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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思想史等角度研探《史》、《汉》中人物传记的叙述，考异同，论高低，议论迭出，董仲舒就是其中之一，相关研究包括文本分析、史学探寻、内容考释等，甚至有关论赞序的比较研究也不在少数。马、班的创作情感[注]康德的道德哲学里追求纯粹的、排除感性经验的“道德律”，但在中国人心中，情感是不可能丢掉的。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提出“情感本体万岁，新感性万岁，人类万岁”的呼唤。(参见李泽厚： 《美学四讲》，北京： 三联书店，1989年，第251页。)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本源和归宿。《史》、《汉》是马、班倾注毕生心血的煌煌巨作，其中不自觉地渗透着马、班的理智感、道德感和美感等高级情感的实现，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论赞，毋宁是二者内心情感的积极投射，故从情感角度解读《史》、《汉》，显得尤为真实、重要，这也反映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抒情与叙述特色。作为重要的主体性话题，在《史》、《汉》董仲舒比较研究中多有提及，如曾小霞在博士论文中用“史抒性情”与“含蓄内敛”来描述马、班的主观情感。[注]曾小霞： 《〈史记〉〈汉书〉的叙述学及其研究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两人不同的背景、经历、个性及写作旨趣，不可能完全剥离政权与思想、理想与现实、个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毋宁是以情感为纽带，寄情于史，融情于境，是主体人心与历史故事之间的有机融合过程。朴宰雨曰：“马、班写《史》、《汉》时，若有与自己的经验较有关或足以引起联想的史实出现，就必定会产生或浓或淡的感情反映，而自然地移入感情于写作的对象之中。”[注]朴宰雨：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62页。故而《史》、《汉》对董仲舒的叙述也是马、班的情感写照，必然自带体悟，各有所抒。尽管二人均以“不虚美，不隐恶，不激诡，不抑抗”的作史态度自居，但作者的性情涌动、褒贬鞭挞、意韵波澜，无不以文载之。司马迁感性、神韵又激昂，班固含蓄、中庸又博雅，在某种程度上诠释了情感与历史之间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

一、 尽“私心”与崇“汉儒”的情感发生渊源

清代学者刘大櫆曰：“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注]刘大櫆、吴德旋等： 《〈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史记》中大量的历史人物事件，都倾注着司马迁强烈的情感意旨，《汉书·司马迁传》曰：“恨私心有所不尽。”[注]班固： 《汉书·司马迁传》，北京： 中华书局，2012年，第2273页。李长之认为，正因为把“自见”或尽“私心”当作撰著目的，《史记》必然具有鲜活的“作者个人的色彩”，甚而成为作者的“一部绝好传记”。[注]李长之： 《司马迁之风格与人格》，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20页。故常森也称司马迁把“自见”当成再现历史的根本目的之一。[注]常森： 《〈史记〉： 那个时代的“文学”》，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名家讲〈史记〉》，北京： 中华书局，2016年，第52页。司马迁身为“史学之父”，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注]严可均： 《全汉文》，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9页。这种犀利、风趣又脱俗的自我人格定位，反映出司马迁自为自见的性格特征。司马迁对学术思想的追求也豁达从心，颇有见地，《汉书·司马迁传》言：“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山之名，副在京师，以竢后圣君子。”[注]班固： 《汉书·司马迁传》，第2365页。在司马迁看来，圣人君子并非归属某一学派，而是明是非、辨善恶、讲仁义的心理认知，是对人心内在正义感、道德感的追求，故而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注]班固： 《汉书·司马迁传》，第2377页。的学术主张，也并非仅为政治所驱，而是他对主体“内本真”的青睐和向往。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注]焦循： 《孟子正义》，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第419页。这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注]班固： 《汉书·司马迁传》，第2375页。的胸襟和情怀如出一撤。司马迁秉持以史为鉴、总揽全局、高屋建瓴的变通史观，《太史公自序》言：“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注]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第2874页。甚至还为“废天下之史文”[注]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2854页。而忧虑。

