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燕翔

到勉县，总归要到武侯墓园走一遭，借以凭吊一番“其犹龙乎”、“代仰清高”的诸葛亮。

据称，武侯墓所在地点为诸葛亮自己选定，坐落于定军山麓。三面环山，一面俯瞰整个勉县县城。植被林立，绿野苍茫。我因接近闭园时方到，所以进入墓园，空寂无人。只有一些汉柏古松挺立其间，仿若一群忠勇的卫士，静静地守护着园区。此外，还有两株据说已有上千年的桂花树，树干粗壮，浓荫如盖。询问工作人员，告知这叫“护墓双桂”。因守护执着，备受人们喜爱。每当开花时节，都会花气袭人，十里飘香。走过大殿，便看见状若覆斗的墓冢。冢高数米，绿草覆盖，但修葺却略显简陋。即如诸葛临终遗言所云，“因山为坟，冢足为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没有充足的椁室空间，也没有高贵的华裾鹤氅，更没有众多的随葬器物。这与汉代权贵时兴的下葬时动辄黄肠题凑，要则金缕玉衣相比，反差巨大。看到这里，我不无感慨：一代名相，生而“报先帝，忠陛下”，叱咤风云数十年，左右三国历史走向，被民间称作智慧使者；死则“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完全没有封妻荫子、光耀门庭的打算。如此人物，真可称作光明而来，磊落而去。

凭吊结束，走出园门。原本以为了却了一桩多年心愿。却不想，又萌发出一个新的念头：我凭吊的是诗、赋、小说、评书、戏曲等手段加以渲染，官家、甚至皇帝利用题词、题字大力褒扬，致而被鲁迅称作“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的诸葛亮，还是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呢？念头一出，我便不禁哑然失笑：现如今人们传颂的诸葛亮，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无论是演绎的事略，还是铺陈的神奇，早已被人们了然于胸，视若真谛。这种情况下，我又何必辨识真伪呢。但转念又想，我到武侯墓，看到真正的历史遗存，不正是为了坚守我心中那个原本诸葛亮的形象么。一个真切的诸葛，应该远比一个神话的诸葛更让人感到亲切，也更容易根植于众生之中。于是，踌躇之后，我还是拿起了笔。

我眼中的诸葛亮，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概括：人品趋于至善，观念趋于保守，至于能力与效果么，外交强于内政，内政强于识人，识人强于征伐，征伐最不成功。

何谓人品趋于至善？诸葛亮之人品称道者至少有五。

其一曰“淡泊”。诸葛孔明自己讲：“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并把其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纵观诸葛所处的年代，黄巾军大起义，十八路诸侯逐鹿中原，曹操南征北战，各州相互厮杀。整个华夏大地狼烟四起，地动山摇。社会动荡，必然英雄辈出。这一点，自比管、乐的诸葛亮当然清楚。而且他也知道，“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如果不能及时登上这个历史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随着时光流逝，怕是真要在“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中度过余生了。不过，尽管有时不我待的形势催逼，他仍然我行我素，“抱膝长吟”，隐遁草庐。按照他自己所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既然不想“闻达”，当然也就只剩冷眼旁观了。他在一首诗中说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觉都睡不够，哪有心思过问人世间的个人荣辱。只是后来，“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没办法，刘备到门上走了三遭，再不应命，就显得矫情了。而此时，“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觉也睡足了，可以过问一下世事了。这才领命出山。

其二曰律己。诸葛亮本人非常看重自我修养。他曾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从其一生表现来看，修身几近于无以复加。比如永安托孤后，刘禅作为皇帝年轻暗弱，诸葛亮作为丞相，已是乾纲独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所肆意，恐也无妨。但他总怕“以伤先帝之明”，时刻警醒自己。虽然“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但他却把监督自己的大权主动转交给刘禅：“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当马谡丢失街亭、致使北伐失败以后，诸葛亮并不委过于人，而是主动承担责任：“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要知道，这种表态，政治风险极大。既会直接殃及自己的名誉、地位、政治抱负、政策实施，也会招致阵亡将士家属的怨谤，连带产生出征将士家属的非议，不明真相者的聒噪，甚而至于出现别有用心者的蛊惑。但诸葛严于律己，苛责于心，坚持有责必问，有错必究。仅就这一点而言，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做到？

