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锋

印度的纳萨尔运动始于零散的农民抗争运动。1967年，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起义遭到政府镇压之后，革命者寻找新的机会继续进行斗争。印度其他地方掀起了新一轮农民革命斗争的高潮。尤其是1968年底，安德拉邦的斯里卡库拉姆全面爆发游击战争，它一直持续到1971年。斯里卡库拉姆的帕瓦斯普拉姆（Parvathipuram）是斗争的核心区域，它位于安德拉邦与奥里萨邦交界处的偏远山地。斯里卡库拉姆运动是早期纳萨尔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纳萨尔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新党印共（马列）的成立以及查鲁·马宗达（Charu Mazumdar）领导的纳萨尔革命发生斗争路线和运动场域的转换，这使斯里卡库拉姆运动不完全隶属于印共（马列）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就是说，在20世纪60、70年代之交，纳萨尔运动至少包含两种不同的革命方式，尽管它们都受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斯里卡库拉姆运动的社会条件、运动的内生性机制以及印共（马列）的诞生和马宗达时期斗争路线的转变等。

一、斯里卡库拉姆运动的社会背景

纳萨尔巴里地区的起义本身并没有持续很久，它很快遭到国家武装力量的严厉镇压。然而，它的意识形态却在印度其他区域迅速传播开来，革命的浪潮很快蔓延到安德拉邦的斯里卡库拉姆、北方邦的拉基姆普尔（Lakhimpur）以及比哈尔邦的穆扎法尔布尔（Muzaffarpur）①1967年，比哈尔邦的穆扎法尔布尔县最早出现了农民反叛，并且在博杰普尔县（Bhojpur）得到进一步巩固之后，革命运动蔓延到整个比哈尔中部。等地。此外，喀拉拉邦、奥里萨邦、旁遮普邦和泰米尔纳杜邦等地也爆发了农民抗争运动。1969年，农民武装斗争又扩展到西孟加拉邦的其他农村地区和奥里萨邦的丛林地带，这些区域开始活跃着农民游击队。在黛布拉-戈皮巴拉沃普尔（Debra-Gopiballavpur）地区，印共（马列）领导革命者杀死地主，很多土地所有者仓皇出逃，印共（马列）和地方性的农民组织接管了基层权力及其运作。此后，西孟加拉邦、旁遮普邦、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等地的农民运动彼此起伏。例如，1969年下半年，西孟加拉邦的米迪纳普尔县（Midnapur）出现农民叛乱。1970年底，西孟加拉邦的比尔哈姆（Birbhum）也发生动乱，揭竿而起的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烧毁地契，建立人民法庭和农民革命委员会，公开处决罪大恶极的地主，国家基层权力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些农民革命运动中，安德拉邦的斯里卡库拉姆运动最具有大众运动的特征，该地区的农民进行了长达3年的革命斗争。就民众动员而言，它甚至比纳萨尔巴里起义“更像是一场人民战争”②Manoranjan Mohanty, Revolutionary Violence: A Study of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77, p. 46.。在印共（马列）看来，最大的革命成功不是纳萨尔巴里起义，而是斯里卡库拉姆运动。

