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艺霞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士大夫，汪曾祺新时期的历史文化散文秉承其特有的“江南士风”，满怀着对家乡高邮浓浓的眷恋。文如其人，汪曾祺的历史文化散文与他的胸怀一样，宽广通俗而不失优雅，文人的气质、哲人的敏锐。散文艺术方面深受晚明小品熏陶，语言呈现出诗意色彩。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汪曾祺新时期的历史文化散文，探求其散文的历史渊源与独特技艺，以今寻史。

关键词：汪曾祺；历史文化散文；诗意

一、传统的江南士风

汪曾祺的家乡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高邮，高邮有7000多年文明史和2240年建城史。这座远负盛名的江南水乡，孕育出了独特而又诗意的江南文化，土生土长的汪曾祺从小受着江南文化的熏陶，散文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水乡的精神与传统。

江南士风，有两个源头：第一就是早期的江南本土文化，由于江南地处东南，远离当时的中原文明，并且由于古代的交通运输能力有限，灿烂辉煌的中原文化很难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弥漫开来，再加上江南地区地理位置偏僻，多山多河流，阻碍着中原文化的流入；最为重要的是，江南是吴越祖先的发源之地，对于地处优越文化的中原，江南吴越祖先对中原文化有着极大的抗拒心理，这种传统的文化抗拒心理世代相传，这在无形中使得江南传统文化远远的落后于主流文化，形成了江南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原始野性与天然质朴性。另外一点，江南士风形成的重要时期乃是魏晋六朝时期，中原的战乱迫使一部分带有北方士阶级文人文化流入了江南地区，他们将东汉魏晋时期养成的玄风带入了江南传统士阶层，使得原本重视儒学、质朴的江南士风被“高门放诞之士”所浸染而变得旷达与豪迈。江南山水完全是人文化和生活化的，一个最知名的去处就是‘山阴道上，那是一种‘山无静树，川无停流的生机美”，文化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江南诗文（包括散文在内）呈现出了“清、雅、峻、秀”的婉约风格。江南文化中以下几个特点与汪曾祺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水文化”的传统气韵

江南地区处于长江下游，濒临大海，《史记·货殖列传》称“吴有三江五湖之利”。域内河流纵横密布，气候温和，降水丰沛。“水”成了江南自然景观中最具特色、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水”不仅在江南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历代文人墨客多钟情于江南水乡，“水”充实了诗人、作家了创作视野，文人们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不仅仅影响着人类生活中物质文化形态，它还影响着江南人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水特有的流动性，孕育出了江南人性格的柔和、细腻、灵动，软糯的语言表达彰显在文人的诗词创作中，别有一番风味。汪曾棋曾经这样说过他及他的创作与“水”的关系：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

江南文明的本质归于“水”：“在长江及其支流的滋养下，江南的文明离不开‘水的色彩和特点，可以说江南的文明本质上就是水的文明。可以说，水滋养了汪曾祺的性格与气质，表现在历史文化散文中是闲时与冲淡，读起来如流水般潺潺不绝，没有西部散文中的磅礴气势、酣畅淋漓，有的是如诗如画般的轻柔小景。

（二）尚雅求精的审美追求

江南人在“雅”的追求上从未停歇，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了精致而细腻的品格，如在饮食文化方面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观念。在当代文坛上，作为江南仕家后裔的汪曾祺先生因精于吃与善于吃而文明，善于写吃闻名。已故学者胡河清曾说过：“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会写吃的作家恐怕要属金庸和汪曾棋了。”汪曾祺的大部分历史文化散文都写到吃文化，成为了其散文的一大亮点。

