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天渊 王 妮



新诗诞辰：作为“问题”的历史考辨——兼及新诗百年纪念之反思

向天渊 王 妮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初期白话诗创作有其前后相续的内在合理性，非要选定某个时间作为新诗诞辰的话，就得统一两大认识：怎样才算新诗？如何才是诞生？实际上，面对如此两问，很难达成一致见解，这就是新诗诞辰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通过事实回放，我们勾勒出几个时间节点，从中看出新诗文体之确立是实践与理论“合力”或者说“共谋”的结果；经由学理考辨，我们发现，尽管对“新诗”起点的不同假设与选择，关系到对当事人成就的评价、对新诗文体特征的判定，但既往主流意见仍然倾向于将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发表《诗九首》作为新诗诞生的标志。至于众多纪念活动乐于以《新青年》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的1917年2月1日为新诗的诞辰，则与抢占文化资源并将其转化成文化资本，以获取更多社会经济效益、更大话语权力等现象密切相关。

新诗诞辰；历史考辨；新诗品格；知行共谋；百年纪念；资本交换

关注新诗动态的人或许还记得，2006—2007年，学术界、创作界史无前例地纷纷举办新诗诞生90周年纪念活动①。同样，自2016年开始，不少学术机构、社团、报刊、出版社乃至地方政府都忙于以各种方式纪念新诗百年诞辰，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一番热闹景象②。查看相关报道，这些纪念大都基于如下诗学预设：将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号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视为新诗诞生的标志性事件。然而，此项预设并不符合学界主流看法，即便胡适本人也不曾认可，但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当今社会，相关信息广为传播，影响效应不断放大，设若任其发展，可能简化、纯化人们有关新诗诞生的记忆与想象，遮蔽初期白话诗③的多重面向及争议属性，误判新诗的精神品格和文体边界，不利于新诗传统的建构和未来的发展。有鉴于此，我们打算将新诗诞辰“问题”化，考察其演进历程，揭示其诗学隐幽，进而剖析抢先并提前纪念新诗百年的原因，期望能够一定程度地阻滞上述消极影响的蔓延。

一、事件回放：初期白话诗创作的几个时间节点

“诞辰”是“诞生”“生日”的庄语和敬语。所谓新诗的诞生或诞辰，均属拟人手法。引譬连类，似乎可以说，只要记录无误，人和新诗都不会有几个生日。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如果说人的诞生从剪断脐带、脱离母体开始算起的话，那么，新诗联系母体的脐带究竟是何时被剪断的呢？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至少得统一两大认识：怎样才算新诗？如何才是诞生？明眼人都能看出，面对如此两问，很难达成一致见解。这应该就是新诗诞辰成为“问题”、出现不同说法的根本原因。

或许有人会问，初期白话诗的“档案”是否存在问题？回答是，主要相关记录及文献真实可靠，没有值得怀疑和考辨的必要。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还是先对事件做一简要回放，看看初期白话诗创作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

一般而言，探究新诗的起源，除了追溯晚清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新派诗”的实践及“诗界革命”的主张之外，更多的是回望所谓“新诗老祖宗”胡适留学期间知行合一的“尝试”。今日看来，胡适有关白话诗创作“知”的起点很难寻觅，“行”的开始却有据可查。因此，第一个时间节点只能是1916年7月22日。那天，胡适作成长达106行的《答梅觐庄——白话诗》。胡适日记中不仅抄录此诗而且详叙其起因、经过、引发的风波，并佐以与任鸿隽、梅光迪、朱经农等人的通信，真实性毋庸置疑。

初期白话诗创作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17年2月1日。当天出版的《新青年》二卷六号刊发胡适《白话诗八首》④（以下简称“八首”），其中《他》标注为“民国五年九月作”。查胡适日记发现，这组诗写得最早的是《孔丘》（1916.7.29），最晚的是《月三首》（1916.12.6），“八首”全部入选《尝试集》初版第一编。在这四个多月里，胡适还作有多首白话诗、白话词，其目标和兴奋点，在于用“白话”创作诗词的试验，这些作品也被收入初版《尝试集》。

