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嘉年

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其哲学对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产生了极大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从对现实生活材料的经验出发，崇尚人神合一的“神人论”，观照“人”和“人”存在的世界，积极探索人生奥秘，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怀疑论色彩。陀氏宗教哲学体系的建构始于《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完成于《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并没有对“上帝存在”的问题给出完美的答案，最后他只能以超逻辑的爱解决人生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深化、丰富了对神学中“上帝存在”命题的理解，对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和人生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哲学；宗教大法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致哥哥M.M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封信中指出：“人是一个奥秘，应该破解它。哪怕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也不要说枉费时间。我探索这个奥秘，因为我想成为人。”探索人生奥秘，寻求人生价值，以及对造物主的思考，这贯穿他宗教哲学思想始终。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文学家，但是其小说的思想性奠定了他存在主义哲学先驱的地位。他善于将深刻的怀疑、思考变成小说笔下的人物之间观点的碰撞，而这种观点碰撞与其说是一种简单的修辞术，不如说是一种对无限世界进行可能的感性切分的“复调”。其中经常出现大段的议论性文字，如《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论”，《群魔》中基里洛夫的“神人”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的自然反神论长诗《宗教大法官》。总而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哲学的核心就是思考“上帝存在”，以及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类可能的生存形态。正如他所说：“那个根本问题体现在生活的所有方面，正是它——上帝存在的问题，有意无意地折磨了我一生。”

一、地下室人及其精神变体

作家生活的十九世纪，俄罗斯在内忧外患中面临着国家的道路选择问题。十九世纪30到40年代，俄国知识界内部分化为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前者坚持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全面向西方学习，否定俄国的一切，这显然受到了启蒙理性的影响。而斯拉夫派坚持走俄国自己的道路，在俄国历史中发掘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东正教教义，借此唤起民族自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曾经宣称自己是一个斯拉夫主义者，东正教思想是他整个哲学的基石。不过，他同时也接触到大量欧洲文学书籍，引起了对上帝存在问题的一些思考，这也是其宗教哲学复杂性的原因之一。1845到1849年，俄国产生了宣传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参与其中，后来小组被当局查处解散，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刑，其后又改为流放西伯利亚。这一段经历成为其哲学思想的转折点，让他从关注具体的人、卑微的人的苦难走向一种形而上的“人的生存问题”。

陀氏早期作品保留了浓厚的东正教传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者，每一个人身上都具有上帝赋予的生命与价值。这样，人的存在都可以从中发现上帝的影子。而从《死屋手记》开始，作家才第一次走进犯罪题材，他对于一般的人道主义题材只是按照老习惯偶尔为之，现在他喜欢的主题变成苦役犯，这正是超人思想的诞生点。这种思想来源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自己在西伯利亚的苦役生涯的经历，这段岁月中他接触到很多苦役犯，体会到俄国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人的扭曲。在《死屋手记》中，“地下室”人只表现出一种可能状态而，但是依然可以发现一些“超人”意识的因子：“强者一无所获地逝去了。”

《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诩的巅峰之作，这里地下室人的形象得以真正确立。地下室人指在“描绘人意识和潜意识的低级结构以及某些人的精神结构”。他们否认既有价值，否认“欧几里得几何学”，比休谟式的怀疑更为彻底。例如对“二二得四”这种普遍必然的质疑，本质是人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世界之间的裂痕，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和无限相比，一和一万，哪有什么大小之分呢？”康德指出了认识论绝对的裂痕，他将人类无法认知、无法确定的事情通通归入“物自体”的范畴，人依靠先验判断而活，这样就避免了走入绝对怀疑论的迷途。地下室人恰恰否认对人的抽象唯理态度，否认友谊的，有利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健康思想的特质的人存在。采取彻底非理性，放任态度否定个性，否定既有的规律，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人先验判断的合理性，进而走入了人类的“蚁穴”。

