意涵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阳明居赣期间已经形成。

与这个时期阳明工夫话头转变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大学古本序》的改写，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完全确定该序定稿的时间，因而这个事件暂时还无法为阳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在赣州的思想进展提供直接的证明，但是它至少可以为我们展现赣州之后阳明学问进展的情况。

我们先来简要梳理一下《大学古本序》版本的问题。

第一，《大学古本序》至少有三个版本，因为阳明在嘉靖三年(1524年)给黄勉之的信中说：“古本之释，不得已也……短序亦尝三易稿，石刻其最后者”[2]215。

第二，《大学古本序》的初稿作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七月，隆庆年间谢廷杰刻本《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简称《全书》)未载，但罗钦顺《困知记》保存了这篇序文，前文已经提到，这篇序文中并未提及“致知”。

第三，《全书》与以此为底本的现今各种阳明全集所收录的《大学古本序》，与白鹿洞书院石刻《大学古本序》文本完全一致，按照阳明“石刻其最后者”的说法，《全书》所录《大学古本序》就是最后的定本。

第四，定本《大学古本序》与初本《大学古本序》相比较，所增加的全部都是有关“致知”的内容，因而古本序的改写清晰地反映出阳明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进展。

那么，唯一的问题是，《大学古本序》是什么时候定稿的？这个时间一般认为是嘉靖二年(1523年)，依据是阳明在嘉靖二年(1523年)给薛侃的信中提到“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发此意”[2]222。这里明确提到了“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发致知之意，当指改定古本序。这样，嘉靖二年(1523年)改定古本序似乎当无可疑。但是，束景南先生找到了更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之“近”字当非确指，改定古本序比嘉靖二年(1523年)更早，应该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

束景南先生的考证涉及两篇与陆澄的书信。

其一为《王阳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二十一收录的《与陆清伯》，兹摘录部分文句于下：

惟乾之事将申遂没，痛哉！冤乎！……自度事势未能遽脱，或必须进京，候到京日再与诸君商议而行之……其归丧一事，托王邦相为之经理……行李倥偬中，未暇悉欲所言，千万心照！[2]907-908

惟乾即冀元亨，冀元亨因小人争功含冤入狱，直到嘉靖即位之后始得开释，后五日而卒。据考，冀元亨卒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四日，此书信必写于此后不长的时间内。而信中又有“或必须进京”“行李倥偬中”等语，据《年谱》十六年六月“赴内诏，寻止之”[2]1414，阳明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十六日接到赴京的诏令，二十日启程，则此书信必定作于六月十七至十九日整理行李的时候[3]618-619，而《全集》标注此书信的写作时间为嘉靖三年(1524年)，显然是错误的。

其二为《全集》卷二十七所收录的《与陆清伯书》，其中有如下之语：

《大学》古本一册寄去，时一览。近因同志之士，多于此处不甚理会，故序中特改数语。有得便中写知之。季(按：原文如此，当为冀)惟乾事善类所共冤，望为委曲周旋之。[2]1112-1113

《全集》未标注此书信的写作时间。束景南先生认为，“惟乾事善类所共冤”“委曲周旋”之语，指冀元亨后事，因而断定此书信亦作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六月间。基于此，束景南先生断定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六月间，阳明既已修改《大学古本序》。

然而如何确定此时的修改本是否即是最后的定本呢？嘉靖三年(1524年)，阳明《与黄勉之》尝曰：

古本之释，不得已也。然不敢多为辞说，正恐葛藤缠绕，则枝干反为蒙翳耳。短序亦尝三易稿，而石刻其最后者。[2]215

今白鹿洞书院仍有阳明《大学古本序》石刻，其文辞与《全集》所收录的定本完全一致。则只要确定白鹿洞石刻的时间，就可以确定阳明改定《大学古本序》最迟的时间点。阳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曾因门人蔡宗衮主持白鹿洞书院而召集门人，在白鹿洞书院会讲，则此时改定《大学古本序》并刻石的可能性最大。而嘉靖二年(1523年)，阳明居越，不太可能有刻石白鹿洞的事情[注]日本学者鹤成久章分析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已基本认定白鹿洞书院《大学古本序》石刻事当在正德十六年五月。参见[日]鹤成久章著、陈翀译的《王守仁之白鹿洞书院石刻发微》一文，刊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6—20页。。

束景南先生即因以上缘由，认定嘉靖二年(1523年)《寄邹谦之》中“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的“近”字乃泛指而非确指，定本《大学古本序》成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六月份[3]525-526。

笔者基本认同束景南先生的考证，只是其中有一处笔者认为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即《全集》卷二十七所收录的《与陆清伯书》中“惟乾事善类所共冤，望为委曲周旋之”之语，束景南先生认为这是在谈冀元亨后事，并据此判定此书成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六月间。笔者认为“委曲周旋”之语更可能是冀元亨去世之前，阳明托人营救的过程中所讲的话，若是托人料理后事，则不当讲“委曲周旋”。若如此，则《与陆清伯书》的写作时间可能更靠前，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八月阳明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状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冀元亨去世之间。因而，阳明开始改写《大学古本序》的时间也相应推前，有可能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居赣期间就已经开始。《大学古本序》改写的方向就是用“致知”替代“格物以诚意”，因而，古本序改写事件可以为阳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居赣期间既已完成了工夫话头的转向提供进一步的佐证。而且，《与陆清伯书》中致良知的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楚：“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2]1113

以上，我们已经比较充分地证明了阳明正德十五年居赣期间完成了阳明学走向成熟过程中又一个重要步骤，即工夫话头从“格物以诚意”转向“致知”[注]至于为什么从“格物以诚意”转向“致知”，则与阳明本人在宸濠忠泰之变中的遭遇有关，也与门人中常见的对初本《大学古本序》的疑惑有关，此处不详论。，并且形成了致良知教法的核心意涵。这是赣州在阳明学走向成熟过程中又一次重要的参与。

三、赣州在阳明学说史上的地位探讨

与阳明学相关的地名，人们耳熟能详的往往是阳明出生之地余姚、顿悟之地龙场(以及早期讲学的贵阳)、中年讲学的南京(以及附近的滁州)和晚年居处讲学的绍兴。而赣州与阳明的联系，一般的印象则是阳明在此地的事功成就巨大，而同时期学问进展的情况，则比较模糊混沌。这是因为事功方面的成就较易为人们所了解，而学问进展的情况则非经审慎的梳理就难有清晰的认识。

比较在阳明学史上有非凡意义的几个地方，我们会发现，龙场顿悟标志着阳明疏通了内在困惑，阳明学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南京讲学完成了阳明学在教法上的重大调整，强化了阳明学“实落用功”的精神气质，为阳明学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赣州的两次讲学与两次转折，则确定了阳明学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致良知)，标志着阳明学的成熟；绍兴的晚年讲学，则使得阳明的工夫更加纯熟，学说也更为圆融，可谓学问之大成。

基于这样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讲，赣州不仅仅是阳明成就事功之地，更是阳明学走向成熟之地，赣州在阳明学史上的地位丝毫不逊于余姚、龙场、南京和绍兴，它同样也是阳明学脉络中最为闪光的地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