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健

新中国成立以前，广州地区曾出版过百份以上报纸。这些报纸的存在时间大部分只有两三年，报龄超过十年的寥寥无几。创办于1906年9月15日的《广东七十二行商报》（以下简称《商报》）后曾改名《七十二行商报》则连续出版至1938年10月，抗战期间被迫停刊，后于1945年10月1日复刊，直至1947年3月31日永久停刊，前后存续三十三年多，是近代广州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①作为清末至民国期间广州最重要的政治商业性报刊，和与其相似的上海《申报》相比，《商报》研究现状却薄弱不堪，仅研究清末民国经济史的学者常用其作为史料依据，另有一些表述则散落于广州的一些方志文献以及民间文章之中。因此，笔者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七十二行商报》(1907—1947)缩微胶卷为新史料，简要介绍《商报》的创刊过程，着重分析其能在动荡年代长时间连续出版的原因。

一、《广东七十二行商报》概况

清末，广州商业有“七十二行”之称，其实大行业不下百余行，大行下面还分小行，“七十二行”只是广州商界约定俗成的代称。《商报》是广州商界的喉舌，其前身可追溯到1906年1月29日创刊的《广州总商会报》，是广州总商会机关报，后因与会办左宗蕃产生矛盾，主笔辞职，于3月17日停刊。此后，广州总商会商人又重新集股开办了《商报》，主办人黄景棠。至1938年广州沦陷被迫停刊前，该报每日出纸三大张，每张对开四版，逢星期日停刊；1945年复刊后，每日出纸不定，平日多为八版，周末四版居多。第一、二、五、六、八版都是广告，其中第三版上半部分也刊登广告，广告内容占全部版面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余以经济新闻报道为主，是一份典型的商业性报纸。其他新闻栏目主要有上谕电传、论说、本报特电、本省特别新闻、本省新闻、京省新闻、海外要闻、专件、译丛、辕报、牌示等。同时设有副刊，但只刊登一些诗词文章等。除广州外，《商报》还发行至香港、上海、江门、佛山、东莞、汉口、梧州以及新加坡、美国、秘鲁等地。报纸前后三十余年主编、发行人虽数度易主，但版面形式和主要内容基本保持不变。

二、立身之本，倚仗商会

《商报》的创立发行和影响力的扩大，主要得益于广州商人势力的上升和商会组织的运作，在此后接续出版的三十余年间，《商报》紧紧依附商会势力，与商会命运同兴衰。

在传统农业社会，商人居于四民之末，但到了清末，中国商人地位逐渐提高，阶级意识逐渐觉醒。胡汉民曾说过，清末经过维新变法、预备立宪，通都大邑的商人势力增强，商人从四民之末成为四民之首。而广州地区的商人在发展实业、参与政治活动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商人逐步成为社会中上层的中坚力量，并主导着城市经济的发展。1907年香港《循环日报》曾撰文：“总商会、九善堂、七十二行，此先声夺人之名词也。凡办公事而欲号召同类，非此三者不为功。三者之中，尤以七十二行为声势最大。”②“七十二行”商人控制的九大善堂通过组织化运行，在民间社会发挥着巨大作用，对地方事务决策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商报》在刊发首日有一篇长达数千字的发刊词，发刊词对广东商业的发展以及粤商在国内外的影响充满自豪感：“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其民轻巧活泼，好冒险习牢，最合营业之性质。由是观之，我粤省于历史、地理、物产、民俗上均占商界之优胜点，似非他省所及，谓为天然商国，谁曰不宜？”③发刊词还宣称，这份报纸“既有监督商人之责任，亦有监督政府之义务”，并且以“注重商善两界之机关”及“坚持现在之办路主义”为宗旨，并要向西方国家的商界学习，“以爱国之热忱，为强国之基本”，达到“商业兴而国势振”的目标。可见在创刊之初，《商报》就明确了其作为广东商界喉舌的基本使命，并作为广州商界参与地方政治的传声筒，明示其后台就是庞大的广东商人势力。

1911—1924年之间，广州地方政权更迭不断，革命派、立宪派、地方军阀势力反复占据广州，大量政党报纸随着依附党派势力的消亡而停刊，而背靠强大的广州商团势力的《商报》在此期间没有受到太多政权更迭的冲击，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发行量和影响力。而在1924年8—10月间发生的广州商团事件中，《商报》积极为商团辩护。虽然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叛乱”，但从史料看，几乎全部的广州商人团体和相当数量的商人，是同情商团、反对政府的，④在商团被灭后，该报也遭到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打压，发行量和影响力大损。此后，《商报》勉力维持到抗日战争爆发，广州沦陷才被迫停刊。1945年抗战胜利后虽然再度复刊，但长期战争使得广东地区百业凋零，广州行商势力也不复当年，失去行商支持使《商报》丢掉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两年后遂永久停刊。

三、政治立场，小心谨慎

报刊业的发展与政治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1906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后，清廷即开始“预备立宪”。广州城内的地方绅商多为保守派，善于察言观色，对于时事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此背景下创立的《商报》虽是一份商业性报刊，但其政治立场站在了立宪派这边，迎合了清政府假意维新、预备立宪的需要，创刊后销路颇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派成功推翻清朝统治，11月9日广州和平光复后，胡汉民成为广东都督，《商报》即发文支持胡汉民领导的广州军政府。这次政局大变动，《商报》的政治表态使其与其他立宪派报刊不同，未受到革命派的冲击，但实质上，该报却并未从根本上倒向革命派。

