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晖　叶汝惠

摘要：

赫伯特·里德早年纠缠于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之间，并与现代主义一度存在违和感，后来则致力于建构一种基于“科学性”的诗歌理论。借鉴当时的心理学发现，里德阐发了“有机形式”和 “个性”两个诗学的核心概念。里德坚信，诗人生来具有直观本质领域的能力（里德将其称为“原创力”），其诗学的两个核心概念也围绕着这个“原创力”展开，并归结和统一于此。

关键词：赫伯特·里德；原创力；有机形式；个性

中图分类号： I106.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1009406

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1893—1968），英国诗人、艺术评论家和美学家，曾担任英国美学学会主席和英国知名美学杂志《伯灵顿杂志》的编辑。其一生著述等身，问世的作品多达六十余部。国内学界对里德学术的關注点主要集中于其美术领域的艺术哲学及其艺术教育理论，对其作为诗人和文艺批评家方面的建树却鲜有关注。本文在追溯其艺术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就其诗论的两个关键词“有机形式”和“个性”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生命与情感的向度

20世纪20年代见证了英国文艺思想界的深刻变革。向19世纪一统天下的浪漫主义发起反拨、寻求新的表达形式成为这场变革的主要表征。当时与浪漫主义决裂得最彻底、引领并昭示着这场变革走向的领军人物是T. S. 艾略特和T. E. 休姆。赫伯特·里德作为诗人兼文艺批评家正是在这个时期登上英国文坛的。里德在上述两位思想先驱的影响下开始其文学活动，继而又脱离两者的影响而自成一体。这种受影响与去影响的转变，可以从里德早期的诗歌理论里得到印证。

当时反浪漫主义的代言人之一休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沙场，后里德于1924年整理并出版了其遗稿集《观察》（Speculations）。从遗稿里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休姆的主要思想脉络：猛烈抨击居于文艺复兴思想巅峰的人文主义，不屑于卢梭及其追随者对人类无限潜力的迷信，认为人类生而背负着原罪，即便能够成就有限的正义事业，无非也是因为有传统和组织作为依托，因此休姆主张，未来的人类有必要像中世纪那样的追随某种绝对价值[1]57。休姆的文艺思想与此一脉相承，带有鲜明的古典主义烙印，并对浪漫主义鼓吹的个性解放和由此而至的无限可能和潜力不遗余力地泼去冷水。在他看来，诗人即便在诗性想象天马行空时，也不能忘却自身的限度。而浪漫主义诗歌情感泛滥，缺乏理性的明晰度，因此有必要对想象力进行纠偏并重新审视诗歌[1]119-120。基于此，休姆倡导并创作“20世纪新诗”，主张以身边事物为创作素材，追求客观而精确的描写。在这类“新诗”里，意象主义已然初露端倪。不过，意象主义对里德的影响仅仅是技法层面的，其诗歌实际上大大游离于意象主义的旨趣，这可以从休姆和里德诗歌的区别里看出来。

Autumn

（by T. E. Hulme）

A touch of cold in the Autumn night——

I walked abroad，

And saw the ruddy moon lean over the hedge

Like a red-faced farmer.

I didnt stop to speak， but nodded，

And round about were the wistful stars

With white faces like town children.

The Pond

（by H. Read）

Shrill green weeds

Float on the black pond

A rising fish

rippling the still water

And disturb my soul

休姆的诗通过意象客观而准确地描绘出特定情景，显得有几分“干燥”（缺乏情感）——一切秋夜里可能酝酿出来的情绪都被尽量压抑着，含而不吐。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把浪漫主义诗人偏好的星星和月亮这类寓意无穷的意象与“红脸农夫”和“文弱孩子”类比，将读者的心思由旷远迷茫的太空引向踏实冷峻的地面。可见，诗人对浪漫主义的感情泛滥是抱持戒心的。里德的作品是一首简洁的情景诗，也体现出意象派诗歌的特征。但该诗没有休姆式的“干燥”，尤其最后一行更是抹上了明显的个人情感色彩。在技法上，意象主义排斥情感，里德反其道而行去渲染自身情绪，可见其并不打算像休姆那样鲜明地打出古典主义旗帜。

