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龙春

华人德和白谦慎是1978级的北大同学，二人分别就读于图书馆学系与国际政治系，在校时因为喜欢书法，共同发起成立了学生书法社，分任正、副社长。1986年，华人德在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中被评为获奖作者第一名，白谦慎任本次展览评委，但随即赴美留学。此后，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性民间书法社团沧浪书社，以学术的尊严与艺术的独立为结社宗旨，这一民间社团在书坛享有很高的声誉。艺术、学术、沧浪书社，是联系白、华二人四十年友谊的重要纽带。

本书收入华人德致白谦慎109封信，主要集中于1987—2000年之间，其时白谦慎先后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耶鲁大学求学，继在西密歇根大学、波士顿大学工作，华人德则一直供职于苏州大学图书馆。因为通信不易，华人德的这些信通常写得很长，有些甚至达到六千余字。而从相隔周期来看，他们的信件往还相当频繁。

20世纪80年代，书法热席卷全国，各种展览与学术讨论成为书法向前推进的两翼，而市场的能动性也不断被试探与鼓励。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华人德与白谦慎对于书法与学问，对于自己在中国书法发展中将担当的角色，都有很高的期许，这些都反映在这批信札中。

总体上看，信札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二人在书法与学术上的交流，包括书法取径与创新的讨论、书法史料的解释与辨析、书法研究方法与角度的交流等；二是沧浪书社的成立与发展，包括新社员的吸收、资金的募集与赞助、主要艺术与学术活动的设计与开展等；三是书法圈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展览、研讨会及其评选方式，社会资源的介入与书法的市场化，书法组织的权力角逐等，这些信息反映出一个时期较为完整的书法生态。

阅读这些信札，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华人德、白谦慎这两位当代书坛代表人物在艺术与学术上的切磋，理解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民间社团，沧浪书社十余年中大获成功的原因以及它后来的分化为何不可避免。20世纪的最后十五年，是书法发展最迅猛的时期，透过华人德的观察与评论，我们也能认识到那一时期书坛发展的动力与制约、进步与弊病。在这个意义上，这批信札不仅是史料，其本身也是一段历史。

1983年12月6日，华人德写给留校任教的白谦慎的信。信封上的21楼，当时住着钱理群、温儒敏、董学文、李家浩、李孝聪、李开元、李强、彭小瑜等学者

1986年白谦慎出国前，华人德到上海为他送行

1987年，白谦慎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读书时留影

1987年底，沧浪书社成立前后的活动照片，书社社员互相观摩、批评与切磋

1989年5月，沧浪书社徐州年会后，部分社员观摩山东邹县冈山摩崖

一、艺术与学术的交流

在早期通信中，华人德常常谈到自己的书法，如“寄上近来所写的几幅行书，自来京后，深为弘一、谢无量、冯友兰诸人书法的气息所打动，回苏后揣摩多日，作此体格”，华人德行书的这一探索，曾在东吴印社座谈会上“惊动座席”，（1985.12.07）也得到沈子丞先生的肯定，沈先生认为华人德的字很静，虽然接受的人不会多，但这条路子走下去很好。这让华人德对自己行书所走的路子更有信心。行书之外，华人德的篆书也不走寻常路，他临写诏版、权量、鼎、灯、洗、兵器等上面的铭刻文字，那让华人德感到“极有趣味”。（1987.01.05）他也希望白谦慎多写金文中的楚器或秦器，如楚王酓恙鼎、秦公簋等，篆文写权量诏版、汉铜器铭刻、新莽嘉量等，充分利用长锋羊毫的特性，以写细瘦者为佳，“用此等笔法去写甲骨则为易事”。（1988.01.30）

华人德的探索除了在取径上“不从门入”之外，在气息上也以“雅、静、清”为追求目标。当这一目标推及以动势见长的行草书时，白谦慎直言有一点看法，他认为华人德若学明末清初那几家的行草大轴，可能会有益处。“自兄到苏州后，越来越追求雅、含蓄、无火气，有些地方反不如过去的作品显得开张、生气勃勃。……兄要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文化氛围的优点，同时要注意到这种优点本身隐藏的不足之处。”（1988.04.03）白谦慎在这里注意到文化氛围的优劣势正如手的正反面，他提醒华人德要有对环境的反思能力。

与华人德“学其原始，尽量免受近人影响”（1988.01.30）的创新方式不同，白谦慎主张尽力开阔眼界，留意新资料、新形式，他曾向华人德等苏州友人推荐郑丽芸所译《日本现代书法》一书（按：此书的日文原版亦由白谦慎提供给郑丽芸），并要求大家“有意识地思考一下中国书法在观念、技法、材料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问题”。（1988.03.22）这是比较早的在书法创作中强调将观念与技法、材料的变革作为一个整体的思考。