第三个时间节点应该是一年之后的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四卷一号在“诗”这一栏目中发表《鸽子》（胡适）、《鸽子》（沈尹默）、《人力车夫》（沈尹默）、《人力车夫》（胡适）、《相隔一层纸》（刘半农）、《月夜》（沈尹默）、《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刘半农）、《一念（有序）》（胡适）、《景不徙（有序）》（胡适）九首诗（以下简称“九首”），均未标注写作时间。凭借多种资料，能够确认写得最早的是《景不徙（有序）》（1917.3.6），最晚的是胡适的《人力车夫》（1917.11.9）⑤。可能比这更晚的大约只有《月夜》，据《新诗年选》中愚菴（康白情）评点说：“这首诗大约作于一九一七年的冬天……”[1]52还需提及的是，从该期开始，《新青年》改用白话和新式标点。

自此之后，白话诗的作者多了起来，形成所谓“从诗体解放下手”的“新诗运动”[2]2。在此过程中，周作人写于1919年1月24日，发表于2月15日《新青年》六卷二号的《小河》引起较多关注，胡适、朱自清、康白情、废名等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新诗年选》的编者在《一九一九年诗坛略记》中说：“周作人随刘复作散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1]《余载》2。这应该是初期白话诗创作的第四个时间节点。

继《新青年》之后，《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也开始发表白话诗，“及到‘五四运动’之后，新诗便风行于海内外的报章杂志了”[1]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9月，远在日本求学的郭沫若从《时事新报·学灯》上读到康白情的白话诗，受其启发向《学灯》投稿，被时任编辑宗白华逐一发表。在宗白华的鼓励与鞭策之下，郭沫若的创作灵感被进一步激发，不到俩月，写出并发表包括《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哨》《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等一批自由奔放的作品，其中《凤凰涅槃》整整占据《学灯》1920年1月30日、31日两天的篇幅，“算是辟出了一个新记录”[3]38。这可以视为初期白话诗创作的第五个时间节点。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的《尝试集》。《尝试集》虽然不是第一部新诗集⑥，但其反复印行，读者众多，拓展了早期白话诗的影响范围，具有不可磨灭的文学史价值。因此，其初版印行的1920年3月算得上是初期白话诗创作的第六个时间节点。据胡适1919年8月所写的《自序》可知，《尝试集》初版收录他最近三年所作的白话诗若干，以他回到北京的1917年9月为界，分为一、二两编，又将1916年5月以前在美国作的若干文言诗词，合为《去国集》，作为附录。1920年9月《尝试集》印行第二版，胡适写了《再版自序》，增加近作六首。1922年2月印行第三版，“与再版（即第二版）相比几无更动，胡适本人没有为《尝试集》第三版作序，以《再版自序》作为三版的序言。”[4]同年10月，亚东图书馆出版《尝试集》（增订四版）。出版之前，胡适自己进行一番删削，又请任鸿隽、陈衡哲、鲁迅、周作人等好友帮其删诗，自己再认真删改并撰写《四版自序》。这个分为三编再加附录“共存诗词64首”（包括白话诗49首，文言诗词15首）的增订四版，成为此后《尝试集》的通行版本。

初期白话诗创作的第七个时间节点是1921年8月5日。这一天，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的首部新诗集《女神》。该版书名下标注“剧曲诗歌集”，共收57首诗作，序诗之外编为三辑，绝大部分写于1919—1920年留学日本期间。这些诗作以狂飙突进的气势、雄奇瑰丽的想象，喊出个性解放、民族解放的时代诉求，充满反帝、反封建的炽热激情和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体现出鲜明的“五四”精神，使新诗创作迈上一个新台阶。一年之后，郁达夫讲：“《女神》的真价如何，因为郭沫若君是我的好友，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谁也应该承认的，就是‘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的一段功绩。”[5]35将近两年之后，闻一多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6]110

事件回放至此，可以发现，从第一个时间点算起，已经五年有余，从第二个、第三个时间点计算则是四年半、三年半，如若还是拟之于人的话，似乎可以套用民间谚语“三岁看大，五岁看老”加以形容。换句话说，到《女神》出版为止，白话诗精神上的不同面向得以展示，形式上的多种可能获得探索，“新诗”雏形已然具备！⑦

