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邵励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如何树立体育史学科自信？在现实取向日益鲜明、学科竞争愈加激烈的教育与学术语境中，体育史学科的独特价值如何体现？又当以何种姿态突围外压重重的学科空间，贡献于当代体育进步和学术发展？2016年，享誉国际体育学界的“北美体育史协会”(NASSH)专门开设“主席论坛”，研讨英语学术界体育史学科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其中所折射的当代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及其对于改善学术环境的关切，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体育史学科的成长颇具镜鉴价值。

1 北美体育史协会及其“主席论坛”简介

NASSH成立于1972年[1]。1973年5月，NASSH在俄亥俄大学召开首届年会，创立了《体育史杂志》(JournalofSportHistory，JSH)[2]。如今，NASSH已发展成为国际化的体育史专业学术组织，会员遍布北美、欧洲、大洋洲的高校和科研机构[3]。2016年4月3日，NASSH当值主席凯文·温姆斯利在协会网站上创办“主席论坛”，议题为“为体育史的未来负责”。凯文·温姆斯利倡议研讨者从大学等学术机构中的体育史学科这一角度，分析学科的现状与发展难题，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以重振“体育史在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地位”[4]。在之后的8个月间，有9篇重要发言稿刊载于其官方网站，在西方体育学同仁中引发了持续关注。本文择要评述论坛中的核心观点。

2 体育史的学科价值与现实境遇

2.1体育史的学科价值

2.1.1 体育史学科的现实意义 论坛首位发文者莫莉·史密斯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体育史学科对当代西方社会与体育竞技发展的意义。她提到：“兴奋剂与药物滥用、性别差异和种族歧视等问题困扰着体育的发展，如果在知识视野中储备相关的体育史内容，将会帮助对策制定者很好地解决问题。”[5]论坛最后一位发文者布鲁斯·基德教授是一位资深体育史专家，他基于北美社会的发展态势总结了体育史的现实存在必要性：“今天，体育史学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体育所产生的社会综合影响前所未有，但我们缺少从体育史视角对当代体育现象做出的深度解析。”具体而言，他认为很多单项运动组织和赛事委员会，常常在体育史信息空白的情境下草率地做出短视的决定。体育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样需要参考体育史，纠正公众流行的良莠不齐的体育史常识，帮助体育专业毕业生做好充分的就业准备，都离不开体育史工作者的帮助与努力。此外，还有学者提到，出色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也应了解运动项目的历史，这对于他们理解所从事项目的文化背景与精神追求，从而提高竞技水平都大有裨益。历史学家的职业技能使他们在引导公众重视体育遗产的文化普及工作中游刃有余[6]。

2.1.2 体育史学科的学术价值 学术价值是学科存在之本，是学理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托尼·柯林斯认为：尽管以市场和就业为导向的教育环境对体育史学科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但体育史仍具有学科存在的价值。当代历史学及人文社会学研究中的2个重要潮流——全球史与性别史，均活跃着体育史学家的身影。考察20世纪美国“软实力”的影响，怎能不提到基督教青年会(YMCA)、篮球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强势扩张？影响至今的男性与女性的社会性别认同早在19世纪的欧洲就开始酝酿，可又有多少人意识到，体育对于现代性别意识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体育在历史上真实而鲜活的历史地位很少被主流历史研究重视。上述重要而有意义的选题，在牛津和剑桥书系的多卷本通史巨著中却常常被一笔带过。这正意味着：“体育史是历史研究领域中尚未被发掘的富矿。”[7]体育科学家应当从体育史学家那里汲取学术营养，自然科学应当与人文学科一道，合作探究体育的人文意义。

2.2体育史的学科困局

2.2.1 研究队伍和机构的萎缩 美国体育学科早期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马里兰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以及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为学术基地，体育史学科在北美星火燎原，发展喜人[8]。至20世纪末，这个学科的学术发展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挤压。杰米·舒尔茨以怀旧之情回忆说：伊利诺伊大学曾是美国体育史学科的重镇，马文·艾勒等NASSH创始人曾在那里工作，协会期刊JSH至今仍在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现今，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的NASSH注册会员只有一位，且非体育院系出身。在此种“危难情境”中，杰米·舒尔茨感到，她现在所供职的大学依然能够坚守体育史的专业岗位，乃是她莫大的幸运[9]。