（三）晚明小品的历史风范

晚明江南士风与小品文对当代江南文人的散文创作影响甚远，“晚明文学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它所达到的人性反思的高度成就，是魏晋南北朝、元末文学的优秀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也与当时以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为基础的观念形态相呼应，而其要求个性解放的意向与中国历史的近代进程相衔接。晚明文学提供了中国文化自我更新而向前推进的生动范例，对于我们认识民族文化之根的不竭活力和民族性格成形的艰难历程，以及在此基础上达到民族自我的心理认同，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晚明散文在创作方面讲究的是：“性灵”“抒情”，崇尚“性灵”以“情”为尊是晚明文人主体的精神内核，追求顺应自然、一切都随天理而生而变，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叙小修诗》云：“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性灵”指的是一种发自个人内心的真情实感。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解释道“所谓‘性灵，是指一个人的真实的情感欲望（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这种情感与欲望是每个人自己独有的，是每个人的本色。”反映在汪曾祺的历史文化散文中主要體现在取材的真实、情感抒写的真实，自然流露是最大的特征。其次在晚明小品格调上的闲适体验，畅游于山水自然与世俗情趣之中，得到的是一种有感而发触景生情的人生乐趣。“那些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些传统文人的把式，连花卉果木、禽鱼虫兽、器物珍玩、饮食起居等这些寻常的生活事物，皆被导入艺术的殿堂，以之表现雅人高士的澄怀涤虑与物熙和的风流格调”。注重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与细节，这是晚明文人将生活细化之后的表现，他们骨子中细腻的江南文人的品质深深地注入在他们的血脉之中。江南饮食大约有三个总体特征：一是特别重视吃，肯在吃喝上投入巨额资产。白古就有“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的说法；二是江南人十分会吃，肯在吃喝上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脑力；三是最关键的是有文化和品味。“文化和品味”确实是江南文人最为强调的内涵，藉此可以体现出他们对生活的尚雅求精的风尚。最后就是晚明小品清赏、清玩的审美姿态在当代散文中始终流传，“所谓清玩、清赏，“其本质便是把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艺术化，在日常生活中营造或寻找一种古雅的文化气息和氛围。汪曾祺的历史文化散文意义深远，有着深厚文化熏陶与传承精神的“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其散文价值值得我们去思考与研究。

二、传承历史的散文建构

汪曾祺新时期的散文，明显的一大特征就是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正如他在80年代所作的题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他就说过：

“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问题。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用的是一般的习惯概念。比如蒋子龙的作品对时代发生直接的作用，一般的看法，这当然是主流。我反映四十年代生活，不可否认它有美感作用，认识作用，也有间接的教育作用。”

通过对汪曾祺历史文化散文的分析，来看其对散文江南士风的传承。首先是“吃”传统的继承，在汪曾祺历史散文中，对饮食文化的痴迷使其用了很大一部分篇章介绍吃食之起源、各地吃食文化之异同、古今吃食文化之对比等等。汪曾祺散文如水般“散漫”“随性”，他的散文看光看题目是万万行不通的，《鱼我所欲也》介绍的是鱼的烹调手法、《食豆饮水斋闲笔》如此文雅的题目下是对各类豆的吃法、《肉食者不鄙》则是对东坡肉、烤乳猪、霉干菜烧肉的起源与滋味，汪曾祺自称“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自由与无拘无束，做菜就是一种艺术，汪曾祺有着传统江南文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且精且细，随手拈来便是一篇美文。散文的日常化与生活化是汪曾祺笔法一大特色，萝卜、豆腐、荠菜、菠菜、栗子、米线、面茶等等各类小吃在他的散文中娓娓道来，古今之别引发汪曾祺对现代文明影响下快节奏生活的担忧与感叹，在他的眼中，历史风俗与文化需要代代相传，保留传统文化中最初的本源，也是他一生的夙愿。由古及今，在汪曾祺的生命意识中历史的文明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无论现代意识怎样的发展变化，汪曾祺的历史文化散文总是能守护住他自己营造出的精神家园。“汪曾祺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将民族文化中的雅、俗精神兼容并畜、合二为一的人物，是最后一个‘农业文化的表述者，这才是汪曾祺的独特的个性魅力之所在。这样的评价道尽了汪曾祺历史文化散文的风格，“出得厅堂下得厨房”表现传统魅力的同时不失其本真。