二、“神人论”：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

从《罪与罚》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透露出一种“超人”哲学思想。从今以后，他几乎不再关注对苦难的社会现实的思考，而是关注犯罪与罪犯的问题。他坚持认为，这些罪犯有更“不平凡”的思想，这才是“流动的现实”：“这些苦役犯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让我觉得，至今仍然觉得，他们似乎有权利蔑视我，而我也不由得在他们面前感到自己如此渺小，如此软弱，如此（说起来可怕）平凡呢？”

波诺马廖娃将陀氏后期五部主要作品——《罪与罚》、《大罪人传》、《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蕴含的神学哲学倾向总结为“走向更高的生命合一”，实际上就是“神人论”：追求完满道德，却经由犯罪实现，人和世界的复杂关系让主人公总是一种“将来的人”，人的可能存在状态，一种人和神的结合体。例如，《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发表过一篇《犯罪论》，他因为穷困潦倒，杀死了借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因为在主人公眼中她们是社会所不需要的“臭虫”，只会放高利贷剥削人民。这里蕴含了“拿破仑”思想：强者获得一切，是上帝的“选民”，弱者只能被淘汰或者被消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总是經历善恶的斗争，最终他选择听从良知去自首。在尾声里主人公向索尼娅忏悔，获得上帝的拯救，不过这种结尾突然性的忏悔只是作家对善恶力量的一次人为调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超人”哲学。

在《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人物基里洛夫阐述了著名的“神人论”。基里洛夫是一个思想异端的工程师，他坚持认为，只有自杀才能证明人的自由意志：

我不明白迄今为止，一个无神论者既然知道没有上帝，为什么还不立即自杀？认识到没有上帝，而又不同时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上帝——这是荒唐的，否则就一定会自杀。……我还是一个身不由己当了神的人，我很不幸，因为我必须表现出我能够为所欲为。所以人之所以不行，就因为大家都害怕为所欲为。……但我一定要为所欲为，我必须确信我不信上帝。

基里洛夫的自杀并不是因为极度的悲伤，反而是一种成神的快乐。在基里洛夫的理论中，人有两种维度：神性维度和生存维度，前者是人生存价值的确证，如果没有这个维度，人就只能是庸俗的自然物。人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死只是生的另一种形式体现，只不过是“从肉体存在形式向另一种存在形式的转变。”因此，灵魂不死观对基里洛夫来说并不存在。自由意志是独立于肉体存在的精神实体，而且会左右肉体的存在或灭亡。自由意志只受到上帝的控制。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人类的所有意志都由他控制，自杀是不允许的，上帝不允许自杀；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全部的自由意志就是属于人类的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开枪自杀，就是人可以用自由意志为所欲为的确证。这样，人在自杀中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跨越，这个时候神性之维就得到确证。基里洛夫的反神论和自杀论显然是荒谬的，他面临两个悖论。第一，坚持生命的永恒，否定灵魂不死说，不存在基督和复活，但是他又渴望通过达到完全的意志自由成为神；第二，神是一个永恒存在，但是人成为神的唯一方法是自杀，因此“神方生方死”，一定导致毁灭。因此，人不能强于万物，作为上帝存在。一定要有更高的，超越人的东西，这是人存在的保障，绝对的自由导致必然的毁灭。“超人”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著名，也是思想性最深刻的长篇小说。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他一生哲学问题的总结。全书基本上呈现复调的，两种力量的碰撞，以佐西马长老、阿廖沙修士为代表的传统俄罗斯宗教哲学（圣愚传统）和以伊万、斯梅尔佳科夫为代表的自然反神论阵营。两种哲学观在第二部第四章《反叛》中相遇，伊万·卡拉马佐夫向弟弟阿廖沙展示了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套反神论论证：