2.2.2 学术影响力和学科贡献力下降 杰米·舒尔茨还提到，美国国家体育学会(National Academy of Kinesiology，NAK)自2000年开始实施了5年一度的优秀研究项目评审，与其他体育学科分支，特别是与自然科学方向的体育研究成果相比，体育史类的研究成果极少登榜[10]。在英国，体育史学科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大学体育院系往往倾力支持体育科学、体育管理学等“热门”专业的快速成长，体育史对于体育学科总体科研贡献的比重似乎已不如从前。

2.2.3 项目资助和学科发展基金额度减少 北美的学者在发言中普遍流露出对于体育史学科项目资助额度不足的担忧。在澳大利亚情况同样如此。穆雷·菲利普斯坦言，澳大利亚大学科研业绩评价的首要指标就是立项，尤以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的资助项目为顶级。可是，对于体育史专业的学者而言，能拿到国家项目的难度越来越大，国家对于人文类科学研究整体资金投入的减少，直接影响了体育史专项研究的经费来源[11]。小微院校的体育史研究更是受困于项目与资金支持的限制。丹尼尔·A·纳杉来自一所小型私立学院，在其工作的30年间，他一直为美国学及其下属的美国体育史争得学科地位，他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为专业研究争取基本经费[12]。

2.2.4 课程边缘化与人才培养危机 据NASSH近年的统计数据，在NAK评价体系中的顶级体育专业院系中，专攻体育史的研究人员已不多见。杰米·舒尔茨发现，这造成一个令人担忧的后果，就是北美体育院系中的体育史课程由于师资短缺而开课不足，特别是研究生课程不足，由此影响了体育史学科后备人才的储备[9]。在澳大利亚的大学中，体育史课程同样面临被裁减的危机，体育学院每一次发展方向的调整，对于体育史专业的教师而言，都无异于是一次“课程保卫战”。如果不想被课程改革的大潮吞没，体育史课程教师必须调整课程内容，可是，让体育史教学内容满足不断变化的现实“口味”，显然难度极大[11]。

2.3体育史学科困局的成因

2.3.1 偏颇、短视的行政决策 谁应该为体育史学科如今的困局负责？发言者将矛头指向那些决定体育史学科命脉的高层领导。无论是体育学院无人坚守的体育史岗位、不断缩编的体育史研究机构，还是捉襟见肘的项目经费与研究生招生名额，处处体现着决策者对体育史学科的“偏见”与“苛刻”。那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学者坦言：高居学校与体育院系的管理者多是“未能充分认识到体育人文社会学价值”的外行，他们常常以理工科思维从事着“外行领导内行”的工作[11]。

论坛中的不满情绪可以理解，但理性分析后可以发现，决定体育史学科发展资源的顶层行政决策，实际上受控于更为根本的大学教育目标取向及其背后的当代社会价值观。领导决定了体育史的发展，可又是谁在决定领导的决策？是大学和社会，这是马尔科姆·麦克莱恩的睿见。这位前英国体育史协会(British Society of Sports History，BSSH)主席发言的题目是“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研究体育史”[13]。他以辛辣的笔触描绘了当代英国体育史学科的薄弱点，揭示制约体育史学科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2.3.2 唯理科化的体育学研究导向 马尔科姆·麦克莱恩认为，当前欧美体育研究普遍存在着唯理科化倾向。在体育学范畴内开展的所有研究工作都仿佛是为了提升体育学的科学品质，似乎只有走科学化路线才能树立体育学的学科自信，只有让体育“科学而又有用”才能体现学科存在感。这种学科价值观带来的结果就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方法与范式成为体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当代欧美大学中的体育院系和各种体育研究机构也清一色地标榜“(自然)科学”的指向，“体育科学家”占据了学院教职员工及顶层行政人员的主体，而包括体育史在内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则被斥为可有可无的“边缘”“点缀”，甚至是“负担”。自然科学范式的体育学与人文学科范式的体育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学科隔阂”，以“科学体育人”为绝对主导的体育学科决策层与研究者团体，对包括体育史在内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有“傲慢与偏见”。理工科思维的体育院系领导及院系中压倒性的唯科学化的体育学研究氛围，使得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形影相吊、身同异类[13]。

