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对“辛”的历时替换考

2018-03-27舒慧君

文教资料 2017年33期

舒慧君

摘要：在汉语词汇史中表示“像姜、蒜等的剌激性味道”意义的词语，经历了由“辛”到“辣”的竞争替换过程。文章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对“辛”与“辣”的历史替换过程进行考察。上古主要用“辛”，魏晋开始出现“辣”，并与“辛”展开竞争，宋元时期“辣”已在口语表达中占优势地位，明代“辣”完成对“辛”的替换，并沿用至今，而“辛”主要保留在一些书面语中或者以构词语素的形式出现在某些复合词中。文章还对新词的来源等相关问题略加分析。

关键词：辛辣历时替换

一、引言

表示“像姜、蒜等的剌激性味道”这一意义的词属于汉语常用词的范围，其历史成员主要是“辛”和“辣”。汪维辉曾提出：“在汉语词汇史领域里，常用词历时演变研究是一项亟需加强的工作，现阶段尤其需要做大量的个案研究。”[1]学界目前除了蒋绍愚[2]对“辛”“辣”的词义引申关系做了初步探讨外，有关于两词的历时替换专门研究还很少。本文试图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分析“辣”对“辛”的替换情况，追踪其替换轨迹，并对其替换原因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根据我们所考察到的语料①，表示“像姜、蒜等的剌激性味道”这一义位，上古主要用“辛”，魏晋开始出现“辣”，并与“辛”展开竞争，至宋元时期“辣”已在口语表达中占优势地位，明代“辣”完成对“辛”的替换，并沿用至今，尤其是在口语中往往使用“辣”，而“辛”主要保留在一些书面语中或者以构词语素的形式出现在某些复合词中。

二、历时替换

以下我们将结合中古汉语、近代汉语的语料，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以及明清四个阶段，具体论述“辛”与“辣”在汉语史上的竞争替换关系。

（一）魏晋南北朝

在先秦两汉时期表示“像姜、蒜等的剌激性味道”义主要用“辛”，如：

（1）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礼记·内则》

（2）道出入于口，淡淡非如五味有酸咸苦甘辛也。（《道德經·河上公章句》）

“辣”在文献中作为“像姜、蒜等的剌激性味道”义较早见于魏晋时期葛洪的《抱朴子》《肘后备急方》。

（3）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辣多伤肝，醎多则伤心，甘多则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抱朴子·内篇·极言》）

南北朝时，“辣”的用例零星出现，如：

（4）朝歌大蒜，辛辣异常，宜分破去心，全心用之。（《齐民要术·八和齑》）

（5）未尝稽合，曾无讨论，多以少壮之时，涉猎方疏，略知甘草为甜，桂心为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梁简文帝集·劝医论》）

这一时期的“辣”大多数情况是依附于“辛”，“辛辣”同义连用。但也有少量单独表示“辛辣”义的用例，如例（5）“辣”与“甜”相对。

我们选取了魏晋南北朝的部分文献来调查“辛”“辣”的使用情况：

根据上表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辣”主要使用于口语性很强的文献中，如农书、讲经译文，与“辛”相比，竞争力有限，还处于初期，“辛”是使用的主导词。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南北朝口语色彩比较浓厚的文献，《齐民要术》的语言相当接近当时的口语，是研究南北朝汉语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在这部书中“辣”共出现7处，并且保留有“辛”与“辣”区别使用的情况：

（6）酒色漂漂与银光一体，姜辛、桂辣、蜜甜、胆苦，悉在其中，芬芳酷烈，轻俊遒爽，超然独异。（《齐民要术·笨》）

例（6）“辛”与“辣”对举，说明“辛”与“辣”在词义上存在细微差别，我们在后文会论及两者的区别。

（二）隋唐五代

相比于魏晉南北朝，在隋唐五代阶段“辣”不仅用例有所增加，而且使用范围也有所扩展，主要表现为不再局限于农书这一方面，在地志、文人笔记小说中也已使用，如：

（7）其鼠如家鼠，色小黄，近穴溲溺，气甚辛辣，使人变逆呕吐。（《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上》）

（8）其家尝收莨菪子，其妇女多取之熬捣，一如辣末，置于食味中，然后饮以浊醪。（《玉堂闲话·卷二》）

这一时期“辣”在继承前代用法的同时所担当的句法成分更加多样。可作定语，如《酉阳杂俎续集·贬误》：“贵门礼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麨，殆不可过。”可作谓语，如《备急千金要方·食治》：“胡居士云：世人呼为寒菜甚辣。”

隋唐五代时期部分文献的“辛”“辣”情况如下：

上表明显地反映了“辣”经隋唐时期的发展，它出现的文体更加多样。在上述的文献中“辣”的使用总量虽仍不及“辛”，但是都是单用，独立使用的能力有所增强，还处于发展上升期。我们选取的文献《备急千金要方》中含有“辛辣”意义的大多是医药专名，使用的基本是“辛”，这与六朝时期的医书《肘后备急方》《刘涓子鬼遗方》情况相同，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古代医方传承前代的内容比较多且保守性比较强”[3]，在当时口语中“辛”“辣”使用的数量差距可能没有这么大。从《肘后备急方》时期到《备急千金方》时期，“辣”在医方中的用例从无到有也说明了它在口语中逐渐活跃。