华人德对于白谦慎书法的批评，有可能正是白谦慎当时自认为的创新之处。1988年10月3日，华人德指出白谦慎“一张因写不下末行字小、且有漏字的，不宜作展览用。现书界展览作品喜涂抹勾乙，我觉得如自作诗稿尚不妨，如抄录古人诗，展览、送人均不宜如此，否则有草率不经心的感觉”，另外一件“道可道”三字，字虽好，总嫌不成句子。一件“吃饱饭了没有，吃饱了”，这句习用打招呼语，无甚意义，字亦不佳。“我的看法是俗语作为书写内容未尝不可，但应隽永，给人启发、回味乃佳，如古代学者语录，禅宗高僧的话，极通俗，然极深刻，入书甚佳。”从形式到内容，对白谦慎提供展览的几件作品直率提出了批评意见。在次年1月23日的信中，华人德建议白谦慎涉足一下汉魏，以强其骨，“世人无缘见到的好东西太多了，大可发掘”，仍是他一贯的采铜于山的创作思路。

在二人的讨论中，书法批评也是常见的话题。如白谦慎为《中国书法》所撰《谈谈华人德及其书法》一文，华认为“文中的批评和对书艺的探讨，以及提倡实事求是的书法批评风气，我想对扭转书坛不正风气，对读者都是有裨益的”。（1988.08.18）1989年，华人德针对全国四届书展上韩天衡一幅篆书（七字中有二字是别字）在《书法报》发表《评韩天衡的篆书》，在向白谦慎解释这篇逆鳞之作时，华人德自称试图通过有理有据的批评来去除一些耳食之徒的眼障，也使书坛多一份民主气氛。（1989.09.27）1993年，吴丈蜀愤然退出书法界，华人德在大年初一做了首诗寄呈吴老，以示声援，“我虽不清楚有无引发的导火线，现在书坛实不像样，吴老以其声望影响，在此时能拍案而起，不与屠狗贩缯者伍，是能使一些人稍稍受到震慑的”。相反，当时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佟伟在《书法导报》上登了润格，每幅字改为1000元，写招牌每字200元（去年润格是每幅字200元），并声明去年润格作废，华人德对此不以为然（1993.03.10）。

1990年1月，罗格斯大学举办由沧浪书社提供展品的“中国书法篆刻展览”，图为展厅一隅

1990年，白谦慎寄给华人德的邮包封面

总体上看，进入90年代以后，二人讨论写字的内容渐少，讨论学术的内容大量增多，这很可能与白谦慎此际转入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有关。

自从决定以书法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方向，白谦慎决心认认真真地读书，做学问。他计划先以明末开始，读书、收集资料，然后延至清代的碑学。先将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摸熟。在这一时期的通信中，华人德常常回答白谦慎关于资料的咨询，他在图书馆工作，有近水楼台之便。如1993年3月10日，华人德在信中告知“三元”一词的有关诗文：“《佩文韵府》上收有多首，然三元非关举试事。兄可查阅《古今图书集成》经济彙编·选举典·及第部，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六六三册，上面收有许多有关诗文典故，或可有用。”3月24日，他又给白谦慎寄上所要傅山《老足》诗和《昭代名人尺牍》中一通尺牍，并告知《国朝名人法帖》十二卷苏大图书馆未藏。1994年，白谦慎在准备《从吴大澂到毛泽东》一文，他请华人德为查《人民日报》（海外版）所刊登的《毛泽东藏书章》一文，华人德为这一篇文章，遍检1988—1991年该报，均未发现，并打算有空再翻1992年的。

白谦慎所要的资料，有时还是新闻事件，如1995年他请华人德委托张士东拍摄苏州红枫节书法庙会的照片，有时他还以书法媒体作为研究对象，故他也曾向华人德、潘良桢打听购买《书法报》的合订本等。今天看来，对这些资料的搜集，均与白谦慎对于书法社会学的关注有关。1990年夏，在写给华人德的信中，白谦慎详细介绍了社会科学中的计量分析方法，他计划以三个例子来说明计量分析可以运用到当代书法的研究中去。三个例子分别是地域书风、书法队伍结构变化、书法教育。这一研究视角在当时的华人德看来极为新颖。

在白谦慎确定研究傅山之后，华人德提醒他，“傅山可研究的面较广，书画可以一起写……傅山对自己的隶书自视极高，但就我所见的实丑怪难状，甚奇怪，然而其行楷中杂有隶法，又极古雅，可以研究。傅山祖孙三代皆有书名，儿孙的字也可搜集而附带研究”。（1991.07.28）在白谦慎研究傅山及晚明末清初写异体字风气时，华人德又建议：“黄道周、王铎、傅山等皆喜写古体、异体字，也是一时风气，兄现在在大量搜集和浏览傅山的作品，黄、王等人的作品肯定也看了不少，可以留心一下，将这些字摹录搜集起来，查出均取诸哪些字书或碑帖，加以归纳分析，或可找出规律，和占其一时之学术、风气。”（1993.02.23）华人德虽然并不研究傅山与明清书法，但他读书极广，又善贯通，同时有丰富的书写与鉴赏经验，故能从一些看似平常的现象中发掘出有价值的议题。这些能力至今都被白谦慎认为是书法史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通信中，他们也就某一观点进行争论。1991年，华人德从潘良桢那里获悉，白谦慎一篇关于八大山人的论文，有八大的书法受碑学的影响之论点。他马上写信，指出碑学自邓石如始，八大的书法与碑学毫无关系。（1991.03.19）在稍后的一封长信中，白谦慎解释自己的文章并没有把八大描绘为清代碑学书法大师、先驱，只是认为，在清代碑学的酝酿期，受正在崛起的新的书法审美观的影响，八大在后期的行草中渗入了一些篆隶的因素。他特别指出，比起邓石如，傅山、郑谷口的隶书虽然幼稚，但这不等于傅、郑等没有尝试。“兄不认为郑是碑派书家，但不能否认郑受汉碑影响。……对于碑学，也似应有一更为宽泛的理解。清代对金石文字的重视，引起人们审美观的变化，即对古朴稚拙的美的追求。”在白谦慎后来的名著《傅山的世界》里，他对傅山及清初受金石学影响的临摹汉碑的风气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与分析，并毫不犹豫将明末清初描述为碑学观念的萌芽阶段。

