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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隐逸诗探究

2018-03-27程程

文教资料 2017年33期
关键词:许衡

程程

摘 要: 元初文人隐逸之风兴盛,许衡经历了从隐逸到出仕再到隐逸的政治坎坷。他的隐逸诗突出表现了其从政期间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态,同时也见证了元初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任用和疏离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心态的转变。

关键词: 元初 许衡 隐逸诗

许衡,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人。生于金泰和九年(1209年),卒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谥文正。元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在元统治者用武力征服中原之后,许衡作为主张文治的儒家士大夫之一,中年出仕元廷。中统元年(1260年)被召入京师,为京兆提学。至元六年(1269年)与刘秉忠等议定朝仪、官制。八年(1271年)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择蒙古子弟教之。十三年(1276年)领太史院事,与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编定《授时历》。他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行汉法,为元朝由落后的奴隶制政权过渡到继承中原文化的封建政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倡导程朱理学,推动理学成为元代封建正统思想,保证了儒家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统治下的传承。元人素有“北有许衡,南有吴澄”①之称,将他与著名思想家吴澄并称为理学大师。其著述被后人整理为《鲁斋遗书》传世。

有元一代,蒙族入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深受歧视。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诏令以蒙古人统领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此外,府、州、县达鲁花赤也都必须由蒙古人担任。而达鲁花赤在地方官中地位最高。这样的不公平待遇令儒士心生不满,普遍萌生退意。元代科举不兴,使得文人出仕无门,却又不甘心屈身为小吏,隐逸思想蔚然成风。许衡在出仕之前,也是坚守隐逸致力于讲学,面对朝廷征召力辞不受的。蒙古宪宗二年(1252年),四十三岁的许衡在河南苏门山治学,写下《偶成》一诗:“屈指年华四十三,归来憔悴百无堪,怀远未得生前遂,俗事多因困后谙。百亩桑麻负城邑,一轩花竹对烟岚,纷纷世态终休论,老作山家亦分甘。”②面对纷纷攘攘的世态,许衡的采取不予理会的态度,坚持作山家。隐居河南期间,他和当时的姚枢、窦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乱后,先生(许衡)隐居于魏。时窦默子声以针术得名,累被朝廷征访,亦隐于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遇,则危坐终日……雪斋姚枢公茂方以道学自任,闻先生苦学力行,因过魏相聚居,剖微穷深,忘寝与食。③

姚枢和窦默是忽必烈金莲川藩府的著名幕僚,又都是当时北方著名的理学家,虽然在理论建树上不及许衡有名,但在保护和任用儒士、协助忽必烈内平叛乱外取天下以及奠定国家体制方面则有过之。而两人分别在许衡之前便已出山,他们的出仕及与忽必烈龙虎风云际会亦给许衡决心出山以一定的促进。

蒙哥汗四年(1254年)“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乃召衡为京兆提举”④,而次年“乙卯(1255),廉公希宪宣抚关中,奏拟授先生京兆提学,仍给月俸。力辞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强也。”⑤许衡真正接受征召是在忽必烈夺取汗位并称帝之后。据《元史》记载: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师。《宋元学案·静修学案》里记载:

陶宗仪《辍耕录》曰:初,许衡之应召也,道过真定,因谓曰:“公一聘而起,无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则道不行。”即先生(刘因)不受集贤之命,或问之,乃曰:“不如此则道不尊。”⑥

这则材料的真伪尚不能确定,但说明了元初文人面对朝廷征辟,拒不出山的普遍心态。而许衡则似乎对统治者充满了期待,从坚持隐居到转而以救世济民为己任选择出仕。实际上,在入仕期间他确实受到了朝廷的礼遇,统治者对他的尊重和任用,增强了他坚持用夏变夷,承担起教化天下的重任的决心。如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决计重用许衡,许他太子太保的高官,虽然此事因为朝廷内部的激烈斗争未能成行,但最终许衡仍然官居国子祭酒。忽必烈对其重视可见一斑。至元二年,元世祖封安童为右丞相,命许衡辅佐安童:

(元世祖)北行见上檀州,喻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无负所学,悉以传之,有嘉谋嘉猷,语使入告。”对曰:“圣人道极高远,学者所得有浅深,然当罄所知如圣诏,其所不知不敢强也。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领悟,第恐有间之者,则难行耳。”⑦