（三）宋元

宋元是“辣”替代“辛”的发展关键期，两者处于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辣”出现的文体相较于前一阶段进一步扩大，经常出现在诗词中。如：

（9）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辛弃疾《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

（10）捣香筛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带雨浑。（苏轼《新酿桂酒》）

这一时期“辣”的构词能力有了新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单用或者与“辛”组合，出现一些新的组合结构，如：

（11）蛇麻、辣蓼各二十斤，剉碎、烂捣入瓮内，同煎五七日，天阴至十日。（《北山酒经·总论》）

（12）酒浆多浆臭而无香辣之味，以此知须是六月三伏时造下浆，免用酒浆也。（《北山酒经·卧浆》）

（13）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玉川子》）

新词与旧词的组合能力是有所区别的。通常是新词组合能力比旧词组合能力强，新词常常可以跟新成分组合，而旧词跟新成分组合就比较困难，旧词的组合关系多是沿袭它之前的一些固定搭配。

例（11）中的“辣蓼”是偏正结构，已经成为一个专名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它的命名原因与其性辛有关，《说文·艸部》：“蓼，辛菜，蔷虞也。”[4]例（12）中的“香辣”是并列式结构，而且沿用至今。例（13）中的“甘辣”与“甘辛”相对照，“甘辛”较早见于《释名·释宫室》：“铨度甘辛，调和之处也”，宋代时“甘辛”仍在使用，《云巢编·赠送卢总赴调》：“百草皆有种，风土不可移。甘辛与美恶，所得自适宜。”例（13）的“甘辣”说明“辣”已经开始进入先前与“辛”组合的复合结构中，“先从独用开始替换，然后发生语素的竞争”[5]，“辣”的构词能力在不断扩张并已经侵入“辛”的构词领域。

宋元时期典型文献中“辛”“辣”使用情况如下：

对比表中的语料用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宋元时期的书面语（如《宋史》）中“辛”“辣”势均力敌，而在口语性强的文献（如《朱子语类》）中“辣”已经逐渐赶上并超过“辛”。从宋代到元代“辣”文献用例也呈逐渐占优势的趋势。因此，“辣”在口语性强的文献中替换“辛”的起始时代当不晚于元代。

（四）明清

“辣”在明清时期用例迅速增多，成为表示“像姜、蒜等的剌激性味道”的主导词，“辛”一般不獨立成词，作为语素出现在医方术语中或早期由“像姜、蒜等的剌激性味道”引申而来的“辛盘”“辛苦”“辛酸”等复合词中。

明清时期典型文献中“辛”“辣”使用情况如下：

蒋绍愚先生曾提出“其中的语言可能反映不同的时代层次，不能看作一个时代平面”[6]，对此我们暂且不论。《金瓶梅词话》以山东方言为主，《三国演义》也属于北方官话，而《水浒传》则是以南方官话为基础，因此，无论是在北方官话还是在南方官话中，“辣”已经成为通语中的主导词，对“辛”的历史替换大致在明代已经完成。

明末之后，“辣”的语义指向也发生了变化。明后期，辣椒传入中国，最早记载于高濂《遵生八笺》，称之为“番椒”，但尚未进入饮食领域，仅作为观赏性植物和药物。明嘉靖河北方志《南宫县志·物产·蔬属》称其为“辣角”。清乾隆年间，辣椒已开始被食用，并被称为“辣椒”[7]，沿用至今。由“番椒”到“辣椒”的称谓演变也可见“辣”在构词功能上已经取代“辛”。辣椒进入饮食领域后，逐渐取代传统姜、花椒的地位，因此现代汉语中表示辛辣刺激性味道时也多指辣椒，而非姜、蒜等。

“辛”在《阅微草堂笔记》《缀白裘》《明清民歌时调集》中都是单用或出现在专名中。如：

（14）后之学者，论甘则忌辛，是丹则非素，所得者浅焉耳。《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

（15）朱衣两袖漾春光，荐辛盘，淋漓椒酿。《缀白裘·永团圆·堂婚》

文言色彩浓厚，文中用例当时沿用古语所致。《明清民歌时调集·挂枝儿》：“愿对威灵仙发下盟誓，细辛将奴想，厚朴你自知，莫把我情书也，当做破故纸。”诗歌以中药名细辛为令，“细辛”一词也是沿用古语。

三、“辣”对“辛”的历时替换相关问题讨论

通过上文对“辛”“辣”的历时替换过程的探究，我们在这一节中主要讨论与之相关的三个问题：新词的来源及年代；口语词与书面语词的关系；常用词演变的原因。

（一）新词的来源

汪维辉在《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中将新词的来源归为三个途径：（1）方言；（2）新词是由其他词引申而来的一个新义；（3）来自其他语言[8]。辣，《说文》未收录。最初作“辢”。《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辛甚曰辢。江南曰辢，中国言辛。”《通俗文》成书于东汉末期。原本《玉篇》仅存残卷未见“辣”字，今本《玉篇》：“辢，力达切。辛辢也。痛也。”[9]又《广雅·釋言》：“辢，辛也。”[10]由此可知“辣”来源于南方方言，表示“像姜、蒜等的剌激性味道”义。由于古代经常使用姜蒜作为刑法时的辅助工具，引申出“痛”义。在表示“像姜、蒜等的剌激性味道”的程度上，“辣”比“辛”更重，这与前文引用的《齐民要术》例（6）相吻合。