二、问题辨析：罅隙背后的诗学隐幽

通过回放主要事件，我们大致明了初期白话诗创作的发展历程。按照本文预定目标，接下来将要辨析的是：究竟哪个事件最有可能成为“新诗”诞生的标志？前辈学者对此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本来，初期白话诗创作的发展有其前后相续的内在合理性，非要选定一个时间作为生日的话，就得首先思考“新诗”品格或者说新诗文体是如何确立起来的？这需要我们再度回到历史现场。如若大而化之地看，可以将初期白话诗的演进历程简括为：从不乏白话因素的“旧诗”及外国“自由诗”中获得启示，到带有明显旧诗痕迹的“白话诗”创作的尝试，再到具有崭新质素、基本摆脱旧诗束缚的“新诗”出现。而“新诗”这个新文体的命名，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发生，由小范围的运动式倡议，到普遍关注与讨论，由突出白话，到形质兼顾，其基本品格被逐步构建起来，这一演进轨迹鲜明地体现在《谈新诗》（胡适，1919.10）、《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俞平伯，1919.10）、《新诗略谈》（宗白华，1920.2）、《新诗底我见》（康白情，1920.3）、《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闻一多，1921.6）等文章之中。也就是说，新诗文体的确立是实践与理论双方“合力”或者说“共谋”的结果。

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开始进一步的分析。先说第一个时间节点，即1916年7月22日。虽然《答梅觐庄》被明确标记为“白话诗”，但在胡适心中，其诗学价值并不高，在《〈尝试集〉自序》里，胡适将其称作“白话游戏诗”，节引它的目的在于描述自己被“逼上梁山”的曲折历程，正文之中没有给它一席之地。况且，这首诗只在友朋之间传阅，虽保存在日记里，但并未及时公开发表。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也只说：“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2]1，在肯定其开创之功的同时，并未从诗体建设角度多赞一词，这也定下对此事件的评价基调。显然，这个时间节点不可能参与新诗诞辰的竞争。

第二、三两个时间点，也就是“八首”“九首”的“发表”⑧，是探讨新诗诞辰问题的关键，需要细加辨析。首先“八首”发表时仍然冠以“白话诗”的称谓，尽管全部被初版《尝试集》收入，但胡适有意且谨慎地将其放在第一编。在写于1920年8月的《再版自序》中，胡适夫子自道：“我做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但是我的诗变化最迟缓。从第一编的《尝试篇》《赠朱经农》《中秋》……等诗变到第二编的《威权》《应该》《关不住了》《乐观》《上山》等诗；从那些很接近旧诗的诗变到很自由的新诗，这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的诗里最容易看得出。”[7]1显然，胡适自认这几首只是很接近旧诗的“白话诗”，算不上“很自由的新诗”。联系上下文，可以发现，胡适眼中“很自由的新诗”，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打破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二是要摆脱词曲的气味与声调。以此为标准，他认为第二编中作于1917年秋天到1918年底的诗也“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的作品，“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7]2如此说来，“八首”就更没有资格称为“新诗”，即便是只强调“自由”这一形式标准的“新诗”。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自认为“新诗”成立的标志之作《关不住了》，并非原创，而是译作，译出时间是1919年2月，刊载于同年3月15日《新青年》六卷三号，这也埋下探究译诗与新诗之关系问题的伏笔。再者，胡适使用“我的”一词加以限制，为讨论别人的或者说他们那一代人的“‘新诗’成立的纪元”预留了话语空间。

可能有人会说，胡适一贯自谦（其实也未必），他的自我评判不足以全部采信。回应这样的质疑，意味着我们需要展示其他人的看法。

先看同时代的《新诗集》（第一编）。在序言性质的《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中，编者开门见山地提出“新诗的价值”所应包含的四个方面，视之为选诗标准：“（1）合乎自然的音节，没有规律的束缚；（2）描写自然界和社会上各种真实的现象；（3）发表各个人正确的思想，没有‘因词害意’的弊病；（4）表抒各个人优美的情感。”[8 ]1虽然胡适有十首入选，但没有一首出自《尝试集》第一编，也就是说，“八首”同样未能达到编选者所认定的“新诗”标准。

其次看朱自清的《导言》。紧接前引那句肯定胡适开创之功的话，朱自清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2]1。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朱自清直接跳过“八首”，将新诗“第一次出现”的时间定格在“九首”发表的1918年1月15日。但在具体选诗时，朱自清从“九首”里仅仅挑出一首，不是颇受好评的沈尹默的《月夜》，而是胡适的《一念》，但它却是被《尝试集》（增订四版）删除了的，朱自清还特别解释说：“这回所选的诗，也有作家已经删去的。如适之先生的《一念》，虽然浅显，却清新可爱，旧诗里没这种，他虽删，我却选了。”[2]19这个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的事件，会不会是朱自清卖下的小小“破绽”呢？既暗示两人诗观存有差异，还意味着，虽然肯定“九首”的“史学”地位，但对其“诗学”价值却有所保留，只是为了兼顾新诗“第一次出现”的史实以及胡适的开创之功，才选择这一首？

