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地名考辨及校读札记十一则
2018-03-27张婉
张婉
摘 要： 通过对中华书局新修订本《史记》的校勘考证，对《史记》正文和三家注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进行说明，参照《汉书》《史记会注考证》等其他资料，以期对《史记》的不断修订完善做出些许贡献。
关键词： 《史记》 地名考 《汉书》
1.“成安”
《史记·韩长孺列传》：御史大夫韩安国者，梁成安人也。《索隐》：“《汉书·地理志》县名，属陈留。”《正义》：“《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县东二十三里。《地理志》云成安属颍川郡。陈留郡又有成安县，亦属梁，未知孰是也。”
按：韩安国所属成安当为陈留郡的成安。查《汉书·地理志》确载两处成安，一处属陈留郡，一处属颍川郡为侯国。《正义》引《括地志》所言“成安故城在汝州梁县东二十三里”的成安为颍川郡的成安，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河南道》所示，汝州梁县在汝水上游，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兖州、豫州、青州、徐州刺史部》所示，颍川郡成安亦在汝水上游，且汝水中下游又有郏县。此处颍川郡成安即为韩延年侯国，《史记·建元以来功臣侯者年表》有“汉武帝元朔五年校尉韩千秋击南越死，封其子韩延年为成安侯”，《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韩延年侯国在“郏”，即此颍川郡成安。
陈留郡的成安为韩安国所属，其为梁故地，和《史记·韩长孺列传》所言韩安国“梁成安人也”相和。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亦言“汉志陈留颍川二郡者有成安县，而陈留为梁故地，颖川为韩故地，史称梁成安则为陈留之成安无疑”。从《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兖州、豫州、青州、徐州刺史部》亦可证陈留郡成安毗邻梁国在其西部，而颍川郡据梁远矣。
因汉代有此两处成安，所以后世文献记载时经常混淆，《水经注·汝水》：“《地理志》颍川郡有成安县侯国也。《史记·建元以来功臣侯者年表》曰‘汉武帝元朔五年校尉韩千秋击南越死，封其子韩延年为成安侯即此邑矣”；《水经注·汳水》：“成安也，《地理志》曰‘陈留旧名。汉武帝以封韩延年为侯国。”误将两处成安都释为韩延年侯国。
2.“堵阳”“顺阳”
《史记·张释之列传》：“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正义》：“应劭曰：‘哀帝改为顺阳，水东南入蔡。《括地志》云：‘顺阳故城在邓州穰县西三十里。”《汉书·地理志上·南阳郡》：“博山，侯国，哀帝置。故顺阳。”颜《注》：“应劭曰：‘汉明帝改曰顺阳，在顺水之阳也。师古曰：‘顺阳，旧名。应说非。”
按：南阳郡下除载博山外，还并载“堵阳，莽曰阳城”。若按正义的注释来看，堵阳和顺阳当为一地，何以《地理志》两处都并列于下？
查《水经注》载“（堵）乡以水氏县，故有堵阳之名也。《地理志》曰县有堵水，王莽曰阳城也。汉哀帝改为顺阳……是以《地理志》比水、堵水皆言入蔡，互受通称故也①。”可见《水经注》提到的位于堵水旁的堵阳就是《正义》所提到的“水东南入蔡”的堵阳。此堵阳按其地理沿革来看应为为后世文献中所载方城县，具体位于南阳郡东北部。《唐志》有“方城，前汉堵阳县，属南阳郡。后汉改为顺阳。”②《后汉书·朱佑传》“建武二年，更封堵阳侯堵阳，县名，属南阳郡，故城今唐州方城县。”李贤《注》：“堵阳，县名，属南阳郡，故城今唐州方城县。”③《通鉴·汉纪三十三·光武帝建武三年》“至堵阳”胡《注》：“堵阳县，属南阳郡。杜佑曰：唐州方城县，汉堵阳县。”④《通鉴·唐紀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二年》“李愬遣方城镇遏使李荣宗击青喜城”胡《注》：“方城县，本汉堵阳县地，后汉改为顺阳，隋改为方城县，唐属唐州。”⑤《元和郡县志·山南道二》：“方城县，本汉堵阳地也，属南阳郡，在堵水之阳，故名。后汉朱佑为堵阳侯。梁于此置堵阳郡。隋改置方城县，取方城山为名也，属淯阳郡。贞观中，改属唐州。”⑥都证实了堵阳之后名“方城”，为后汉朱佑时所封堵阳侯的堵阳，仅胡注一处提到堵阳在后汉曾改为顺阳，疑此处胡氏亦误将堵阳顺阳的更名沿革混淆，东汉确有某地改名为“顺阳”的记载，只是当为汉明帝改“博山”曰“顺阳”。
关于《正义》引“《括地志》云‘顺阳故城在邓州穰县西三十里”的顺阳跟堵阳并非一地，《水经注》“均水南径顺阳县西，汉哀帝更为博山县，明帝复曰顺阳。应劭曰‘县在顺水之阳。今于是县，则无闻于顺水矣⑦”，可见这里的顺阳是在均水旁的，也就是更名为博山侯国的顺阳，应劭所谓汉明帝改曰顺阳，是复其旧名。《郡国志》“顺阳侯国，故博山。”⑧《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还屯田顺阳”注曰：“顺阳，县名，属南（郡）[阳]，哀帝改为博山，故城在今邓州穰县西。”⑨《后汉书·李通传》“还屯田顺阳”李贤《注》：“顺阳，县名，属南阳，哀帝改为博山，故城在今邓州穰县西。”⑩所以《括地志》所云顺阳当为后改为博山侯国的顺阳，位于南阳郡的西南部，和在唐州方城县的堵阳并非为一地。
