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君 韩文婷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曲阜 273165）

《论语》一书是研究孔子思想及其儒家学说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自从产生、流传以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历朝历代诵习者甚多，这足以显示出《论语》在学术史、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其中，郑玄的《论语注》与何晏的《论语集解》是汉魏时期论语注的杰出代表，其影响深远。

何晏《论语集解》（以下简称《集解》）成书稍晚于郑玄《论语注》（以下简称“郑注”），在注释中存在着一些差别，这也反映了其学术价值的不同，下文将对其注释特点，及学术思想价值稍作评议。

一、郑注与《集解》的相同之处

（一）与诸家之注存在相似之处。

1.与马融相似。《论语·雍也》“冉子与之粟五乘”。郑注把“五乘”释为“合为八十斛也。”[1](P57)与《集解》引马融曰：“五乘合为八十斛”[1](P71)的解释是相同的。

2.与孔安国相似。《论语·里仁》篇，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郑注：“见其寿考则喜，见其衰老则惧。”[2](P35)郑注把“喜、惧”理解为“见其寿考则喜，见其衰老则惧。”《集解》引孔安国曰：“见其寿考则喜，见其衰老则惧。”[1](P52)二人都认为“喜”的原因是“寿考”，“惧”的原因是衰老，可见二人的观点是相同的。《论语·述而》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郑注：“暴虎，徒搏；冯河，徒涉。”[2](P76)郑注将“暴虎”训解为“徒搏”；将“冯河”训解为“徒涉”与《集解》引孔安相比“暴虎”“徒搏”“冯河”“徒步”，[1](P88)释义是完全相同的。

3.与包咸相似。《论语·为政》篇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郑注：“哀公，鲁君之谥。”[2](P13)《集解》引包咸曰：“哀公，鲁君谥。”[1](P20)《集解》比郑注多一“之”字，但《集解》与郑注都认为“哀公”是“鲁君”的谥号，其表达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又，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郑注曰：“孝乎者，美大孝之辞。”[2](P13)《集解》：“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1](P20)郑注释“孝乎者”为“美大孝之辞”。《集解》引包氏，同样将“孝乎惟孝”解释为“美孝之辞。”《集解》郑注相比是一样的，解释是相同的，所要表达的内容也是一样的。《论语·八佾》篇：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郑注：“亡，无也。”[2](P19)郑玄将“亡”训释为“无也。”这与《集解》引包咸：“亡，无也。”[1](P30)解释的内容完全相同。

郑注与《集解》在内容上的相似之处，说明郑玄与何晏在一些方面有着相似、相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已被当时社会所普遍接受与认同。

（二）《集解》中有大量引用郑玄的观点，但是作了细微的改变。如，《论语·里仁》篇：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郑注解释为：“里者，人之所居。欲修德，当居仁者之里，是为美。”[2](P33)《集解》引郑玄曰：“里者，民之所居。居于仁者之里，是为美。”[1](P47)据阮元考证，郑注“人”，是为避唐朝讳而改。虽然《论语集解》引用的是郑玄的观点，但是何晏也作过“改易”，“欲修德”并没有在《集解》中出现，这反映了何晏“有不安者，颇为改易”的思想。

据唐明贵《论语学史》统计的知不足斋本《集解》可以知道，郑注约占《集解》总注条目的10%。[3](P185)要注意的是，何晏引用郑氏的观点，一些是非常相似，但有一部分是经过何晏“改易”的。

二、郑注与《论语集解》的不同之处

（一）郑注交代背景、针砭时弊，《集解》言简意赅、不作评论。郑注铺设环境背景，增加可理解性，也能够反映出社会的风气；《论语集解》则“择善而从”，保存旧注风貌。

如《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郑注：“林放，鲁人。（缺）者，疾时人失（缺）问之。”[2](P18)郑注不仅回答了“大哉问”的原因，同样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环境。此句话，虽然不完整，但是可以推断出当时整体的社会现实环境。而《集解》仅引：“郑玄曰：林放，鲁人。”[1](P30)没有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评论，删去“疾时人……”这句话，这样表达就没有表明“大哉问”的原因，也不能知道当时的社会状况。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郑注：“为时丧乱，以矫人心。”[2](P19)郑注此解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反映《论语》此句话出现的原因“为时丧乱”；其次，回答了《论语》此句话的作用即，“矫正人心”。《集解》并没有涉及有关社会背景及原因、作用的问题，言简意赅，没有任何评论。仅对原文部分问题进行简单注释。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郑注：“……此三句《诗》之言。问之者，疾时淫风大行，嫁娶多不以礼者。”[2](P19)《集解》引马融曰：“倩，笑貌。盼，动目貌。绚，文貌。以上二句在《卫风·硕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1](P32)由上可以看出，《集解》仅就原文解释，不作阐发，没有引申。郑注则结合历史现实，针砭时弊，如用“疾时淫风大行，嫁娶多不以礼者”作为解释《论语》此句之背景，实乃郑注解经之特色，后人望尘莫及。