朱氏对新诗诞生的看法影响深远，将近二十年之后，他的学生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初版（1951）和修订版（1954）中也有类似的观点。王瑶指出：“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在1920年，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据序中说，胡适最早写诗的时间是一九一六年七月，《新青年》开始登载新诗始于四卷一号（一九一八年一月），新诗算是最早结有创作果实的部门。”[9]59这里点出初期白话诗创作第一、三两个时间节点，同样隐去第二个节点即“八首”之发表的相关信息。进一步论述时，王瑶认为：“初期的诗，除了形式是白话的自由诗之外，就内容说，因为这原是思想革命，因此都表现着显明的新的倾向。即以四卷一号的《新青年》为例，共载诗九首，胡适四首，沈尹默三首，刘半农二首……”[9]61这显然是从形、质两方面对“九首”给予肯定，其所谓“新的倾向”主要指：正视人生、批判现实、反对旧礼教等“朦胧的人道主义的社会意识”。只不过在文本分析中，王瑶主要举证并正面评价刘半农的诗作，对胡适的作品则有所保留甚至批评，尤其是修订本还特别通过《一笑》《老鸦》等诗作的分析，指出《尝试集》虽然“有过一点‘尝试’的进步思想”，但“更多的是消极的不良因素，或毫无意义的语言”[9]63。作为特殊时期教材性质的学术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及通行版对初期白话诗发生、发展的叙述明显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牵绊，著者的真实观点应该有所隐藏。时过境迁，该著于1982年再次修订出版，不仅删去了上述1954年版对胡适作品的批评，还将“《新青年》开始登载新诗始于四卷一号（一九一八年一月）”改为“始于二卷六号（一九一七年二月）”[10]67。如何看待这一改动，我们认为，与其理解为王瑶晚年对新诗起点有了新认识，不如视其为对三十年前苛评胡适的愧疚与忏悔，当然，这不仅意味着王瑶个人的悔悟，也象征他们那一代人的反思和时代的觉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声称“按1982年修订重版本排印”[11]编辑说明的《王瑶文集》和《王瑶全集》中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又改回“始于四卷一号（1918年1月）”[12]104，文集、全集的编辑均启动于王瑶去世之后，该卷编者温儒敏对此改动未作说明，想必是倾向于认同第三个时间节点为新诗诞生的标志。

《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之后三十余年，王瑶的学生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以及女儿王超冰等人合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第八章“多种新诗流派的开拓”中，一方面将胡适、沈尹默甚至俞平伯、康白情等人视为“早期白话诗人”[13]156，但又说沈尹默的“《三弦》《月夜》都是初期新诗的代表作”[13]157，其中《月夜》是“九首”之一，《三弦》发表于1919年8月15日《新青年》五卷二号⑨。在与正文相呼应的“本章年表”部分，第一条就是“1918年1月，胡适《鸽子》、刘半农《相隔一层纸》、沈尹默《月夜》等第一批现代白话新诗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1号”[13]179，直接忽略“八首”一事。这里表述为“第一批现代白话新诗”，似乎可以就此推断“新诗”诞生的日期是1918年1月15日，只不过该著专论郭沫若的第七章又说：“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以崭新的内容与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13]138“奠基”的意思是使基础稳固，在比喻的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某一事物的产生或确立。这种颇显“含混”的叙述策略，加之“早期白话诗”“初期新诗”“现代白话新诗”“现代新诗”等多个术语的使用，或许正好暗示出，从“新”文学之“现代性”视角回看初期白话诗，会更多地发现其演进历程的繁复性与诗学意蕴的多义性？

