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享付（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100）

1.苏轼生平及书学思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仲和，号雪堂、东坡、东坡居士，宋仁宗景拓三年出生于四川眉山县城中的一个清贫的地主家庭。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于诗文书画皆有造诣。1056年赴京应考，深得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及称赞，此后东坡便在京名声大噪。1071年东坡自请出京，乌台诗案之后东坡被贬谪至黄州，心灰意冷之时游历赤壁山，因而作下了千古名作《赤壁赋》《后赤壁赋》以及《念奴娇，赤壁怀古》。徽宗即位后，几遭贬谪的东坡于元符三年四月大赦，1101年8月24日卒于归途之中（江苏），高宗即位后赐谥号为“文忠”。

苏轼的主张不一味的学古，要在古人基础上求新、求变，立矫唐人“尚法”以来因循守旧的积弊，推陈出新，这种求新求变并不是完全否定古人，而是像古人学习，从中汲取有益的精华。苏轼初学颜真卿，参其行书笔意，中后期的书法受颜真卿等唐人影响比较大。他不反对在笔法上有所取，但是不以一点一画为准，要求新求变。通过笔法的融合找到能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子由生日诗贴》《覆盆子》和《归院帖》等帖，一改唐人颜真卿体势的方正，而取横势，笔画开张，点画浑厚，结体稍扁，用笔灵动，气韵连贯，富有笔墨情趣。

苏轼极力主张创新，个性张扬的苏轼创造出了一种别开生面、颇具个性的楷书形象:别人运笔奔放，他则变为迟缓；别人结构精巧，他则变为扁肥；别人注重中锋，他反而堰卧；别人用墨浓淡适宜，他反而极其浓稠。他先从执笔法上进行改革，二十九岁的他就对王羲之拔笔故事提出质疑，他受到欧阳修的启发而主张:“知书不在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欧阳修提倡执笔要虚宽，可是苏轼破除这些“定法”，他用拇、食、中三指，即自古以来被称为“拨灯法”的“单勾”执笔法，就像今天握铅笔的方法，而且他还不常悬肘，甚至不悬腕。这就意味着他常会用侧锋，而不是中锋，不容易八面出锋，所以笔法单调，这一方法也促使其书法经常流露出左秀而右枯且点画简厚重捷的风格特征。

苏轼的尺犊是继二王之后独树一帜，别开生面，有天真烂漫之趣。崇尚自然追求气韵是苏轼书法创作的审美追求，也是他的书法美学思想的核心。在《近人帖》中，并非每个字都很美，如“佳’夕、“乐’夕、“质”等字，但其整体体势、章法透出一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魏晋风韵，体现了苏轼“无意于佳而佳”这一思想。与后世尺犊作品在章法上的刻意安排相比较，苏轼的尺犊书法在章法上略显平整却洋洋洒洒，平淡自然，充分显现出其悠然自得、天真洒脱、无拘无束的本性。正是所谓的“天真烂漫是吾师”。可见苏轼秀逸劲健、天真烂漫的书风，取法魏晋，是钟情于魏晋人的那种翩翩韵致，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全在于下笔时的点画自若，一点一划皆有情趣，一气呵成，不拘一格才能心手相应。

2.苏轼书风成因

苏轼自幼就爱好书法，习书从“二王”入门，特别是取法《兰亭序》，颇得王书之道。他特别佩服晋人的尚韵书风，谓:“笔成家，墨成池，不及王羲之即王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中年以后，苏轼取法颜真卿、杨凝式的书法。他深受颜书浑厚圆劲、雄强刚健、大气磅礴的风格影响，又在杨凝式书法中得到信笔挥洒、抒情写意的启示，他又结合魏晋人浑厚朴拙的书风，从而创立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用笔沉着，字形媚中有骨，拙中藏巧，带有端庄淳朴的美感。晚年时的苏东坡学问、胸襟、识见样样过人，可是他一生又屡经坎坷，他的书法风格跌宕而丰腆，浩瀚且天真。

苏轼被贬黄州的五年(1081-1085年)，是苏轼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因震惊后世的“乌台诗案”的发生，使苏轼遭遇了牢狱之灾。对于富有才情，在政治上也有远大抱负的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创。苏轼的观念及对艺术和人生的态度在这一时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五年的黄州生活，更使苏轼感觉到了个人的命运不可把控性，并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无情，这些都在他的诗文书画中得以体现，这种书风的转变当然行书中就很好的体现了出来。

苏轼受到颜真卿、杨凝式影响较大，字形上开始出现变化，独树一帜的书风开始显现出来。字体变得丰满而肥润、跌宕生姿、朴厚圆劲，如其《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人来得书帖》与《新岁展庆帖》是苏轼尺犊作品中少有的长幅墨迹之一，时值创作的突变期，作品风韵仍属《兰亭》，却己见厚重质朴之感。

取法颜真卿是苏轼中期书法的主要特征之一。颜真卿名世之书体主要是楷书与行书，苏轼的聪明才智，正在于依托颜真卿却选择颜体中最适合自己性情的两种模式进一步发挥拓展。模范的《东方朔画赞》，苏轼参透《东方朔画赞》其中关纽，认为“此碑清雄本来自羲之”，故钟情于此。他曾评论，“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小大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苏轼《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除字形稍扁外，其神韵却与《东方朔画赞》异曲同工。如黄庭坚语，“东坡尝自评作大字不若小字，以余观之诚然。然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朔画赞》笔意，虽时有遣笔不工之处，要是无秋毫流俗。”《前赤壁赋卷》一洗魏晋唐人的高华风貌，潇洒姿态，精美仪容，轻灵音调，而以“堰笔”、“正锋”、“聚墨”，作丰肤肥厚的“苏体”。这是对以《兰亭》为代表的传统书法观念的挑战，也是对苏轼自己在黄州以前奉二王家法为圭臬的早期书法的革新。

