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团

美国崛起的轨迹是前所未有的。“美国这个地方对其表示倾慕的观察者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现代世界已经逐渐形成的所有政治体系中，美国的政治体系大概是最为复杂的；二是这种政治体系又是人的智能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美国是名副其实的人工产物，是过去350年间在芬芳荒野上形成的国家……美国国民在如此比较短暂的时间里用如此多种多样的材料建立了别具一格的社会、国家和政治体系。”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所言，如果说1787年制宪之后，美国找到了其强大的制度根源，那么1890～1900这10年则是美国崛起最关键的10年，是美国从一个区域性的强国转变为一个世界帝国的关键10年。这一阶段不但是美国从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转型期，更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帝国形态的新型帝国的定型期。

边疆不仅是一个地理背景，“边疆”的不断移动与扩展还体现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以发展的视角看，美国的“边疆”并不是固定的某个地理区域，而是“‘野蛮与文明的结合点所产生的一系列意象与价值”。或者说，“边疆”的发展变化，决定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创新中融合了新的时代精神。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不仅是在经济社会上，还在政治文化上。在《帝国定型》一书中，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把我们的视角拉回1890～1900这一时期，以回溯到历史“原点”的手法来引导我们以辩证的视角看待美国是如何从一个区域性英属殖民地嬗变成世界强国。“对美国来说，1890年承载着诸多象征意义……”正如徐弃郁所言，这一阶段，不但是美国从北美“大陆边疆”向“全球边疆”的发展过程，也是美国在与大国林立的博弈中积聚、壮大成世界霸主和工业强国的过程。

美国是如何成功崛起的？在《帝国定型》中，徐弃郁是以美国西部边疆的“关闭”为开始，以在华“门户开放”照会为结尾，从“关闭”到“开放”，既意味着美国由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正式转型，也标示着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帝国形态的“美式帝国”的正式定型。按照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逻辑，“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徐弃郁认为，危机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确能倒逼出一个国家的潜能。所谓“危机”，一是产能过剩与国内消费不足的矛盾集中爆发而引发的美国社会骚乱，二是经济危机和社会骚乱引起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怀疑。这种怀疑几乎是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危机”，在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霍夫施塔特（Robert Hofstadter）看来，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恐慌和迷茫状态，（都）对未来的命运感到担忧”。

事实上，“世界上并没有适合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最好的政府形式，因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最好的政府形式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这样的政府形式就不可能发展和进步的那种政府形式。”正如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J·S.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试论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书中所言，美国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不断改革、调适自我，才是推动其走向并维持其繁荣和强大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转化成一种动力，倒逼出一个国家的潜能。思想界不断探索问题的根源，尝试解决路径。徐弃郁认为，正是那次经济危机促使思想界与决策层彼此互动，并在“美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和“该怎么办”的大讨论中确立了“边疆关闭”与“海外扩张”的基本发展路径——运用无孔不入的资本逻辑，把巨大的产能过剩通过商业输出转化为一种国家优势。

从实践看，“边疆关闭”与“海外扩张”不仅帮助美国摆脱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还使其成为工业强国。另一方面，还需要强调，“帝国定型”虽赖于对外贸易扩张的成功，却与传统帝国的形成并无本质差异。在《帝国定型》中，徐弃郁从美国的崛起与扩张中总结出不少具有相对规律性的东西。从1890～1900年美国的崛起与扩张来看，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国内社会和政治进程，而不是某种外部的刺激或对外政策本身的突然转向。比如，即是在诸如海军等与扩张相关的领域，国内进程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众所周知，1890～1900年是美国海军实力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美国从一个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型期。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因为受到某种外部的威胁或者挑战，而是源于国家整体实力发展带来的一种自然需求，是利益驱动和理论牵引（主要是马汉的海权理论）的综合过程。

人类社会经常会面临各种发展问题。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或者社会现象，不论是作为制度、机制或者规则，还是作为思想、行为和过程，同样有一个发展的问题。透过《帝国定型》，我们不难发现“思想的力量”不但在这一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思想、物质与机遇三者的结合还决定了美国此后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以及美国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徐弃郁对“美式帝国”定型的分析中，我们在《帝国定型》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政治体制自身的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是其保持较高的外在适应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即，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能量的唯一途徑和手段。二是世界上并没有适合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最好的政府形式。如果说美国崛起的历史有其特殊性或者难以复制，但其崛起的经验对各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改革却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21世纪则是中国的。”现代华尔街的风云人物，被誉为最富远见的国际投资家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的预测总是在多年后应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复兴，已经从一种假设变为了一种可预见的现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的经济社会要持续的稳定和发展，一方面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紧紧扭住、着力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另一方面，各项改革必须保持渐进性，以积极稳妥的姿势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既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绝不照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