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娜

摘 要： 鲁迅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的一朵奇葩，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化思想常说常新，仍然具有当下性。近年来，鲁迅对当代作家的影响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从“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到精神内质、生命体验，鲁迅的文化对当代作家的影响十分深刻。洞悉作家之间一脉相承的思想特质与技巧策略，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厘清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张承志是明确表达过对鲁迅礼赞之情的当代作家，其散文直抒对鲁迅的崇敬，小说多处与鲁迅的精神暗合。本文主要以张承志的小说为例，挖掘其中与鲁迅精神的契合之处，试图呈现张承志对鲁迅精神的吸收与补充。

关键词： 精神共鸣 孤绝气质 情感寄托 补充

张承志是当代作家中立场最坚定的一位作家，他在新时期的文学史中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80年代，自诩为“人民之子”的他与文学界开始呈现出若即若离的关系，90年代，他与学术界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于是放弃了已有的社会地位，开始追求灵的信仰。“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走进鲁迅了……”①相似的社会环境与现实的生命体验，让张承志在鲁迅那里找到了情感依托，而张承志与鲁迅之关系，并不只是简单的承续，更是二者的内在精神在不同时代所产生的共鸣。

一、黑暗中的光亮

张承志特立独行的个性，使他在文坛上的路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黑骏马》和《北方的河》的出版，为他赢得了声名，这两部小说都用浪漫主义的笔调唱出了理想主义之歌。如果说这两部小说让张承志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金牧场》则象征着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心灵世界的转向，这是一部寻找精神归宿的小说，甫一问世，就因其独特的思想异质性而被批评家所质疑。在《金牧场》出版10年后，张承志对其进行了删改，“放弃包括受结构主义影响的框架在内的小说形式，以求保护我久久不弃的心路历程。放弃不真实的情节，以求坚持真实的精神追求。放弃三十万字造作的辽阔牧场，为自己保留一小片心灵的草地——哪怕它稚嫩脆弱”②是他改写的内衷，为着让作品更真实地表现内心。之后的《西省暗杀考》和《心灵史》则意味着他主动与主流文学的疏离。自始，张承志小说中的宗教成分越发浓厚，信仰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内核。

社会的转型让他失望，物欲横流下人性的迷失逼他为了激情与理想而逃离，在这种情形下，张承志勇敢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彻底地与之前的生存方式决裂了，“而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的挑战，敢竖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以笔为旗》）。张承志在现实环境中不被理解、甚至被排斥和抨击，但他毅然为了内心的操守而选择了一条黑暗的道路，即使路上满是荆棘，他也无所畏惧，這时的张承志与鲁迅就发生了精神和灵魂上的碰撞。

鲁迅面对的同样是个黑暗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险恶，但他依然紧握手中的笔，直刺社会的不公，为麻木的民族，注入一剂药方。他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自始至终强调“立人”的主张，开启文学的启蒙，鞭策国民的灵魂，明知是一个人与一群庸众的抗衡，他也坚持不懈地与之讨伐。“鲁迅是整个中国话语系统中的一个‘谬种，如果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一个异端，是另一种不同的声音，一个不和谐的声音。”③杂文中笔锋强烈的讽刺与《野草》中复杂而沉潜的情思则是他对思想认识的最好的诠释，从《华盖集》和《坟》的一部分文章开始，鲁迅就将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敌人转变成了当时的新派文人，他试图在这新中发觉传统里的“旧”，并用尖锐的笔毫不留情地批判这些现象。散文诗集《野草》作于五四落潮后的黑暗时期，鲁迅称之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这是他在碰了很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作为特立独行的个体，鲁迅招致了从“特殊的知识阶级”到“革命知识阶级”的合力“围剿”，鲁迅并没有因为被误解、被打击而放弃自己的追求，终其一生，他都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抗争就是他一生坚持的姿态。

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张承志和鲁迅同样是喜欢亲近“黑暗”的人，他们以笔为武器，试图深入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最黑暗处，在暗中发掘或唤醒一点亮光。他们都处在社会的变革阶段，都是“易代之世”的异端，都是所处时代的孤独者，他们为了内心的精神信仰，宁愿被孤立，也不愿放低自己的姿态去和虚与委蛇的现实妥协。生存环境的逼迫，只会使他们愈发刚强与决绝，他们敢于发出与时代不相和谐的音节，敢于做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都是深受现实逼仄而崛起的英雄。

二、孤独者的独舞

张承志和鲁迅都是所处时代的孤独者、精神界的战士，他们从不试图争取大多数人的喝彩和赞同，他们只坚守真理，并且愿意为之孤注一掷。张承志直言最欣赏鲁迅的《野草》，他欣赏《野草》并不是欣赏其中的现代技巧，而是欣赏其中所蕴含着的鲁迅式的血性气质和孤傲性格，这与张承志自己所追求的文学理想和思想信仰相契合。《野草》中蕴含的孤绝气质和斗争精神让他着迷。

