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剑芬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空军航空维修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4)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文学界出现的“空间转向”运动，使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理论挣脱了历史和社会的束缚，从而展现在世人面前，陡然成为整个西方文学界争论的焦点，“空间诗学”自“空间转向”的文学争论中应运而生，成为“空间转向”浪潮下文学艺术的空间批评和空间理论。从加斯东·巴什拉所《空间的诗学》，到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再到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福柯的《词与物》，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逐步构筑起了近代文学领域中的“空间诗学”。可见，空间诗学所蕴含的结构，对文学作品空间理论的支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也深受“空间转向”争论的影响，认为传统文学叙事的变革是一种“心灵解放”和“主题认知”的过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便开启了其在文学小说中“空间叙事”的先例。纵观其文学作品，她善于运用小说中时空的表现方式以及对时空意识的挖掘，来促使读者进行深层次思考并享受这样的文学审美。在一种具体而又个性化的空间维度中，将社会文化上升到可以被人理解的维度，让作品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生活气息以及鲜明的时代特征，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将“探索主题”的文本叙事思维感受演变成对时代和生命的最终探索。

一 多丽丝·莱辛小说的生产与空间本体

上世纪中期之前，受“历史决定论”影响，传统文学在论述上更加专注于对叙事逻辑、情节发展和矛盾展现等方面。继巴赫金创立了“时空体理论”之后，德国著名文学家莱辛曾经在其作品《拉奥孔》中指出“文学是一种时间艺术”[1]，特别强调了时间在文学描述时空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有力论证了“文学空间”在小说空间理论构建中的意义。在文学创作中强调“文学空间”，一方面，可以作为文学作品实际所描述的空间位置，存在于文学描述的宇宙中，是一种与其他空间形式相互对立的空间形式；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内部空间”，构建出“被描述空间”的价值和理念，从而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由此可见，“文学空间”的生产也可以生成两种内涵：其一，是文本故事所存在的真实的空间位置；其二，是文本故事所折射出来的生存境遇。因此，将“文学生产”与“空间本体”相结合进行小说的创作，是多丽丝·莱辛表现“当代文学空间思想”的转型范式。描述好小说的外部空间可以更多地阐述出文化对社会关系的反映；描述好小说的内部空间则可以从多维化、辩证化的空间批评与空间理论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

以其《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中的一篇短篇小说《木施朗加老酋长》[2]为例：故事发生在二战之前的英属非洲殖民地，在情节描述上，莱辛以一个白人小姑娘作为“旁白”，利用了“时间发展的顺序”(空间变化)描述了该小姑娘在非洲的生活背景、与老酋长的相遇、对老酋长村落的探访以及小姑娘的父亲与老酋长之间的矛盾等场景片段。这些场景片段无一不体现出小说生产过程中的“空间本体”，即英属非洲殖民地以及小姑娘对非洲大草原的热爱之情。尤其在白人小姑娘对老酋长的部落进行探访的片段中，作者在叙事中对非洲(空间)景色有大段描述，足以遮挡住时间在故事情节中的流动性，成为驻足留恋的实在空间环境。

再看其中《草原日出》[3]这一短篇小说：一位刚满15岁的少年在一次狩猎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一头受了伤的小鹿被大群蚂蚁馋食致死的过程，这件事让少年对“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无比困惑。因此，在少年后来的人生旅程中，作者围绕着少年的“困惑”，时隐时现地论述了“自我”和“他者”之间关系的解决之道，继而构建出莱辛思想中非常独特的“女性主义”。整篇作品在描述上倾向于定格在单一的场景中，时间与空间均非常集中，体现出作者在叙事结构方面非时间化的“空间关照”。同时，莱辛还意在通过“不太严密的组接”“情绪的间歇”“思路的中断”等文本生产，极力追求静态的、沉重的、内心的“空间内容”，让读者能够扩散思维，“在有足够多的空间里不慌不忙地展现主题，甚至偏离主题，乃至追踪出另一条极具价值的线索”。