斯里卡库拉姆位于安德拉邦的最北部，1946年印度共产党点燃的特伦甘纳运动的革命火种一直保存在该地区。斯里卡库拉姆是当时安德拉邦的20个县之一，与其他县有所不同的是，该县共产党的力量并不算强大。在1952年、1957年、1962年以及1967年的四次选举中，印共以及后来的印共（马）在当地的得票率很低，也未能在议会获得任何席位③Biplab Dasgupta,“Naxalite Armed Struggles and the Annihilation Campaign in Rural Area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8, No. 4/6, 1973, pp. 173～188.。斯里卡库拉姆地区居住的部落主要是贾塔普人（Jatapu）和萨瓦拉人（Savara），他们通常被称作“吉利贾人”（Girijans），即“山地人”。吉利贾人终年生活在森林里，以采集林中的果实为生，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印度独立后，这些部落的处境并没有出现转机，反而在某些方面出现恶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④Ajay Mehra,“Naxalism in Inida: Revolution or Terror?”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2, No. 2, 2000, p. 49.：首先，部落成员不断地失去他们的土地，许多来自平原地区的人们迁移到山地侵占部落的土地；其次，部落成员的负债持续增加，政府旨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后，1952年之后，政府颁布法律限制部落成员擅自进入森林采集林产品或从事耕种活动。政府在划定森林保留地时，部落成员还被强制驱离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印度政府新施行的国家森林法严重剥夺了部落使用土地与森林资源的权利，使部落无法维系原先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得不受制于地主与放债者，而后者又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欺诈和剥削部落，并伺机侵占他们的土地。根据1961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斯里卡库拉姆地区有43%的农业劳动人口①这里指那些没有自己的土地，需要租用地主土地的劳动者。，他们受尽地主的各种盘剥，并且有8%的表列部落和9%的表列种姓②Ajay Mehra,“Naxalism in Inida: Revolution or Terror?”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2, No. 2, 2000, p. 48.③即山地部落的斗争运动。。由于大地主不断地霸占和侵吞小农的土地，导致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迅速攀升。尽管法律禁止将部落的土地转让给他人，但是穷苦的部落在走投无路之下，迫不得已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地将土地抵押给大地主，而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他人劳作。

在斯里卡库拉姆地区，吉利贾人的抗争运动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当时就已经酝酿着革命活动。印度共产党长期在当地部落中开展群众工作，这种动员工作通常异常艰辛且旷日持久。在斯里卡库拉姆和纳萨尔巴里地区，共产党人在进行多年的群众工作之后，方逐渐赢得当地人的充分信任。倘若缺乏地方性党员和民众的支持，任何外来的党派都难以在山地丛林地区立足。自从1959年以来，印共在斯里卡库拉姆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农民和部落结成武装联盟。在从事意识形态宣传和群众动员工作的党员中，比较知名的是韦姆帕塔普·萨蒂亚纳拉扬纳（Vempatapu Satyanarayana）和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他们都会说当地部落的方言，萨蒂亚纳拉扬纳还曾与两个部落妇女结婚。1959年，在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下，斯里卡库拉姆进行了“吉利贾人斗争”（Girijan Struggle）③。共产党员还组织成立“吉利贾人组织”（Girijan Sangham），帮助该地区的山地部落改善悲惨的处境。当时斗争的主要问题是当地林业部门对部落的耕种方式施加限制。吉利贾人的收入极其微薄，他们每天从事苦力劳动挣得的薪水不到半个卢比，每年从事农田杂役活得到的谷物不到60公斤。致使吉利贾人的处境雪上加霜的是，在他们抵押的土地到期后，来自平原地区的地主和放债者拒绝将土地交还给他们。吉利贾人负债累累，又得不到地方法院的任何援助。1965年，“吉利贾人组织”召开了一次300余人的代表大会，增强了农业劳动者的权利意识。作为斯里卡库拉姆运动的关键性人物，韦姆帕塔普·萨蒂亚纳拉扬纳将该地区的吉利贾人组织起来，号召进行非暴力运动，以缓解民愤④萨蒂亚纳拉扬纳最初并非共产党员，但是他组织山地部落进行斗争引起了安德拉共产党高层的密切注意，最终说服他加入印共。。但是，吉利贾人针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的和平抗议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因为地主经常对部落采用高度组织化的暴力袭击，同时他们又与地方政府和警察合谋，共同压制吉利贾人的抗议。