《野草》是鲁迅从“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中升华出来的哲学，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和求索。《秋夜》中，两株枣树虽然身上布满伤痕，但仍旧要与天空做斗争。《过客》中，明知面临的可能是绝望的深渊，但过客仍旧义务反顾地前行。《影的告别》中，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宁可在黑暗里沉默，这是一种对黑暗和空虚的决绝情绪。《野草》写尽了鲁迅所经历的人间苍凉，而这种苍凉，是张承志能够感同身受的。有的人阅读《野草》，是因为《野草》能够带给他们写作上的技巧和策略，而张承志阅读《野草》，则是为了在精神上获得有力的声援，《野草》是张承志体验鲁迅独有精神特质的一个重要参照。

不仅《野草》，鲁迅在杂文中提倡过“个人的自大”，这与“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相悖，个人的自大意味着独异，是对庸众的宣战，一切新思想，都从他们身上发端。他自言之，也自行之，鲁迅挑起了孤绝抗争的大旗，开始了对庸众的讨伐。“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④，而他自己显然即是那少有的猛士。在众多知识分子唯唯诺诺的年代，鲁迅敢于站出来为了真理而斗争，这种胆量和勇气唯他所独有。

张承志则选择接近回民，选择追随宗教信仰，这一举动大可视为孤绝之举。《西省暗杀考》中，讲述的是“复仇”的故事，回民被官家屠杀，幸存的人便开始报仇，他们默默忍受着生活的苦楚，信仰是他们精神的支柱，最后老阿匍的死则象征着“刚烈死了。情感死了。正义死了。时代已变。机缘已去。”⑤张承志为这些被压迫、被杀戮的底层人民高歌，他注意到这小部分人民生存的不易和忠于精神信仰的可贵，便挺身而出做他们的代言人，为着信仰，也为着人道。更决绝的气质体现在《心灵史》中，1984年，张承志走进了大西北，走进了西海固，结识了马志文，结识了一群有信仰的中国人，深入了哲合忍耶，那是一群在中国底层不畏流血牺牲而保持心灵操守的人民。在精神信仰缺失的当下，在追求自由如此艰难的中国，在宗教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情况下，张承志的选择就是孤独者的独舞。张承志当然知道他的选择是个异端，“但是异端即美——这是人的规律”。

综上所述，张承志和鲁迅都对中国文化以及国人的本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当别人流血牺牲大声疾呼时，他们是不参加不理睬的。他们有惊人的冷淡、奴性、自私；烈士精神对他们的感召力是微乎其微的。这也许是中国人劣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但中国人同时又是大奇迹的创造者，一旦他们集群而起，他们便突然间抛尽了血液中的奴性和冷漠，以真正的史诗教示世界。”⑥张承志的这段话和鲁迅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鲁迅也曾多次提出国人是麻木的看客的观点。他们的激烈之中都有一种执倔，因为认识到国人骨子里的弊病，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人的抗争，也因为深谙国人的缺陷，他们立志解救国人于水深火热之中。换言之，他们决绝的姿态背后正体现了对国家和国民的深刻的关切之情，这是一种作家应该担负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这是一种少见的敢于挑起重担的大无畏精神。

三、内在情感的寄托

张承志和鲁迅在理想追求上有多处不谋而合的迹象。在他们作品的背后，隐藏的是对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追求，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对重铸国民精神的期冀，这种理想的追求又是通过一种“绝”的书写方式来呈现的，其中往往都有诉诸时代的慷慨悲壮之情。

鲁迅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为了有新的文艺，就一定要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与手法的闯将，毫无疑问，他自己就是这样的闯将，而文艺作品也是他实现救国志向与情感寄托的温床。这又是张承志与鲁迅的契合之处。

张承志和鲁迅都比较关注底层人民，他们是普通人民的代言人。鲁迅小说是为底层人民的呐喊，他始终关注着贫苦大众，既为他们遭逢的不公鸣不平，又批判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浅薄意识。张承志选择坚守的哲合忍耶本身就是一个穷人的宗教，他自言：我偏执得坚持，中国的一切都应该记着穷人，记着穷苦的人民。在西北荒凉的人间，穷人们因信仰而变得精神富足，穷人的心有了掩护，穷人的心有了尊严。他了解这些人民是如何与大西北的艰苦环境抗争的，他懂得他们生活的来之不易，他为他们心灵中纯净的操守而高歌。