以上主要从朱自清、王瑶、钱理群这一师承脉络对二、三两个时间节点作了一番谱系性考察，现在我们跳脱出来，从现代诗学这个维度来点击几位学者的看法，以便构成一幅点线结合的学术矩阵图。我们先看“作为现代作家讨论新诗的唯一的专著”[14]陈子善·本书说明，即冯文炳（废名）《谈新诗》（1944）中的见解。谈到沈尹默时，废名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面，作者便是胡适、沈尹默、刘半农这三个名字，时候是民国七年一月。”进而认为“九首”中的《月夜》“不愧为新诗的第一首诗……新诗实在是有新诗的本质了”，相比之下，“那几首诗……都只能算是白话韵文，即是句子用白话散文写，叶韵，诗的情调则同旧诗一样由一点事情酝酿起来的，好比是蜜蜂儿嘤嘤几声，于是蜂儿一只一只的飞来了，于是蜂儿成群，诗一句一句的写下来了，于是一首诗成，结果造成功的是旧诗的空气。”[15]53这种印象式的点评、比较，虽然揭示出其他几首诗作的不足，但《月夜》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新诗的本质”却语焉不详。尽管如此，他将“九首”的发表，既看成早期白话新诗运动的“一个”事件，又从价值层面“分而论之”的做法，是颇有见地与启发意义的，隐约之间，也与前述朱自清的“破绽”形成秘响旁通式的呼应关系。

其次，我们来看陆耀东《新诗第一个十年鸟瞰》（1985）一文的观点。陆耀东说：“一九一七年二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白话诗八首》，其内容和形式与晚清‘诗界革命’时的诗，并无多大区别。一九一八年元月，《新青年》发表白话诗九首……内容形式一新，可看作是最早发表的新诗。沈尹默的《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系新诗名篇。胡适的《鸽子》，富有生气。《人力车夫》有浅薄的人道主义。沈尹默的同名诗，较胡适的思想内容为佳。形式、语言也具有新诗的特质。”[16]323这些渗透着彼时流行批评术语的评价，看似具体实则仍显抽象，但其指认最早新诗之时间的态度却非常明确。二十年之后，陆耀东同样认为：“中国新诗如果以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几首诗作为诞生的标志的话，那么，从1914年到1917年年底，可算是它的妊娠期。”[17] 10妊娠期起于1914年的根据是：“胡适在1914年用白话文译苏格兰女诗人林安尼·林萨德（Am Lindsay）夫人诗《老洛伯》。它虽系翻译，但从用白话译诗和诗的形体格律而言，是中国第一首新诗。”[17] 11这个判断很新颖，但不解的是，《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15日）发表此诗时胡适所作的“引言”“跋”以及《尝试集》中的标记，都表明翻译此诗的时间是1918年3月1日夜。查《胡适留学日记》也没有发现1914年有翻译《老洛伯》的记录。

比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稍晚，谢冕出版《中国现代诗人论》（1986），该书首篇《荣耀的始端——总论之一》开门见山地给出一个宏阔判断：“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主体的中国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8]1在具体分析时，谢冕说“八首”是“中国诗歌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诗”，对“九首”则改称为“白话新诗”，并明确指出：“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是新诗中出现得最早的同情底层人民生活并揭示人道主义主题的作品之一。”[17]2这里针对具体作品相继使用“白话诗”“白话新诗”“新诗”等颇显进化关系的不同称谓，流露出谢冕清醒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的获得源自对新诗“文体边界”的自觉划定，他眼中的“中国新诗”“是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总目标的感召下，从内容到形式作为和旧诗词的对立与批判而产生的诗歌新品种。它是应时代的要求，以接近群众的白话语言反映现实生活的中国新诗，它是以表现科学和民主的基本内容，以彻底打破旧诗词格律的束缚的新式革命为主要标志的新诗。”[18]1

最后，我们来看吕进《中国现代诗学》（1991）一书中的观点。该著开门见山地写到：“胡适在《新青年》二卷六期（1917年2月1日出版）发表的《白话诗八首》，虽然尚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新诗，但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旧体诗。”[18]4

以《朋友》（即《蝴蝶》）《江上》为例，分析它们虽以现代白话为媒介，也受西方诗体的影响，但却没能突破五言律诗的格式，“有‘放足’的小足女人的模样”[19]4。这样的描述与分析比较客观也颇为思辨，相比陆耀东对“八首”的否定式评价要宽容许多。吕进也明确指出：“《新青年》四卷一期发表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写的九首诗，就是第一批问世的新诗了。这是1918年1月15日的事。九首诗也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小批婴儿。”[18]4这个生动的比喻，在标识新诗之诞生的同时，也形象地凸显出其不容忽视的新文学之滥觞的历史地位，毕竟有关新文学之开端的历史记忆，普遍定格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但正如吕进所说，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发表在《新青年》四卷五期，比新诗晚了好几个月”[19]4。