二、革命的动力机制及其内在矛盾

1967年10月31日，吉利贾人去参加一个自助协会的集会活动，以商讨如何应付警察大规模地逮捕部落成员。当他们经过雷维迪村（Levidi）附近时，遭到地主武装的猛烈袭击，其中两位农民当场被暴徒击毙。地主的残暴以及随后警方对暴徒的纵容和包庇促使萨蒂亚纳拉扬纳和阿迪巴特拉·凯拉山（Adibatla Kailasam）等部落首领决定成立武装自卫队，采取暴力行动反抗阶级敌人。从经济上而言，这场斗争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67年底以前，印度共产党组织下的地方性武装联盟已经在当地占领了5千英亩政府的土地，开辟了大片解放区。农场杂役的工资增长了5倍，从地主那里夺回1500～2000英亩原先被抵押的土地，并将2/3的粮食收成分配给耕者，同时取消最高贷款额度的限制①Biplab Dasgupta,“Naxalite Armed Struggles and the Annihilation Campaign in Rural Area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8, No. 4/6, 1973, p. 177.。斗争也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它提升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建立了吉利贾人的群众组织，他们采取的斗争方式包括小组讨论会、运动小分队、公共集会以及联合罢工等。但是运动也招致政府的暴力回应。1968年3月，斯里卡库拉姆运动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压，当地政府动用特殊武装警察部队镇压大众运动，劫掠和捣毁部落村庄，死伤上千人。但是这并没有令革命者彻底屈服，他们转而在丛林地带继续开展游击斗争。

1964年印共分裂后，斯里卡库拉姆运动的共产党员加入印共（马）。1968年4月，又脱离了印共（马），加入“全印革命者协调委员会”（All-India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f Revolutionaries,AICCR）。为了更好地促进全印纳萨尔运动支持者之间的相互团结，1968年5月14日，在柏德旺（Burdwan）召开全体会议后，“全印革命者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All India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f Communist Revolutionaries, AICCCR），苏史塔·罗伊·乔杜里（Sushital Roy Chowdhury）是其召集人。“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是印共（马列）的前身。1968年9月，安德拉邦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成立了“安德拉革命共产主义委员会”（APRCC），最初它是作为“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的下属委员会。1968年10月，斯里卡库拉姆运动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一群吉利贾人的示威者遭到地主雇用的武装人员的攻击，妇女遭到猥亵，这极大地激怒了邻近的村民，他们聚集起来进行反抗，并强制收割地主的庄稼。1968年11月25日，来自25个村庄的约250名吉利贾人袭击了当地的一位放债者，没收了他的所有稻谷和其他粮食作物。此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烧毁地主、放债者的房屋，夺走钱财的暴力事件。村民很快遭到警察报复性的残酷镇压，这促使斯里卡库拉姆运动的领导者考虑以更有效的方式对抗地主与警察的武力压制。当时的领袖帕查迪·克利须那姆迪（Pachadi Krishnamurty）决定绕过安德拉邦的领导层，直接向马宗达和其他领导者汇报。马宗达建议斯里卡库拉姆运动的领导者放弃以经济斗争为基础的群众运动路线，而开展游击队行动，集中力量歼灭阶级敌人。马宗达试图通过歼灭运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革命。在受到这种指示之后，斯里卡库拉姆的领导层立即投入到新的歼灭路线中。1968年底，为了起到良好的革命示范效应，在印共（马列）的直接领导下，斯里卡库拉姆的革命协调委员会发动了反对农村统治阶级的农民斗争，强制收割富裕地主的庄稼、没收财产，杀死臭名昭著、罪恶滔天的地主和高利贷放贷者，以胁迫其他阶级敌人屈服归降。

1969年8月，在纳吉·瑞迪（Tarimela Nagi Reddy）领导下，安德拉邦的特伦甘纳地区又开始了武装斗争。但是斯里卡库拉姆和特伦甘纳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很快，斯里卡库拉姆的共产主义革命就遵循自己的斗争策略，完全无视纳吉·瑞迪领导的革命协调委员会。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斯里卡库拉姆运动存在三个层级的领导：查鲁·马宗达、纳吉·瑞迪和萨蒂亚纳拉扬纳，但是下级均因为路线问题而不服从上级的指示。安德拉群体认为，武装斗争应结合其他斗争形式，以最大限度地使广大人民群众有意识地参与到运动中。而斯里卡库拉姆运动内部也分裂成为两派：一派以意识形态为目的，另一派则以经济斗争为目的，由此导致运动的领导层对以歼灭战的名义而不加辨别地杀害阶级敌人产生不同的意见。