那么《正义》所引应劭言和《水经注》所言堵阳在哀帝时改为顺阳就有些值得怀疑。顺阳在哀帝初年就因为封孔光为博山侯而改曰博山，此时顺阳之名暂时闲而不用，若此时将堵阳改为顺阳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后汉书·朱佑传》载“建武二年，更封堵阳侯”，说明“堵阳”并没有因为被更名而废置不用，且史书上也无堵阳被改为顺阳后其他更名情况的记载，钱大昕言“古书未闻以顺阳为堵阳者，盖出于《水经注》，此郦氏误尔。《水经注·淯水篇》：‘赭阳，《地理志》曰：县有赭水，汉哀帝改为顺阳。《后汉书·朱佑传》注：‘堵阳故城在今唐州方城县。方城今裕州也，岂得与顺阳混而为一乎？{11}”，《四库全书考证》：“《正义》：‘应劭曰：哀帝改为顺阳，考《地理志》此注在博山下，不释堵阳，又哀帝作明帝，疑此误。”这种说法是比较合理的，堵阳可能在历史过程中并没有被改名为顺阳，是文献流传过程中本应在博山下的注文错乱了，后人也就因袭了这个错误。
3.《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
按：《汉书》作“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梁玉绳《史记志疑》：“时字衍，汉书无。”《史记疏证》辨惑曰：“时字甚悖。当从梁说。”又王念孙《读书杂志》：“《治要》引此牧下有时字，是也……时读为而，言吾独不得廉颇李牧而为将也。而、时声相近故字相通……《史记·太史公自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汉书·司马迁传》‘而作‘时是其证《史记》亦有时字。”王念孙所举“专决于名时失人情”，此处“时”表转折，所以可以与“而”字通用，证《史记》有时字的用例，但若依王说，“吾不得廉颇、李牧”与其后“为吾将”并非转折关系，将“时”理解为“而”在此处并不能讲通，且仅《群书治要》一处有“时”字，《通鉴》亦无，疑应同《汉书》作“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
4.《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清。”
按：《汉书》作“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史记·汲郑列传》为“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汉书·儒林传》“臣愚以为宜加其葬礼臣”，《汉书·王商传》“愚以为圣主富于春秋”，以及《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多处“臣愚以为”都没有在“愚”字后点开，所以此处删去逗号比较合适。
5.《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文帝称举，（直不疑）稍迁至太中大夫”
按：《汉书》作“稍迁至中大夫”。梁玉绳《史记志疑》：“考百官表，直不疑以孝景中五年为主爵都尉，六年由中大夫令更为卫尉，后元年乃由卫尉迁御史大夫。此脱不具且未尝为太中大夫也。汉传言“中大夫”亦脱“令”字，中大夫令即卫尉”，梁说是也。考《汉官答问》{12}有“大夫掌议论。有中大夫、太中大夫、谏大夫无员多至数十人”，“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备顾问议论政事出则使绝域，使行風俗”，“卫尉，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元年复为卫尉，掌宫门屯”，可见太中大夫和中大夫都是负责议论，以参政上谏为主。而中大夫令所管辖则偏重于军事方面，如“掌宫门屯”。后文“吴楚反时，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可见直不疑此时已带兵出征，与中大夫令这种偏武将的官职比较吻合而非太中大夫和中大夫，所以《史记》《汉书》皆误，当作“中大夫令。”
6.《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至武帝元朔四年，韩安国免，诏拜欧为御史大夫。”
按：当为元光四年。《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都载张欧于元光四年拜御史大夫。且《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有“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可见张鸥于元朔三年之前就已经是御史大夫了，所以史记“元朔四年误。”
7.《史记·韩长孺列传》：“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兵。”
按：“东越”当作“南越”，闽越、东越相攻之事在建元三年而非建元六年，事见《史记·东越列传》，梁玉绳亦有言：“闽越传及汉书皆言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天子遣中大夫庄助持节发会稽兵救之，未至，闽越走，东瓯来降，建元三年事也。其后闽越攻南越天子遣大行王恢大农韩安国将兵击之，未至越杀其王郢降两将兵罢，建元六年事也”，所以“东越”当作“闽越。”
8.《史记·韩长孺列传》：“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于忠厚焉。”《索隐》案“出者，去也。言安国为人无忠厚之行。”
按：《索隐》言“安国为人无忠厚之行”，误也，与上下文意不合，史公在后文言“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有赞韩长孺“宽足用得人”可见是肯定韩长孺的品性的。此处“出”应按照《史记会注考证》理解为“发也”，指韩长孺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他忠厚的品性。
9.《史记·汲郑列传》：“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