司马谈去世时，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注]班固： 《汉书·司马迁传》，第2358页。遭李陵之祸，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注]班固： 《汉书·司马迁传》，第2362页。司马迁感性多情、慷慨激昂、直抒胸臆的史官形象跃然纸上。倘若没有饱经耕牧、游历南北、官僚生活及仕途不畅、身陷囹圄的人生遭遇，没有兴衰荣辱、政治斗争、功过是非及生死无救的人生感悟，也不会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注]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第2821页。的义利情怀和“世态炎凉”、“微言讥讽”、“舒其愤心”的灵魂感慨。人生的曲折坎坷也激起司马迁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怨愤和抗议，《伍子胥列传》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注]司马迁： 《史记·伍子胥列传》，第1935页。对伍子胥报仇雪耻之人生价值的诠释，也是司马迁忍辱负重、深受迫害的写真，《儒林列传》开篇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注]司马迁： 《史记·儒林列传》，第2705页。此句感叹也实在耐人寻味，蕴意无穷。[注]司马迁这一“叹”，有学者认为有双层意味，亦褒亦贬。一方面，司马迁对儒学终于可以登上统治地位，广厉学官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司马迁对儒学虽兴、古道却亡的状况感到无奈和悲哀。(参见王展妮： 《〈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比较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年第8期。)故《史记》不止于对过往历史之总结，对西汉之歌咏，更融入司马迁本人之恩怨情仇与身世感叹。梁启超在《读〈史记〉法一二》中说：“学者宜精读多次，或务成诵，自能契其神味，辞远鄙倍。”[注]梁启超： 《读〈史记〉法一二》，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名家讲〈史记〉》，第13页。司马迁超凡避世的人生信仰，使他对人物的辨识饱含真性情、实体悟，较少受到客观政治文化的钳制，且极富平民精神和社会整体意识[注]周振鹤高度赞扬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人性的理解，认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这句话，即使在现代也是超群的，是惊骇世俗的话，不是一般人讲的话。(参见周振鹤： 《行不由径： 周振鹤演讲访谈录》，北京： 东方出版社，2018年。)施章曰：“只要人间有特殊的生活现象，他(司马迁)都把它叙述出来，描写出来，而且分类地叙述或描写……而是以社会的整个生活为对象，用平等眼光来叙述，他以整个的社会人生为对象，给以平等的眼光而作价值的叙述和描写。所以《史记》一书可谓具有社会性的大众生活的历史。”(参见施章： 《史记新论》，南京： 南京北新书局，1931年，第2页。)，故而郭预衡才称：“二十四史当中，几乎没有一部可同《史记》的‘实录’相比。”[注]郭预衡： 《中国散文史(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95—296页。

相比之下，班固显得温和而中庸，班彪、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是非颇廖于圣人”[注]班固： 《汉书·司马迁传》，第2377页。。清代浦起龙说：“迁多愤时嫉俗，感慨寄托之辞，而固则但取中正无疵而已。”[注]浦起龙：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6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页。班固出自“家有赐书，内足有财”的富有家庭，与“后世中衰”司马迁家庭大有不同[注]瞿林东： 《〈史记〉〈汉书〉比较》，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名家讲〈史记〉》，第107页。，虽也有出征为官、避难生活、短期入狱、归隐家乡等经历，但未遭遇司马迁那样的残忍酷刑与曲折艰辛，加之班固不激诡、不抑抗的作史态度，情感较为含蓄内敛，蕴藉纯厚。《后汉书·班固传》描述其性格为“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并以“不激诡，不抑抗分，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注]范晔撰，李贤注：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6页。等溢美之词评价。此外，东汉时外戚干政，儒学盛行，维持社会稳定、彰显汉室功德成为班固作史之动因，《汉书》将尊汉崇儒之精神贯穿全著。《高帝纪下》云：“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获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注]班固： 《汉书·高帝纪下》，第70页。班固“帝王将相”之风极为浓厚，使汉与唐虞三代并驾齐驱，基于五德终始说颂述汉德。章帝时期，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其整理的《白虎通义》中也渗透了诸多董仲舒的学术思想，《叙传》用“抑抑仲舒”、“为世纯儒”[注]班固： 《汉书·叙传》，第3635页。来形容董仲舒，且班彪《王命论》对儒家“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学说大为尊崇，史书称其“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注]班固： 《汉书·叙传》，第3593页。。同样是继承父愿，班固作史则以“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原则，以“光扬大汉，轶声前代”[注]严可均： 《全汉文》，第256页。为宗旨。梁启超言：“《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注]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页。故对社会伦理、道德及儒学的仰慕尊崇是班固重要的情感寄托。