这种对比暗示着此后里德诗歌的发展趋向。总的说来，里德诗歌简洁明快、具有明显的形式感，这是其早先接受意象主义影响的痕迹。另外，里德的诗歌理想与庞德和艾略特等人大异其趣。对肇始于意象主义的现代主义，里德始终对其存在某种违和感。他后来说自己在技巧上是现代主义，但作为诗人自己并不见容于当时的时代。这种表态实际上道出了里德的心声：与休姆、艾略特等城市知识精英不同，里德成长于田园，其诗歌理论与“生命”有某种难以割舍的纠葛。 “对生命本能的执着”在里德艺术理论里居于核心地位，这是其理论特色所在，也是其浪漫主义理论的支撑点。早期的里德一方面意识到自身与所处时代的违和，另一方面也积极消化、吸收着休姆和艾略特思想，其最初诗论作品《理性和浪漫主义》见证了这种矛盾和努力。

二、在理性与烂漫之间

20世纪20年代，一大批对英国文艺思潮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作品相继面世，其间有艾略特的《圣林》和“玄学派诗人”，I. A. 理查兹的《文学批评原理》和之前提及的休姆的《观察》等。尽管主旨和切入路径各异，这些作品的一个相通之处是对烂漫主义强调的情感和个性张扬持批判态度。而且，与现代诗一脉相承，这些作品都强调明晰的理性对诗歌创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里德的论文集《理性和浪漫主义》就是基于当时甚嚣尘上的“理性主义”展开讨论的。他认为，对艺术个案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归纳，最终可以抽象出若干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批评家的任务即在了解这些概念的基础上，通过不断超越个案来实现对传统的实践和证明[2]4。因此，理性对于批评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理性才能对艺术进行客观、科学的阐明。里德反对艺术里存在某种超科学的神秘力量的暧昧论，并指出通过暧昧的方法可以理解理性不能穷尽的东西是一种迷信的观点[2]18。基于以上立场，里德提出了其艺术观：由理性启发所致的作品是值得推崇和信赖的艺术；艺术赋形式于混沌，把流动不居的东西凝定下来，是我们把握这个混沌世界的手段之一；艺术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能够带来清晰表达和秩序的诚实思考[2]21-22。

里德的理性主义实际上与休姆的古典主义、艾略特的传统轮、理查德的新批评理论不无共鸣之处。他强调理性在創作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情感和思想相得益彰是诗歌的最佳境界，这又与艾略特标榜的“形而上诗人”的主旨如出一辙。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难发现里德自己的见解和声音。比如，他这样评价形而上诗歌：科学证明了大量的现象，但这些证明尚处于一种零散状态，远没有上升到统一、和谐的境界。数理哲学和形而上诗歌也从另一方向证明着这些现象并努力达成某种统一与和谐[2]58。看来，里德对诗歌功能是寄予了某种乐观期待的。而且他强调教条的重要性，这与当时任何一种批评流派相比都堪称古典主义的标榜者。同时里德承认，尽管某个流派因执着于特定教条而明确自身立场，但也没有必要拘泥于教条，因为情感或情绪会自然而然地推动批评家朝着其他方向偏移——这与里德后期标榜的作为其浪漫主义理论基点之一的“个体流动性”的观点又一脉相承[2]29。或许在《理性与浪漫主义》里最能彰显里德理论特色的莫过于其对精神分析学的关注了。比如他用荣格（C. G. Jung）的思想来解释艺术的创作过程：艺术家内部存在对立统一的两种倾向。其一指向摆脱束缚的解放本能，它驱使艺术家去寻求以隐秘方式来释放本能的白日梦体验。与此相对的是，艺术家力求在作品里彰显伦理诉求、追求秩序感和形式美。当对立的两面达成平衡和统一时，艺术作品就应运而生了。此外，里德认为这两种倾向分别对应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2]19，其对理性和感性的矛盾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理性与浪漫主义》记述了里德早期所受的文学影响及由此体会到的违和感， 此后里德的浪漫主义立场逐渐凸显出来。里德晚年在回忆录里忆及这段思想发展历程时指出，论集题名“理性和浪漫主义”不仅概括了其早年纠结于理性和浪漫的思想历程，而且昭示着此后文学生涯的走向。一方面，里德当时的思想充满着辩证、对立的思维，其思想的发展和跃迁正是得益于这类理性思维。另一方面，里德认为艺术的功能是对内在于人类经验里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进行调适，进而达成两者的协调和统一。显然，单纯通过追随理性法则不能达成这种协调和统一——正是基于这一点，浪漫主义终极的合法性得以凸显[3]353。事实上，里德倾其一生来阐明的正是这一“真理”。

1932年《现代诗歌形式》（1）一书的出版代表着里德摆脱艾略特和休姆等人的影响而向浪漫主义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这部诗论里，里德以此前一直纠结的理性和浪漫为对象，展开对居于其浪漫主义理论内核的“有机形式论”和“个性论”的阐发和论证。以下基于该作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分析，以阐明里德心中的浪漫主义究竟为何物。