关注贫苦的百姓，也体现了张承志和鲁迅毕生所坚守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我还将正式描写我终于找到的人道主义。”⑦在《心灵史》中，作者不仅是在讲一个教派的故事，这其中更闪耀着做人的道理，伟大的人性与人道的光辉。张承志的人道主义是与被压迫、被杀戮的底层人民结合的，这是对被压迫者的心灵史的认同，是对于压迫者、统治者、官方者的破坏和挑战。他敢于为了人民的利益，站在官方的对立面，这是他维护自己心中的人道主义光辉的决绝姿态的体现。鲁迅小说中，不论是《狂人日記》揭露的封建社会和旧礼教的吃人本质，还是《阿Q正传》中对有着“精神胜利法”的阿Q的讽刺，亦或是《明天》、《祝福》等小说里对劳动妇女的关切，都体现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张承志和鲁迅都在启蒙国民思想和重铸国民精神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另外，他们都强调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对精神现象的注重是鲁迅人生中原点性的东西，而对自由生命的追求又是他的关注视点，他极力追求着人的自由解放，鲁迅的自由是与社会桎梏抗争的、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渴求。对张承志而言，“我就是我，我的北方的河应当是幻想的河，热情的河，青春的河”⑧，《北方的河》洋溢着张承志青春激昂的情绪，蕴藏着他勃发的生命力和个体自由精神的张扬。“是的，生命就是希望。我崇拜的只有生命。真正高尚的生命简直是一个秘密。它飘荡无定，自由自在，它使人类中总有一支血脉不甘于失败，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⑨，写在《金草地》最后的这一段话，体现了张承志对自由的生命形式的向往。《心灵史》中，忍受官方正统的迫害，坚持信仰，这也是追求精神自由的表征。鲁迅和张承志都是追求自由的人，他们都向往着独立、自在的生命个体的飞扬。进一步说，不仅要让自己自由，他们还为那些没有获得自由的生命摇旗呐喊，鲁迅关注普通底层民众的生存自由，张承志更关注几千年来被屠杀、被压榨的哲合忍耶人民的自由，他的《心灵史》不妨看做是在为回族人民争生存权和自由权的书写。

在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深切的了解后，他们都试图去救赎国人的灵魂，解救人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鲁迅一方面在小说中塑造典型的形象给读者带来了精神上的震撼，刺激他们日益麻痹的神经，一方面在杂文中直言社会的虚伪和人心的灰暗，以期自己的抗争能够直指人心而引起注意，不仅如此，鲁迅还提出了建设人心的构想，如“尊个性而张精神”，提倡个性主义等。张承志的救赎之路的指向则更加单一明确，在他看来，皈依哲合忍耶不仅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宿，哲合忍耶人民的不屈不挠和敢于牺牲的精神更能医治当代中国人的思想羸弱的疾病。在缺乏信仰，人心被金钱和利益蛊惑的当下，选择宗教作为依托是张承志为“普渡众生”指出的一条救赎之路。在这方面，张承志和鲁迅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这与时代背景有关，与个人的生命体验有关，但是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他们都有一个同一的目标，那就是救赎，救赎国人的灵魂，救赎我们的民族。

如上所述，张承志与鲁迅的精神有多处呼应点，除此之外，前者也对后者的思想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具体呈现为不同的灵魂旨归。鲁迅渴望接近真实，但不得不有所顾虑，他的思想中有更复杂与纠结的一面，而张承志却将自己的精神付诸实践，朝着他心中的真理，勇敢地迈近了一步。鲁迅在《野草》中彰显的是“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他坚持理想，却又对“黄金世界”有所质疑。他对现世失望了，然而也没有寄希望于未来。在杂文中，“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⑩鲁迅不是一个乐观者，他善于透过虚空的表象而看內在的本质，他怀疑着取得的胜利，思考着每件事情背后的真谛。正因如此，鲁迅形成了承认绝望，又挣扎于绝望中的矛盾情绪，他一直都在反抗绝望中孤独地行走。相较于鲁迅的矛盾，张承志的立场则十分坚定，他将自己的美好想象寄托于宗教信仰，哲合忍耶的世界就是他理想中既定了的唯一的黄金世界，哲合忍耶的民众就是他为当代中国人找到的现实参照。

阅读鲁迅，便是与鲁迅灵魂的一次深交，这并不只是单向的影响。“他对鲁迅不单是出于佩服，是鲁迅的精神特质唤醒了张承志精神中沉睡的一面”{11}，他们在相隔久远的年代，发生了灵魂的碰撞与共振。在当下社会中，张承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鲜明的立场、一种知识分子坚持真理的姿态，一种敢于和庸俗的现状做斗争的精神，这无疑是当代文学世界中与鲁迅精神的一次遥相呼应。两个孤独的思想者，两个孤绝的文化战士，在今后的文坛上，将继续踽踽独行而大放异彩。

注释：

①、③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京：三联书店，2003：8，5.

②、⑨张承志.金草地.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4，166.

④、⑩鲁迅.鲁迅杂文.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88，103.

⑤、⑧张承志.黑骏马.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311，168.

⑥、⑦张承志.心灵史.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160，第？页.

{11}程光炜.张承志与鲁迅和史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4）.

参考文献：

[1]王吉鹏，冯岩.张承志与鲁迅[J].东方论坛，2009，10.

[2]程光炜.张承志关于鲁迅和《史记》的读书札记[J].东吴学术，2014，3.

[3]旷新年.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J].读书，2006，11.

[4]古大勇.张承志“后《心灵史》”阶段的鲁迅“参照”[J].民族文学研究，2007，2.

[5]白草.试论张承志对《野草》《故事新编》的解读[J].回族研究，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