1986年，白谦慎去美国留学时，国内正处于美学热的阶段，他对于书法美学也饶有兴趣，曾参与书法性质的大讨论。到了美国之后，他一方面加深对西方理论的学习，并力图以西方人熟悉的语言和他们进行对话。但他也真切地认识到，国内人崇尚理论，但自己到了美国之后，反觉得国故之可贵。“国内的年轻人不了解国外，乱起哄。其实，哈佛、普林斯顿一些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做学问的方法相当传统，任你理论风吹东吹西，我自岿然不动。中国学问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讲究平实，不哗众取宠。我在海外，关心西方理论动向，也提倡借鉴。但借鉴也好，学习也好，都要老老实实。”（1987.12.28）多年以后，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出现了许多荒唐的研究，受到学界的批评，都因为不重视传统的治学方法所致。在后来的研究成果中，白谦慎所显示的研究路径即有重视理论关怀的一面，但他的文献搜集、整理与分析功夫，丝毫不逊任何一位艺术史学者，这多少获益于华人德、曹宝麟、潘良桢等友人多年的影响与帮助。

这一时期，白谦慎也向华人德等人推荐熊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华在回信中说：“伦光兄已带到我处了，潘振元兄准备复印一本，以供苏州一带朋友传阅。”华人德后来的研究，立足于史学，却常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与白谦慎不断传递来的西方学术的关切与动向等亦不无关系。白谦慎带给国内学术界的，还有学术规范问题。在编辑《兰亭论集》时，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提醒：“《书法研究》1983年第4期有许庆叔《兰亭真赏》一文，已提到《兰亭》、《圣教》比勘，曹兄（按：曹宝麟）文章应提一下，这是学者规范的问题。兄的文章在开头似也应对已有写经研究进行概述。丛文俊曾对我说过，大陆学界的人士对已发表过的学术著作不够关心重视，他的意见是对的，这个状况应改变。”（1999.10.09）

由于身在海外，白谦慎与美国等地有广泛的联系，在中国大陆出版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形下，他常常向海外和中国港台地区推荐华人德等友人的研究成果。华人德的第一篇论文《谈墓志》，就是在他的推荐下，于1983年在香港《书谱》杂志发表。虽然华人德对于编辑删节不征求作者同意的做法稍感遗憾，但毕竟这是他第一篇学术论文。在通信中，我们还看到，白谦慎一直希望华人德早日完成《碑刻史》，并争取在台湾出版（曹宝麟的《抱瓮集》由蕙风堂出版，也缘于白谦慎的推荐）。此后，白谦慎还曾向港台的杂志推荐华人德的《论长锋笔毫》与《评〈语石〉》二文。随着声名渐大，华人德在国内发表文章越来越容易，但此时白谦慎鼓励他将论文发表到海外的重要期刊，这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学术标准。1995年，华人德的名篇《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经过同行匿名评审在台北《故宫学术季刊》发表，稍后，英文版亦由美国《中国中古史》发表。这些都扩大了华人德在学界的影响力。

1992年3月3日—7月31日，白谦慎策划的中国篆刻展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白谦慎全家和张充和先生在展厅合影

1992年，薛龙春大学毕业前，在图书馆听华人德讲授馆藏北魏墓志

1994年5月，华人德在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成都点面授教学

二、沧浪书社的成立与发展

根据华人德1990年2月27日一信，沧浪书社最早由他与白谦慎谈起，嗣后二人又与潘良桢一起讨论，“与伦光、穆棣也早就谈起过，后来在86年冬与苏州诸朋友谈起成立书社的设想，然后又与培方、良桢在上海谈，87年春天先后和刘恒、振立、白煦等谈，宝麟、周持是写的信，其他社员都是通过各位介绍，或者我本人在此以后介绍的”。华、白二人无疑是沧浪书社最早的发起人与筹组者。