三、有机形式论

在《现代诗歌形式》开端，里德谈到其作为诗人兼评论家的创作体会，指出当单纯的古典主义不足以阐明创作体验时，浪漫主义往往呼之欲出。里德进一步指出这种体验应该为所有诗人所共有。他援引法国诗人安德鲁·纪德来说明这一点：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纠葛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正是这种纠结成就了艺术作品。当诗人内心的节制、秩序战胜冲动和情感时，作品体现出古典主义取向；反之则为浪漫主义取向。此外，感情充沛的作品体现出更高的审美性，压抑情感的作品则显得冰冷、乏味[4]17-18。正是基于纪德的此番见解，里德从自身体验出发，提出了自身独特的形式理论。

里德最初关注的是诗歌形式，提出了“有机形式”和“抽象形式”（2）的区分。他这样区分这两种形式：当雅利安人大举入侵南亚时，其饰品上的动物形神具备，极富动感和生命力。原因是绘制者有意让这些动物身形倾斜，旨在凸显力量感和自然活力。里德将这种绘制形式称为“有机形式”。雅利安人在南亚定居下来后，其动物图饰开始体现出某种模式化倾向，渐渐地被定格为某些复杂的图案模式。里德认为这是制作者有意压制创作热情和冲动，以抽象化的图案模式来对世界进行理性的“编程”。里德将这种模式称为“抽象形式”。里德进一步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界定：体现出自身独特品格，而且能与内容融为一体的为“有机形式”——一种张扬生命温度和色彩的形式。而当某一“有机形式”被固定下来而重复使用，创作意图与创作者的热情和冲动逐渐脱节，内容被动地去适合既定形式，这种既定形式就是“抽象形式”。里德继而将这两种形式分别与“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对应起来[4]19。

里德对形式的这种区分并非独创，实际受到了F. W. J. 谢林、S. T. 柯勒律治、R. W. 沃林格以及休姆等人的启发。比如，沃林格在其《抽象与移情》（1908）一书里区分了移情冲动和抽象冲动。按照沃林格的说法，艺术家对外界没有任何恐怖感并抱有信赖感和共鸣时，以自然之美为对象产生的写实趋向是移情冲动。当信赖感与亲近感被恐怖和不安取代时，作品不再这样再现自然，而是以规则化的形式来对之进行再现，这种倾向就是抽象冲动[5]124。沃林格强调的抽象（或者规则化）后来成为休姆反人文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休姆进而从拜占庭艺术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艺术的对比中，明确了拜占庭艺术中某种坚固但缺乏活力的“几何学形式”，这种形式恰好体现出一种能与人文主义相抗衡的宗教态度。因此，休姆确信，现代主义艺术最终将借鉴甚至效法这种抽象形式[5]26。休姆的思想历程大致可以从“反人文主义——宗教态度——抽象的形式——反浪漫主义”这样的演变图式来进行概括，里德与休姆诗学的理论渊源与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与休姆相对，在柯勒律治及谢林艺术论思想的影响下，里德声明其诗论的宗旨是 “为浪漫主义回归而辩” [4]135，即要让诗歌在20世纪的“新形式”中得以复苏。为此里德认为，诗歌必须奉柯勒律治和谢林的艺术论思想为圭臬。在其后来的《感情的真实声音》（1953）里，里德更是专辟一章来讨论柯勒律治的“有机形式论”，并全文转载了谢林的《关于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一文的英文版。现以这两部分内容为基础来深化对里德形式论思想的分析。

里德认为，模仿的作品不过复制了自然的面具。要创作真正的艺术，必须掌握一种超越表象而直抵本质领域的“原创力”（natural naturans）。艺术家要获得这种“原创力”，只有通过“直观”，即艺术家委身于无意识，在电光火石的瞬间与这个“原创力”形成圆融无间的一体，进而采用某种形式来对本质进行再现。艺术家“直观”本质之时，往往没有现成的形式可以“对号入座”，原因在于不存在某种既成的、终极的形式专门服务于本质的再现。在形式对本质的再现过程中，造作的、牵强的形式就像“强扭的瓜”，会削弱本质的表现；而自然的、自发的形式则利于本质的凸显，这种形式就是“有机形式”[4]123。里德标榜的“原创力”实质上是内在于诗人生命体内的某种潜势，这种潜势使得“本质领域”向诗人敞开。犹如醍醐灌顶一般，诗人瞬间得以融入本质，并以一种张扬生命向度的“有机形式”直观本质。正是“有机形式”赋予作品以生命的温度和底色，从而让作品充盈着“有机”的生命力[3]184。