“辢（辣）”疑是“瘌”的后起俗字，至少在东汉末已经产生。《说文解字》未收录“辣（辢）”，“瘌”，《说文·疒部》：“楚人谓药毒曰痛瘌。”[11]《方言》：“凡饮药傅药而毒，南楚之外谓之瘌，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痨，东齐海岱之间谓之眠，或谓之眩，自关而西谓之毒。瘌，痛也。”[12]“瘌”也是楚地方言詞。《玉篇》：“辛也。亦痛瘌也。”“瘌”兼有“辛”“痛”义，与“辣”同义。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辠人备受楚毒，故引申为辛苦、辛辣。”[13]“辣”与“瘌”中古音相同，均为卢达切，属于来母月部。《篆隶考异》：“辣，俗，篆作瘌。罗达切。辛也。”《说文通训定声》：“今苏俗言物味辛曰辣，辣即瘌之俗。”[14]在后来的文献用例中通用“辣”字。现代汉语普通话表示“痛；伤痛”用“辣”，广东俗语中用“瘌”。《广东俗语考·释疾病》：“瘌音辣。《说文》：‘楚人谓药毒曰痛瘌。《方言》：‘凡饮药传药而毒。南楚之外谓之瘌。今俗亦云瘌，瘌痛。”

（二）口语词与书面语词的关系

李如龙就两者的关系提出：“汉语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并不只是“语体色彩”上的差异，而是牵连到汉语词汇本体———造词的本源及后来的流变的特征。”[15]汉代之后言文分离，产生于口语中的词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过程才有可能进入到书面语词系统，被文献典籍记载。也就是说，某个词在被文献记载之前可能在口语中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由于古代记载口语的材料很少，书面材料又存在流传过程中的遗失、篡改等情况，所以书面语中新词产生、替换的时代与口语中的可能不一致，通过书面语很难准确判断口语词产生、替换的时代。化振红进一步指出：口语成分进入书面语自东汉末年萌芽，到南北朝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16]

“辣”至少在东汉时期已经产生于楚方言，而在现存文献典籍中的用例真正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中用例最多的是《齐民要术》，一共7例，贾思勰生平主要活动地点是山东，属于北方，所以，“辣”进入北方口语的时间可能是在东汉末期至魏晋这段时间。“辣”在宋元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已经成为表示“辛辣”意义的主导词，到明代已经完成对“辛”的替换，而在实际口语中“辣”对“辛”的替换完成年代可能是唐宋时期。但是由于文献材料缺失，难以确证。

（三）常用词演变的原因

关于汉语常用词演变的原因，大致可以从语言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分析，李宗江在《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中将其归为八个原因，论述详细，不再赘述。

“辣”对“辛”的替换原因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以来，南方经济逐渐发展，南方文化的影响力也相应地扩大，作为南方方言词“辣”在这一过程中进入北方文化。但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来源于语言系统内部。“辛”的语义负担过重是导致替换的重要原因。词汇系统存在一个动态平衡机制，“如果一个词所承担的义位过多，就容易在使用中发生歧义，这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后果是变为复合词”，“另一种后果是导致在与词义负担较轻的同义成分的竞争中失败，以致最后消失。”[17]在南北朝以前，“辛”在字形上同时承担着表示天干、姓氏、刺激性味道等多个意义的功能，在表示刺激性味道的意义上又引申出“悲痛”“劳苦”义，可见，“辛”的语义系统比较广泛，但是这种优势也成为它的劣势，语义负担过重导致其表义清晰度受到影响，这为表义明晰、义项较少的“辣”提供了条件。复合词“辛辣”的大量使用以及由“香辣”等新复合词的产生就是这种竞争后果的表现之一。

同时，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也是常用词演变不可忽略的原因。王力（1980）在《汉语史稿》中曾说：“在口语里，同義词达到了意义完全相等的地步是不能持久的。”[18]当“辛”与“辣”同时具备表示“辛辣”义时，就会受到语言经济性原则的制约而分化或者淘汰其中一个。

注释：

①本文所用语料大多来自“瀚唐典藏数据库”，个别未收文献来自“汉籍全文检索系统”。

参考文献：

[1]汪维辉.常用词历时更替札记[J].语言研究，1998（2）：139.

[2]蒋绍愚.五味之名及其引申义[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3）：56-57.

[3]范长喜.“卵”和“蛋”的历时替换[J].汉语史学报，2006（06）：199.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9.

[5]殷晓杰.“面”与“脸”的历时竞争与共时分布[J].汉语史学报，2010（9）：162.

[6]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5-26.

[7]胡乂尹，丁晓蕾.辣椒名称考释[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4（3）.

[8]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修订版）[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406-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