许衡对元世祖的信任十分感激,也对辅佐忽必烈行汉法抱有很大期望,决心尽心尽力辅助忽必烈推行儒家治国之道,但同时也对朝廷内潜在的势力斗争感到担心。许衡又向忽必烈呈《时务五事》,表明以“汉法”为元朝“立国规模”,力劝最高统治者要“治心慎独”,以“得民心”为要,兴学校、重农桑等。《元史》本传称“书奏,帝嘉纳之。”⑧“六年,命与太常卿徐世隆定朝仪,仪成,帝临视,甚悦。又诏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定官制”⑨。总之,许衡的出仕不求功名,但为推行汉法,使“道”存而惠泽天下。他在《训子》一诗中表白心迹:“身居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图苟且功名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忠君爱民思想为许衡所本。他也在《赠窦先生行》其二中表明其济世之心,对窦默在朝推行汉法的贡献表示肯定:“莫厌风沙老不禁,斯民久已渴商霖,愿推往古明伦学,用沃吾君济世心。甫治看将变长治,呻吟亦复化讴吟,千年际会真难得,好要先生着意深。”许衡对重用儒学治国的元统治者倍感欣慰,便说:“千年际会真难得”,殷切嘱托窦默要“深”“着意”,用心辅佐君主,使天下大治。

虽然许衡在诗歌中表现出对统治者的期待,但更多的情感却指向由统治者的不信任和朝廷内部斗争带来的不满和无奈。这不仅让许衡开始在出处之间徘徊,重新审视自己的出仕是否有价值。甚至让他一度想彻底断绝涉足朝政,去寻觅安闲自在的隐居生活。但首先除去这些政治影响,不得不谈的一点就是许衡的哲学思想对其隐逸心态有本质上的影响。作为理学家,许衡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对“天理”做了具体的分析和说明。提出“所以然之理”与“所当然之理”的问题。许衡云:“其所以然与所当然,此说个理字。”⑩又云:“所以然者,是本原也。”{11}他说:“有是理,而后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诚有是理,而后成木之一物,表里精粗无不到,如成果实相似,如水之流溢出,东西南北皆可体。”{12}许衡的说法认为理是事物产生的根据,是内在的、必有的,是事物之所以这样变化而不那样变化的内在必然性。他对物之理的客观性及其自然规律的认识,往往将人性的认识结合进来。许衡云:“天有寒暑昼夜,物有生荣枯瘁,人有富贵贫贱,风雨露雷,无非教也,富贵福泽贫贱忧戚亦无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万物日新无敝者也。”{13}这段话充分表明了理即规律性的认识。他指出“日新无敝”是“造化万物”的所以然之理,精辟论述了运动与变化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对“自然理”的认识又融入了对生命之理的体悟。他说:“人寄天地间,每有生死变较大故以为异,要之亦常事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无以为君子。”{14}其《梦中》诗云:“花谢花开,时去时来,福才慰眼,祸已成胎。得未足慕,失未可哀,得失在天,敬听天哉!”《观物》四首其四云“事物形虽同,中间勢各异,推迁无宁期,倏忽几易位。智者识机微,安焉处平易,人生贵无私,莫使闻见累。”许衡相信天命,认为祸福相倚,世事变幻无常,智者对此泰然处之,不会受外物拖累。心态平和,不存得失之心,正是隐逸之士通常之心境。其《病中杂言》其一云:“人人都畏死来催,我道人生死是归。但使墙阴无隐慝,不忧心外有危机。得生本自神先宅,未死谁知鬼已依。此理分明是天命,便须相顺莫相违。”连生死也是天命如此,只能顺遂不可强求。其二有诗云:“花为可观遭夭折,草因无用得欣荣。世间巧拙俱相伴,不许区区智力争。”无用、不争,自然辩证的观点正如其五所说“年来识尽荣枯理”。借山水体道,追求淡泊的心态。《和姚先生韵》一诗中说:“因时用舍固有命,与道卷舒宜在人。百尺竿头愁据险,一庵床下乐为邻,孰轻孰重何须论,梦想故园桑柘春。”这就将天命和行藏出处直接联系起来。“用舍”自有命,无论是身居庙堂的险要还是身处田园的安闲都无所谓孰轻孰重。他用自然之道缓解现实的压力,实则在向命运妥协。本来坚定不移的入仕之心,变成了顺应天命的“何须论”。唯有故园农耕的春天让他心折。说是何必在行藏上用心,实际上许衡已经做出了选择,他更喜欢隐于乡间的泰然而厌恶朝堂上惊险的纷争。