2.3.3 欠合理的体育学评价体系 唯理科化的研究导向直接导致唯理科化的体育学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在近代知识谱系的建构中，科学与人文2种学科范式的知识属性天然有别，其评价体系本应各行其道、因科设置，但当下的体育学科硬以自然科学的评价指标，一刀切式地评价人文社会学科的成果，对于体育史而言，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欠合理的体育学评价体系有诸多表现。马尔科姆·麦克莱恩指出，在英国以及欧洲的学术期刊认定体系中，自然科学指标是首要认定依据。受此影响，在近年欧洲顶级的学术期刊方阵中，上榜的体育类期刊几乎清一色地是运动医学、运动人体科学等自然科学类的体育期刊，体育史及体育人文社会学者仰望之的InternationalJournaloftheHistoryofSport、JournalofSportHistory等名刊排名远在其后。历史研究工作的细致与艰辛很难被外界理解。体育史学者花费大量工夫，甚至是投入了比一般体育科学实验更大的工作量才完成的文章，却只能刊发在平均影响因子只有0.3的期刊上，而搞运动医学与运动人体科学的同行们的成果所发表的期刊，影响因子常常达到5～8，甚至更高[13]。若以发表文章的数量及其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评价体育学研究成果，体育史自然不占优势。可是，在美国，主流的评价指标恰恰如此设置。杰米·舒尔茨发现，在NAK公布的“优秀博士研究项目评审”的所有指标项中，论文刊发(被视为“学术创造力”的首要体现)以20%的权重高居首位，项目资助以15%的权重紧随其后。若论发表文章和获得项目，无论在数量、额度还是品级上，体育史专业的博导和博士生都无法与体育科学方向的师生匹敌，只能甘拜下风。据穆雷·菲利普斯反映，在澳大利亚体育学界同样存在着“以发文章和获得项目”为中心的科研评价取向[9]。

2.3.4 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与功利化 在唯理科化的研究导向与学术评价体系背后，是否存在着更为根本的原因呢？发言者不约而同地将其归结为社会因素，展现了历史学家独有的因果分析能力。马尔科姆·麦克莱恩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新自由主义的引领下，当代英国高等教育正日益市场化、商业化、企业化、职业化和功利化。”若以教育是否能够快速地创造物质财富、解决棘手的实际问题以及帮助学生就业和创造就业为价值导向，显然，体育史等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探究都会显得用处不大。现实社会更需要体育经理人，容纳不了那么多的体育史研究岗位，因此，大学裁减体育史课程和体育史研究机构，“我们的体育教育现在更多地是在培训学生，而不是教育学生”[13]。

多伦多大学副校长基德亦深感“新自由主义”对加拿大大学体育学科发展的压力。他在加拿大大学的院系和学校部门做了30多年的领导。他认为，大学的体育专业迅速壮大，但从政府得到的资助日益减少。多伦多大学得到的地方公立办学资助，已经从1991年政府财政决算的80%减少到当今的27%，为维持办学，大学不得不将学费收入比重从15%提升到54%。以就业为目标的高等教育方向定位，给体育史这一类人文社会学科的生存出了一道大难题。身为体育史专业的教授，他自然愿意为体育史学科多投入，但作为体育院系和学校的领导，他不得不平衡各个学科与专业对于学科资源的竞争[6]。

总之，“主席论坛”对于体育史学科发展困境成因的分析逐渐趋于理性和深刻。大家充分认识到，当下体育史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受制于学科之外的“大环境”。正如道格拉斯·布茨教授所言：“大学对于体育史学科资源的分配，取决于国家政治立场、财政状况、意识形态和经济指标等复杂的综合因素。”[14]