关于书社的成立，白谦慎是看到了官方协会的问题，而民间社团平等交流，有利于成员水平的提升。1988年4月3日，白谦慎在信中希望书社将创作水平促上去，否则，只不过成了一种聚会。他希望在社内营造一种交流批评的气氛，社员互相指出作品之不足，或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有长进。“我是研究政治学的，近来愈加发现了官办组织的弊病。所以，中国书法要发展，一定要走多元化的路。”官方组织大多是金字塔式的、稳固的甚至是惰性的，而中国书法的发展则需要活力，需要多元化。

沧浪书社于1987年12月在苏州成立，在当年9月3日的信中，华人德表示，白谦慎所提出的“书社不设社长、理事长、理事等职务，组织联络人称联络员，以示一律平等，任何人无特权”，他非常赞成。虽然后来还是决定社推选总执事、执事，但华人德要求“这职务不对外宣传，只是社内为便于具体办事、联络而设”。此后，华人德要求白谦慎在撰文介绍自己时，可以提到沧浪书社的成立，但不要突出他个人，不要提总执事职务，“因我们有约在先，不能借书社名义来争取个人名利的”。(1988.01.30)王澄主编的《书法博览》发表华人德所写沧浪书社的介绍文章，华特地去信，“关照他将‘沧浪书社总执事’删却，我认为应该守约，如对外宣传在书社内职务，则成书界其他组织有职务者到处挂衔炫耀的恶习了。兄在信中能再三叮嘱，极好，常给我敲敲警钟能避免差失。”（1988.12.04）这些都说明华、白二人始终牢记结社的初衷，不是自己出名炫耀，而是实实在在为书法的发展做出贡献。

书社成立后，举办了数次年会与社员聚会，如1989年徐州年会，1990年淮南年会，1991年枣庄聚会等。书社的活动以互相评论作品为主，华人德发现，书社成立会时，大家对余国松的作品作了批评，虽只三言两语，但对他触动和帮助很大，一年后他的书法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89.01.12）书社的通讯，也是社员之间开展批评的阵地。1988年，华人德建议将白谦慎、余国松对他行书的批评摘录登在第二期通讯上，作为书社间开展切磋、批评的发端。（1988.04.19）从沧浪书社通讯所刊登的批评资料来看，多数社员之间确实能够做到直率坦诚，知无不言。通讯也是书社开展理论研讨的阵地，华人德在1988—1989年的数封信中，都要求白谦慎出些值得大家共同思考和讨论的论题，今后在通讯上作书面讨论，社员可围绕这些题目写些短小论文，或者先发表短文，供大家思考，然后在聚会时讨论，从而体现书社宗旨中的“高层次交流和研究”。

在吸收成员方面，华人德主张向那些对书社有兴趣的书家进行介绍，但一般不主动邀请参加。即使是对书社有贡献的人要求参加，华人德认为“也不能着眼于经济而违背了章程，也得征求所有社员的意见，因为这是原则性的事”。（1988.08.31）在1990—1991年的信中，华人德与白谦慎商量今后人员不宜扩展，社员入社从严，只能吸收高水平的。“我们成立书社是要在书法上搞出一番事业，形成一个团体力量，而不是文人的雅集，不是在私人感情上都密切了就吸收入社。现在不是筹集阶段，已成立了三年，有了影响，主要眼光要放在真正高水平且有影响的人身上。”（1990.09.03）在这封信中，他反对书社采取关门主义，要靠自己的宗旨、风气、水平、成果来作表率，来吸引人。“若办成文人雅集的形式，相互间较融洽，艺术上能切磋，但只要关键核心人物一离开，立即会消散。这种结社苏州清末民国间书画界前后有数十个，自生自灭，仅数年时间，在一地可以有些影响，在全国就无声息了。”（1991.07.28）华人德从民国的艺术社团的命运中吸取教训，他规划的社内成员搭配，既要有创作、研究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又要有肯奉献、肯为书社操办具体事务的骨干。尽管华人德、白谦慎都意识到书社扩大可能会带来社员之间的分化，但他们没有料到，在不久的将来，市场化将进一步扩大这种分化。

书社成立前后，社员们希望尽快举办作品展，出版作品集与论文集，将书社打向社会。因此通过提供书画作品，向社会筹集经费，成为当时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书社成立前，华人德为了筹款，15元一副对联一下卖了30副给书画商，还要给人回扣。（1993.06.21）成立后，除了积极承办年会，社员中如言巩达、余国松、王冰石、储云、马奉信、恽建新等人也一直积极联系企业，争取赞助。如卫知立联系成立会吃住在供电局招待所，“约付三百元（估计费用是七百元），为他们搞几幅字画”。1988年3月13日，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康治平愿捐助书社二千元，华人德答应每位社员回赠他一件作品。王冰石为书社搞到赞助费二千元，所要书画作品约十件左右，“润笔费初步定字每幅10元，画每幅20元，这是临时的，因是目前急于为书社筹款。”（1988.10.27）“（年会期间）还为其他两家电厂以及交警大队写了字，赞助到三千五百元钱，原余国松在一个体户处联系了五千元赞助，条件是书社每人给他一件作品，缺一不可。因王镛、周持等人的字迟迟未寄去，那人可能听了他人的闲语而觉得不合算，后悔了，人避开，国松几次去未要到钱。但他已将所有的字都装裱了，故钱他是早晚要付的，可能要打些折扣。”（1990.12.19）“马奉信最近要为联系5000元赞助，要给赞助单位50幅作品，这仍沿习以前的规定，稍廉价了一点。这样连恽建新的赞助就有一万元现金了。”（1995.02.09）白谦慎虽然身在海外，也不遗余力为书社募款。1988年，他将自己在罗格斯大学业余教几位港台学生书法的酬金捐给书社，华人德在当年4月的回信中说：“兄提出将业余教授学生书法的收入捐给书社，我大为感动，我已将此事告诉了一些最近见到的朋友，他们都很感动，我想这也会激励大家关心书社和为书社筹集经费更为努力。”7月2日的信中又说：“兄还要捐书社五百元，真是感动。”白谦慎除了个人捐资，也积极筹款，这一年的通信中，华人德曾数次提及：“兄为书社筹款，亦是做了一件大事。”“兄能在美为书社筹集经费是大好事，如需要回赠作品或有其他要求，只要能办得到，请兄见机而行。”