辩证法认为对于任何事物的研究都应该从现象再到本质。莱辛小说的生产暗含着文学存在的起源与本质；而其空间本体论又特别强调“空间”在文学生产中的“本体地位”和“一贯地位”。以这种空间诗学演绎的叙事方式娓娓道来“小人物们”的亲身经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代文学生产的提问方式(小说生产的题材)、叙述方式(小说论述的过程)以及解释方式(小说艺术的审美)，继而从根本上转变人类对文学创作的整体思路。

二 多丽丝·莱辛小说的表现与空间形式

“空间形式”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是以著名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发表的论文《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为标志。他认为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应该着重阐述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即，所有有关空间形式的小说叙事结构都与时间相关，时间应该被空间化[4]。莱辛的小说创作也深受此影响，开始转向以重点表现丰富多彩的空间形态为主，逐渐构建起小说人物的“内心空间”。

在长篇小说《一个幸存者的回忆录》[5]中，描述的是在城市的一场灾难过去之后，整个城市都遭沦陷，没有食物和水，人们只好纷纷逃离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此时，一个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单身妇女独自居住在几乎快成为废墟的公寓内，冷眼旁观着城市所发生的一切，然后与一个12岁的叛逆女孩艾米莉，以及一只半猫半狗的宠物展开了一场微妙的空间关系。在这里，莱辛对小说人物内心空间的描述不再局限于对人物进行一般的心理描述上，而是花大篇幅对人物内心的“立体空间”进行诠释。莱辛在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假定的“我”，在叛逆女孩“艾米莉”的暗示下，走进一个似曾相识的房间。此时，叛逆女孩“艾米莉”在“我”的眼中，就成为了一个“过去的现实世界”，并且对“当前的现实世界”感悟出了多重意义。“我”开始在“当前的现实世界”中行动，在随后步入一个曾经经历过的“过去的现实世界”时，叛逆女孩“艾米莉”就好像代替了已经消失了的另一个的、过去的“我”。

“我”与叛逆女孩“艾米莉”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世界的冲突、是过去与现在的冲突。这种空间表现手法不仅给小说本身增添了难以穷尽、错落有致的表现空间，还让读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每一个“我”对自己曾经特征的丢失与忘却。在独特的空间形态表现上，莱辛除了善于将真实的空间与虚幻的空间层叠交错进行描述，还会别开生面地将故事的表现空间安排在作者本人都不曾经历过的外太空(广义上的外层空间)。

系列太空小说《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就是最好的例子。小说讲述的是天狼星、杀马特星以及老人星——银河系中的三大帝国星球对什卡斯塔这一星球侵略和奴役的故事。整个故事在描述上找不到任何时间上的交代，莱辛的本意就是想利用终止时间过程描述的这种方式，来打破传统小说中时间被刻画得过度清晰得感觉，使读者在忽略小说本身年代背景的前提下，将更多的关注转向小说所表现事件的本身，最终超越空间意识形态的限制，看清楚帝国星球(也可以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侵略性帝国)的侵略暴行，重新思量人类这一群体在宇宙中的生存困境。实际上，莱辛本人对《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这一系列小说中的空间表现形式也颇感兴奋，正如她在其序中所描述的那样：“我曾以为我会只写一本书来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空间形式，然而在创作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其他作品和情节的构思，我为自己(从传统叙事手法)解脱出来而感到狂喜，这让我的创作生涯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具可能性的阶段。”[6]

莱辛非常重视小说中空间的并置性，但对这种空间关系的垂青又未让她单纯地以在空间中的叙事去对抗和解构时间的叙事性，而是以此为鉴，用表现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巧妙地植入令人醒目的空间维度，从而成功让读者对小说时间上的逻辑关注转向对空间场景变化的关注。文学作品的表现包含对文字的创作、审美与批评，它的展现往往离不开作家对文学作品空间形式的深度把握。作家将小说的空间形式作为一种“隐喻符号”渗透到小说的表现手段之中，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让读者产生有更多审美效果。

三 多丽丝·莱辛小说的精神与空间价值

“空间”作为人类行为的“产物”不仅来自于人类，还成为了一种“社会力量”，反过来去干扰人类行为、人类社会[7]。文学是一种富含人类作用的空间产物，必然会受到这类空间思想的影响。莱辛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之一的作家，其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空间思想，一方面代表着现代小说对形式本身的创作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作家对空间和社会的思考，即文学空间叙事彰显的对人类社会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是其“批判精神”与“反思精神”，由此构成小说的“空间价值”。