主人公伊万·卡拉马佐夫比谁都更爱造物主，爱上帝的一切。但是，他不接受那张入场券。如果上帝是全善的，那么为什么会给人自由来作恶？如果前定了世界的和谐，那么人类的罪恶为什么需要一代代人赎？儿童是无辜的，罪恶需要成年人去赎，那为什么要让无辜者流血？伊万在这里讲述了三个发生在俄国的关于孩子的悲惨遭遇：官宦人家虐待自己的女儿，将她绑在树枝上抽到昏厥，将她关在厕所，脸上涂抹粪便；一位将军当着孩子母亲的面放出猎狗，将孩子撕成碎片；一对夫妇把收养的孩子理查德当做野兽一样养活，不教给他任何东西，长大后的理查德终于因为杀人犯罪判了死刑。这些真实的故事非常容易让读者甚至主人公都产生同情，正如伊万所说：“这个母亲在夜里听着被关在肮脏的厕所里的可怜孩子的呻吟声，竟然还能睡着觉！”

如果牺牲儿童去换取所谓上帝的真理和世界的和谐，伊万宁可拒绝上帝的真理。不接受报应，不宽恕仇人，不接受和谐，伊万的潜意识中蕴含一种观念：当我们经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苦难时，我们在潜意识里面反而不想消除痛苦，而是保留和依赖这种痛苦，因为，这种不可承受的痛苦恰恰在更深层代表受难者的一个精神预设：这种苦难不是公正的，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去补偿，因为本身就是荒谬的苦难。当我们接受了这一套教义，告诉我们苦难会获得补偿，恶会得到报应时，实际上就承认了苦难的合理，补偿会让我产生一种新的快慰，于是“代替”原来的苦难，而不是“消灭”。也许以后会出现仇人拥抱的和谐，但现在却绝对不能，人的精神结构注定现在我们不能接受苦难的补偿。人的良心道德和自然规律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正是“超人”意志的发生点。面对这种矛盾，由于自己的精神局限而服从道德规则的人，通通划归到平凡者的序列，不平凡者创造规则，他們可以“一切可为”。也即是说，“超人”是站在善与恶的彼岸，高于理性立法的善恶伦理。因此，伊万拒绝上帝的前定和谐，他不想活在一个“胡说八道的世界”。

陀氏的整个反神论建立在对人类信仰根基的辩证法之上。人信仰的根本来源于三个根基：堕落，赎罪以及最终审判。它们分别解决三个问题：人的由来；人的存在使命和本质根基；人的未来命运。由此三个根基面向人的三种存在：人的历史，人的现世，人的未来。根基是不可动摇的，这是存在的根本，但超人的产生恰恰就是对人性的分析完成「根基的辩证法」。对宗教最恶毒的怀疑和反叛，往往是最虔诚的人做出的。伊万分别否定了这三点：第一，人的堕落遭到否定，孩子没有堕落；第二，如果为了真理要牺牲无辜，依据良心，人可以不需要真理和和谐；第三，谁能救赎人类？人的本性和能力，到底能不能完成上帝的使命？上帝的赏赐——自由，它太沉重了，以至于人类没有能力去接受这份赏赐。比如，依据良心，我们不允许牺牲孩子达到和谐和真理，可是上帝的和谐人类的认知能量无法达到，这是人不能实现的东西。教会承担了把基督适合于人的本性，把天上的神降到人间的使命，教徒追随教会，以为他们在追随基督。这样，教会完成了对上帝和对人的双重欺骗。人的救赎，需建立在被“欺骗”的基础上，但在现实中，救赎本身就不存在，这只是教会的欺骗而已。这一点也是下一章《宗教大法官》的讨论核心。因此，根基的一二三点，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运用辩证法否定了，由此得出我们熟悉的结论：现实中没有宗教，没有上帝了，上帝死了。伊万问阿廖沙的这个问题：“你就回答我，你允许为了达到真理和和谐，而牺牲一个无辜孩子的性命吗？你凭着良心说允许吗？！”而这种反神论的辩证法诉诸于人的“良心”，如果依据良心，那就是否定了上帝的真理，否定了上帝，上帝不存在，我们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如果不依据良心顺遂上帝，那人就和禽兽没有差别了。《反叛》这一章中伊万的诘难非常奏效，因为面对十恶不赦的人，主张宽恕的阿廖沙也承认了这些恶人该杀。阿廖沙最后问出：是否存在一个可以宽恕一切的人，这就开启了大法官的篇章。

