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慧峰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自古以来翻译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也一直充当着“中间人”或者“桥梁的”作用。而译者采取翻译策略与方法以及对翻译伦理的遵从将对译本的接受较大的影响。本文将就译者对翻译伦理的遵从来探讨翻译存异伦理对中国文学译介的启示。

一、“翻译伦理”概念溯源

“翻译伦理”这个说法早在1895年就已出现，后来法国学者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1984年开始系统而深入地探讨这个概念。尽管当时描写研究和解构主义盛行，伦理角度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度，但“翻译伦理”还是吸引了西方不少学者的目光。经由贝尔曼的不断深入的阐发，“翻译伦理”这个概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总结来看贝尔曼关于翻译伦理的思考从其《翻译及异的考验》一文中可见一斑，贝尔曼明确指出：“翻译正当的伦理目标，应当是把异当做异来接受。”此外其他学者也对翻译伦理做出过阐释，如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遵从的情境伦理(situational ethics)，认为译者应该根据翻译时具体的情境来决定该情境下最为合理的策略；另一位较早就开始研究翻译伦理的学者是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皮姆关注的是在现实社会中重要性日益凸显的翻译行业及相应的伦理问题，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在翻译伦理方面的贡献就是倡导翻译伦理研究的五种模式，即再现的伦理，服务的伦理，交际的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承诺的伦理；韦努蒂(Venuti)也提倡翻译时要保留原文中的差异性因素。总体来看西方论者研究翻译伦理问题有两大途径：一条认为翻译伦理应该致力于解决文化间不平等的现象，另一条途径以译者为研究的中心，思考译者遵循了什么，应该遵循什么。[1]

“翻译伦理就是翻译的主体行为人在翻译活动中所遵循的道德准则。除翻译活动的发起人、赞助人、出版人、译者、审校、编辑等主动行为者，翻译活动的参与者还包括作者和译文读者。”(许宏：2012)本文从译者的角度来探讨翻译存异伦理对文学译介的影响。

二、中国文学语境中的翻译伦理概述

而在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中几乎找不到“伦理”二字，“翻译伦理”作为一个术语是从西方引进到我国翻译界的，那么我国的文学翻译语境是否为这一概念提供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呢？反观我国文学翻译的历史，从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到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从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到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不难发现贯穿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学翻译潮流有一个总的特点：那就是翻译一直被看作唤醒民众改革社会的利器之一，也被视为推进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借鉴。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翻译过程带来了来自文化他者的讯息与“养料”，虽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不一定有意识地去遵从存异的伦理，但是无论译者遵从什么样的翻译伦理，他们的翻译都为译入语社会带来了其本身所不具备的文化成分。

三、译者对翻译伦理的遵从

文学作品的外译中尚且如此，那么在中译外的过程中译者又遵从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欲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呼声与诉求越来越强烈的时代背景下，翻译这一桥梁纽带起到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异国之旅”。是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还是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都给译者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对于翻译策略的选取，虽然多数时候还是要靠译者在阅读原文的基础上做出决定，但是现实的情况实则是众多其他因素的参与使得翻译这一过程不再是单纯的源语目的语之间的转换。这个过程中各个活动主体的参与，使得翻译活动必然会涉及到“人际”关系的处理。结合翻译过程中诸多因素来看，对于译者的研究也必须要置身于一个多维护立体的空间内，不仅因为译者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的社会的个体，还因为翻译过程中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译者的翻译行为无形之中漆上了外界的色彩。

译者对于翻译伦理的遵从首先体现在翻译策略的选取上。姜戎的《狼图腾》是近年来译介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该书的英文版也获得了亚洲文学奖。该书经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后，受到了译入语国家读者的青睐。其中的原因除了该书反映的人类共同关注的诸如生态环境、蒙汉文化冲突等话题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译者采用的归化的翻译策略吸引了译入语国家读者的关注。