1969年1月，马宗达秘密造访斯里卡库拉姆，深受革命形势的鼓舞，他激励革命者进一步采取个人歼灭战术，将斯里卡库拉姆发展成“印度的延安”和革命者的“红色堡垒”，将革命之火燃遍整个印度。这促使当地的部落采取更加激进的革命行动。2月之后，斯里卡库拉姆的暴力活动迅速升级，肉体歼灭成为震慑阶级敌人、唤醒农民革命意识的唯一方法；同时，革命运动进一步扩大到平原地带。而事实上在1967年，马宗达还曾警告革命者，印度革命面临着政治意识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现实，因此，应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与此同时，西孟加拉邦的马宗达群体与安德拉邦的瑞迪群体对斯里卡库拉姆运动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1969年2月7日，“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对安德拉委员会提出三项指控：第一，纳吉·瑞迪和安德拉委员会没有对中共表现出无条件的忠诚；第二，安德拉委员会没有全力以赴地支持斯里卡库拉姆的斗争；第三，安德拉委员会认为联合抵制选举是一种权宜性策略，而“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认为它是“整个时期的基本问题”①Amitabha Chandra,“The Naxalbari Movement.”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1, 1990, p. 32.。从此，“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与安德拉革命共产主义委员会分道扬镳。

到了1969年3月，斯里卡库拉姆运动的范围大致有500至700平方英里，包括300余个村庄，涉及人口大约20余万②Biplab Dasgupta.“Naxalite Armed Struggles and the Annihilation Campaign in Rural Area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8, No. 4/6, 1973, p. 177.。在革命者掌控的区域，国家的基层权力机构几近崩溃，任何政府有关人员都不被允许进入该区域。但是在这不久之后，印度政府的强制手段迅速升级，它宣布斯里卡库拉姆为动乱区，国家力量开展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派遣大量的警察部队进行清洗与围剿，许多纳萨尔分子被捕后惨遭谋杀。5月，最高领导者帕查迪·克利须那姆迪被杀害。11-12月间，先后又有13位重要革命领袖牺牲。1970年7月10日，警察在预谋的遭遇战中杀害了斯里卡库拉姆运动最重要的两位领袖：韦姆帕塔普·萨蒂亚纳拉扬纳③韦姆帕塔普·萨蒂亚纳拉扬纳是山地部落的重要领袖，他来自平原地区，原先是一位教师。他在部落民中非常受欢迎，他的牺牲不仅使纳萨尔运动失去了重要的领袖，而且使部落与纳萨尔派之间的关系大不如前，因为他能够使部落民保持对革命运动的忠诚和支持。和阿迪巴特拉·凯拉山，另有两位领袖被捕。随后，印共（马列）在斯里卡库拉姆的书记乔杜里·特基思瓦拉·拉奥（Chowdhury Tejeswara Rao）也被逮捕。斯里卡库拉姆运动遭受严重挫折。1970年8月，安德拉邦共有1641名革命者被逮捕，其中大部分来自斯里卡库拉姆地区。同年11月，斯里卡库拉姆的共产党宣布停止歼灭战，回归大众路线。马宗达亦呼吁西孟加拉邦的印共（马列）骨干成员退回到农村地区。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斯里卡库拉姆运动的核心力量被摧毁，运动也从此逐渐走向衰败。斯里卡库拉姆实践的失败使更多的纳萨尔派转向“安德拉革命共产主义委员会”，即纳吉·瑞迪群体。