按：据《汉官旧仪》：“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可知“丞相史”为丞相属下官员，而汲黯一生最高官至右内史，属九卿之一，未曾做过丞相，何言“故黯时丞相史”？且前文有汲黯为东海太守时“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集解》：“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诸侯内史史各一人，卒史书佐各十人。今总言丞史，或以为择郡丞及史使任之。郑当时为大农，推官属丞史，亦是也。”疑“丞相史”当为前文所言“丞史”，且《汉书·张冯汲郑传》作“黯时丞史皆与同列”，亦可证。
10.《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
按：《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作“南海王织上书献璧帛皇帝”，《汉书·高帝纪》亦有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疑是《史记》因前文有提及“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所以此处误增一“民”字，《史记志疑》亦有“史诠曰民字衍”，当从《汉书》作“南海王织”，且因“民”字之误，《史记》将“王织”看作人名，下划专名线，此处亦应改正。
11.四国围齐问题
在汉代著名的吴楚七国叛乱时，胶西等国叛军曾经共攻过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但对于究竟是四国围齐还是三国围齐，《史记》和《汉书》各有不同的记载。
《史记·吴王濞列传》中有“胶西为渠率，胶东、菑川、济南共围临淄”，是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四国围齐，但后文又有“三王之围齐临淄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从这里看似乎围齐的国家变成了“胶西﹑胶东﹑菑川”三国，《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作“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皆擅发兵应吴楚。欲与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集解引张晏注三国为“胶西﹑菑川﹑济南也。”《汉书·天文志》云“吴﹑楚兵先至攻梁，胶西﹑胶东﹑菑川三国攻围齐。”《汉书·五行志》云“后六年，吴﹑楚畔，济南﹑胶西﹑胶东三国应之，举兵至齐。齐王犹与城守，三国围之。会汉破吴﹑楚，因诛四王。”可见《史记》和《汉书》在提到四国围齐问题的各处都无法统一。
从地理位置上看，胶西、胶东、菑川、济南都在临淄的南部，没有理由三国发兵围齐而缺一国。且若是三国围齐，剩余一国又引兵至何处？《史记》和《汉书》都无相关记载，所以在吴楚七国之乱时，确应为四国围齐。王叔岷在《史记斠证》中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13}，他认为是在后世传抄过程中因字形相近将四误写为三，但三四之误尚可理解，何以在具体列举国名时也经常存在缺少一个的状况？推其源头，应是在太史公写作或者传抄过程中于“三王之围齐临淄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处脱一“济南”，此错误应发生在比较早的时期，导致《汉书》中对四国围齐的各处记载都出现混乱的情况，后人在为《史记》《汉书》作注时未细读原文就轻易下判断，将三四国之误愈加混淆才导致现在的文本前后各处都不统一的情况。据此《汉书·五行志》“时胶东、胶西、济南、齐四（主）[王]有举兵反谋，谋由吴王濞起，连楚、赵，凡七国。下密，县居四齐之中”，颜师古注曰“四齐即上所云胶东、胶西、济南、齐也。本皆齐地，故谓之四齐”，此正文亦脱“菑川”，当为“时胶东、胶西、济南、菑川，齐四（主）[王]有举兵反谋”，颜师古注四齐亦误，都是囿于正文之误而没有详加考证，由此衍生了更多的错误。
注释：
①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730.
②刘昫.《旧唐书》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75：1545.
③范晔.《后汉书》卷二二.中华书局，1965：770.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三.中华书局，1956：1312.
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中华书局，1956：7734.
⑥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中华书局，1983：541.
⑦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十九.中华书局，2007：691.
⑧司马彪.《后汉书》志第二十二.中华书局，1965：3476-3477.
⑨范晔.《后汉书》卷十五.中华书局，1965：576.
⑩范晔.《后汉书》卷十五.中华书局，1965：576.
{11}錢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3.
{12}陈树镛.《汉官答问》卷二.光绪二十五年刻端溪丛书本，P46.
{13}王叔岷.《史记斠证》.中华书局，2007：29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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