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婧 罗毅峰

摘 要： 佛典目录历史悠久，是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因儒学在中国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所以佛典目录长期得不到研究者的重视。与道教目录相比，佛典目录起步更早，体系也更加完备；与儒家目录相比，佛典目录具有分类层级细致，分类体系严密等特点。

关键词： 佛典目录 特点 成就

目录学本身作为一般治学之门径，是历代学者治学之本，清代学者王鸣盛说过“目录学者，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但历代研习目录，大多为了致用，正统的经史类学问往往更受一般读书人的重视，“正统派目录学家既自局于四部之范围，坚拒异端，高自标置。而佛道之徒亦别立门目，不复寄人篱下，抄集结藏，著录成目。”[1]65中国的佛典目录，由于受儒学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影响，被排斥于正统的儒学之外，虽自东汉以来便渐成体系，却始终没有得到学者相应的重视，因而独立于四部分类体系之外自成体系。但中国的佛典目录体系，却是除“四部”分类体系之外最严密最完整的目录学专科分类体系。正因如此，对于佛典目录研究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研究和发展。

近代将佛典目录系统化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当属梁启超先生，“民国十四年（1925），梁启超先生受《图书馆学季刊》之托，写成《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对元代以前的佛经目录做了较为系统的发微性质的研究……同时，作者先后又有《佛典之翻译》、《中国佛法兴衰严格说略》等文。”[1]65继其之后，很多学者也相继开始对佛典目录的研究，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中，单辟“宗教目录”一编，共对54种佛典目录的内容和作者进行研究，并对梁的论点进一步阐释，被引为经典。陈垣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从历史的角度对佛教目录进行研究，也获得了巨大的成果。另外还有刘天行《佛学入门书举要》、刘国钧《三国两晋佛典录》、南亭《华严宗著述汇目》等，也为分成专著，可引为参考。

一、最早的目录体系

1.专科目录之始，载于《汉录》

专科目录是专门记载某一特定知识领域图书数据的目录，与综合书目相对应。佛典目录作为专门记载佛经递嬗源流之目录，理应算在专科目录的范围。虽然早在汉武帝时就有杨朴作《兵录》，但《兵录》之“录”意为“依次记载”，并不是“名图书目录为录”之所始。[1]65所以应该说，中国的专科目录始于佛典目录。

曹魏僧人朱士行编成《汉录》（隋初已佚），专记汉代佛经，虽真伪杂列，颇乏识断，但详细记载了汉代佛经的译人、译地、译年月，首开佛经目录之先河。[2]虽说其体系尚不完备，但仍可将其确定为中国专科目录之始。在其之后，竺法护和聂道真又相继撰写了《众经录》和《众经录目》，成书体例与《汉录》相仿，但收录经书更多。中间兼有支敏度等人所做书目，但不成体系。直至公元347年，道安作《综理众经目录》，以年代为次，令读者得知所学科目发展的诸家派别，又对是否失译，和摘译者别自为篇，对经书的真伪加以辨别，自《综理众经目录开始》可以说佛典目录之体例始备。

2.最早设立疑伪经录

历朝历代都不乏伪造古籍之人，疑伪录在书目中标出对哪些经书的真伪表示怀疑，不仅可以帮助读者准确地选择所需图籍，不致误引、误用，也能辨别某些古籍在一个时期的真伪、存世状态，不误后人。中国现知已成体系的、奠定中国佛教典籍原则和框架的第一部经录是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这部目录格外重视对经书真伪的辨別，其中摘出当时的伪经共二十六部，别列为一录，起名为《疑经录》。且自其以后的佛典目录大多沿用这一分类方式，使得佛教目录“具有目录学上考存佚，别真伪，明流别，辨学术之意旨者，不复得见，良可慨矣”。[3]45

3.很多经录已有推荐目录性质

推荐目录即推荐读者阅读的书目，在目录中加入作者对所列典籍的品评，以期将好的版本推荐给读者，带有推荐和指引读者阅读的作用。带有这一性质的佛典目录在很多佛教的目录典籍中都有涉及，最早的当属道宣的《大唐内典录》，见载“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一类，这部分内容可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推荐书目，他将历代经书进行筛选，举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推荐给读者反复阅读。它不仅是推荐书目，还是一部举要书目，导读书目。此录“举大部而撮小经，撮本根而舍枝叶，文虽约而义广，卷虽少而意多。能使转读之士，览其轴日见其功；行福清信，开藏岁增其业”[4]187，可谓众佛录之要目。

4.最早设立目录之目录

目录之目录即为目录书所做的目录，是为三次文献。《大唐内典录》是道宣在唐高宗年间编成的书目。在此之前的魏、梁、齐、隋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翻译了大量佛经，佛经的翻译事业空前高涨，越来越多佛经的问世也给佛典目录的编修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魏晋到唐高宗400多年的时间里，佛教的目录书也越来越多，体例逐渐完备，内容更加精详。在道宣的《大唐内典录》中，下设《历代众经目录终始录》一卷，将之前的多部目录书总结在一起，系统的整理出了三十九部在其之前的佛经目录，“谓经录代出，须识其源”，这是为辨别经录源流所做的工作，可谓是中国的第一部为目录之目录。