这样亲切随性的写作手法与新时期文人纷纷追求篇章和体制的结构与内容的宏大可是说是背道而驰。固然其可贵的一方面，但也不免造成了散文结构不完整、内容不具体等缺陷。过于简单与平铺直叙使得散文整体松散而没有支持点。历史文化散文所表现出的跳跃性比较大，叙述历史人物与事件总是一笔带过，有着历史不明确、不全面等的弊端。往往是攫取作家感兴趣的一方面来展开描写，以偏概全造成了历史文化散文的无秩序化、无结构化、无主题化等局限。“搂草打兔了，稍带脚”，汪曾祺自己评价其散文的一句话形象的揭示了历史文化散文的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够以此来否定汪曾祺对其散文创作的苦心经营，考察明朝饮食的文章，他笔法老道，能把资料爬疏描绘得趣味横生。还有些记录民风的短札，从乡帮文献中寻找遗物，他的历史文化散文有别于其他专门从事历史研究作家笔下的历史叙述，融入他自身的历史文化体验，有着悠久深远的文化内涵。《城隍·土地·灶王爷》《罗汉》《老学闲抄》《岳阳楼记》等作品，凝聚着作家对文学的传统态度，只有对历史的全面理解与调查，才能成就历史散文作品的文化价值与人文关怀。正如他在《<蒲桥集>再版后记》中写到的：“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需要滋润。”

三、语言书写的诗意营造

汪曾祺的历史文化散文在语言方面很有特色，主要受晚明小品文的影响，平和冲淡、质朴优雅，如诗般安静明快、意境悠远。这样的笔法把握并不是任何一位文学家所能驾驭得了的，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积累，如做茶般重重工艺，极其复杂，在汪曾祺看来，这样平淡的叙述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他晚年居住京城对家乡无尽的怀念。

晚年在写到北京的胡同文化的时候，幽默闲适中渗透着汪曾祺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在语言方面，除了北京特有的地方方言与民俗俚语之外，还有着汪曾祺历史散文中特有的“中国味道”。中国的诗词歌赋中讲究对仗工整，要求声律和谐一致，这样才能品读出中国特色的雅韵。“西风残照，衰草离坡，满目荒凉，毫无生气”，四字句式宛若一首对胡同文化作的小诗，道出了历史沧桑巨变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传承历史在我们现代的身上到底还剩多少。汪曾祺的看法是：“我是主张适当地用一点四字句的。理由是：一、可以使文章有点中国味儿。二、经过锤炼的四字句往往比自然状态的口语更为简洁更为精神。三、连用四字句，可以把句与句之间的连词、介词，甚至主语都省掉，把有转折，多层次的几件事情贯在一起，造成一种明快流畅的节奏。”古典韵味，抒发的是无边的寂寞与感伤之情。《泰山石刻》序中：“我从泰山归，携归一片云。开匣忽相视，化作雨霖霖。”

泰山，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无不为之倾倒，诗经《鲁颂》、杜甫《望岳》、唐玄宗《纪泰山铭》、汉代挽歌《蒿里》、王照《行脚山东记》、车锡伦《泰山女神的神话信仰与宗教》、许安仁《游泰山竹林》等等，丰富的史料记载在汪曾祺的笔下串联成线，展开了一副源远流长的泰山画卷，精炼的语言凝聚着诗意般的情感，古典与现代融为一体，情感连绵且悠长。语言的节奏美、音调美增强了散文的审美性，汪曾祺开始正视古文宣扬而为现代汉语所忽视这一问题，并对此有着充分的自信。他写作《湘行二记》（《桃花源记》、《岳阳楼记》）就有挑战古代散文经典的隐含意思在里面。“聲音节奏对于文章是第一件要事。”从对传统古代散文行文的重视，到对古典文化的探寻，汪曾祺先生的历史文化散文为中国文学传统继承打开了新的局面，诗意的追求、传统的坚守，是其散文的价值所在。

江南士风、晚明小品、传统诗性，汪曾祺的历史文化散文意义深远，人文主义关怀贯穿其晚年的散文创作中，历史文化散文的独特魅力从来不会因历史的变迁而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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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延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