二、 创作主体的情感构建：“褒善贬恶”与“敬仰钦慕”

董仲舒作为汉初儒学向经学转变的重量级人物，其身份地位的特殊性，为探求马、班的创作情感找到了合适的切入口，两人不同的感性基础，为后人解读董仲舒提供了视阈和可能。无论是客观的社会家世，抑或主观的真情思想，都离不开“观”。观者，看也，主体定是人，但凡发生便失去了真实的可能性。司马迁寥寥几笔勾勒董仲舒，而班固却为之煞费笔墨，但实际上董仲舒作为实体存在并未改变，毋宁是马、班对董仲舒历史故事的主观“异化”和“扭曲”。只有读懂司马迁、读懂班固，方能读懂董仲舒、读懂历史，否则犹如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从文化历史发展上看，除儒学之外，《史记》更多反映了丰富、充实而饱满的社会现状，不为帝王立家谱之精神实为可贵。而《汉书》除继承《史记》之外，对董仲舒等儒者的关注无法脱离维护汉德的核心立场，加之董仲舒掺合阴阳五行、灾异论等言辞论证，构建了帝国统一的指导思想，在形上层面为汉朝统治构建了理论根基，班固对董仲舒的敬仰钦慕也理所应当。

满怀悲剧精神[注]韩兆琦在《殉道与超越——论〈史记〉的悲剧精神》中提出，《史记》中的悲剧精神即它所记载的人物在回击或承受悲剧命运打击时所表现出的非同寻常的气质和高贵超拔的品性。(参见韩兆琦、王齐： 《殉道与超越——论〈史记〉的悲剧精神》，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名家讲〈史记〉》，第25页。)的司马迁，对董仲舒的态度辛辣直接，褒善贬恶。董仲舒虽为西汉大儒，但在司马迁看来，仅为研究《公羊春秋》的儒者之一，《史记·儒林列传》言：“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注]司马迁： 《史记·儒林列传》，第2715页。并且承认其才高于公孙弘等儒者，司马迁对儒学评述集中于治国之道，而非思想本身，故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注]司马迁：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384页。成为汉家儒宗，这与司马迁经世致用的治史观不无关联。此外，《史记》中也不乏对董仲舒的怨言。《儒林列传》曰：“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注]司马迁： 《史记·儒林列传》，第2715页。董仲舒任胶西王相时，《儒林列传》又曰：“恐久获罪，疾免居家。”[注]司马迁： 《史记·儒林列传》，第2715页。“竟”、“恐”二字，突出董仲舒的怯懦，以及他对诏赦死亡、胶西王之残暴的恐惧。“疾”、“刺讥”等字眼突出主父偃的疾恶仇恨、卑鄙龌龊。《平津侯主父列传》曰：“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久留，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注]司马迁：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569页。司马迁将主父偃处心积虑、阿谀奉承、品德败坏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基于此情，愤世嫉俗的司马迁，视不平而怒，宣泄心中愤恚之情，同时对董仲舒弃道保身的鄙视、失望情绪猝然而至，这与《史记》所载的晋太史董狐、齐太史兄弟及南史氏舍生取义、杀生成仁之精神大相径庭。在文学情感上，司马迁挥笔留情，文下仲舒生动、感性又吸睛。施章说：“若以现代文化、以大众生活的眼光观之，《史记》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更为重要。”[注]施章： 《史记新论》，第2页。清代刘鹗曰：“《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注]刘鹗： 《老残游记》，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87页。司马迁对董仲舒的褒贬也反映了他对整个时代的感受、期待和怨尤。

