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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代价观

2018-03-28王晶

学理论·下 2017年10期
关键词:邓小平

王晶

摘 要:发展成果的获取是以代价的支付为交换的。发展代价的支付是与发展过程共生的。发展代价观是对发展与发展代价之间关系及取舍的判断。发展代价观是改革的决策标准与重要原则。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改革思想蕴含了深刻的发展代价观。邓小平的发展代价观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发展代价观的含义、邓小平发展代价观的内容以及方法论意义三个方面分析,对正确评价邓小平改革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思想;代价观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0-0001-02

什么是代价?从词义上讲,代价泛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物质、精力,或所做出的牺牲。结合生活来说,代价是一种付出,从交换的角度讲就是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获取和付出的行动过程中的付出部分。认识代价,接受代价,取舍代价,补偿代价,是一种方法论,也是重要的智慧。

一、发展代价观的含义

什么是发展代价?发展的现实条件是一定的,发展代价是由于成本有限,投入不足,我们在发展中难以兼顾全局、面面俱到而产生的。可以说,发展必然伴随代价支付,代价与发展是共生的。发展代价具体表现为,在发展目标上,常常是只能优先选择一个主导性的发展目标,而不能使其他目标在同等意义上同时实现;在发展主体上,常常是只能优先考虑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社会成员暂时搁置其短期利益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整体的发展做出牺牲等。发展代价会随着改革工作重心转移而变化,会随着政策调整而弥合。发展代价既是某个阶段的局限,也是另一个阶段新发展的契机。

什么是发展代价观?顾名思义,发展代价观是对发展与发展代价之间关系及取舍的判断。邓小平从未提出“发展代价观”的概念,但是“发展代价观”思想始终贯穿在邓小平治国理政的思路之中。

二、邓小平发展代价观的内容

1.对发展代价的态度——正视代价,接受代价。人类要发展,就需要消耗已有的发展成果,而付出的代价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一种投入转化为新的发展产出中的部分。邓小平对待发展代价的态度是积极开明的。一方面,他承认改革代价的客观存在。邓小平表示,改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新事物,“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1]174。中国改革是在探索中前进,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新问题。但这并不能阻止改革的步伐,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强调面对改革带来的问题,并不是毫无办法的,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办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

另一方面,他对改革持乐观的态度,邓小平坦诚地表示“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1]268。不惧怕探索,不惧怕新的問题,才能更好地推动改革。怀着对改革的展望,他明确表示“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1]130,“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1]372。

2.对发展目标的代价观——核心是物质文明建设。邓小平立足于当时中国生产水平低下、经济发展落后的现实,总结1958年至1978年的发展经验,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改革要发展,发展首要目标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1]28。当时贫穷的中国,亟待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囿于发展成本的限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上,只能选择优先发展物质文明。没有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只能是一纸空谈。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之后,了解到深圳的治安有所改善,跑去香港的内地人逐渐开始回来,感慨道:“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1]52。在优先侧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邓小平也强调不能忽视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对受惠群体的代价观——效率优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意识到改革开放前原有的分配制度挫伤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他提出打破“大锅饭”,打破平均主义。比起整体平均的迟缓发展,邓小平选择了优先发展局部、局部带动整体的发展模式。“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149这样的发展模式,在发展前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整体的公平性,因此,邓小平同时强调后期先富带后富。他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1]166对于实现先富带后富的途径,邓小平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识到欠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发展资源和深厚的发展潜力,提出一系列缩小贫富差距的办法,包括增加发达地区的税收来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倡沿海地区向内地的技术转让。邓小平是坚决反对两极分化、谨慎提防两极分化的,他表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1]195。

4.代价观的底线。代价是一种损益的比较,既然是比较损益,那就意味着代价必然是有底线的。一旦超越了底线,则是得不偿失,因此代价的底线是要坚守的。邓小平对于发展代价的底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表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1]1811989年5月,邓小平再次明确表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这一点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试图去动摇改变。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才会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

第二,是对共同富裕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为共同富裕创造条件,暂时搁置另一部分人短期利益的实现并不意味着牺牲他们的长远利益。共同富裕是关系人民生活和社会公平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对此更是尤为重视。“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111。

第三,是对党的纪律的坚持。邓小平注意到,改革开放以后,面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有所蔓延,尤其是党内腐败问题有扩大的趋势。早在1982年,邓小平感到党内经济犯罪的情况比“三反”“五反”运动时期的经济犯罪形势更为严峻,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党的自身建设会影响改革的成败,会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1989年,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对严肃党的纪律做出更加发人深省的阐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對这个问题要清醒”。由此可见,严肃党的纪律的想法,贯穿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始终。

三、邓小平发展代价观的方法论意义

1.改革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对于改革代价的认识是基于现实的。发展代价客观存在,不容否认。承认由于条件限制在发展前期牺牲了某些地区某些群体的利益,才能逐步在发展后期去弥合平衡这部分利益。否认问题的存在绝不会带来问题的解决。只有实事求是,正视代价,才能更好地推动改革的深化。除了正视代价的存在,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评估代价的大小和价值。真实的损益比较是得出科学决策的前提。实事求是地收集和获取真实有效的决策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关键。再者,在推动改革深化的进程中,我们一定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改革规划既不能急于求成,要“敢啃硬骨头”。“三步走”战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邓小平在改革进程中,在充分了解现实之后建立的平地高楼。

2.改革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坚持实践是邓小平改革代价观的重要观点。邓小平“允许看,坚决试”,表明他对改革实践的决心。邓小平鼓励实践为全国各地进行改革增强了勇气与信心。然而,不能片面地理解邓小平勇于实践的观点,鼓励实践并不是莽撞地逞匹夫之勇。邓小平反对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的改革态度,同时也强调了实践的方式要稳妥。邓小平指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1]267。邓小平提倡试验。在小范围内试点,一方面可以检验改革方案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改革风险,将失败的影响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时,通过总结试点地区的经验与教训,为改革方案在全国的推广提供了事实依据。正如邓小平所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3.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改革。社会发展与发展代价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两者是互相渗透、互为中介的辩证关系。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的作用,由此也使两者的矛盾运动在总体上体现为以代价为内在环节的社会发展过程。

邓小平坚持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坚持在实践中把握“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在评价改革的成果时,他既看到改革带来的生产力解放、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等积极影响,也注意到改革带来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气腐败、道德滑坡、贫富差距扩大等一些社会问题。在谈到处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时,他既指出要更加注重物质文明建设,也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144。在谈到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时,邓小平表示,“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44。邓小平对事物的分析,往往是一分为二的,既看到利也看到弊,既看到全面也看到重点。运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义所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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