在莱辛诺贝尔奖代表作品之一的《金色笔记》中，有五本不同含义的笔记穿插在故事里，以女主人公“安娜”的社会经历和信仰追求，表现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人类本身四分五裂的精神状态，从而隐射出莱辛本人对人生信念、文学创作、社会生活、审美形式等的思考和求索。《金色笔记》写作背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彼时欧洲社会依然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超级大国”之间开始了军备竞争和冷战。失去精神寄托，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们需要重新思考和打量生命的最终意义。文学领域中，以文字的时间线性阐述方式，向世人解释和说明世界观与价值观都已失去了其作用。莱辛意识到这点后，对小说叙事手法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改革，在抛弃了时间序列和事件的因果性之后，利用时空交叉以及时空并置的手法，多角度、多变化、深层次地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本质。比如说作家将主人公安娜的内心分成了“碎片化”的四本笔记：黑色笔记是安娜在非洲的社会经历；红色笔记代表着安娜的政治理想；黄色笔记代表着安娜的爱情生活；蓝色笔记代表着安娜的精神世界；当莱辛将这些历史碎片构建在一起，总结成第五本哲理性笔记——《金色笔记》，这也意味着安娜的内心依然充满了希望：世界最终会走向和平、统一。由此可见，在创作《金色笔记》时，莱辛是将其当做一项富有哲理意味的艺术品来创作的，书中艺术创作的“无序性”交错在时空之中，凸显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读者读来颇具新意却又感同身受。

再看《暴力的孩子们》系列小说，它是莱辛小说表现精神与空间价值最为突出的作品，包含了《玛莎·奎斯特》《四门之城》等5部作品，历时17年才得以完成。在这部系列小说中，莱辛根据自己在非洲国家的生活经历形成了写作素材，以描述主人公“玛莎”颠沛流离、惶惶而不而终日的一生，来批判妇女命运、种族压迫、两性关系、世界大战、东西方国家冷战等社会问题。在《四门之城》结尾的描述中是这样的：莱辛以老年主人公“玛莎”为故事经历者，通过大量“想象式”的片段描述，“预言”了在以核武器为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人类的家园是如何被摧毁的，主人公“玛莎”以及其他人过着怎样恐怖的生活态势，鲜明地表现出莱辛对人类未来社会的担忧、对战争的痛恶之情。可以说，莱辛《四门之城》的描述完全脱离了欧洲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轨迹，涉入到了集预测、想象和现实为一体的“预言式”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开拓出了小说描述的新价值空间——思想性和社会性。

在近代文学领域中的“空间诗学”被构筑出来后，放眼世界文学界，空间诗学所主张的文学精神非常明显，即生态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诗学所关注的是现代社会带给人类的空间焦虑感；都市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诗学所关注的是城市化进程所带给人类的消费文化方面的抨击；殖民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诗学所批判的则是全球化视域之下社会各阶级资本的拓张和侵略。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中的“文学精神”与“空间价值”之间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作用、紧密联系可以完整传达出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性，描述的精神和价值便在于此。正如辛所说的那样：“我不想用旧的(写作)形式去描述我想说的话。时间的线性思维会妨碍作家从另一层角度进入到作品故事中并展开新的价值诠释，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人类的日常生活、心理过程、语言文化被空间所支配，而不是时间。”[8]

在“空间转向”出现之前，为世人所熟悉的“空间”是一种相对物质而存在的客观世界，它与“时间”同等重要，一起构成了人类在感知世界中存在的维度。而在“空间转向”被争论之后，人们开始相信：空间还可以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甚至被人们所“生产”出来。它被世间的关系情态所充斥，完全可以变成另一种意识形态——于是“空间诗学”应运而生。多丽丝·莱辛在小说中将时空转换与艺术美学相融合，使小说的空间结构极具多元性和交叠性，从而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小说空间诗学。

[1]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3]多丽丝·莱辛.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M].陈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Lessing Doris.The memoirs of a survivor[M].New York： Bantam,1976.

[6]Lessing Doris.Canopus in Argos：Archives[M].New York：Vintage,1992.

[7]闫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Lessing Doris.A small personal voice[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