在书社所举办的几次大活动中，白谦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包括1988年的赴台展、1990年的赴美展、1992年协助举办中国篆刻展、1994年常熟国际学术会议以及1998年的兰亭国际会议。如赴台展，华人德认为“其意义要比去日、去港办展览大得多。这次展览，创收应放在极次要地位，主要是展出成功”。（1988.06.15）要求“如出集子的要求达不到，就出一本精印的目录，上有各作者简介，作品目录，部分作品照片”，以便宣传。（1988.07.02）在1988年8月7日的信中，华人德感慨：“兄为书社操尽了心，如赴台展成功，则兄为书社立了第一功也。”然而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当代中国书法精英展”巡展台湾，提前一周捷足先登，让华人德感到十分丧气。（1988.11.06）

1994年8月4日，美国康州学院购买沧浪书社作品支票

1994年，沧浪书社存取款记录

2000年，华人德、白谦慎主编的《兰亭论集》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编辑出版奖

1988年12月8日，白谦慎在信中说：“目前我的工作（为书社的）将转到募款和在美办书社展览上来。”到了第二年的3月，他已经开始积极筹备在罗格斯大学画廊举办书社作品展。1990年秋，白谦慎转耶鲁后，又筹备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中国篆刻展，由沧浪书社协办，在1991年12月20日的信中，他谈到：“此展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开创了西方国家首次展出并有意识收藏中国篆刻艺术之先例。”在1992年5月3日的信中，白谦慎还谈到计划举办“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书法”，亦由沧浪书社协办，时间定在1998或2000年之间，此举之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西方学界对当代书法的重视。但这个展览最终夭折，主要是因为耶鲁大学美术馆馆长倪密调至西雅图美术馆，而白谦慎更多的精力必须投入到博士论文的撰写之中。这几次展览，急遽扩大了沧浪书社在海外的知名度，展览的消息一经国内媒体刊登，又大大增加了沧浪书社的曝光度。

进一步扩大沧浪书社知名度，并为书社赢得高度学术声名的，是1994年与1998年两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1994年在常熟举办的中国书法史国际会议，第一次大量邀请海外学者参与，并按国际规范进行组织。这其中离不开白谦慎、华人德与言巩达等人通力合作。

除了华、白，沧浪书社的社员有不少在学术研究上才华出众，如曹宝麟、潘良桢、穆棣、沈培方等。早在书社成立不久，社员们就有了出一部论文集的动议。1989年，华人德在信中三次谈及这一问题：“论文集今后倒是一定要出的，有七、八千元就够了，这样外界不会将我社社员单看成是只会写写字的，而是搞学术研究的。”“而我认为在这两年内出本沧浪书社书学论集倒是可行的，有五六千元钱我想就可以出了，这书一出，表明我社是一个有学术研究水平的社团。”“还有是准备出《沧浪书社书法论文集（第一辑）》，自己编印，不要作为正式出版物出，印数在三四千册，字数约20万。”但因为资金不到位，论文集的事一直未有下文。1993年，对于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学术圈已经相当熟悉的白谦慎，建议书社择机先行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当年5月6日，他的建议得到华人德的热烈回应：“倒是讨论会的宣传效果大，是大陆首次，是否可以提到办展览前搞，经费要框算，这事等集子出来后就筹备，兄可先和海外朋友打招呼，兄以为如何？”到6月21日，华人德获知通过白谦慎的联络，海外学者已有许多响应，他很是高兴，觉得此项活动之意义远过进京办展览。会议次年在常熟成功举办，其规格远超过当时官方所办的各类书法史会议，对于后来的类似学术活动，具有引导与示范的意义。