如果说《反叛》一章只是自然反神论的理论铺垫，还具有某些煽情的感染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论证，那么《宗教大法官》一章用更具理性的笔致分析否定了上帝存在。宗教大法官在遇到基督降世，复活了一位死去的女孩时，下令士兵将耶稣逮捕，并在监狱里面和耶稣进行了一次秘密对话。大法官告诉耶稣“你干嘛要到这里来妨碍我们呢？”大法官认为，人的人间生活是由痛苦和逃避痛苦的规律支配的，如果不能逃避，那么起码要把痛苦降到最低，这即是人趋利避害的天性。而在救世主的训诫之上建立人类的命运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本性的平庸粗野，不可能理解上帝的训诫。因此必须在“另外一些原则”之上建立人间命运。造物主赋予的自由的恩典太沉重，人没有能力肩负起他。人们只跟随能给予自己食物的人，放弃耶稣教导的“自由”。人逃避自由的思想从《地下室手记》开始，一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还是精神饱满，他否定了安排人类命运的必然性和规定性，自由仍然作为人重要的本质被保留下来。但是，以自由反抗自然规律是理性维度，这建立在对自然和科学的详细研究之上。后期《宗教大法官》可以看做是接受人命运彻底安排的思想，这建立在他对人的心灵结构彻底的研究之上。

为了解决人的本质无法完成上帝的训诫的问题，宗教大法官给出了三个建议来修正救赎的行为，而这三个方法恰恰是之前魔鬼所引诱基督的：奇迹，秘密，权威。耶稣曾在旷野上经受魔鬼的三种诱惑。第一个是：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马太福音4：3）第二个是：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4：5-4：6）第三个是：（魔鬼）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4：9）