在逐步看清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阴谋恢复帝制的真面目，“宋案”爆发后，孙中山回国发动武装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从“宋案”发生到二次革命期间，国民党系报刊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揭露“宋案”阴谋，支持二次革命。袁世凯政府感到舆论的压力后，不断颁发新闻禁令，并要求全国所有报刊重新登记注册，最后甚至动用武力，对反袁报刊以武力清洗、查封报馆、残害报人。其间，《商报》言论仍偏于保守，未明确支持二次革命。在袁世凯心腹龙济光在1913年8月13日占领广州后，广东地区《民权报》《民生报》《国民报》《粤东公报》等一批政治态度鲜明、支持孙中山、持论反对袁世凯的报刊遭到封禁，许多报人或出走避难，或惨遭杀害。而两日后，《商报》在“本省要闻”里刊出《龙都督抚绥军队之布告》一文，言明龙济光占领广州后，所率部队恪守军纪，以保卫治安为己任，无论百姓还是商家，只要在门前挂一白旗，上书“龙”字，即可得到军队保护。1916年袁世凯称帝，该报即改用“中华洪宪元年”纪年，表明态度。

1913—1923年间，广州城曾五度易手，在经常更迭交替的军阀政权统治下，政治批判如同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一样会遭遇巨大风险，编辑以身殉职的事件不断发生。《商报》也认清形势，对政治保持相对中立的态度，不参与党派斗争，对一些政治事件遵循保持沉默以求太平的方针，一心以传播商业行情、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在动荡的广州城里仍保持了不错的发行量。直到1924年遭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打压失势后，《商报》更加不过问政治，避免与当局发生冲突，以期得到继续出版。直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伪政权强制接管《商报》，面对如此形势，报刊主理人拒绝受辱，愤而停刊。

在政治动荡的年代，《商报》始终以保障自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根据时势，小心表达政治态度，基本上做到了与执政当局保持一致，以避免政治迫害，为其长期的安全出版赢得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四、在商言商，经营有方

《商报》经营有方，是其能够坚持办下去的根本原因。《商报》以传播商业消息、服务广东商界为主，体现在版面上就是时政新闻少，经济新闻多且广告版面占绝对优势。由于是广州总商会的机关报，七十二行商、九大善堂等大大小小商家均订阅该报，形成了稳定的订户群。在得到清廷认定后，广州总商会作为粤省商业总团体，至1911年，在全省各城镇共建立分商会62家，《商报》的发行范围通过商会势力扩展至全省。在广州拒约运动、保路运动、二辰丸事件中，该报积极开展舆论宣传，支持人民的爱国斗争，在民间影响力日增，来自普通百姓的订阅数逐步增加。在“癸丑报灾”后，广州地区报纸数量锐减，该报未受影响，日发行量逐步增长至7000份，一跃成为当时广东发行量最大的报刊。⑤几十年来坚持在报纸上刊登每日物价行情、交通信息，尤其是物价行情中谷米、盐类、海味、洋布等日常用品种类齐全、价目清楚，商家和百姓早已离不开这些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信息。此外，广州商业与香港息息相关，作为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香港获取内地商业信息的重要窗口就是广州地区出版的商业报刊，其中《广州总商会报》《商报》陆续在香港开设代理处，获得大批港商的长期订阅。稳定的订户群和可观的发行量带来的持续性收益给了《商报》坚持出版的底气。

此外，在20世纪初期，广州消费型工业的兴起为报刊特别是报纸广告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商报》版面始终坚持以大篇幅刊登广告为主，谋求利益最大化。据可查资料，1919—1922间，其广告版面费是1/4版每月50美分。这个定价低于同时期的《羊城日报》《国民报》《南越报》等当地大报，对广告商的吸引力较大。该报所刊登的广告种类、数量都雄踞当时广州报业之首。⑥它的商业化定位，为广州日益繁荣的商业市场提供了很好的广告机会。除了商人们对报纸的认同外，长期的广告经营，已使该报的广告传播效果不断提高，成为厂商扩大影响、推销商品的重要载体。而《商报》的广告，与其“七十二行”相称，广告范围涉及当时几乎所有商业领域，大量广告收入成为该报持续经营的重要资金来源。

五、结语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报刊史，一家报纸能够长时间存续下来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远不止上述几个重要因素。由于广东近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资料散佚不全，本文对《商报》的研究受制于资料的完整性，只能通过查阅该报现存的缩微胶卷，参考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和间接的材料，如当时的其他报纸、广州方志、广东商会的相关研究，来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本文同样也会因为资料的不完整而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客观和准确，笔者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收集相关史料，以期更为准确全面地揭示该报能成为民国时期广州报龄之最的原因。

注释：

①梁群球.广州报业（1827-1990）[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40.

②邱捷.清末广州的“七二行”[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③邱捷.近代广东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 《广东七十二行商报》[EB/OL].

http://news.sina.com.cn/o/2004-05-20/08382578048s.shtml.

④邱捷.近代广东商人团体与广东政府[J].近代史学刊,2001(00):194.

⑤[美]柏德逊.中国新闻简史（古代至民国初年）[M].王海,刘栗杉,丁洁 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43.

⑥蒋建国.报界旧闻——旧广州的报纸与新闻[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