其三曰廉洁。在诸葛亮看来，“俭以养德”。廉洁属于修行的一部分，要想德操超群，励精图治，勤俭则必为要务，绝不可在物质上有所觊觎。他曾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刘备曾经赏赐他八十万斛的粮食，但他全部入库充公。以至于家中并无多余财产，连妻妾都没有可换洗的衣服。一位堂堂丞相，家境居然如此寒酸，实在匪夷所思。单就勤俭而言，有人说，“侯之妾尚无副服，其俭德可师矣”。但诸葛亮自己却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勤俭的问题，“不负陛下之托”才是根本。既然“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那就要把心事用在“大事”上。私积财物，必误所托大事，也一定有负陛下。此等操行，确实令人嗟叹。我们再看一例。诸葛亮临死时，曾公布了自己的家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妻妾没有可换的衣服，自己也只有一套官服。至于子女么，也都饿不着。一切都以刚刚能够维持生计为前提。舍此，便“无别调度”，更无需“以长尺寸”。再联想到刚刚看过的墓冢，“敛以时服，不须器物”，其规模与一般百姓毫无二致。这样的生活几十年如一日，从一而终，不改本性，真可说是做到了“自古宇宙垂名，布衣有几；能使山川增色，陋室何妨”。

其四曰勤勉。说起诸葛亮的勤勉，恐怕无人不知。他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早已成为世代相传、激发斗志的座右铭。事实上，“及（刘）备殂没，嗣子（刘禅）幼弱”开始，诸葛亮便“将相兼权”，内外一统，把整个蜀国的江山都扛下来。又由于他本人在性格上心思缜密，举轻若重，所以最终“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这其中，内政、外交、军国大事自不必说，就连非常具体的事情，诸葛亮也要亲自过问一番。比如官员犯错，需要施以军棍处置。这种事情，不入流的监刑官就可办理。但诸葛亮非要亲自监刑，直到数够惩罚的板数方肯罢休。再如各地呈报的上计簿书，身为丞相，观其大略即可。但他却要逐笔核对，干起了一般会计的营生。有人劝他“为治当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今明公为治，乃躬亲校书簿，汗流终日，不亦劳乎”。但劳则劳矣，诸葛就是要事必躬亲、身体力行。我们比较一下汉初名相陈平的做法，就可看出同样为丞相，诸葛亮与陈平执政风格上的差异了。汉文帝曾经问陈平，每年断案有多少，粮食收成如何。陈平答道，这种事情别问我，你去问管刑狱的廷尉和管粮食的治粟内史去。汉文帝说，这些事我问他们，那你干什么？陈平答道，“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作为丞相，我只负责辅佐天子，管理国家大事。至于那些具体事务，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我又何必插手呢。正因为诸葛亮“事无巨细”，“皆专之”，才会最终积劳成疾，终致英年早逝。对此，他的对手司马懿早有预料，“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饭都顾不上吃，却无休无止地办事，谁人能够扛得住，又如何能够长寿呢？