3 体育史的学科突围

针对上述问题，“主席论坛”的发言者提出了各式主张，以求帮助体育史学科改善生存境遇，开发增长后劲。更有一些体育史学人早已“先行先试”，通过实践积累了化解体育史学科发展难题的经验。这些经验与对策建议对于中国的体育史及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发展也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3.1办好学术会议与研讨班NASSH学术年会是欧美及澳大利亚体育史学者的学术嘉年华。自1973年举办第1届年会以来，每年一度，至今从未中断。很多会员与莫莉·史密斯有同感，年会为世界体育史同行提供了难得的当面切磋的机会，由此可以交流最新的学术信息，结交深厚的学术情谊。作为当今西方体育史学科存在的标志性品牌，NASSH年会一定要继续办好，而且持续提升质量，扩大影响。

由于资金和人力有限，一年中多次举办像NASSH年会这样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确有困难。针对如何填补年会间歇期的学术交流空档，各国体育史同仁进行了很好的实践与尝试。英国的做法是，在举行每年一度的BSSH年会的同时，将更多资金用于资助地区性的中小型体育史学术会议、研讨班与工作坊。2016年，英国体育史专题学术会议可谓南北呼应，东南方的学术中心在伦敦大学，西北部的研讨班则定在曼彻斯特城市大学[13]。在加拿大，南安大略地区的几所大学和卡尔加里大学也都定期举办体育史学术论坛[15]。这种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中小型体育史学术会议，使得体育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呈现出常态化、长期化、网格化、多中心和灵活机动的良好势头。对于“大规模行动不便”情势下的体育史学术气氛的活跃，“抓大而不放小”的学术会议举办策略是一个有效的应对举措。

3.2提升专业期刊JSH影响力JSH是NASSH的另一学术品牌，为世界知名的体育史专业学术期刊，在北美体育史学界享有盛誉。怎样才能够借助这一学术品牌为体育史学者搭建更大、更好的学术平台，同时提升体育史学科的影响力？身为现任NASSH秘书的杰米·舒尔茨直接建言：提升JSH的影响因子。JSH曾经是被引率高居第7的历史类学术期刊，但因缺少权威认定的影响因子而影响其学术声望。只有提升JSH的影响因子，才能吸引有才华的作者和优秀稿件，由此进一步提升体育史期刊的地位和体育史的学科竞争力。

杰米·舒尔茨还号召体育史同行直接给NAK主席及其负责体育研究成果评定的负责人写信，劝说他们改变NAK唯理工化和“以发表论文”为首要标准的评价体系。她同时意识到，还是应立即提升JSH的影响因子。这是在现行学术大环境中的无奈之举，但也是必由之路。在无力改变当下学术评价指标与导向的现实面前，体育史学者当下只能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可能会被“淘汰出局”[9]。

除提升影响因子外，还有学者从其他方面提出了改进JSH的建议。JSH学术编辑穆雷·菲利普斯提出，JSH应明确数字化时代体育史出版物的新使命，推进电子出版物等全媒体传播，满足更多样化的读者需求，助力体育史学者间的交流[11]。总之，只要体育史的学术团体、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稳中有进，在可预见的未来，体育史学科将会良性发展，并伺机爆发。

3.3加强课程建设与改革诚如穆雷·菲利普斯所言，体育史学科的存在，不但应通过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而存在，还应通过课程的形式争取被认同。他在澳大利亚大学中多年执教体育史的基本经验是：如果体育史课程不在体育院系课程表中占据一席之地，体育史研究和体育史学科发展就会举步维艰。何日体育史课程能被纳入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工程之必不可缺的部分，就是体育史学科地位稳固之时[11]。加拿大曼内托巴大学运动与休闲管理系主任道格拉斯·布朗也就体育史课程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众所周知，课程建设费时费力，但他还是首先强调，体育史学家应通过他的专业课，让同行和学生认识到历史学科对于培育和发展批判性思维的独特作用。同时，体育史课程教师应当与时俱进，积极参加课程改革。例如，随着越来越多的体育院系开始转型追求“大健康”的教育理念，院系的课程调整肯定也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体育史教师应通过调整和设置新的体育史课程内容主动适应这一变化，开设公共健康政策史一类的新课，这既是体育史学家的“拿手好戏”，又能满足社会和学校的新需求。只有主动适应形势，体育史课程才能成为持续引人注目的“常青树”。