而班固对董仲舒则多以颂扬为主，尽显敬仰钦慕之情。《汉书·董仲舒传》借刘歆、刘向之言誉董仲舒为“群儒首”、“王佐之材”[注]班固： 《汉书·董仲舒传》，第2196页。，《五行志》曰：“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注]班固： 《汉书·五行志》，第1197页。在班固心中，董仲舒的雄才大略、博学多才无不让其奉若神明。《董仲舒传》曰：“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注]班固： 《汉书·董仲舒传》，第2196页。“朝廷”的出现，说明儒学在汉朝意识形态中存在形式的演化，董仲舒常为朝廷纳言献策，地位极高。此外，班固还十分瞻仰董仲舒宽容大度的学术情怀，所谓“儒者宗”并非“儒家宗”，而是对一种选择性、融合性新思想的赞扬。王永祥说：“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虽然坚持了儒学以仁德为核心的民本观，但却以阴阳五行为构架广泛吸取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构筑了一个服务于以皇帝为总代表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新儒学体系。”[注]王永祥、霍艳霞： 《董仲舒“独尊儒术”功过论》，《河北学刊》，1998年第4期。董仲舒向汉武帝言：“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注]班固： 《汉书·董仲舒传》，第2194页。这一方面突出了儒学及董仲舒在班固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文化思想变迁的历史问题。“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是论先后、要次，而非存在与不存在；况且班固所言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并非禁绝、灭绝，“黜”并非赶尽杀绝。[注]刘伟杰从词义上解释到，“罢黜百家”之“罢”意为“罢令之归”，“黜”、“罢”义近，表斥令退归，针对人而非学。他还认为董仲舒对策中的“皆绝其道”之“道”，非指学说，而指入学为官之道，与“勿使并进”相呼应。(参见刘伟杰： 《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艺文志》中道、法、名、墨等诸子百家依旧活跃于整个文化思想领域，若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接归于董仲舒，是不符合历史规律和学理逻辑的。

儒家的中庸之德是班固人物审美的重要标准，孔子曰：“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中庸之德，为中庸之人所易具。[注]钱穆： 《论语新解》，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48页。他对董仲舒也不乏谦恭、安和、温良的中庸态度。论述灾异之说时，班固用“私见”、“嫉”、“窃”等词生动地展现主父偃的居心叵测，凸显对董仲舒的同情和宽容。此外，董仲舒称公孙弘为“从谀”，班固还引详实材料佐证，并增加江都易王和胶西王性情以及董仲舒任二王相的具体情况。如“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表明胶西王的暴厉恣睢、性情卑劣，而董仲舒“善待之”、“正身以率下”、“教令国中”[注]班固： 《汉书·董仲舒传》，第2195页。，彰显其博大胸襟、睿智从容、正身教化的鸿儒风范，这并非单纯的品性问题，而是董仲舒对“从道不从君”的儒学精神之坚守。“终不问产业”的治术精神，也是班固对董仲舒为学精专、轻视功名的儒学品质的认可。

马、班结合历史事实，对董仲舒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个性化、主体性的构建。前者启迪后人从百家争鸣、各有千秋的角度理解生动活泼的儒学；后者骈文布道，拥护汉朝，誉董仲舒为“儒宗”，但也非纯儒纯术，而是经时代变迁而催生的史学结局。如果司马迁代表酒神之精神，班固则更多代表日神之精神，尼采说：“日神不能离开酒神而存在。”[注]尼采： 《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5页。马、班从不同侧面展现历史风貌，诠释历史人物，两者也缺一不可。解读董仲舒，实质上也在解读马、班，像理解董仲舒这样的历史人物，必须得煞费苦心，需在以情感为核心的历史场域中不断探寻路径。那么解读的规律何在？路径何在？