经由以上梳理，我们发现对新诗诞辰问题的论述，观点虽然多样，但主流意见比较明显，那就是倾向于认可第三个时间节点，即《新青年》“发表”“诗”“九首”的1918年1月15日。当然，这并不见得就是最终看法，既往观点中，不是也有倾向于第四个时间节点（周作人《小河》之发表）、第七个时间节点（郭沫若《女神》之出版）的吗？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新诗之新品格”或者说“新诗文体边界”认识的不一致，当然也掺杂着调和现实考量与美学评判之冲突的策略问题，其间的曲折隐幽可谓一言难尽。有朝一日，淘汰了对人不对事的阐释模式，过滤掉意识形态烟云，带着重新确立的标准和长时段的大历史眼光，再回头打量初期白话诗的发展历程，可能发现大异其趣的另一番景观。类似情况早有先例，比如，对150多年初、盛唐诗的评价，且不说闻一多、陈寅恪、程千帆等现代学者，即便是晚唐的顾陶、司空图，两宋时期的王安石、苏轼、张戒、严羽，也大不同于盛、中唐时期的杜甫、殷璠、白居易等人。

三、资本交换：新诗百年诞辰纪念的反思

既然迄今为止的主流学界趋于一致地认为新诗诞生于1918年1月15日，但为何大多数纪念活动却置此常识于不顾，乐于以2017年2月1日为新诗的百年诞辰呢？请注意，按照惯例，对诞辰的纪念不存在“虚岁”之说。看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毕竟对“新诗”起点的不同假设与选择，既关系到对当事人的不同评价，也意味着对新诗文体边界的不同判定；此外，抢先一步举办纪念活动还与尽早占有文化资源并将其转化成文化资本，便于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社会效益以及更大话语权力等现象密切相关。

就前者而言，道理应该不难理解。比如，选择第二个时间节点，即“八首”的发表，更容易强化所谓胡适是“新诗老祖宗”的印象，倾向于第三个时间节点，即“九首”之发表，则意味着新诗的诞生是一群人乃至于《新青年》一代和《新潮》一代共同努力的结果，胡适在新诗史上的地位自然会有所下降，从“唯一”变成“之一”；将《小河》的发表或《女神》的出版视为新诗诞生的标志，也意味着提升周作人或郭沫若在白话诗向新诗转变过程中的贡献与地位。同样，也可以说，主流学界之所以放弃“八首”而选择“九首”，主要是不愿将新诗文体的重心安放在“白话”这一形式层面，更希望赋予“新诗”以“形质彬彬”的品性与标准；至于有学者更看重《小河》《女神》甚至《志摩的诗》，也是相似心态的体现，反映出宽严不同、含义有别的“新诗”标准。正因为这样，才衍生出对新诗历史的多样描述，对诗人及诗作的不同评价，这应该是诗歌史、文学史写作的常态现象，毋须大惊小怪。至于纷纷且提前纪念新诗的百年诞辰，则属于非常态行为，需要我们再作辨析。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似非常态的现象实则反映出国人万事不甘落后的惯常心态。不少新诗作者、批评家、研究者，都视新诗百年诞辰为难得之机遇，于是以问题化、经典化、圈子化、区域化等各种名目及方式举办纪念活动，达到聚集人气、制造事件、引起关注、留下痕迹之目的。低劣者甚至会拉帮结派、互通款曲，试图通过占位、插队、喧哗、合谋等非常手段，将自己的观点、行为、作品强行楔入新诗历史和经典序列。