对于体育院系内体育史方向专业教师数量有限的问题，道格拉斯·布朗的建议是可以联合学校内外的历史系和人类学系教师合作讲授体育史课程，课程可以设在体育系，也可以向全校其他学科学生开放，为其他院系的学生了解体育史、热爱体育史进而从事体育史学习和研究创造更多的机会[15]。

3.4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与体育专业其他分支学科相比，体育史较多地展现出跨知识领域的学科特征。这从体育史学者所在单位的分布上即可看出。在2014年度北美体育史协会的注册会员中，有42.5%来自体育院系，31.5%来自历史院系，其余的主要来自美国学、加拿大研究、澳大利亚研究等区域文化研究院系。“体育院系到底还是不是体育史学者的家？”体育史专业人员分布的广杂确实引发一部分人的担忧，恐此种各自为战的格局会分散体育史研究的合力，但穆雷·菲利普斯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多元学科分布格局为体育史跨学科研究带来的契机[11]。

体育史谋求跨学科研究更根本的基础在于体育史自身的复杂学科身份。道格拉斯·布朗生动地将体育院系比作一个微型的综合大学，有关人类运动的各个方面的探究都可以在这个学科内大放异彩。在这个百花竞放的学术园地中，体育史学者应如何作为呢？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要求：体育史学者应当努力成为大学各个知识门类的通才和专家，不但精通体育史，还要通晓相邻各学科的核心思维与学科特点，熟知构成体育与运动研究各个基本知识领域的基本学理，在学科交叉的复杂知识语境中一语道破各个学科的特点，从而清晰地勾勒出体育学科各分支方向之间的界线。这样方能使体育史研究顺利跨进陌生领域，从邻近学科中汲取营养，同时在跨学科研究中展现体育史学科的独特魅力，在学科深度交往中捍卫体育史的存在价值[15]。

体育史的跨学科研究已取得成果。纳杉在斯凯德莫学院以兴趣和目标为驱动而组建的体育史兴趣小组(Faculty Interest Group，FIG)引人注目。作为一名体育史研究的成功人士，基德的感言是：我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体育史学科，其他专业的社会科学家的帮助使我更加强大，要让其他学科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体育史学科的友善与价值——体育史的成长对于其他学科不构成威胁，只能提供有益的知识背景与方法论启示[6]。作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代表，体育史还应当特别注意与体育自然学科的对话。体育史自身的成果及其跨学科研究的成果，有助于体育科学研究者关注体育史并尊重其研究成果，进而让他们相信：体育的科学研究同样需要历史学的眼光。

3.5争取学科顶层设计决策权历史学家的总体视野及不断积累的学术阅历让很多NASSH成员意识到：体育史无法脱离现实社会而孤立存在。谁在决定着学科发展资源的分配？论坛中的发言者似乎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杰米·舒尔茨不满NAK现行的美国国家体育学科研评价机制，遂直言号召全体NASSH会员对话NAK主管，她甚至在网站发帖中直接列出了2位NAK主管的姓名和单位[9]。行政经验更为丰富的马尔科姆·麦克莱恩早已谙熟此道，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体育史协会(BSSH)与20个学术团体联合，成功推选出一位具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科背景的资深学者，执掌2014—2020年度国家体育社团联盟的“帅印”。此前，这一联盟“帅印”长期被自然科学背景的体育史研究者执掌[13]。能在学科规划高层有本学科的代言人，对于英国体育史学科的发展极为利好。