三、 “历史情境”与“创作节奏”： 历史解读的前提与核心

无论是董仲舒这样的儒学巨擘，还是郭解、朱家这样的游侠烈士，每个人物都印刻着一段历史，代表着一种文化。朱东润在《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一书中说：“传记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到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人物形象背后又混杂着史官自身的情感思绪，故而有关“史汉优劣论”、“互有得失论”的问题也应得到更加包容性的诠释。清代钱谦益云：“宋人马、班异同之书，挦扯字句，此儿童学究之见耳。读马、班之书，辩论其同异，当知其大段落、大关键，来龙何处，结局何处，手中有手，眼中有眼，一字一句，龙脉历然……由二史而求之，千古之史法在焉，千古之文法在焉。”[注]杨燕起等编： 《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4页。钱谦益对宋人斟文酌字研究马、班异同的反思，强调要关注历史脉络，将人物置于历史情境中考量。马、班创作时一定是依附于汉武帝或东汉时期的时代背景、历史遭遇和政治文化等历史情境而有所发挥的。

尤其是对董仲舒这样承上启下、融会贯通的人物，如果不以历史为纬，以人物为经，以情境聚焦，就无法正确地解读，甚至只会产生误读、错读。诸如有关“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问题的阐明，司马迁和董仲舒属同代人，且司马迁曾为特使屡次随武帝出游，对董仲舒与朝政之事，理应甚为熟知。《太史公自序》曰：“余闻董生曰。”[注]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2855页。引服虔曰：“仲舒也。”[注]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2856页。说明司马迁很可能从师董仲舒，《史记》对董仲舒治学著述、两次政治迫害均有所记载，但为何对“天人三策”[注]“天人三策”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冯友兰曾在《“过秦”与“恢汉”》一文中指出，汉武帝对董仲舒亲自发出策问，董仲舒作了回答，这就是所谓《天人三策》。他们所问所答的，并不只是一些空话，确实是当时政治上、思想上的一些实际问题。武帝会问，董仲舒也会答。(参见冯友兰： 《“过秦”与“恢汉”》，《学习与思考》，1984年第5期。)而孙景坛持相反观点，认为班固关于董仲舒《天人三策》的记载与司马迁严重不合，《天人三策》仅第三策才是董仲舒的作品，其余是班固在此基础上的伪作。(参见孙景坛：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注]王永祥从历史发展角度提出，百家争鸣虽是列国争霸的需要，但争霸和争鸣的结果，必然是走向融合和一尊；只是谁来统一和所尊者为谁，则完全依其国富兵强的程度及其学术思想满足国富兵强要求的程度而定。故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纯粹的偶然性，而是历史时代作出的必然性选择。(参见王永祥、霍艳霞： 《董仲舒“独尊儒术”功过论》，《河北学刊》，1998年第4期。)两个敏感话题只字未提？时隔百余年，班固补充了董仲舒与武帝的“三策三答”，不仅突出董仲舒精深博洽、深厚融通的学养，还将其学术成就加以落实。余治平认为，在董仲舒之前，高祖建汉、文景之治，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韬略远非一个醇儒学者能力所能及，而是由诸多好儒述、明事变又有远见的儒家学者和政治家们共铸的汗马功劳。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影响，并非后人虚构的那么夸张，其意义在学术不在政治。[注]余治平： 《独尊儒术： 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又及，邓红在《日本的董仲舒否定论之批判》中提出：“独尊儒术”的思想与其说是属于董仲舒一个人的思想，还不如说是儒家思潮中的一个波浪，一个标识。(参见邓红： 《日本的董仲舒否定论之批判》，《衡水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美国学者桂思卓(Sarah A. Queen)也提出，董仲舒运用宇宙哲学证明了儒家政治统治原理的正当性并构建帝国的意识形态，但他绝不是孤独的思想家，事实上，在汉代，儒学制度化是一个延续数世纪并牵涉众多学者的历史过程。[注]桂思卓(Sarah A. Queen)： 《从编年史到经典：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诠释学》，朱腾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称为政治主导意识的形成过程，而非某个政治决策或学术策略。