1999年，沧浪书社又在台北何创时基金会的资助下，于苏州举办“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人德在与白谦慎讨论会议名称时说：“我们可将会议名称定为兰亭会议，所出论文集称为《兰亭论集》，这会议在中国书法史上要有‘盐铁会议’、‘白虎观会议’的地位。”（1998.02.27）将兰亭会议与汉代的盐铁会议、白虎观会议相提并论，不难看出华人德深邃的历史感，以及对与会同人学术水准的信心。而白谦慎在阐释兰亭会议的意义时，指出这个会议是对多年前兰亭论辨的一个回应，但也是一个超越，“如果说郭沫若是借题发挥，我们也是借题发挥，他想搞政治权术，我们搞学术。这是兰亭论辨效应历史的一面”。(1999.05.21)

在这批信札中，我们时时能够见得华、白二人行事的正直与格局。在1990年7月20日的信中，华人德不无感慨地写道：“现在书界象我等真正在做学问搞艺术，正道直行，敢于和恶势力争斗，敢于批评的能有几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扪心无愧的。”在1992年年底的信中，他将白谦慎视为与他一样的理想主义者，二人此时所期冀的，是沧浪书社能坚持存在十年以上，办几次较大的活动，并不断地宣传，在国内书坛上起到一个好的示范。（1992.12.29）华人德十分重视社内民主，书社换届，他在信中曾多次提及，如1991年7月28日的信中，他提到书社山东聚会，需要讨论一下换届之事，因为章程上规定三年一换，已超过时间了。到了1998年，书社第四次年会即将在常熟召开，在2月27日写给白谦慎的信中，他要求这次会议必须换届，“我已连任了二届总执事，不能搞终身制，我应该带好头，一退到底，当个普通社员，不谈名誉职务，让新的总执事可以充满活力，至少在开头两年内有些朝气，到时再换届。书社的利益应高于个人的利益，要充满民主色彩”。华人德对于总执事的位置毫无恋栈之意，这不仅是对书社章程的尊重，也体现出他强烈的自信心，他不需要这个职务来为自己贴金。如他所期望的，言巩达于常熟年会上接棒，成为新一任的沧浪书社当家人。

总体上看，随着白谦慎对美国学术界的熟悉与深入，沧浪书社的发展重心也出现一些变化，早期他主要帮助书社募集资金，举办海外展览，印刷小目录或是作品集，在海内外媒体进行宣传等，自入耶鲁以后，他越来越重视艺术史研究，沧浪书社的活动也转向学术性更强的国际会议，以及论文集的编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华人德、白谦慎以沧浪书社为依托，为宣传中国书法，扩大中国艺术家的影响，加强海内外书法史研究的交流与对话，所花费的种种心力。今天那些海外办个个展，就大谈国际化、大谈书法走向世界的人，最好重温一下沧浪书社的同仁曾经付出的真实不虚的努力。

三、书坛的观察与评论

除了介绍自己的个人状况、社员动态，华人德的信札还涉及众多当日书坛的人物与事件。他身在大陆书法界，既是细致的观察者，同时又是一位敏锐的批评者。他将自认为白谦慎需要了解的情况一一告知，并对各种现象、事件与人物作出评论。

展览是20世纪末的中国书坛最重要的现象，至有“展厅效应”一说。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要展览有全国书法篆刻展与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1987年10月，第三届全国展在郑州举办，华人德观看之后告知白谦慎总的水平比前两届好，“书风较偏于雅致、含蓄，粗野之作较少，有向传统回归的趋势”。在书法家协会主持的座谈会上，华人德为潘良桢没能参加这次展览、未吸收为全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都不是）而鸣不平，同时也提到胡伦光，指出高水平的中青年作品最难过的是市里一关，上海之所以好作品不多，是没给一些高水平的中青年参加的机会。此后有人告诉他，一些人对他颇有议论，“有说不明白我发言的意思（我讲了《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事），有说中青年展获了一次奖就非得吸收为全国会员之云云，我想主要是我的发言直接冒犯了一些人。有机会给我发言，不说就白不说，我在书法方面的事业心，我的秉性和北大四年陶冶出来的敢说敢为的气质，驱使我要说，成名成家不是我从事书法艺术的终极目的，目的是要为我国书道振兴作出贡献，有碍于书道振兴的人与事就应该反对，兄与我是一致的”。也正是郑州之行，让他更加感到沧浪书社的成立不仅必要，而且迫切。（1987.11.06）在1989年3月2日的信中，华人德综合徐本一、刘恒信件内容，告知白谦慎四届全国展各省送往北京的作品数、展品数目及一、二、三等奖名额及人员，同时指出有些获奖作品平平，没有特色，有特色个性者反在三等或评不上奖，更有落选的。但评奖是少数服从多数，有些评委根本就不懂书法。

1997年底，华人德给白谦慎寄上汉瓦当拓片，以当贺年片

另一舆论关注度更高的评奖系统是全国中青展。1990年3月，曾传出华人德将出任三届中青展评委，理由是他在二届展上获奖，在书坛也有影响，人也正直，“我想当不当评委无所谓，如真的去当了，我想树树正气，革新评审制度我是会起积极作用的”。但最终未果。1993年，华人德担任第五届中青展评委，感觉错别字现象严重，而“评委各自为自己的熟人、学生争辩”，他后来写了篇《错别字问题》给《书法报》。在9月1日写给白谦慎的信中，他坦承自己和曹宝麟、丛文俊是挑错别字的热烈者，“在获奖和优秀作品中有许多错别字是不应该的，会使观众和读者对评委的文化素质和评选责任心产生怀疑。在这方面严格了，能对书法爱好者重视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创作的严肃认真都会起到良好的影响”。然而大多数的评委，各省都为自己人或为朋友学生说话。评选中师生、乡帮、朋友的种种裙带，此时已不惮公开登场。