2008年3月13日《狼图腾》英文版在故宫全球首发，《狼图腾》英文版译者葛浩文答新浪读书网记者问时如是说：

“记者：问葛浩文先生，听说在翻译过程中，您有增删，是这样吗？出于什么考虑？

葛浩文：是编辑部有所删除。导言我就没有译。编辑部说读者要看的是小说内容，这些社科方面的文献就不用译了。我征求了作者的同意，就这样删了。文字上应该不算增加，中国三字可能英文变成了一句话，但内容没有增加。”[2]

考虑到西方读者对为了适应外国读者，译者将每章开头的引用中国古籍中的关于狼的描述性话语删去未译。这种翻译策略的选取使得译文故事性更加突出，因此也获得了外国读者的青睐。但是隐藏在这样的翻译策略下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似乎需要走屈从于西方强势文化的老路子才能够被他者所了解？虽然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要比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时间上更加靠前，正如谢天振教授所言：“中西文化交流尚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所谓‘时间差’是指从清末民初算起，中国人认识西方文学、文化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西方国家开始有较多人积极主动地关注和了解中国文学、文化则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这种时间上的差别，使得我们拥有较丰厚的西方文化的积累，我们的广大读者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译自中国的文学，文化作品的读者群。当今西方各国的中国文学、文化作品的读者群体，其接受水平大概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代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这就是为什么当今西方翻译家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采取归化的手法并对原作有所删改的原因。”[3]谢天振教授所谓的“时间差”实质就是指的文化失衡的现象，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不那么了解也不是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的，这个过程必然是动态渐进的。在翻译存异伦理的观照下，越来越多的汉学家译者也在译介中国文学时，有意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性因素，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异国之旅”。白睿文在翻译王安忆《长恨歌》时即主要采取了存异的翻译策略。原著本身就是陌生化语汇较为丰富，因此译者在翻译时本着尊重原文作者，原语文化的翻译策略，实现了原文陌生化语言和可读性的共存。“2011年这部代表作的成功翻译令王安忆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的提名奖，这也是中国作家首次入围这一重要的文学大奖。”[4]对于原文中陌生化语汇的翻译坚持再现其本身意义的做法，一方面是对原作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对译文读者的尊重。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不论是作品本身还是翻译文学作品，文章中一些留白的设计都是必要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延长读者的阅读思考的时间，另一方面可以激发读者在遇到陌生化的表达方式时进一步去关注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

译者对翻译伦理的遵从还体现在对原文的选择方面。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作品来翻译，这是做好翻译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当然我们不是否认选择一个自己不熟悉的或者是和自己的文风不契合的作者的作品来翻译就一定不能取得成功，毕竟能找到和自己文风，气质都接近的作家的作品来翻译的这种理想的情况也并非易事，只是认为从翻译存异伦理或者说是翻译伦理的角度来考虑，选择能和自己在心灵上达成一致认识的作家无疑是保证原作二次生命的重要条件。郭沫若翻译雪莱的诗歌就是这样的例证。“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在其《雪莱的诗歌》一文中提到：‘翻译雪莱的诗，就会让我成为雪莱本人，我现在翻译他的诗歌就像自己在创作一样’。”[5]美国汉学家白睿文在接受吴赟的一次采访时如是谈及他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所持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我翻译的作品，全部都是我自己挑选的。也有不少出版公司约稿，给很可观的稿费，但都没有谈成，多半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些作品。我做翻译纯粹是出于翻译，一定要自己非常喜爱这部作品，才会把他介绍过来。翻译就像谈恋爱，译者一定要对作品有很强烈的感觉，真的要爱上那个作品，不然长达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翻译过程会非常痛苦。”[6]

四、结语

由翻译存异伦理的联想到的几点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启示。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品中体现的异质成分。再者，读者的接受能力是动态发展的。一些过去无法被接受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语言的动态发展过程，读者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中国文学的异国之旅是渐进式向前的，译者不必要刻意去删减原文中的陌生化语汇或者文化现象。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隐藏在翻译背后的权力的角逐也会随之变化。另外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将自身文化引向国际社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国内一些公共场所英译文的错译乱译的现象，只有先净化国内这一翻译现象，才能更好地将中国文化输出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