政治上的屡屡受挫使这种隐逸心态不断放大。早在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重用许衡为太子太保不成,这中间就已经掺入了复杂的朝廷斗争。主要是当时主政的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与姚枢、窦默二人政见不同,由此生嫉恨而产生的纠葛。许衡于其中筹谋才使得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中统三年(1262年)王文统因李璮反叛事遭诛后,回族人阿合马主政,极力排挤汉官,欲以伊斯兰教取代汉法,许衡与之抗争。而元世祖自王文统事件后,对汉法更加怀疑和排斥,转而与阿合马一起聚敛民财,一心求利。而后许衡又上奏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15},也没有得到元世祖的明确答复。许衡和阿合马在朝廷中的斗争愈演愈烈,甚至连国子监按制度必须供给的口粮都成了问题,学生不得已逐渐散去,却始终得不到忽必烈的支持。许衡对此灰心失望,也看穿了统治者任用回族疏远儒臣的态度。所以他说:“臣之所学迂远,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16}许衡在朝廷斗争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败,最后辞归乡间。徐子方在《元代文人心态史》中对许衡的政治失败有详细的解读,具体可参看其中《与道共进退——许衡个案分析》一节。在政治斗争中接连遭遇的坎坷使许衡产生了进退为难的矛盾心理。他一方面痛苦于朝堂上的排挤、统治者的不信任,于是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完成以汉法治天下的重任。而当许衡终于认识到无法左右时局时,晚年的他也彻底放弃了参政的想法,选择归隐山林。这种复杂的心态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许衡的《游黄华》一诗,倾诉自己对黄华山水的喜爱。山水不仅娱目怡情,而且能使他从俗世中获得超脱。自古隐士向往山水田园,无非躲避俗世的纷扰而已。其诗云:“我生爱林泉,俗事常鞅掌,十年若烦剧,一念愈倾仰。峰峦看画图,云烟入想象,久成心上癖,欲忍不可强。”作者数十年来为俗务所扰,即便生性热爱山水也难与山水亲近。但其恋山水成癖,无法克制向往之情。对山水的爱恋实则是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唯有山水的宁静“使我躁竞息,使我心志广,恍如梦中身,翱翔千古上。”而“回首声利场,谁能脱尘网,我老得仁心,动作皆可像,还家拟邻居,求田冀接壤,便许朴钝质,于此静中养。”由对山水的依恋转而期待归隐田园,静养身心,返璞归真。许衡在病中尤其渴望归隐,但始终担忧着朝政。这种矛盾的情感在《题武郎中桃溪归隐图》五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一云:“武陵曾有避秦人,人世高跨拟慕真,不道当今异前世,枉寻幽隐伴饥民”许衡对元朝统治者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认为当朝天子值得辅佐,并能够由此创造盛世,无需归隐避乱。而且“红芳未比红衣好,绿水争如绿酒醇,营得一官裨圣政,谁能康济自家身。”这是坚定了出仕之心,要博得官职,匡扶圣政。远比独善其身更有价值。其二也如此说“严陵晦迹终垂钓,韩伯韬声猥学医,此辈君侯休羡慕,但当匡救主民疲。”这同样是为着匡救天下而慨然发声。但是其五又别有情致的描绘着清新淡雅的归隐之境:“果肯归来学隐沦,闲中别有一乾坤,可人碧草自春意,入调朱弦醒醉魂。花满春风看锦浪,水明凉月话黄昏,此中意趣知多少,莫对簪缨取次论。”这令人神往的隐逸之境,朝市之人又怎能理解此中妙义呢?这无疑又是对出仕之人的微词了。同样的,其《登城西故台》云:“薰风不解愠,凉气欲生秋,往事都成梦,离心只自愁。苍黄原上草,寂寞水边丘,却忆家山好,言归未有由。”此诗流露着一股浓重的衰飒之气。秋季的山水显得苍黄寂寞,往事如梦杳渺难寻,只有愁绪满怀。想到家山尚好,却因找不到合适理由而无法退隐。真的是统治者对许衡非常信任,并委以重任,所以他找不到理由辞归吗?肯定不是,不然为何满心愁苦呢?面对朝堂上的权力倾轧,势力纷争,不由得不愁苦。而能够让他不找理由,无怨无悔地坚持下来的不就是他渴望教化天下的初心吗?他挣扎在纷纷扰扰的政局之中,有归隐的心思,却始终履行着“道济天下之溺”的职责。处在出处的矛盾中,他还是选择了激流勇进。其实,许衡虽然对“道济天下”充满信心,但也赞同“恶乱求山隐”的做法。他在《拟赠彦泽》一詩中,认可某曹君的行为,认为他“标孤出世纷”、“壮怀期远业”,同时又称赞道“恶乱求山隐,亲贤愿德熏,我生良有幸,岁晚得同群。”可以看出,许衡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汉族文人被启用,实现以儒治国的宏图伟业。但也肯定了其因朝政险恶而退隐的做法。所以对于朝政的“恶乱”,许衡早有认识,每当他面对寂寞山水时,总会顿生归隐之意。正如许衡在《病中杂言》其三中所说:“自怜孤力膺邪议,常欲幽居远市廛。”在朝议政颇遭非议,遇到重重障碍。身心俱疲的作者常想远离纷争,向往“千里烟霞山障晓,一竿风月野桥春”的自由闲适的乡村生活。所以他殷切问询:“凭谁寄问乡间老,我去何人愿卜邻。”