展览还滋生出各种培训，华人德曾谈到每次中青展和篆刻展前，主事者都举办创作培训班，声称参加者投稿可免初评，各地青年趋之若鹜，以此为进阶。1998年1月28日的信中，他谈到：“最近举办的全国四届篆刻展，据说苏州地区有25人参加了青岛培训班，有23人入选了。这种学习班为期一周，学费1800元，真是生财有道。”至于评委的作用，华人德亦有清晰的认识，“各种全国展，权衡皆操于少数人之手，一般评委仅为之分散投稿者目光而已”。换句话说，一般评委根本无法左右评选的结果，而评选中的腐败行为不断传出，最终毁掉中国书法家协会所剩无几的威信。

因为展览能够赚钱，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展览越来越多，而附丽于展览评选的种种“好处”，华人德觉得白谦慎也有必要了解。如1994年2月15日的信中，他对一些出了名的中青年书家每年都要参加会议活动多次，吃吃玩玩，有名有利，感到不满，“去年十二月中旬，福建书协和中国书协举办全国楹联大赛，评委发车费1200元包干，评审费1000元，组织写了几次字，又是数千元，还到武夷山玩了几天”。1993年9月1日，华人德告知，在五届中青展评选期间，有一位评委为山东一商场请各评委写字，尺幅字数字体均随意，润笔是300元。就华人德的了解，当时一般请名家参加的会议，不光吃喝游览还得送礼品，这成了惯例，留下几张字还得拿钱走（一般200元左右一幅）。（1993.10.06）他所参与的赵孟頫国际书学研讨会，凡会写字的每人义务写四幅字，“每人发了一只装论文材料的包和两段真丝衣料，约二百元钱”。（1994.10.29）从华人德的实录中，大抵可以了解当时展览（或会议）的操办方式，润笔、礼品（包括赞助活动）与笔会的运作机制，书法家的收入与心态等。

由于全国展与中青展培养出许多书法新星，各种带有炒作性质的展览纷至沓来。1993年，华人德的一个熟人筹集中国书法家协会各级干部和历届全国展之获奖者的作品，准备到海南岛办展销会。华人德告诉白谦慎，“是按等级给稿酬的，中国书协理事是200元，常务理事是300元，沈鹏是600元，他从瓦翁那里弄到一张书协职务和通讯录，于是就想出这计划，发信给170多人征稿”。（1993.09.01）在一个月以后的另一封信中，华人德再次提及现在国内知名的中青年（主要是在中国书法家协会办事的，省书法家协会的负责人等）已在酝酿炒卖自己了，将仿效日本二十人展的形式，搞五十人展、一百人展等。（1993.10.29）从华人德的信中，我们发现1993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官方展览的评选中，主事者不愿其他人来瓜分他们的利益，故权力越来越集中，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化；另一方面，商人这样的社会力量开始介入书法圈，他们以市场运作的方式来处理作品的征集与买卖，从而为自己创造利润空间。而各级书法家协会中的有力者，开始创出各种名目，为不同的利益群体造势谋利。

1994年9月，沧浪书社在常熟举办中国书法史国际会议，会议在学术型与规范性上与国际接轨，为国内同类型的会议作出示范。期间，白谦慎为旅法美国学者李慧闻作翻译

1999年6月，“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举办，会议期间，白谦慎与何传馨、李郁周、蔡明赞合影

2004年秋，华人德、白谦慎在张充和先生书画展开幕式上

2016年，华人德、白谦慎在丝路的合影

而到了1995年以后，书法家由中间人介绍到某地写字，当地负责招待，并付给润笔的操作方式，开始风行。1995年1月至1996年1月这一年间，华人德曾与友人三次到山东定陶、济南、临淄、邹平、宁津、淄博、桓台、博兴、滨州等地写字，顺便访碑。在写给白谦慎的信中，华人德写道：“那里的书法朋友要江苏人的字，首选要我去，一天一千元。”（1995.02.09）“那里收藏现代书家的字成疯了，在那里五天，字写了不少，收入也不少。我在山东名气很大，他们很喜欢我的字。”（1996.01.29）在这一年中，他至少还曾到扬州一次，“朋友和学生帮我联系了接待单位，约吴振立兄一起去写写字，还给了些润笔，并招待了游玩”。（1995.09.11）笔会与走穴，是90年代以后书法界市场化中的出现的重要现象。能够走穴卖字的因素很多，地方上对书法的兴趣，中间人的能量，书家的知名度与作品的接受度，书写内容与形式是否讨俏，书家性格与可接受的分成弹性等等。