马尔科姆·麦克莱恩不断强调，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因素交织的复杂环境中谋求体育史的未来，必须要有“政治头脑”。这个主张深得同样具有丰富行政经历的道格拉斯·布朗的认同。道格拉斯·布朗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和曼内巴托大学长期担任体育院系领导，这让他受益匪浅。正是因为“尝到了甜头”，他开诚布公地建议体育史同行，“追求在大学体育院系中的领导职位”。与其另选代言人，不如亲自上阵参与包括体育史在内的体育学整体学科蓝图规划、远景方向确定及学术资源分配。这同样是一个有助于“赢得比赛”而又“尊重规则”的“技术动作”[15]。

3.6谋求面向公众的开放与互动在现代社会与学术环境中，学科的发展既基于学术界的认同，同时也离不开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当下体育史的尴尬处境，与体育史研究自身的封闭性有关。用马尔科姆·麦克莱恩的话来说就是：业余的体育史与专业的体育史之间存在隔阂。那些被视作经典的体育史专著和体育史协会上榜佳作，大多充满了高深的术语和无人看得懂的问题，对于公众热议的体育话题却一言不发。在一些人看来，很多所谓的体育史专家其实成了公众体育知识界的“闷蛋”，他们的研究多是“键盘上的文字游戏”[13]。

此种批评尽管辛辣，但不无道理。大学中的体育史学者如何走出“象牙塔”，让体育史服务于公众？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布茨以自己的成功实践表明，体育史应当存在于公众视野中，NASSH会员也能够在“体育公共史学”事业中有所作为。在这个领域，中佛罗里达大学迪克·克雷波的“体育与社会”专栏，以及“盖尔人体育联盟(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GAA)口述史”项目，都做得有声有色。布茨强调，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传媒是扩大体育史公众认同的利器，应当在创新传媒形式和及时更新内容上下功夫，从而激发公众对于体育史的兴趣[14]。

体育史学可以在哪些公共领域中一展风采？基德认为：除了在传媒机构普及体育史知识以外，体育史学者还可以进入体育公共事务决策与咨询部门，为体育政策的制定提供背景依据；参与体育名人堂、档案馆与体育博物馆等公共体育机构的活动，丰富现代公民社会的体育文化生活[6]。

4 总评与启示：兼论体育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2016年11月14日，北美体育史协会2016年度在线“主席论坛”落下帷幕[16]。本文的立意是，既为介绍当今国际体育史前沿，更为推进中国体育史的学术进步。

4.1明确学科价值，提振学科自信体育史乃至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微小学科园地，但对于体育学科的整体发展和现代社会文明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学科结构意义上而言，没有体育史的体育学科是不完整的，没有体育史的历史学科也不完整。在体育学科中容纳体育史，是体育学科品质与品位的试金石，是体育学科胸怀、格局、底蕴、基础和发展后劲的标志。体育史彰显了体育的“以人为本”。它研究体育的具体、现实问题，但更关注关乎人类社会健康前行的长远、根本和终极问题；它虽然不能立竿见影地贡献于短期的体育学科排名，却有益于体育学科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与先行起步的西方体育史相比，中国的体育史学科尚未“成年”，未曾经历西方体育史学科的那些曲折。应借助中国特有的学术制度与学术资源优势迅速起跑，避开西方同行那些积重难返的困窘，直接解决崭新的问题，在新起点上实现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4.2顺应时代进步，回应现实问题当代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7]。一切体育史也应当都是“当代”体育史。所有的体育史研究都应当有当代情怀和当代意识。当代欧美体育史学家抱怨他们的体育史作品常常被束之高阁，体育史课程也往往在体育院系课程改革的浪潮中被抛向边缘。这一方面乃外部的功利化学术环境使然，另一方面也与体育史学家自身对现实的冷漠有关。不投身现实，终会被现实排挤；不适应时代，就会被时代抛弃。