历史情境不同，马、班对董仲舒的理解和评价固然不同。东汉时期儒学已经历代汉帝的制度化推崇，成为封建主流思想，其成效可见。李泽厚言：“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建构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个由董仲舒参与确立于汉代的政治—教育(士—官僚)系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了解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重大关键之一。”[注]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3页。这说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及教育贡献在当时是清晰可见的，但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无福观见。然经百年酝酿，东汉时期高屋建瓴、大有作为，故班固对此颂扬讴歌，强化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黄朴民认为，《汉书》为董仲舒单独列传，说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思潮完全战胜新道家之后的思想界的基本面貌。[注]黄朴民： 《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思想》，长沙： 岳麓书社，1999年，第37页。这也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时代产物，《史》、《汉》之隔，董仲舒形象由隐入显，由弱到强，故而马、班对董仲舒的认识评价必然是基于历史情境的亲身所感而催生的不同产物罢了。

试想公元前90年与公元后90年，史学家和思想家所处环境日异月殊，马、班所面对的历史面貌是极其不同的，若从单一维度审视，必将以偏概全，主观臆断。所以王永祥提出：“在研究董仲舒的方法论问题上，我赞成方法的多样化。以往的方法，‘三论’的方法，范畴的方法，‘分合论’的方法，只要能把董仲舒的研究推向前进，都不失为好的方法。”[注]见张岱年、严北溟等： 《董仲舒的地位及其研究方法》，《河北学刊》，1987年第1期。黄仁宇说：“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除非作者束发受教以来，就先培养了一段“常经”和“异道”的观念，决难如此只凭古书里一句一段的叙述即能将这么多的人物列表区分其品格，有如衡量其材之长短。”[注]黄仁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诚然，《史》、《汉》之董仲舒，是人们历史认知域限中的董仲舒，历史性、情境性、个体性、相对性地洞察古今、通灵明变的历史思维，以及高瞻远瞩、登高博见、明月入怀的学术格局，是揭晓董仲舒在马、班笔下庐山真面目的关键。即使诸多问题有史料为证，但也要究其真伪，那些模糊话题的解决终究还是要靠历史、考古和文献资料的发掘。

今人面对董仲舒，面对历史，不是能不能读懂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掌握“节奏”的问题。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解读《史记》时说：“实际读书的时候，读者们是一边看文章一边基于某种节奏感来理解意思的。”[注]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马云超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5页。一是创史者的节奏，即马、班的创作节奏。司马迁爱好明快直抒、真情留露，对董仲舒褒贬不讳；班固热衷中庸详实、崇德尚儒，对董仲舒爱戴恭敬，这是解读《史》、《汉》的重要前提。二是读史者的节奏。读者的心境、思绪、修养与旨趣，与马、班保持一致的节奏，才能通达彼此，入情入理。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由“知”、“好”、“乐”境界不断攀升，从知性认识阶段，经实践理性而渐趋于审美的领域；处于最高境界的“乐”，则必须是融知性、情感、意志于一体的综合体验。[注]余治平： 《中国的气质——发现活的哲学传统》，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4—75页。这也是儒家乐感文化的重要体现，正因如此，司马迁以是非善恶、道德本心来感化人，而非用伦理政权来匡正人。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能同样热渴同节奏之人，定有自由、独立、浪漫的心性追求。班固理性涵德，弘扬伦理，要理解其对董仲舒的仰慕之情，也源于同样的伦理自发和德性气质。清代章学诚曰：“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 《文史通义》，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瞿林东认为，“神”与“智”是从内容上看，主要是思想底蕴上的不同。“用神”，是传神，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洞察和揭示。“用智”，是善于储存和排比历史知识。[注]瞿林东： 《〈史记〉〈汉书〉比较》，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名家讲〈史记〉》，第115—116页。从情感上看，司马迁的“神”直而不过，悲而不愤；班固的“智”详而不赘，崇而不违。如周桂钿所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基本倾向，一个思想家也有一个思想家的基本倾向，应由此来确定思想特征。”[注]见张岱年、严北溟等： 《董仲舒的地位及其研究方法》，《河北学刊》，1987年第1期。若从历史情境和解读“节奏”来衡量马、班的创作倾向，又如何交代历史的同一性和普遍性问题？是否存在情感式的历史解释路径呢？