纳吉·瑞迪群体与印共（马列）之间的重要差异是对马宗达路线的忠诚度。最开始，“安德拉革命共产主义委员会”属于“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他们逐渐采纳了马宗达的歼灭战术，从强调大众运动转向游击小分队行动。但是随着斯里卡库拉姆运动的发展，纳吉·瑞迪群体与马宗达群体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印共（马列）关于歼灭阶级敌人的理论并非属于毛泽东思想，它导致在斯里卡库拉姆和其他地方的武装斗争遭受严重的挫折。事实上，斯里卡库拉姆运动的领导层早已怀疑歼灭战术的正确性。尽管歼灭战最初在斯里卡库拉姆暂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这主要归功于运用传统的大众动员和抵抗手段。萨蒂亚纳拉扬纳的日记表明，他也并不认同放弃以经济诉求为基础的大众斗争，歼灭战术使纳萨尔派变得孤立，尤其是在警察的残酷镇压下，致使部落民不再愿意支持革命运动。而另外两位运动领袖，阿帕拉苏里（Appalasuri）和帕特奈克（Patnaik），正是由于前往加尔各答向印共（马列）总部正式提出反对歼灭路线的意见而不幸被警察逮捕的。1970年底，随着斯里卡库拉姆运动走向衰落，印度轰轰烈烈的纳萨尔运动也暂告一段落。当时的印共（马）甚至声称纳萨尔派已经几近灭绝。1971年3月，斯里卡库拉姆地区的高层公开承认犯了战术错误。同年11月，比哈尔邦的萨蒂亚·纳拉扬·辛格（Satya Narayan Singh）取代马宗达成为印共（马列）的总书记，并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宗达的歼灭路线被斥为“托洛斯基的冒险主义、反党反革命活动”。

三、印共（马列）的诞生及其张力

1967年6月，为了排除异己、撇清与纳萨尔巴里反叛之间的关系，印共（马）将党内主张武装斗争的人士以反党的罪名驱逐出去，同时解散大吉岭地区委员会。领导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很多印共（马）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党，其中包括查鲁·马宗达、卡努·桑亚尔等人。由于在如何推进武装斗争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坎亥·查特吉（Kanhai Chatterejee）领导的西孟加拉邦部分共产党人也遭到排斥。次年，许多安德拉邦的印共（马）成员亦遭清算，随后，这些被清除者成立“邦协调委员会”（State Co-ordination Committee），纳吉·瑞迪为该委员会的召集人。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纳萨尔巴里起义的鼓舞，同时又出于对印共（马）斗争策略与革命路线的不满，印度各地出现了许多革命群体，他们在其他地方另立纳萨尔党派。尽管这些不同的革命群体在如何将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印度实践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它们都追随毛主义。

在印度国内外革命形势的推动下，革命者亟须成立一个以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政党①在这之前，“全印纳萨尔巴里农民斗争援助者委员会”（The All-India Naxalbari O Krishak Sangram Sahayak Committee）在印共（马）内外不同的纳萨尔群体之间起着联络的作用。。1967年11月12日至13日，为了相互协调合作、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印共（马）党内的异见者在加尔各答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全印革命者协调委员会”（AICCR），随后发布《印共（马）革命宣言》，指出“全印革命者协调委员会”肩负的主要任务包括：发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纳萨尔巴里式农民斗争和土地革命；毫不妥协地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反对修正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联合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在具体分析印度国情的基础上，制定革命纲领和战略方针等。该宣言的核心是强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引导下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党。随后的“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AICCCR）认为，印度的社会平等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实现，它再次号召印度的革命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同时呼吁联合抵制一切形式的议会选举，而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进行武装革命。这是“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的核心行动原则，马宗达的革命思想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协调全国各地不同纳萨尔群体的行动，因此，该组织的结构相对较为松散。从其成立伊始，卡努·桑亚尔和马宗达领导的孟加拉群体与纳吉·瑞迪领导的安德拉群体在组织问题和武装斗争等方面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最终，“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宣布解除纳吉·瑞迪领导的安德拉协调委员会，从而为成立纳萨尔政党做好准备。此外，坎亥·查特吉领导的“南印”团体（Dakshin Desh）也没有加入“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后来“南印”团体脱离印共（马），成立新的党派。1975年，它改名为“毛派共产党中心”（Maoist Communist Centre, MCC）。