中国当代社会变革中层出的矛盾与新的现象，恰为中国的体育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选题。“历史学家是单独的个人，同时又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18]”体育史学家应同时具有把握历史和把握现实的能力，将现实关切转化为历史问题，以历史思维解决现实问题。纵观近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科选题指南，无论是“体育产业”“体育文化”，还是“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 “3亿人上冰雪”“2020冬奥会”等，都需要而且可以转化为历史问题，并借助历史的视角进行深刻诠释。这些问题，既是体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是处于改革深水区与攻坚期的社会转型在体育领域或通过体育反映出的问题。解决这些体育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改革问题。“会诊”当代中国体育问题，体育史不能缺席。体育史在当代中国体育学界的影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体育史提出和回答国家现实重大问题的能力与水平。

4.3苦练学术内功，走跨学科发展之路受制于“大学中的体育史”这一论域的限制，2016年度论坛似乎特别倾向从 “社会环境”的外因中寻找学科受困的理由，对于造成体育史学科现状问题的内因似乎反省不足。

对于中国体育史而言，来自国际前沿的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走“跨学科”发展之路。原因在于，就体育史的知识属性而言，其研究对象是体育，但方法是以历史学为主的人文社会学方法。换言之，体育史拟解的问题既是体育的，更是社会的；既是过去的，但更关乎当前与未来。与体育的自然科学分支相比，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鲜明特征在于它不是要解决自然、生理或技术意义上的身体与运动问题，而是要解析经由体育而构成的社会关系及借助体育而反映的人性与文化意义。因此，解决体育史问题的手段，既离不开纯粹体育学背景的参照，更需要有超越体育学的人文学科的方法综合[19]。

人类的身体和运动需要而且可以从各个角度研究，可以从自然科学和应用性学科的角度研究，但也离不开通过历史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视角的观察。这些研究关乎健康、教育、伦理等“广义体育”的各个方面。因此，体育学科内部及体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都能够创造大有作为的学术空间。体育与历史学、人类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跨界融合，已成当代国际体育史研究的主流[20]。值得借鉴的改革经验是：包括体育史学科在内的各个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学科分支，都应当“以问题为中心”集聚研究力量，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兼收并蓄优质研究资源，以“体育—科学—人文”三维一体的“大体育”观构建体育学科的大格局，通过合作攻关的“协同创新”打造“一流学科”[21]。

4.4强化学科存在，建构体育史的中国话语风格如果借用当代知识社会学家库恩的“范式”概念[22]，体育史既是一个抽象的知识领域的存在，也是一个实在的学科范式的存在。一个以体育史为志向的专业研究者群体，以共同约定的体育史概念、逻辑、方法和叙事规范，在特定的体育史专业媒介与平台上交流研究成果，共塑体育史的学科话语，形成与其他专业共同体有别的“学术圈”，这就是体育史的学科范式。

来自北美的经验表明，体育史的学科存在就是通过学术团体、会议、期刊和课程等范式要素彰显的。中国学者的体育史的学科存在，也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来打造和强化。

目前，中国国家级的体育史学术团体是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据其官方网站的最新信息，自1984年成立以来，学会共组织全国规模的学术研讨会40余次，承办或参与东北亚体育运动史学会学术会议等国际体育史会议10余次，在学术研究、队伍建设、服务社会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23]。客观而言，尽管中国的体育史学科近年来有长足进步，但仍与国际先进学术组织存在差距。中国人的体育史协会何时能与NASSH等国际体育史“老牌劲旅”同场竞技，平等对话？中国的体育史学者何时能拥有自主品牌的、享誉全球的学术年会？中国的体育史学科何时能创办一本高水准的中文学术期刊——《体育史研究》？体育史的研究岗位何时能够彻底稳固？体育史课程何时能落实为体育院系的基础课与必修课？何时能有更多的中国的体育史学者亮相“百家讲坛”，让体育史成为国人乐道的文化风景？但愿这些中国体育史学人的梦想能早日实现。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当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价值导向”正成为新的优先评价指标[24]。体育史研究恰蕴含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质学术资源。中国人的体育史研究理应提出“中国式问题”，发扬唯物史观等中国式认识论优势，为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贡献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

特别感谢NASSH主席Kevin Wamsley和秘书Jaime Schultz对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