四、 同为“实”，异为“情”： 历史解读的合理性边际

《史》、《汉》虽出不同史官之手，但历史的连续性和绵延性，为二者的共同性创造了可能。清代崔适在《史记探源》中曰：“凡史、汉文同，有汉录史者，有窜汉入史者。”[注]崔适著，张烈点校： 《史记探源》，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第15页。《史记》三千多年之通史，而《汉书》二百三十年之断代史，汉武帝前《史记》为主，司马迁对董仲舒叙述之阙略、隐晦之处，在《汉书》中经班固增删、润色，而更加清楚详明。诸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注]司马迁：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第434页。“颇”，指稍略，隐约朦胧，读完无感。而《汉书·董仲舒传》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馀万言，皆传于后世。”[注]班固： 《汉书·董仲舒》，第2196页。“《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注]班固： 《汉书·艺文志》，第1524页。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董仲舒形象让人肃然起敬。朱自清说：“《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各有不同，而所采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的，组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注]朱自清： 《史记和汉书》，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名家讲〈史记〉》，第103页。《史记》有关董仲舒的叙述有4处，而《汉书》有16处。[注]张月、任树民： 《〈史记〉、〈汉书〉对董仲舒及其学说的评述》，《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有同有异，有彰有隐，若非要从《史》、《汉》中找到历史实迹，无外乎是马、班之同，同者为“实”，即历史事实。对董仲舒的生平、著作、思想及为政经历的叙述，虽言辞不整，详略不齐，但“下帷讲诵”、“为人廉直”、“灾异之记”、“任胶西王相”、“子孙学至大官”等内容使董仲舒形象得到了最起码的统一。

马、班对董仲舒叙述的差异之处，正是二者复杂的创作情感的体现，故异者为“情”，即创作情感。这也是“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历史话题永久不衰的原因，情感的模糊性与主体性，拉伸了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义利观方面，董仲舒曰：“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态，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赢瘩于下，则富者逾贪利而冒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注]钟肇鹏主编： 《春秋繁露校释(上册)》，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8页。“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当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注]钟肇鹏主编： 《春秋繁露校释(上册)》，第121页。董仲舒重义轻利，并将“利”视为社会动乱之因，这与《汉书·董仲舒传》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班固： 《汉书·董仲舒传》，第2194页。的思路相通。而《史记·货殖列传》曰：“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注]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第2819页。司马迁认为“利”先于“教”，重视人的本性私欲，在吸收继承董仲舒思想时，又融入自己的批判与创新，这对正统儒家思想而言，极具挑战。班固倾向承袭倾慕，司马迁善于己见直抒，两者创作的不同情感致使秉笔各有出入。

施丁说：“司马迁是用画家的彩笔写历史……班固是用工细的墨笔写历史，因而在班固笔下，历史的帐单较为清楚，然少彩色，有格式化的倾向。”[注]施丁： 《司马迁研究新论》，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2页。“少色彩”、“格式化”的评价未免不足，班固的凭借优于司马迁，自幼无经济之忧，尽心儒术，扎扎实实做学问。《汉书》中描写董仲舒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注]班固： 《汉书·董仲舒传》，第2171页。如此全心全意的知识追求和学术意志，正是班固活泼泼的为学楷模。正如司马光《读乐园记》曰：“吾爱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注]江永红： 《通鉴载道： 司马光传》，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290页。班固心中之董仲舒也毫不逊于此。与司马迁不同，班固对董仲舒论无不详，功无不赞，情无不浓，虽少激昂犀利之辞，但敦朴纯厚、深藏委婉，细细体究也不失神于司马迁的感性浪漫、辛辣率真。而司马迁笔下雄心壮志的屈原、不畏牺牲的荆轲、勇猛果敢的项羽、舍己为国的晁错、刚正不阿的周亚夫等等，也让无数正义之士心潮澎湃、嚎啕大哭。田居俭在评价《史记》时说：“从专治文史的学者到其他行业的读者，不论是老年还是青年，只要展卷披览，就会爱不释手。”[注]田居俭： 《司马迁裁剪史料的匠心》，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名家讲〈史记〉》，第62页。