其五曰忠诚。诸葛孔明之所以为当世的敌人所钦佩，又为后世历代的统治者所颂扬，恐怕与他修行中忠诚的品格关系最为密切。这方面，我们可以永安托孤为例。夷陵败后，刘备自知来日无多，便在永安托以后事。他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是说，我那个儿子，如果是块材料，你就帮帮他；要是不行，你就自己称帝好了。这是托孤时应该说的话么？封建社会，遗产传子是一条铁律，何况是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江山。那么，刘备为何如此遗言呢。显然是试探，不信任。但史书中明明说刘备与诸葛亮“情好日密”，怎么会不信任呢。在我看来，这只是表面文章，或者说是两人结交初期的情况。刘备落魄之时，得到孔明辅佐，当然感到“犹鱼之有水也”。但在相继得到庞统、法正二人后，情况就变得微妙了。赤壁战后，刘备已据有荆州。此时，曹操新败，无暇狼顾，孙、刘交好，互为犄角。在刘备看来，荆州已无战事。当务之急是攫取西川，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如此大事，刘备却仅带庞统一人入川争锋，而把诸葛亮晾在荆州留守。史书中说，刘备对待庞统，“亲待亚于诸葛亮”，而“大器之”。就是说，刘、诸葛关系依旧很近，但做事则刘备更加青睐庞统。所以在争夺地盘的关键时刻，自然会由庞统伺伴左右。庞统死后，刘备“言则流涕”。这至少说明，两者之间也可称之“情好日密”了。而法正继任后，情况更加明显。诸葛亮来到成都，看到的则是刘备“雅爱信（法）正”。所以遇到法正恣行不法之事，身为丞相的他也无法过问，只能退避三舍。庞统因器而重用，法正恃宠而恣为。可怜的孔明，这时也唯有尴尬相伴了。可惜的是，庞统、法正早夭，刘备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把后事交代给诸葛亮。这才有了上面那段诡异的谈话。那么，诸葛亮听到这些话，又是怎样回应的呢？“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非但没有责怪刘备对自己的冷落，反而表态誓死忠诚，绝无篡逆之心。此后则“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真正表现出了忠贞之士固有的品性。

有了此等品行，我把他称作“完人”，世人表率，不亦宜乎。

何谓观念趋于保守？诸葛亮虽然人品至上，令人称颂。但因其忠君思想浓郁，又是辅佐的刘备，所以，终其一生，都在为恢复汉室而奔波，去做连他自己都知道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就不能不让人唏嘘了。以当时情况看，首先，恢复汉室还有必要么？诸葛亮曾说：“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一个皇帝昏聩、外戚弄权、宦臣当道、朝廷倾轧的局面，导致人怀危惧，天下汹汹，最终引发黄巾起义，诸侯割据，黎庶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这样的政权还有留恋的必要么。其实，诸葛亮也曾说过“未尝不叹息痛恨桓、灵也”，表现出对东汉政权的极度不满。但既然痛恨桓、灵二帝时期的乱象，那就本该辞旧迎新，寻求新的大业才是。而他却依旧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就只能归结为他忠君思想的不合时宜了。其次，恢复汉室还有可能么？既然天下已乱，人心思变，整个王朝人人唾弃，已是穷途末路。这个时候，再去“斡旋天地，补缀乾坤”，那不等于逆天么。这一点，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认识得就很深刻，“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远在江东的鲁肃在分析天下大势时，说得更加直白：“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只有等待时机，“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些有识之士都能看出复兴汉室已无可能，难道诸葛就不明白么。当然不是。面对兴汉，诸葛亮本人同样底气不足：“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但忠君在前，他也只好勉为其难了。其三，依靠刘备复兴汉室能行么？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皇族至亲，按其辈分，汉献帝也需尊称其为“皇叔”。这样身份的人，当然不愿看见自己的族群遭受厄运。本为布衣，却趁机出山，以正统自居，试图恢复汉室。但由于本领平庸，见识短浅，所以虽多处投靠，以图有所建树，却一无所成。及至遇到孔明，方才有了立锥之地。此时，如果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至少兴复汉室也有了少许资本。但实际上，他本人并不以此为意，也不关注大局。你看，为报私仇，刘备将自己的主张抛之脑后，极力要与本应为盟友的孙权交战。结果惨败，把自己兴复汉室的老本赔得精光。但在死前，他却又想起了这个主张，并把它传给孔明：“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遇到这样败家的君王，纵使孔明之才百倍于曹丕，又何来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