再则，按照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观点，这种行为是将新诗的百年诞辰当作一种文化资源，通过抢先占有并将其带入某种场域，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转换。就经济学层面讲，资源是原生态的，资本则可以流动并创造剩余价值。文化资本虽然只是符号性质的象征资本，但能为拥有它的主人“提供物质利益和符号利益方面的庇护：任何特定的文化能力（如在文盲世界中能够识字的能力）都会依靠它在文化资本的分布中所在的位置，获得一种超常的价值，并给它的拥有者带来可见的利益”[20]。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会发现，近年来，诗人、诗评家、诗歌研究者，明显活跃起来，忙于参加由各级地方政府、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等举办的研讨、纪念、颁奖、朗诵等活动，毕竟，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商业资本可以通过彼此交换，实现各取所需、多方赢利之目的。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有关新诗的纪念活动，新诗的诞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于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其百年诞辰的确值得纪念，问题是应该如何纪念？纪念什么？如果带着平和、公正的心态，站在诗学正义的立场，认真总结百年新诗艺术的成就与不足，充分发掘白话抑或现代汉语的诗性潜质与新诗作品所体现出的语言智慧，细致辨析新诗为中国现代文学以及现代文化精神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深入思考新诗未来发展的方向，等等，我们理应毫不吝啬地给予肯定与鼓励。但是，如果将新诗百年诞辰作为消费对象或可资利用甚或乱用的文化资本，达到哄抢位置、自造经典、争夺话语权力，甚至获取经济利益等超出诗学范围的不正当目的，则必须当机立断地加以批判与谴责。尽管有关新诗历史的叙述、新诗经典的建构可以有多个版本，但任何夹带其中的私货在不久的将来都会现出原形、遭到淘汰。哪些作品将成为“超经典”，哪些又会是“反经典”或“影子经典”[21]，还得经受时间的淘洗。从作品到经典的演变机制非常复杂，远非少数作家或个别学人所能操控。至于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新诗的百年历史？则是区区短文所无力也无意回答的宏大命题，不过，还是那个皮埃尔·布尔迪厄在论述文化生产场的“可能性空间”时讲过的一段话，对思考这一命题或许有所启迪，请允许我们抄录下来：“通过集体活动积累的遗产就这样作为一个可能性空间，也就是作为一系列的可能限制⑩，呈现给每个行动者，这些限制是一系列有限的可能用途⑪的条件和对等物。对那些通过简单的取舍进行思考的人，应该强调，在这些方面，创造自发性的维护者称颂的绝对自由，只是天真的人和无知的人的想法。通过获得进入权进入一个文化生产场，并发现受限制的自由和客观潜能⑫的有限空间，这是唯一的而且是相同的一件事，进入权主要体现在获得一种行为和表现的特殊代码⑬，而有限空间提出了客观潜能，包括要解决的问题，要开发的风格或主题的可能性，要超越的冲突，乃至要实施的革命性决裂。”[22]211毫无疑问，百年新诗正是这样一个文化生产场，它召唤着我们进入其中，去发现那些受限制的自由，激发那些客观的潜能。

[1] 北社同人．新诗年选[G]．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2]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G]．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3] 郭沫若．郭沫若谈创作[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4] 陈爽．《尝试集》第三版的发现与胡适的误记[J]．文艺争鸣，2015（3）：25-30．

[5] 郁达夫．《女神》之生日[N]．时事新报·学灯，1922-08-02．

[6]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N]．创造周报（第4号），1923-06-03．

[7]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

[8] 新诗社编辑部．新诗集（第一编）[M]．上海：上海国光书局，1920．

[9]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M]．上海：开明书店，1951．

[10]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11] 王瑶．王瑶文集：第三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

[12] 王瑶．王瑶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3] 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4] 废名．新诗十二讲：废名的老北大讲义[M]．陈子善，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15] 冯文炳．谈新诗[M]．北京：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

[16] 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7] 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18] 谢冕．中国现代诗人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19] 吕进．中国现代诗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20] 皮埃尔·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M]．转引自薛晓源，曹荣湘．文化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制度——布迪厄之后的文化资本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43-49．

[21] 大卫·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J]．汪小玲，译．中国比较文学，2007（1）：1-13．

[22] 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郑宗荣）

①徐敬亚解释说：“为什么八十年时没有纪念，八十年的时候是1997年，那时候的中国，包括诗人在内，都沦陷在生活的漩涡里面，大家都在生存的意义上奔走。”参见《于坚、多多、王小妮、李亚伟、雷平阳、徐敬亚、谢有顺等谈“中国新诗90周年”》，http://www.poemlife.com/ libshow-1830.htm.