里德研究专家哈德尔（Worth T. Harder）指出，“有机形式论”本质上不过是以新的术语和措辞对“灵感”这个暧昧的概念作出“科学的解释”[3]125。如果说诉诸于暧昧来说明理性不能穷尽的东西是迷信，那么里德的对策是用“直观”来解释“灵感”，从而与“暧昧”拉开距离。作为认识方式，“直观”在里德诗论里占据核心地位。对里德而言，无论“灵感”多么空灵而不可捉摸，其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对诗歌创作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此乃“灵感”客观性之所在。由此，里德以某种“理性的”表述對“暧昧的”东西进行阐明，其实质不过如哈德尔所言，是让19世纪的旧式浪漫主义披上“理性”的“新衣”。

四、个性论

与里德的形式论紧密相连的另一个概念是其“个性论”。同样，在考察其个性论时，为了避免最终沦为单纯的印象批评或者神秘主义，里德援用了当时的心理学理论来使其“客观化”。里德强调，应该秉持科学的态度、执着于客观性是其诗论的主要理论品格[2]2，而且，里德对新生事物的爱好和好奇也是当时文艺理论界众所周知的。除了心理学外，里德还积极吸纳其他领域的最新成果，致力于为其“个性论”寻找客观、科学的依据。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说：“一个艺术家在前进时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做到了消灭个性这一点，艺术才可以说达到科学的地步了。”又说：“诗不是放任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6]61里德个性论的逻辑起点也是这种“个性否定论”，但他认为艾略特的“个性”在概念上尚不够明晰，于是尝试用弗洛伊德心理学原理来对其展开尽可能“客观”的诠释。里德指出，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内部都有一个连贯、整一的精神系统，这就是“自我”，这个“自我”大致等同于“个性”。“自我”好比是一个被动地接纳、储存个体印象、感受、知觉和思维的精神储存器。作为抽象的容器，自我没有特定形式，而是在不断地被刷新、不断地生成。因此，追求新异体验和自由生命形态成为自我的属性之一。诗歌充盈着情感和冲动，其理所当然，而且完全是“自我”（个性）的产物。个性虽然不定型，但具有某种内在的整一性、连贯性和体系性。即便在现实世界里的缺少个性活动的客观证据，个体自身经验的整一性、连贯性和体系性却是先天的，此乃基于生的意志的缘故[4]33-34。

里德的生命哲学是其形式论和个性论的交汇之所。对里德而言，个性是诗人原创力的寓居之所。为了获得近乎“原创力”的想象力，逻辑世界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为此诗人必须遁入记忆之网深处那片“自然的、本源的和混沌的”的无意识领域。具体说来，这个过程是艺术家秉持自身个性，以自身经验为线索，获取进入无意识领域的途径，从而触及“原创力”，进而达成对“本质”的直观或领悟。相应的，里德标榜的“灵感”也就包含了将从无意识领域中获得的启示经由“形式”意识化的心理过程。里德援引亨利·詹姆斯的创作手记这样解释从无意识向意识跃迁的过程：诗人面对自身个性，就如同面对光明和黑暗正在交织、摇曳的地平线，经由一丝经验线索的启明，“本质”从黑暗、混沌的记忆之池深处（潜意识领域）浮泛，逐渐抵达前意识领域，进而在更多经验之光的照彻下，刹那转变为明朗的意识[4]122。

里德声称诗来自个性，艾略特则标榜诗要逃避个性。尽管说法不一，实质上两者都强调超越个性、让个性成为某种中性的媒介并发挥促进灵感生成的“催化剂”作用。艾略特用二氧化碳和氧气产生反应生成硫酸的化学反应来说明个性在创作中的地位：个性类似于在该化学反应中作为反应媒介并且能加快速度的铂金丝。在里德看来，个性作为记忆与经验的储存之所，是无意识的温床和灵感的策源地，发挥的就是促发灵感生成“铂金丝”的作用。艾略特将过去和现在杂糅在“历史感”这一维度里来认识，里德则让意识与潜意识在“理性直观”的瞬间接通，实现对“本质”的把握。可见尽管里德与艾略特对个性采取了不一样的阐发路径，但两者殊途同归。而且不难理解两者的个性论与我国古典文论倡导的“静虚”或者济慈标榜的“消极能力”应该说也是一脉相通的。

