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琦 中南大学

一、技术决定论的发展历程

(一)技术决定论的建构背景

技术决定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技术发展理论的一类观点，在当时影响广泛并形成流派。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概念，学界普遍认为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于1929年在其著作《工程师与价格系统》中提出的。[1]

实际上，技术决定论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在近代科学的兴起下逐步形成的一种思潮。15世纪下半叶起，近代科学体系的各个分支逐渐完善。科学的发展除了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之外，也在思想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理性至上的科学思潮盛行，这种理性思潮把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作为看待和解决各种问题的终极世界观，即“技术决定论”。

(二)技术决定论的代表性观点

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从多个角度来看可作多种分类，比如强技术决定论和温和的技术决定论、技术乐观论与技术悲观论，以及技术自主论、媒介决定论和技术统治论等。[2]

在数字图书馆的相关研究中，最为突出的观点是强技术决定论观点。强技术决定论的持有者以奥格本学派为代表，他们认为，技术的升级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最为核心和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同时，他们否定社会大环境对技术发展存在着反作用乃至制约效果。

比较而言，温和的技术决定论更强调在大环境下看待技术，既认可技术发展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又承认技术的进步以人类历史的整体前进为前提。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的变革受各种因素影响，又反作用于各项因素。[3]

二、从技术决定论看数字图书馆研究

(一)技术对数字图书馆发展存在重要作用

数字时代由数字技术开启，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上得到了具体而明显的体现，技术革新助推数字图书馆建设，使其优势突出，发展迅速。

首先，读者的知识需求与日俱增，促使传统图书馆不得不对其功能定位、资源储存方式以及提供的服务种类等进行全面调整，并且被动升级。经过数字技术加持的数字图书馆，拥有巨大的资源容量，而且在使用上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为数字图书馆的功能拓展和服务形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数字图书馆的突出优势下，传统图书馆的竞争力已经大不如前。

其次，数字图书馆的即时查询功能使得书籍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海量资源的使用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另外，相比传统图书馆的单向知识索取，数字图书馆以资源查询的即时性和互动性拉进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这也是传统图书馆无法比拟的。

所以，技术的变革无论在服务读者的层面，还是在更新自身资源配置和提高效能的层面，都为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 二)技术并未全面决定数字图书馆发展

数字技术塑造了数字图书馆的外在与结构，但是数字图书馆的内核与肌理，必须有丰富的内容作为填充。数字图书馆从诞生到发展完善的过程，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文献内容相互结合与发展的过程。[4]

数字技术为形，文献资源为体，数字图书馆是二者相互融合的产物，缺一不可，数字技术固然重要，但只是增加和优化了数字图书馆的附加功能。书籍文献等物料资源仍然是数字图书馆建构最为重要的基础，文献的积累带来的是文化底蕴与历史内涵，缺失了底蕴与内涵，数字图书馆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可见，将技术决定论应用在数字图书馆发展的观点研究上是片面的，以技术为根本，只看到技术的自主性，必然会低估与技术同期作用于事物的其他影响。就数字图书馆而言，技术不该越过内容成为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核心，独立于技术外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影响更加不能忽视。[5]

(三)形成科学的数字图书馆研究观

科学的数字图书馆研究观要集众家所长，也要吸取经验教训。在“数字图书馆”这一概念刚刚出现时引起的讨论中，占据主流的观点就有“唯技术主义”的倾向，这类观点更多地认为“数字图书馆”是一种技术体系，对于数字图书馆的定义也都难以避免地强调数字技术，如“数字图书馆是超大规模的可以跨库检索的海量数字化信息资源库”。[6]这类观点忽视了图书的传统资源底蕴，更忽视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重大影响。另外，过分强调“数字”的作用导致技术决定论被变相吹捧，也使得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不能保证相对客观。

因此，数字图书馆研究要尽量全面的看待数字图书馆构成这一系统中的各个方面，大到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内容的底蕴挖掘、建设原则和社会职能，小到数字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乃至人员组织构成。摒弃片面的技术决定论，不忽视任何一个小的部分，综合考量，才能形成正确的数字图书馆研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