许衡的隐逸诗写得冲淡闲雅,自然真率。这和许衡的文学观点有关。他认为:“无检束、无法度、艳丽不羁的文字皆不可读。”{17}又说:“其合宜又谓之为文,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义也,道也。”{18}其意就在文与道要反映日用常行之理,理以致用,倡导典实的文风。其《晚步西溪》语言平易浅近,自然有味,道出晚年归隐之志:“拉友西溪往步联,西溪佳景丽秋天,日回林影苍烟外,风转滩声白鸟前。迅走双轮看磨巧,连安独木讶桥偏,老年活计寻幽隐,须拟冈头置一廛。”“日回林影苍烟外,风转滩声白鸟前”一句质朴自然,淡语有致,流露出秋景的苍然萧瑟之感。而“迅走双轮看磨巧,连安独木讶桥偏”又透露着的理趣。最后作者朴实无华地表露心声:“老年活计寻幽隐,须拟冈头置一廛。”整首诗平实自然,流露着隐逸之士的散淡逸兴。其《宿卓水》其四云:“水有清声竹有风,我来端欲豁尘蒙,明朝杖履西城路,怅望家山翠霭中。”向往清风明月的自在生活,简朴的言辞流露出的心声颇为恳切。他如:“千里烟霞山障晓,一竿风月野桥春”、“晓日烟霞明涧壑,霁天霏霭散林皋”、“可人碧草自春意,入调朱弦醒醉魂。花满春风看锦浪,水明凉月话黄昏”等,均是清新质朴之作,代表其隐逸诗平实自然的风格。

总之,许衡从隐居辞聘到走向仕途再到回归隐逸,他的诗歌随着仕途的起伏流露出纠结于出处之间的矛盾心态以及在政治失意时渴求隐逸的心理。许衡的出仕经历使他的隐逸诗相对于元初其他文人隐逸作品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见证了元初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任用和疏离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心态的转变。

注释:

①[元]吴澄:《吴文正集·附录·神道碑(揭傒斯奉诏撰)》,四库本。

②本文所引许衡诗歌均出自(元)许衡:《鲁斋遗书》卷十一,四库本。

③[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耶律有尚《考岁略》。

④《元史·许衡传》

⑤[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

⑥《宋元学案·静修学案》

⑦《神道碑》,《鲁斋遗书》卷十三,第442页。

⑧《元史·许衡传》。

⑨同上。

⑩《语录上》,《鲁斋遗书》卷一,第277页。

{11}同上。

{12}《鲁斋遗书》卷一,第275页。

{13}《鲁斋遗书》卷一,第274页。

{14}《鲁斋遗书》卷二,第302页。

{15}[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耶律有尚《考岁略》。

{16}同上。

{17}《语录上》,《鲁斋遗书》卷一,第282页。

{18}同上。

参考文献:

[1][元]许衡.鲁斋遗书(四库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元]苏天爵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明]宋濂等.元史(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清]黄宗羲.全祖望等撰.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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