（二）郑注运用礼学理论，《集解》颇有玄学色彩。

1.郑注中含有丰富的礼学色彩。

（1）郑注中的礼学色彩，与郑玄注《三礼》有重要的关系，郑玄吸收了许多“礼”的元素，应用到《论语》中，像《周礼》《礼记》等书直接或间接出现在郑玄《论语注》中。如，《论语·泰伯》曾子曰：“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郑注在解释“百里”时引用《周礼》道：“小国百里。”[2](P94)《论语集解》并没有对“百里”进行解释，也没有引用《周礼》这一说法。

（2）郑注除了直接引用关于“礼”的原文之外，行文注释中，也具有“礼”学色彩。如：“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郑玄：“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反坫……”[2](P22)《论语集解》此注引用郑玄的说法，但是删去了“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这句话，直接从下一句引用。

郑玄利用“礼学”注解《论语》，说明了他本人对“礼”非常精通，同时《论语注》是在郑玄礼学体系形成之后，所以，郑玄会从礼的视角注解《论语》，《论语注》也必然建立在郑玄礼学理论基础之上，具有丰富的礼学色彩。

2.《集解》带有一些玄学色彩。何晏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少有异才，善谈《易》《老》”[4](P164)著作有《道德沦》《周易讲说》等，完整地传给后世的只有《集解》。正因为何晏喜欢谈《周易》《老子》和《庄子》，所以《集解》中有多处引用《周易》等带有一些玄学色彩的词语对《论语》进行注释。如，《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集解》注曰：“方以类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邻也，是以不孤。”[1](P53)这句话意思来源于《周易·系辞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5](P374)《论语·公冶长》：“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集解》注：“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1](P61)“元亨”为《周易》用语，“日新”在《周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3](P381)郑注则曰：“性，谓人受血气一生，贤愚吉凶。天道，谓七政变动之占。”虽然，郑注此解也含有“吉凶、占”等《周易》里面的词语，但是比起《集解》“元亨、日新”少了扑朔迷离的玄学色彩，显得平实得多。《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集解》曰：“顺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圣人之言，深远不可易知测。”[1](P228)何晏关于对“大人”和“圣人”的理解，取自于《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语。[3](P14)《论语·里仁篇》：孔子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何晏说：“时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贫贱，此则不以其道得之，虽是人之所恶，不可违而去之。”[1](P48)《集解》用《周易》的否泰之道理来解释，“否”卦代表不吉，而“泰”卦则代表吉利，“否极泰来”。

何晏《集解》是今存最旱、最完整的一部《论语》注释之作，始于魏晋。当时，谈论《老子》《庄子》及《周易》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故何晏等引用《周易》是有一定理论背景依据，同样这也是魏晋玄学的开端。清代学者陈澧言：“何《注》始有玄虚之言，如‘子志于道’注云：‘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屡空’注云：‘一曰空犹虚中也’。自是以后，玄谈竞起。”[6](P23)

三、郑注“一家之言”，《集解》博采众长

郑玄对《论语》的注释，与何晏相比可谓是“一家之言”，而何晏则是集合了多个人的注释，博采众长。如，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郑注：“约谓贫。回不仁之人久居贫困……。”[2](P33)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郑注：“仁者安乐仁道，智者利仁为之。”[2](P33)

郑注对文句进行了集中注释，分别对“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与“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两句作了注释。而《集解》则分为了四句，每句都作了注释。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集解》：“孔安国曰：‘久困则为非。’”[1]4(P7)“不可以长处乐。”《集解》：“孔安国曰：‘必骄佚。’”[1](P7)“仁者安仁。”《集解》：“包氏曰：‘唯性仁者自然体之，故谓安仁。’”[1](P7)“知者利仁。”《集解》：“王肃曰：‘知仁为美，故利行之。’”[1](P7)

《集解》博采众长，分别引用了孔安国、包氏和王肃的观点，集众家之长，分散为之注释，简单明了。又如：

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 既往不咎。”郑注：“哀公失御臣之政，欲使(中缺)宰我之对，成哀公之意，(中缺)谏止其不可解说不可谏止言其既往不可咎责。言此失者，无如之何。”[2](P21)郑玄一章一注，能够整体把握事情的前因后果，表达事理具有完整体系。

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集解》：“包曰：‘事已成，不可复解说。’”[1](P41)“遂事不谏,”《集解》：“包曰：‘事已遂，不可复谏止。’”[1](P41)“既往不咎。”《集解》：“包曰：‘事已往，不可复追咎。孔子非宰我, 故言此三者, 欲使慎其后。’”[1](P41)即使《集解》引用的都是同一个人，也是分散转述，每句分别注释，显得零碎、支离。

综上所述，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在内容和结构上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这些不同，既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有关，也与郑玄、何晏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有关。郑玄建构的“礼”学理论被广泛应用到了《论语注》中，在结构上整体注释，颇有体系。《论语集解》则建立在何晏等人的玄学基础之上，一章一句为之注释，结构支离显得简单明了。采用多家注释，兼采众家之长。本文对两家《论语》略作分析，望能对《论语》研究工作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