纳萨尔巴里起义被西孟加拉邦政府镇压之后，印度其他地方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如安德拉邦的特伦甘纳（Telengana）和斯里卡库拉姆，比哈尔邦的穆沙哈里（Mushahari）、北方邦的拉基姆普尔等。这些斗争促使“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查鲁·马宗达认为成立新党的时机已经成熟。1969年4月19日至22日，“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在加尔各答召开全体大会，正式决定脱离印共（马）。4月22日，也即列宁的百年诞辰日，革命者成立印共-马列（中央组织委员会）。5月1日，正式对外宣布成立印共（马列），同时解散“全印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印共（马列）是印度历史上的第三个共产主义政党，也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的纳萨尔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印度的纳萨尔派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党组织。成立之初，印共（马列）在安德拉邦有6000名成员，西孟加拉邦5000人，喀拉拉邦4000人，比哈尔邦1000人，中央邦和拉贾斯坦邦各200人①Rabindra Ray, The Naxalites and Their Ideology(3th).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97.。印共（马列）坚持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进行武装斗争。印共（马列）是作为新左派呈现在世人面前，因此，以印共（马）为代表的传统左派从一开始就对它持敌视的态度。当卡努·桑亚尔在公共集会上宣布成立印共（马列）时，印共（马）试图驱散现场的民众，导致双方发生第一次暴力冲突。1970年5月，印共（马列）召开第八次党代会，参加者包括斯里卡库拉姆的领袖韦姆帕塔普和凯拉山，以及比哈尔邦的萨蒂亚·纳拉扬·辛格等人，会议一致同意建立联合阵线和游击战的重要性。会议还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9人组成的政治局，马宗达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纳萨尔派将全印分成4个区：西区（德里、旁遮普邦和克什米尔地区）、中区（北方邦和比哈尔邦）、东区（西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以及南区（安德拉邦、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杜邦）。

印共（马列）宣称自身为中共领导的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遣队，中共也很快赋予其合法性，承认它是印度唯一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然而，由于对武装斗争持有不同的观点，印度的很多纳萨尔组织并未参与印共（马列）。一些地区性的革命组织，诸如安德拉邦等地的革命协调委员会不认同印共（马列）是真正的纳萨尔政党，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甚至拒不承认印共（马列）是代表整个印度纳萨尔运动的政党。因此，印共（马列）其实无法协调和统一其他纳萨尔群体，它反而导致纳萨尔运动内部进一步碎片化。不仅印共（马列）与其他纳萨尔组织之间存在分歧，而且它内部的领导者之间也存在冲突，而且某些高层的行为表现与过去的丹吉派和印共（马）一样，他们绕过党的委员会组建属于自己的小集团和宗派，从而加剧了派系争斗。安德拉革命共产主义委员会与马宗达群体之间在发动武装斗争的观念上是相一致的，但是纳吉·瑞迪群体认为，在当前阶段仓促地以马宗达的理论为基础成立一个新党会孤立其他革命团体。总之，印共（马列）没有吸引全国性的成员，其构成主要来自西孟加拉邦以及其他五个邦，它们分别是比哈尔邦、北方邦、泰米尔纳德邦、安德拉邦和喀拉拉邦。也就是说，当时的印共（马列）在很大程度上仅是一个邦级层面上的区域性政党而已，即使是北方邦、比哈尔邦、奥利萨邦、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有些共产党组织也拒绝承认马宗达的领导权。

四、革命的转变

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在马宗达和西孟加拉邦知识精英的指导下，纳萨尔运动逐渐发生了重要转变，这种转变包含两层涵义：一是运动逐渐从群众运动转向个人歼灭战；二是运动场域的转变，即以西孟加拉邦农村为主的斗争开始蔓延到加尔各答等城市地区。这一时期，马宗达采取以“阶级歼灭”（Class Annihilation）和秘密暗杀为主要内容的革命路线。革命者成立秘密的武装小分队（dasta），它通常由6～10人构成，他们大多是当地进步的底层农民。纳萨尔派在非部落地区推行歼灭战政策，希望农村的劳苦大众在亲眼见到他们深恶痛绝的地主和放债者被革命者杀害之后，能够摆脱传统的惰性和恐惧心理，踊跃投身到革命运动中。然而事与愿违，谋杀活动反而在无地者和穷人中产生了惧怕和担忧，并没有促使他们积极加入运动。这主要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马宗达强调隐秘的党组织，轻视工会、农民协会之类的公开组织，因此，这一阶段的革命运动缺乏有效的政治宣传和群众动员。在很多村民看来，谋杀阶级敌人的运动不过是那些来自城市的陌生人杀害与他们同村的人的残忍杀戮行为。其次，歼灭行动其实仅由少数纳萨尔分子执行，它高估了自身的实力，忽略了游击战争需要对农民大众进行充分动员和组织，而是一味地强调刺杀地主的行动。最后，纳萨尔派无视农民的经济诉求，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改善穷人的生计和处境，这使纳萨尔派进一步与大众相脱离。对于空洞地谈论夺取遥远而抽象的政权，那些未受过教育的底层民众并不感兴趣，或觉得无法理解。孤立的歼灭战脱离了农村的现实与农民的实际需求，它最终未能广泛地动员无地者和穷苦者参与运动。