在“作为中性媒介的个性将把诗人引向何处”这个问题上，两者得出的结论却各有侧重。艾略特主张逃避进而超越个性——这种对个性的“超越”形成了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传统。诗人藉由“历史感”把自身与传统有机地融为一体，并在构建新的传统的路上成为其中一分子，发挥自身的作用。艾略特的古典主义立场，由此可见一斑。里德的个性论则指向“灵感”这样暧昧的领域，或多或少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尽管如此，里德援引了大量来自心理学者、诗人、小说家和哲学家来阐明“灵感”的客观实在性。比如在《论诗歌形式》最后，里德引用G. 桑塔亚娜来说明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如果终其一生在爱的恍惚和意念的狂喜中未曾邂逅过灵感的迸发，可谓遗憾之至。灵感是艺术的源泉，而且正是在灵感生成的瞬间，艺术的最高机能得以激活。[4]188-189在其自传中，里德也有类似论述：“如果说我执着于桑塔亚娜称之为具有超越价值的本质领域的话，那是因为这种价值对我而言，就像木块和石子一样明确而实在。……诗的本质不是任何一种科学器具可以测定的，除了直观之外别无它途。”[4]110

五、评析

“生命体对本质领域的纯粹直观”是里德诗论立足的基石。里德承认其诗论体系如果失却了以此作为支撑将像积木一样坍塌。但事实上，要科学、客观地探讨诸如“原创力”和“直观”（或者“灵感”）之类的东西是很困难的，而且把诸如此类抽象和暧昧的东西作为理论基石未免显得有些随意。其“直逼本质的灵感是艺术家的创作源泉”的见解，对多数人来说便不难理解，但问题是，这种“灵感”有多大的现实操作性呢？艾略特说“对二十五岁以上的诗人而言，历史感是必不可少的”[4]122时，旨在说明灵感的不可靠和诗人迟早都会归属于一个理性的“传统”。很多浪漫派诗人的创作实践也说明，要保持持续的灵感是何等困难，而且仅凭灵感也成就不了一首诗。里德意识到这一点，但诗歌对其仍是某种离开灵感就无法成就的东西。显然，艾略特所说的“对诗歌抱有兴趣而又负有责任感”[4]122那类成长于“传统”的诗人，是写不出里德标榜的“理想的、纯粹的诗歌”。里德因追捧无政府主义而在文艺界知名，而其执着于某种缺乏现实操作性的艺术理想的“责任感”，应该算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其诗论里的典型表征了。显然，里德追求的“理想的、纯粹的诗歌”在现实里并不存在。对此里德的解释是，诗作为本质的再现方式之一，滋养于现实，其纯度将不可避免地被现实中诸如情绪和观念等不纯的要素冲淡。种种再现本质的“纯然的”意象将因“视野融合”而变得模糊，其性质和特征也不再显著和鲜明[4]122。看来，关于“文学再现本质”的问题，里德一方面过于理想化，另一方面却又过于悲观。

由此看来，里德的有机形式和个性论，实际上是以现实诗歌诞生之前的那个理想的创作过程为探讨对象的。这不过是一种理想状况下的理论预设，至于其现实操作性，里德做出更多论证，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相比较艾略特，里德的诗论缺乏感染力与影响力。基于无法证明的前提、以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为目标，里德的诗论体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和臆断性，不过也正是这种理论特色使其避免成为艾略特的附和者与追随者——这也是里德诗论的个性所在。

注释：

（1）本文所有引用《现代诗歌形式》（Form in Modern Poetry）的内容，均出自Collected Essays in Literary Criticism， 该书全文刊载了《现代诗歌形式》。

（2）里德文中的“抽象”与很多哲学流派里的“抽象”不是一个概念。《现代诗歌形式》里论及“抽象”，其含义大致是“法则的”或者“规则的”。

参考文献：

[1]T. E. Hulme. Speculations[M]. London： Routledge， 1960.

[2]Herbert Read. Reasons and Romanticism[M].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1963.

[3]Herbert Read. The Contrary Experience[M]. Now York： Horizon Press，1973.

[4]Herbert Read. Collected Essays in Literary Criticism[M]. 2nd ed. London： Faber & Faber， 1962.

[5]Worth T. Harder.A Certain Order[M]. The Hague： Mouton.

[6]朱剛.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Abstract：Herbert Read got entangled i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Classicism and Romanticism and was always in odds with Modernism in his early literary career. Later on he bent himself to building a poetics based on scientific objectivity. Invoking the contemporary psychological theory， Read expounded on his theory of “organic forms” and “personality”， which are central to his poetics. He held that one is born with an intuitive ability（ which he called “natura naturans”） to grasp “the realm of essence”. His “organic forms” and “personality” are based on and unified in this intuitive ability.

Key words： Herbert Read； natura naturans； organic forms； personality

编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