5.最早的阙书目录

阙书目录指知道该书的存在，但是书册已经找不到或已佚失的书录。我国古代明确最早的阙书目录是道宣《大唐内典录》的第五部分，《历代众经有目阙本录》“谓统检群录，校本则无，随方别出，未能通遍，故别显目访之”。[5]237

6.最早的随架目录

在佛典目录的体系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随架目录。随架目录按照摆放图籍的位置对存放处进行编号，再将编号汇总为书目，以便于读者随时翻阅和查找。随架目录的出现，盖因当时的经典已经有了合帙的概念，很多已经标记了帙号，可以与佛经的具体的收藏、摆放相联系。第一部佛教随架目录当属《开元释教录略出》，它按照千字文顺序将图籍编号后进行标注，书录中罗列出了经书的卷帙总数，后面是存放的架名，一帙一号，在此之后记录了每部经书的作者、译人和卷数。可见早在唐代，中国寺院中所藏佛经就已经极为宏富，管理也非常妥当了。

7.《阅藏知津》开我国联合目录之先河

联合目录，即指联合了两所或两所以上图书馆数据，使用该目录便可检索到多处藏书楼或图书馆藏书情况的目录。[5]243智旭《阅藏知津》一书成书时间约在顺治八年，即1656年前后，虽比现所公认的世界最早的联合目录《英格兰图书馆登记册》（十三世纪英国教会藏书目录）晚了近400年，却比中国现存最早的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929）早了近300年，可以说《阅藏知津》开创了我国联合目录之先河，是我国联合目录体系的萌芽著作。其中对于藏书地的概括已具有联合目录之范例，但因其不具备馆际间详细藏书（经）情况的概括，所以姑且称其为联合目录诞生之萌芽，而非真正的联合目录。

二、与道教目录之比较

佛道两教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两种宗教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又有根本上的区别，也不时有冲突产生。佛道两教的差异及各自所具有的特色在目录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这里将这两种宗教目录列在一起进行比较，是因为它们同属中国较大的宗教类专科目录，而且这两个宗教在历史上都有过兴盛和衰落，所传典籍也都很多，开始传承的时间也相近（佛教大概传入于西汉哀帝年间，道教张道陵张天师创立于东汉年间），所以有一定的可比性。

最早且最有影响的佛教目录是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而道教目录则要数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暇览》篇。《安录》和《暇览》都属于各自宗教目录的初始状态，不过《安录》是针对经书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诸本不一、讹误、真伪不辨现象而编的，将经籍分类著录，反映佛经翻译方面的问题。而《暇览》则是“欲令好道者知异书之名目”[6]110，且只对自己所藏的道经进行整理著录，缺录了很多道家原始经典，也缺乏系统为全部经书分类的思想。

南北朝时期，佛教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僧祐的《出三藏记集》，这部佛录在承袭《安录》的分类体系上又加入了自己的创新，根据译经历史和分类情况来编撰，列出了单译合译、译时译地等信息，体例更加完善，分类更加细致。道教这一时期的代表目录是南朝刘宋人陆修静编撰的道教史上的第一部正规的道经目录《三洞经书目录》，这部道录向佛教的目录分类法学习，首次采用了“三洞四辅分类法”，并论证了三洞经典的统一性和等级性。但三洞法不足以统辖大部分道教经典，也不包括早期的《道德经》、《太平经》、《正一经》等经典，于是又设“四辅”即太玄、太平、太清和正一部。“四辅”和“三洞”是辅与被辅的关系，合称七部，构成道经的七大类。[7]70-73这两部著作为佛道两教在南北朝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在分类体系上都已经趋于完善，后世的经录大多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

以上是佛道两教各两部较为经典的目录学著作，由此可以看出，道教目录学的发展较晚，且较落后于佛教目录的发展体系。佛教目录的发展较道教更为细致，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很多君主推重佛教有关，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灭佛运动，但佛教的繁荣时期还是比较多，且道教的理论体系比较庞杂，散漫无章，所以规整起来较有难度。

三、与儒家经典目录比较之特点

1.分类细致，级次复杂

佛典目录作为专科目录的一种，收录仅为佛教典籍，往往带有局限性，比之传统儒家经典所收书的种类少了很多，但分类层级却更为细致，分类体系更加严密，可以讲佛典目录对于目录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其分类上。传统的儒家经典分类经过了六分、八分甚至十二分，但最终却定型于四部分类。这里就以《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体系与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分类体系为例，相互对比，以期归纳出佛典目录的分类特点。