由于印共（马列）无法在米迪纳普尔的黛布拉－戈皮巴拉沃普尔地区建立解放区，1970年3月，马宗达继而在加尔各答发动“红色恐怖”，以正面对抗政府的“白色恐怖”。城市歼灭策略的对象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它主要针对警察，后来也针对那些积极反对纳萨尔运动的人士，包括印共（马）和警察的告密者。在马宗达的指示下，其他受印共（马列）领导的纳萨尔群体也发动了歼灭战，例如，由桑托什·拉纳（Santosh Rana）①桑托什·拉纳是一位达利特首领，拥有加尔各答大学的硕士文凭。当时很多被印共（马）清除出党的学生领袖都来自加尔各答的大学。领导的革命者在西孟加拉邦的米迪纳普尔进行游击战，它是当时印度最大的县，邻近工业城市和铁路枢纽克勒格布尔（Kharagpur），该地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以革命活动著称。桑托什·拉纳运用马宗达的策略率领当地部落袭击、杀害地主，而地主们亦雇用暴徒进行反击，游击队损失惨重，革命者逐渐意识到歼灭作为个体的敌人的做法无异于个人恐怖主义。这种游击小分队行动与大众运动无关，它很快产生了负面效应，导致超过2400名骨干成员先后被捕②Mohan Ram,“Shift in Naxalite Tactic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6, No. 34, 1971, pp. 1793～1794.。而且当时的印共（马列）对都市游击战缺乏明确的计划，也没有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一些共产主义者认为，马宗达领导的印共（马列）偏离了协调委员会的宗旨，它的整个组织活动是一种“个人歼灭政治”，工人和农民实际上对这种行动漠不关心，城市中产阶级更是避之不及。普罗莫德·森古普塔（Promode Sengupta）公开批评马宗达的思想充满自我矛盾，明显背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为他完全忽略了党的形成与大众组织之间的密切关联。总之，马宗达试图依靠民众的革命自觉性，而不是有意识地去动员民众。因此，马宗达及其政党被批评为是“毛泽东名义下的切·格瓦拉主义和巴枯宁主义”①Amitabha Chandra,“The Naxalbari Movement.”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1, 1990, p. 38.。尽管从理论上而言，城市革命活动是作为农村革命的补充，但是实际上，“红色恐怖”是党的路线在农村遭到惨重失败时而转向城市采取的策略，它是一种“都市恐怖主义”，而不是“都市大众运动”。