②影响较大的有2016年11月5—6日，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扬州虹桥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虹桥书院、扬州市作家协会在扬州举办的“新诗诞生百年：新诗与外国诗歌译介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17日，由数十家科研机构、出版社、刊物、网站在北京华侨大厦联合举行的“新诗百年庆典暨北京文艺网第三届国际华文诗歌奖”颁奖典礼，等等。

③学界对早期用白话创作的诗歌尚无统一的命名，使用较多的有：早期新诗、早期白话诗、早期白话新诗，初期新诗、初期白话诗、初期白话新诗，等等。本文采用“初期白话诗”（茅盾在1937年发表有《论初期白话诗》一文）的说法。毕竟“白话诗”与“新诗”是两个概念，前者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以称之为“新诗”，当然，除了历时性的关联之外，也可以共时性地呈现出质的区别。至于“初期”或“早期”的起点大多认为是1916年7月，终点则莫衷一是，有划到“五四”的，有划到1921、1922年的，有划到1925年《志摩的诗》出版为止的。参见李怡《重审中国新诗发展的启端——初期白话诗研究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本文主张以1921年8月郭沫若《女神》的出版为界，前后约五年时间。

④这八首诗依次题为《朋友》《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

⑤鉴于这里有两组同题诗，相邀而做的可能性很大，已经确定胡适的《鸽子》作于1917年秋冬之间（或说10月），《人力车夫》作于1917年11月9日，沈尹默那两首的写作时间应该与此相近。刘半农的两首均作于1917年10月。胡适的《一念》作于1917年9月。

⑥这之前已经出版有《新诗集（第一编）》，是早期白话诗的选本，由新诗社编辑部编选，新诗社出版部发行，上海国光书局印刷，1920年1月初版，同年9月再版。

⑦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许德邻编，上海崇文书局1920年8月出版的《分类白话诗选》（一名《新诗五百首》）就能有所感受。该诗选实际收入68位作者共232首诗，从这些作品以及编者《自序》和节录而成的《刘半农序》《白话诗的研究》等，不难看出，此前有关新诗形、质两方面的思考与探索都非常广泛，已然涉及新诗人的人格、新诗的人性及国民性、天真的诗意、天真的诗境、音乐式的情调、声随意转的音节等种种诗学问题。

⑧关于“发表”的问题，姜涛有这样的论说：“将《新青年》上的公开‘发表’，看作是新诗的起点，似乎具有了某种象征性的意义，这表明了‘新诗’作为一种‘发表’的文学，它的命运将和传统诗歌迥异，从一开始就卷入了‘别样’的文化空间中。”参见谢冕主编、姜涛分册主编《中国新诗总系》（第1卷）“导言：新诗的发生及活力的展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⑨在修订本中，钱理群等人增加了对胡适的描述，指出：“尽管《尝试集》里‘真白话的新诗’不过《一颗星儿》《威权》《一颗遭劫的星》等不多的几首，但确实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传统中挣脱出来，开始具备了现代汉语抒情诗形式法则的雏形，人们因此称《尝试集》为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这里举出的三首诗分别作于1919年的4月、6月、12月，这和胡适的自我评价基本相似。

⑩这句话中的文字字体加粗和“⑪”为原文所有。

The Birthday of New Poetry: A Historical Study of a “Problem”: Reflections on the Centenary of New Poetry

XIANG Tianyuan WANG Ni

The initial vernacular poetry creation has its successive inherent rationality. If a selected time of new poems’ birth must be settled, two things should be clarified: What is a new poem? What is the Birth of a new poem? In fact, it is difficult to reach a consensus, which is the root of the new poems’ birth as a “problem”. Through the replay of the facts, we outline several time nodes, from which we can see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yle of new poetry is the result of “joint forces” or “collusion” between practice and theory. Through theoretical research, we find that despite the different assumptions and choices of the starting point of “New Poetry” are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and the judgment of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Poetry, the mainstream views still tend to regard the publication of “Nine Poems”, published in January 15th1918, as the symbol of the birth of new poems. As for many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February 1st1917, the day that Hu Shi’swere published in, is the birthday of the new poem.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henomenon of seizing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ransforming them into cultural capital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nd greater discourse power.

the birthday of New Poetry；historical research；new poetic character；knowing and acting complicity；centennial；Capital exchange

I206.7

A

1009-8135（2018）04-0070-10

向天渊（1966—），男，重庆巫山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新诗。王妮（1984—），女，辽宁营口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中国新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的诗性潜质与中国新诗的语言智慧研究”（15BZW15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新诗文体形式、传播接受及史料整理研究”（SWU170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