东坡到黄州后，多用颜鲁公笔意，书法渐趋丰厚，观其笔画肥厚，而笔力健劲，运笔不失法度，然而布白极为宽绰，结体略成敬斜，庄重中又带有飘逸的雅致，加之以藏锋敛愕，高简多姿，正气凛然不可犯。实是二王与鲁公书法的巧妙融合，而自成一体的风格特色。其中《黄州寒食帖》字体大小虽错落布置，笔画粗细提按明显，然丝毫不觉突兀悬殊。行与行之间距离相仿，整篇气息却布满轻重缓急的变化带来的节奏感。虽字字独立，仍不乏意味；前后《赤壁赋》不仅是古代诗文名篇，外以赋体内蕴激情，全文格调高旷，全无雕琢刻意痕迹。而此时的苏轼仍未彻底摆脱浩劫的阴影，据东坡自云:“是去岁作此赋，未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而己。”董其昌激赏《赤壁赋》，有云:“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董氏观点鲜明，言之凿凿，无论文章书法皆属宋代第一，确为对此诗文与书法的极高赞誉。笔者亦深信，此“坡公之兰亭也”[]是一代典范亦是东坡书风的精华所在。

苏轼取法晋代、唐代、五代名家，又从王僧虔、徐浩、颜真卿、杨凝式、李昌等多个名家书法中汲取养分，主张:“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虽不是第一个提出“尚意”的书家，但他摆脱了唐人所谓的“尚法”的羁绊，最终成为了宋代尚意书风的主将之一，将书法引向禅之境界。在“宋四家”当中，米芾的书法最能使读者达到醉心的程度，苏轼在谪居黄州之时两人相识并维持了他们一生的友谊，在学术上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见解。苏轼对米芾的书法有很高的评价，曾称其“颇有高韵”。从苏轼到米芾，宋代“尚意”书风己经达到鼎盛。后来的宋徽宗创“瘦金书”，南宋高宗赵构，张即之等也都有很高的的书法成就，但是地位都比不上开宗立派意义的苏轼。

苏轼、黄庭坚、蔡襄、米芾被称为宋代“书法四大家”，《黄州寒食诗》是东坡最具艺术的代表作品。而黄庭坚以《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为代表。东坡与黄庭坚在书法造诣上对后人有极大影响，二人在书法上都受到二王的熏陶。东坡书法崇尚写意，注重其表现形式，东坡也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的这种追求意趣的书法风格影响了他身后的每一代人。黄庭坚和苏轼都是宋诗风格的体现者，同为宋代书法家，在史诗上有极大的影响，因而后人推崇他们的书法，并把他们二人合称为“苏黄”。

3.苏轼书风影响

黄州虽是苏轼步入人生混沌艰苦的时期，却也是其人生思想、艺术创作之转折点。贬谪黄州的坎坷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人生转型和文艺创作的巅峰时期。苏辙曾说:“既而蛰居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膛然不能及也。”所以面对跌宕起伏的人生，苏轼能够云淡风轻地说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本人在南宋受到无以复加的推崇，南宋世人对苏轼墨迹的收藏不遗余力。由于高宗的推波助斓，文化领域内顿时掀起一股“崇苏”热潮。孝宗对苏轼文章才学和忠义气节的高度肯定也成为南宋士人钦慕和评价苏轼的出发点，以“苏学”为代表的元裕之学得到极大的推崇与盛行。另一方面，于靖康之难和建炎南渡之后，士人的身心情感发生了变化，南渡以来，士人多竭力保护故国文物和推崇中原文化，人文环境和气氛的变化对苏轼书法的接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尊苏”现象折射出南宋人对于北宋文化传统的眷念和缅怀。由于党禁迫害和中原失守，苏轼著作遭到严重损失，故南宋更加重视对苏轼著作的保存，后通过整理、刊刻及研究使苏学得以发扬。同时，苏轼墨迹也为南宋人珍重。如岳飞甚爱苏轼书法，岳坷谈及祖父此爱好时曾说:“先君述先生之遗意，喜收坡帖。”

苏轼书法艺术的精深造诣，使他成为后学的范本与楷模，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隆誉。尤其是由苏轼引领的“尚意”书风，对宋代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所创新、倡导的书法观念，影响了一代世人。苏轼认为，书法的价值更取决于书法作品内在的意趣、格调，它是书家道德学问人品素质在书作中的反映。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他提出，“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荀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追随东坡这种“写意”风格的有其弟苏辙，子苏过，颇有时誉的书法家王安石、黄庭坚等，也都受其书法风格的影响。苏轼与其后的黄庭坚，米芾等人一起掀起了“尚意”书风的大旗，苏轼的楷书成就更为中国书法铸就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宋以后书法史上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包括元代的释大欣，明代的吴宽、文征明、董其昌，清代的刘墉、翁方纲、郑孝青等等，也都深受苏轼书法思想的影响。董其昌不单在绘画方面得益于苏轼画论的启发而提出了著名的“南北宗论”，更从苏轼的“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思想中悟出了“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的道理。由此可见，苏轼深厚的道德学养，创新的书法理论，自然的书法创作，以及高尚的人格精神都始终在指引着后代书法的创作实践。苏轼对书法传统有超越常人的认识，他的书法追求有着高度的自觉性。黄庭坚曾说:“东坡道人少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疯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然而他又在《跋东坡字后》这样评价苏字:“……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称能书者数家，虽规模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从黄庭坚对苏轼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先贤的师法、对书法传统的继承。作为一个书道中自觉的践行者，他不是简单的入古人规矩，而是在先贤的规模之外，自出新意。在这个层面上，苏轼的创作实践与书法理论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