1971年7月1日至8月15日，印度中央政府与西孟加拉邦政府联合采取行动，代号“尖塔追捕行动”（Operation Steeple Chase），由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奥迪萨邦边界地区的军队和警察联合组织反击纳萨尔运动。大约有8400名纳萨尔派分子被捕，卡努·桑亚尔、纳加布杉·帕特奈克（Nagabhushan Patnaik）和阿希姆·查特吉（Ashim Chatterjee）等最高层的领导者也遭到逮捕。1972年7月16日，由于叛徒的告密，马宗达在东加尔各答的藏身地被警察逮捕，当时他正好心源性哮喘发作，长年地下的隐秘生活严重危害了他的健康。在狱中，马宗达并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28日，他在狱中凄然离世。马宗达的逝世导致印共（马列）内部出现权力真空，并很快分裂成诸多派别，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党内拥护马宗达的一派继续坚持歼灭战路线，认为该战术并没有错，它反对大众参与和大众组织；萨蒂亚·纳拉扬·辛格领导的纳萨尔群体与印共（马列）分道扬镳，拒绝承担因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的重大损失，宣称应由其来领导印度的纳萨尔运动；此外还有拥护印共－马列（中央委员会）的六常委，他们既不认同当时的印共（马列），也不主张统合各纳萨尔群体。这六位党内的领袖分别是安德拉邦的寇拉·万恩卡（Kollah Venkiah）和乔杜里·特基思瓦拉·拉奥，西孟加拉邦的卡努·桑亚尔和索仁·博斯（Souren Bose），奥里萨邦的布瓦纳莫汉·帕特奈克（Bhuvanamohan Patnaik）和纳加布杉·帕特奈克。马宗达去世前数周，在维萨卡帕特南（Visakhapatnam）接受审讯的这六位领袖给党内革命同志写了一封信，指责马宗达私自隐瞒中共对印共（马列）战术路线的批评。该公开信认为，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偏离了革命路线，但是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马宗达应承担主要责任。这封党内批评信本来只是在纳萨尔群体中流传，后来成为一份公开的意识形态文件。

1972年，纳萨尔运动基本被平息，西孟加拉邦形形色色的革命标语都被撤掉，许多无所畏惧的革命勇士被杀害。在很多人看来，轰轰烈烈的纳萨尔运动已经结束，尽管依然存在零星的武装斗争，它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早期纳萨尔运动的衰落有诸多原因，诸如纳萨尔组织武器装备落后、弹药不足，缺乏充分的军事训练；随着高消耗的革命运动持续进行，参与者的政治热情逐渐消退，而充满激情的意识形态承诺又无法在短期内兑现；革命者在运动过程中未能及时地建立起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统一的党组织，也未能形成联合所有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印共（马列）没有在都市产业工人中赢得影响力，对于很多进入在工资劳动系统内的工人而言，他们的旨趣在于如何增加工资福利，而不是如何发动、参加一场暴力革命。印共（马列）忽略了发动大众运动的重要性，尽管它宣称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但在革命中几乎忽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角色②Amitabha Chandra,“The Naxalbari Movement.”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1, 1990, p. 42.。

五、结语

早期纳萨尔运动包含了三次重要的运动，它们分别是1946年至1951年海德拉巴的特伦甘纳武装起义、1967年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起义以及1968年至1971年安德拉邦的斯里卡库拉姆起义，这些运动共同的社会根源是不公正的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宏观的社会背景则是经济衰退、严重的饥荒以及政府治理不善等。斯里卡库拉姆运动开始于部落民居住的山地区域，但它早期保留了大众动员的某些特征。在印共（马列）的领导下，斯里卡库拉姆的农民协会发动了比纳萨尔巴里更为深刻和成熟的革命运动，以解决种姓制度、性别歧视和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从1968年初到1970年底，革命者动员了斯里卡库拉姆地区所有的部落，对地主群起而攻之。在革命者控制的村落，农会接管行政事务、重新进行土地分配。早期的纳萨尔运动已经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尤其是革命群体内部的分化现象。尽管这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反抗具有类似的社会根源，其参与者也较为同质，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相互配合或协助。即使在遭受政府严厉打压的艰难时期，各地零散的农民反叛活动之间也未能相互协调与支持，各群体之间更是缺乏统一的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同时，革命者犯了斗争路线上的错误，印共（马列）在理论上谈论的“土地革命”和“人民战争”在实践中成为“歼灭阶级敌人”，马宗达试图以这种“红色恐怖”对抗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并使之成为印共（马列）唯一的斗争形式，最终导致革命运动难以为继。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没有直接军事介入印度的纳萨尔运动，而只是停留在口头宣传上。早期的纳萨尔派过于依赖中国的革命模式，这实际上阻碍了印度革命者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革命思想与斗争路线，延长了纳萨尔派的“前组织”状态时期。纳萨尔派将印度等同于中国，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为印度的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模板，他们只需遵循该道路就能够成功夺权，以致于马宗达喊出口号：“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此外，中共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马宗达的“歼灭路线”，结果使纳萨尔派继续推行小分队行动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