书法批评活动在90年代也方兴未艾，华人德参加过’90、’91两届由《书法报》《中国书法》等媒体主办的书法批评年会。’90书法批评年会于当年（哪年？）6月15日至7月3日在鄂西举行，时间长达十余天。华人德认为，书法批评，光是空喊，见雷不见雨，是不会有多大成效的，他将写文章，涉及到评委每届要轮番更换，他们的作品也要接受评选等。在信中，他举例某人送往日本大阪上海联展的一件作品，畅当《登鹳雀楼诗》首字“迥临飞鸟绝”写成了“迴临”，因为不经评审就直接送展，成为当前书坛不正之风之一。与书法批评相关的是书法研究，全国书学讨论会在当时有较高的关注度。自1993年起，华人德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并成为全国书学讨论会的评委。如1993年6月21日，他向白谦慎报告第四届全国书学讨论会的评选，并说有一篇有关楚金文书法的文章，周俊杰、朱关田同意在二等以上，但他复看了一下，文章将一些西周重器和中山国器皆作为楚金文例子来论述，犯了常识性错误，于是剔入交流文章中去了。“这篇大概是河南唯一一篇原想评奖的，河南可通过大赛、大展、培训等在数年内形成一批写字人才，但搞理论则不是一下能上去的。”在华人德所参加的各种书法与论文评选活动中，他向来不唯唯诺诺，而是坚持自己的标准，他的个性与才华即使为人所嫉，人亦奈何他不得。

信札中偶尔还有关于书法家协会换届的消息，从国家级到地市级都有。如：“最近湖北省书协换届，徐本一连理事的职务也没有，据刘涛讲，是湖北一帮人因本一在中国书协有几个职务，太出风头，有些人与他关系也不好，故将他抹了下来。”（1994.06.24）“（中国书协）又要换届，要陆石、方去疾、黄绮退下，将康殷、刘炳森补为书协副主席，除方去疾说是因年老多病（年老者更有人在），陆、黄二人都有‘罪名’，其实均是权力的纷争。现在是一蟹不如一蟹了。”（1991.03.19）“明年中国书协换届，可能刘炳森当主席。张虎已调走。”（1995.02.09）这些信息大多从他人的渠道传来，有不少涉及到权力斗争。直到今天，书法家协会的位置因为巨大的身份利益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对象，全国任何一级的书法家协会换届，都会出现肉搏或是匿名信满天飞的情况，关于出巨资购买位子的传闻更是不绝于耳，有些省甚至出现数十位官员包揽正、副主席的笑话。

从中国书法家协会官方展览评选、培训中的弊病到社会化的有偿征稿，从批评年会到学术讨论会，从书法组织的换届舆论到书法家的笔会走穴等等，这些信息经过华人德的筛选被写入信中，他相信白谦慎有必要知道。这不仅因为白谦慎曾经是这个书法圈中的一员，他现在也是沧浪书社的海外成员，了解这些信息，白谦慎也许不会与书坛产生疏离感，而对于白谦慎的学术兴趣而言（关注社会学），这些信息或许还有别样的价值。

这些信息连同沧浪书社举办的若干重要活动，不仅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巨大变迁，也让我们从中看到那个年代书坛的生态，诸如社会上需要书法作品，所以展览、作品集才最重要，学术可以提升形象，虽不可无，但只能是点缀，赞助、笔会与走穴都有中间人与中间机构，单件作品的价格远远低于平时的售价，官方协会仍然掌握者书法家（或优秀书法家）的授予权，因为利益牵连，展览评选中必然充斥着腐败与丑恶，借由这一平台，中国书坛出现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书法家协会领导层因为身份资本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益，每当换届之际，相互倾轧不可避免。

然而，民间的力量从来没有退出，像沧浪书社这样的社团，完全靠社员的有限资源，在体制之外开展着各种艺术与学术活动，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社会地位与市场的不断分化，社员的关系难以维持在稳定的层面，就连曾经是重要特色的社员之间坦诚批评，在大家都卖字的年代，不是显得格格不入，就是不合时宜。在市场经济时代，社员们也都有了润格，为赞助单位写字来搞活动的模式也难以为继。而随着白谦慎1995年拿到教职，1996年拿到博士，正式进入美国的学术体制，越来越重视个人学术专著的打造（他的《傅山的世界》英文版最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通过匿名评审出版），他很少再有精力像过去那样为沧浪书社四处奔波。华人德卸任之后，成为苏州书法家协会的主席，虽然他并不热衷，（1994.12.01）在苏州大学，他也被聘为书法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他所付出的教学时间与社会应酬时间，使他难以将沧浪书社仍放在事业的第一位。而1998年以后膺任的总执事言巩达，很快担任了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一职，十余年间一直忙于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的日常工作。核心人物的体制化，进一步造成了书社最后的分化与名存实亡。

本书的编纂，不仅是对华人德、白谦慎四十年友谊的纪念，也是对沧浪书社曾经的黄金十年的纪念——它已经完成了属于它的历史使命，对那个充满活力的年代的纪念。这批书信也是20世纪最后十五年书法生态的实录，必有资于未来的书法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