《史》、《汉》有关董仲舒的记载，实际上是董仲舒与马、班三者间复杂的时代更替和情感交融所涂染的历史痕迹，其在获得感性诠释的同时，也失去了明确、清晰的合理性边际，正因如此，历史才显得独具魅力，令人陶醉。情感与历史、真实与主观、时代与个性间如胶似漆、融为一体，倘若非要衡量，也只能交给文学、哲学甚至宗教学去处理了。道家之“道”，儒家之“仁”，佛家之“涅槃”，基督教之“博爱”，这些被真、善、美所统领的不同形式，不断催促人们向往至圣至上，马、班又何曾逃避这样的心性思慕呢？无论是本纪、世家、列传，还是书、志或表，历史的创作情感，都应得到人性化的理解和包容。余治平认为，与柏拉图“引情入智，知大于情”不同，儒学是“化智入情，情高于知”，中国人常把思想、理性诉诸情感，理服从于情，情比理优先。[注]余治平： 《性情形而上学： 儒学哲学的特有门径》，《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史记》变化莫测，《汉书》循规蹈矩，犹如李白诗歌的独特奇稀、豪放洒脱，杜甫的沉郁顿挫、有章可循，并无可学与不可学之定论，可谓中国特有的历史解释学。

结语

“情感”变量是解读《史》、《汉》的核心，固孰优孰劣的问题是循环逻辑，除董仲舒外，各儒者、朝臣、游侠、酷吏等人物的撰写均离不开马、班的创作情感。创史有情，读史有意，唯有情感能通达心灵、疏通联络，能在马、班毫不羞涩的文风和字迹下，寻近更珍贵的史乘奥秘。马、班用各自独特的曲风和节奏，弹奏同谱异调的董仲舒乐章，“道德”、“思想”、“理性”与“情感”的融入，一个都不能少，否则成曲也不完整、不动听。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知义与不知义之间耳。[注]焦循： 《孟子正义》，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第567页。故为人必有情，必有义，否则司马迁也不会对郭解、专诸、曹沫、荆苛、聂政等侠义之士以及下层出生的陈涉、彭越、英布等英雄人物着墨较多，且描写得绘声绘色，并评价颇高；班固也不会用“天人三策”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推许董仲舒的鸿儒硕学。这毋宁是二人对董仲舒不同的感性认知和理性塑造。有人说司马迁更可信，因班固崇儒过重，必有伪作。[注]孙景坛：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亦有人云班固更可信，因司马迁性情过重，感性虚幻。从史学角度来讲，我们必将致力于董仲舒在不同朝代、不同史著中的真实还原，仅仅关注马、班的创作情感是远远不够的，但情感是使历史上升为艺术的唯一路径。王锺陵认为，历史存在两重性：“首先，历史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之中，这是历史的第一重存在，是它的客观的、原初的存在……第二重存在，即它存在于人们的理解之中。”[注]王锤陵： 《中国古诗歌史》，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页。故今人读《史》、《汉》，是对马、班情感的二次解读。共同的性情基因，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惊人的通灵，因而司马迁“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注]班固： 《汉书·司马迁传》，第2372页。之视死如归的生命感慨，董仲舒“可以然之域”[注]钟肇鹏主编： 《春秋繁露校释(上册)》，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3页。的存在限度才能在人心中互生互长，互情互理。正如朱光潜所说：“在我们意识中引起的运动的冲动愈丰富繁复，线形的美感的价值也愈高。”[注]朱光潜： 《文艺心理学》，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