于是，教会同样出于对人类的爱，完成了对人类命运的安排。第一，人一旦没有了奇迹，就会抛弃上帝，与其说是相信上帝，不如说相信奇迹。上帝不在，他就可以用科学，巫术，妖术建立其他的奇迹，甚至自我神话，自我创造奇迹。但上帝本意恰恰不希望是人在奇迹面前的奴性的惊叹，而是渴望信仰的自由。第二，关于最后审判的，救赎的秘密，居然要建立在无辜者的受难之上。所谓救赎的秘密就是：上帝存在、灵魂不死；人要接受最终审判。因此，教会要求人们服从秘密，遵守秘密。这样，人卸下了给自己带来痛苦的恩赐——自由和对善恶的区分。第三，权威，即崇拜谁，把良心交给谁？如果上帝听从了魔鬼的建议，那么人类完全可以联合成一个普遍的、和谐一致的“蚂蚁窝”。蚂蚁窝和水晶宫是《地下室手记》中经常提到的一组概念。水晶宫，即人类在理性和艺术原则上建造的大厦；蚂蚁窝，就是一种类活生生的存在物的普遍一致的联合体，而这种联合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蚂蚁们（一类存在物）存在一个建立共同住处的普遍的无误的本能。可是人恰恰缺乏这个本能，因为人时刻思想因为意志自由，在不断产生分类和变化，永远在建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个别的东西，并且因此产生对他人的仇恨。这样，人类本身就渴求着一种权威的必然，在自己的整体上，他们希望权威（必然）在全世界的意义上安排自己，获得外在生活习惯，社会制度的统一联合。这样，上帝即使存在，但仍不能使得人得到救赎，教会反而承担了拯救人类的任务，这样，上帝的存在与否是和现世生活无关的了，也就是说，从人的需要的维度看，上帝不存在。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局达到了作者所谓的“神人论”，但是这是一种开放的，无确定性的状态，随时可能继续变化。人在和罪恶的斗争中走向了道德和精神的完满状态，例如主人公德米特利·卡拉马佐夫经历了内心中上帝和恶魔的斗争，走向了善恶伦理碰撞中的酒神式狂欢，并且在弒父案的结尾得到灵魂的升华。而伊万·卡拉马佐夫内心中有一种没有道德完善的信仰的诱惑，因此即使他坦白了罪行，依然没有将冲动表现出来，没有进行道德完善的忏悔，甚至在关机时刻呈现出扭曲和精神撕裂的状态。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则由理论的爱走向实践的爱，他经受了内心的折磨，然后回归到世界的合一，正如他在伊廖沙墓前的演讲，外表温柔宽厚，内心却蕴含巨大的道德力量。这正符合俄国民间传统中“圣徒”的存在形态。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哲学的现实意义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反神论的论证，核心在于人的自由意志和上帝的关系：如果上帝是全善的，为什么要制造出恶，如果自由意志可以引导人干任何事情，那么为什么上帝要给人自由意志？（或者说制造善恶果实）一种可能的回答是：上帝本身是完满的，他制造恶和自由意志也是他的一种安排，为了考验人类而故意为之。但是，如果人的精神属性无法承受上帝赋予的自由时，他们反而会逃避自由，把自由交给一个更高的权威者，让权威者，而不是上帝，带领人走向幸福。“逃避自由”也成为近现代集权主义产生的心理学因素。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崇尚的“神人”理论，也关注着“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而走向更高的生命合一的状态，毕竟只是一种宗教的理想，人的自由意志必如果没有束缚，最终只能走向基里洛夫那样的“自杀”，这也是“神人”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了宗教哲学对上帝存在的论证，其伦理学之颠覆意义值得借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安瑟尔谟和托马斯·阿奎那分别发表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存有论/本体论和宇宙论证明。但是，两种证明的共性是将上帝看做完满的存在，任何事物的第一因，人和上帝处于不同位置，因此这样的论证即便可以说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主客二分的思维限制了上帝存在对人自身生活方式的指导，正是在这一点上，陀氏的论证带有浓重的俄罗斯宗教哲学特点，它充满对人的关怀，关注人的精神、自由、道德、幸福、人生意义等等。“为了深入到存在之中，没有必要首先‘认识，实现认识活动；相反，为了认识什么，必须首先‘存在。正是通过完全直接的第一性存在，才能最终认识全部存在。”因此上帝是内在于人的，不是西方宗教哲学主客二分下的處于客体状态的，外在于人并是万物运动变化的“第一因”或者“绝对者”。这种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主义、不可知的玄学色彩。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神论既是一笔精神财富，又是可能的一滴“毒液”（刘小枫语）。一方面，他让我们对人性有更为透辟的理解，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身边的恶和善恶伦理，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神论如果理解不当，就会进入虚无主义（否定绝对者和人类秩序）、唯我主义，这种负面消极的哲学思想固然深刻，但是确有可能威胁到人的生命，走入自杀、暴乱的歧途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也发现了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借佐西马长老、阿廖沙修士之口，再次强调基督教中的“爱”来弥合理论中无法解决的裂痕。这种爱是超理性、超逻辑，面向全人类的的爱，甚至在反神论者伊万的潜意识中，也蕴藏着这种爱，这种爱承载者陀氏的道德理想，或许可以视作他哲学的终章：

阿廖沙十分感动地说：“我想，所有人首先应当在这个世上热爱生活。”

“热爱生活更甚于热爱它的意义吗？”

“一定要这样，爱，应当先于逻辑，就像你说的那样，一定要先于逻辑，只有那时候我才会懂得人生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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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