自《隋书·經籍志》开始，四部分类法渐成我国古代目录分类的主流体系，至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四部分类体系已臻完美。这一分类法多将图籍分为三层，层层递进。以《四库全书》为例，首先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类；大类之下分设小类，其中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共计四十四小类；第三层在小类中将每一科目再进行细分，如史部传记类，下又分为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和别录五类等等。历代经典图籍在目录中的排列，大多缺乏条理，或以卷数的多少排列，或以时代先后次序排列，或以书名首字笔画排列，没有理致。

佛教典籍中若论分类体系最细致完备的当属智升的《开元释教录》，这部目录分为“总录”和“别录”，“总录”基本模仿《佑录》和道宣《大唐内典录》中的“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没有什么新的创建。但其“别录”却创例颇多，可称之为这部佛典的精华所在。这一部分被分为“有译有本录”和“有译无本录”两部分，与其他经录不同之处在于，它不重视单译本转而重视被重译过较多次的译本，且改“重译”为“合译”。在编次方面，这部佛典目录将是否有译本和是否已亡佚分为两部分，每部分下按大小乘佛经分类，之下再按“华严、般若、法华、涅槃、大集”五部分；不同分支教派的学说观点；是否有存或已佚；地域的差异等进行不同的划分。总共分为六个层级，依次细化，其划分方法细致而繁复，是儒家经典分类方法所不及。后世寂晓《汇目义门》，智旭的《阅藏知津》对其分类方法有沿用和发展。

2.各部分之间联系较少

佛典目录的分类与其所收典籍有关，就使佛经目录形成了完全依照佛经思想体系而建立成独特的分类体系，按照经、论、律划分，之后又分“般若、华严、法华、涅槃、大集”五部分，每类之间相互不干扰，又可单独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分类使每部之间联系较少，各部分之间可以分割。反观儒家目录，因为分类较为笼统，所包含书籍种类的细致、繁多，很多书籍的分类不明确，既可分入这类，又可分入那类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儒家目录多形成一个固定的整目，相互之间不可分割。

3.对于经书的真伪辨别极严

由于中国的佛经大多是翻译而来，所以早期的佛经无成文记载，全靠授经人口头传颂，因时间、地域、方言等因素影响，佛经译本众多，版本难定的情况比比皆是，由此佛典目录对于经书的真伪辨别极为严苛，从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开始就设疑经录，对译经人记载含混、书的真伪有疑问的都做了详细的注释，可见其对佛经版本考察的精细，成为后来佛学家考证佛学经典的一项重要依据。另外，佛典目录对于经书的各版本记载非常详细，如《出三藏记集》中就设立了异书经、抄经两大类。异书经记载了经书的不同版本，抄经记载了不同抄本，这些信息对鉴别版本，考镜源流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反观中国古代典籍，历朝历代都有人对其真伪进行考辨，不过大多是对单一著作的真伪考证成书，以目录书形式对大量书籍真伪进行考辨，并成著作的疑伪书录直至清代才在学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中出现，这是一部专门辩证伪书的著作，被收入在《知不足斋丛书》中。

4.佛典目录后附译经人资料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宗教的原始思想、信仰在传播时势必经过翻译。这就使得佛教目录与中国传统的儒家目录之间有了区别，可看作是佛教典籍自身的特点，也就是大多佛经除作者外还有译者，甚至很多经书不只一个译者，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译经人对佛經内容理解不同，翻译也会有差别。这些译经人大多是中土的得道高僧或佛学研究大家，他们的资料不载于史书中，资料的匮乏和不真实往往桎梏了对这些人的研究。

佛典目录弥补了对于译经人方面的缺失，如在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有《述列传》即为译经人的“传记”，将参与了经书翻译、注释的僧人或佛学家的传记附于其后，可算做这部经录的独创之处。由此可见，在佛典目录中，对于作者、译经人、注释家们极为重视。同样的内容在传统儒家目录中虽亦存在，但多只是对作者行实作寥寥数语的介绍，这种单为其作传的情况比较少见。

5.对于经书的存世状态、版本留存描述详细

传统目录对典籍存亡的记载是比较早的，《汉书·艺文志》中即有对每部典籍的存亡情况的描述。相较而言，佛典目录对于所载经书的存世状态的描述更为详尽，甚至存于何地都有记载。最早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开始记述经籍存亡，后来历代诸录，或者标记是否亡佚，或者直接分为有本无本两大类。这样可以让后人更为直观地了解一部经书的存亡、盛衰情况，也方便后人研究佛学学术之兴衰起伏，甚至达到判别“新经”真伪的目的。

四、结语

我国的佛教目录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分类体系和记载内容的详致上，它对我国的佛典著作进行了整理，记录了完备的佛典目录资料，系统地反映了佛经、乃至整个佛教体系在中国的流传情况，为实现佛经的查找、阅读、使用和研究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门径。同时，它科学的分类体系和图书管理机制，也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目录学体系，是我国目录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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