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蒲清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是其他传统道德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广泛流行的启蒙读本《增广贤文》也说：“万恶淫为首，百行孝当先。”“千经万典，孝义为先。”但是，要全面了解什么是孝道，必须阅读《孝经》。《孝经》是儒家阐述孝道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著作。

《孝经》传授者说法不一。汉朝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孝经》是孔子向曾参直接阐述孝道的著作。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曾参，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受之业，作《孝经》。”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宋朝王应麟《汉志考证》认为是曾参弟子所作。清朝毛奇龄《孝经问》认为是七十子之徒所作。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也说：“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纪昀认为，《孝经》跟《礼记》《大戴礼记》性质相同，都是孔门弟子和后学的记录，成书于秦汉之际。

笔者认为，《孝经》的讲述者是孔子，第一个传授者是弟子曾参。因为《孝经》是以孔子、曾参的对话为主线，原文很清楚，不必置疑。但是，书中称曾参为“曾子”，则是曾参弟子和曾参后学们的口吻。那么，最后写定者应该主要是曾参弟子和再传后学们。笔者还认为，《孝经》不是“成书于秦汉之际”，而是在先秦时代已经产生。《吕氏春秋》是最好的证明。《吕氏春秋》的《孝行》篇专门阐述孝，认为“务本莫贵于孝”，观点完全来源于《孝经》；特别是《吕氏春秋》的《察微》篇已经标明引用《孝经》：“《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这段引用出自《孝经》的“诸侯章”。《吕氏春秋》的引用说明，在先秦时代《孝经》已经产生并开始流行。总之，《孝经》的传授情况跟《论语》十分相似。

《孝经》在古代有今文、古文两种版本。1.今文《孝经》。秦始皇焚书时，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由颜芝的儿子颜贞献出。传授者主要有五家：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等。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孝经》十八章。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有郑玄等上百家。唐朝皇帝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天宝年间，玄宗两度为《孝经》作注，刻石太学，诏天下家藏其书。李隆基为今文本《孝经》作注并颁行天下之后，其他注本逐步失传。现在流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注疏》，是唐玄宗注、宋朝邢昺疏。2.古文《孝经》。这是汉朝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而在夹墙中发现的，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孝经古孔氏》。此书分二十二章，跟今文本比较多出多出四章。这是因为：今文本的“庶人”章古文本分为二章，今文本的“圣治”章分为三章，古文本另有“闺门”一章。这是因为：《庶人》章分为两章，《圣治》章分为三章，另有《闺门章》。桓潭《新论》统计古《孝经》共1872字。古文本《孝经》在南北朝梁代已经失传，后来出现的可能都是伪书，其中还有汉朝孔安国所作的传。

《孝经》流传版本是今文本，分十八章，1900多字。全书以孔子、曾参的对话为主线，其结构可以划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章“开宗明义”章为第一层次，是《孝经》的缘起和总纲，阐述基本精神。开宗就是说明宗旨，明义就是阐述意义。孔子对曾子说：先王所传下的“至德要道”就是孝道。孝道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是教化的基础，每个人一生都应该自始至终奉行，才能够“扬名显亲”。

第二章“天子章”至第六章“庶人”章为第二层次，分五个等级讲述孝道的内容，研究者称为“五孝”。第二章讲天子应该遵循的孝道，第三章讲诸侯应该遵循的孝道，第四章讲卿大夫应该遵循的孝道，第五章讲士应该遵循的孝道，第六章先讲庶人(普通民众)应该遵循的孝道。第二章至第六章一气贯注，可能《孝经》的原始记录是不分章的。

第七章“三才章”至第十四章“广扬名章”为第三层次，阐述孝道的理论基础，强调孝道的重要性。第七章“三才章”的“三才”就是天、地、人。这章说，“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即“孝”道是顺应天、地的法则，是人的行为标准。因此，“人之行，莫大于孝”。当权者只要实行孝道，就就可以陶冶人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第八章“孝治章”，讲以孝治天下的巨大作用。英明的帝王以孝治天下，英明的诸侯以孝治封国，英明的卿大夫以孝治封邑，就能够获得民众的衷心拥护，达到天下太平。第九章“圣治章”，讲圣明君主的最高道德就是“孝”。君王用孝道治理民众，叫做“圣治”。实施圣治的基础就是顺应人的天性：顺应子女对父母的亲爱，从而培养爱心；顺应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从而培养尊敬心。第十章“纪孝行章”，从两个方面陈述孝行的表现：一方面是在家时，对父母做到五项：居致敬、养致乐、病致忧、丧致哀、祭致严；另一方面是出外任职时，要做到三点：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第十一章“五刑章”，讲国家设立五刑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最大的罪恶就是“不孝”。否定孝道，跟要挟君主、毁谤圣人一样，是使天下大乱的重大罪行。第十二章“广要道”章，深入阐述作为“要道”的“孝”。“要道”就是最关键的治国方法。第十三章“广至德”章，深入阐述扩展最高道德“孝”的途径。本章说，扩展孝道的途径并不是要自己每天亲自到每个家庭去宣传，而是要自己树立榜样，带头敬重天下人的父亲、兄长、君主，从而让天下千万人的喜悦、仿效。第十四章“广扬名”章，深入阐述“扬名”。本章讲道德的扩展，应该由内到外，应该由家庭扩展到国家，从而使美名传扬于后世。《孝经》第一章就提出“孝”是“至德要道”，要实行“孝”而“扬名显亲”。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就是对第一章的深入阐述。

第十五章“谏诤章”至第十七章“事君章”，为第四层次，强调要正确全面理解孝道。第十五章“谏诤章”的主旨是反对盲目顺从长辈的意见，主张孝子应该直言规劝父亲的过错，推而广之，天子、诸侯、大夫都应该有直言规劝自己的臣下，士应该有直言规劝自己的朋友。第十六章“感应章”认为，天子虽然地位崇高，但是还应该尽力实施孝悌之道，以跟天地鬼神相通，达到天下大治。第十七章“事君章”讲担任官职者应该直言规劝君主的过错：“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谏诤章讲孝子应该直言规劝父亲的过错，本章讲应该直言规劝君主的过错，都表现了儒家对孝的全面理解。

第十八章“丧亲章”为第五层次，是《孝经》的终结。本章讲孝子在父母去世后如何尽孝，也是《孝经》的总结。父母在生时热爱恭敬地侍奉，父母去世后悲哀忧伤办理后事，这就具备了养生送死的礼仪，有始有终地尽了孝子的根本责任。儒家重视隆重办理丧事，严格遵守服丧的古训，曾经受到墨家等的批评。但是，儒家也说了“毁不灭性”，强调“丧不过三年”。

中国的“孝”道，历史悠久。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聚族而居的农业社会，而且“国”和“家”具有同构性，所以孝道更是维系社会和国家的重要纽带。《孝经》对“孝”的阐述充满人文精神，有三个突出的思想特点。

第一点是着重阐释孝的人本主义思想内涵，而没有谈孝的种种外在礼仪。儒家所整理的上古典籍“五经”中，有《仪礼》《周礼》。《周礼》记载，西周初年政治家周公提倡“孝”和“友”，把它作为处理家庭中父母、子女、兄弟关系的礼仪和道德规范，并应用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作为处理君臣、同僚关系的礼仪和道德规范。但是，《周礼》没有对孝的精神内涵展开论述。古老的《仪礼》有《丧服》《士丧礼》两篇详细讲孝，但它详细讲述的只是孝的等级和礼仪，充满繁文缛节。孔子提倡“仁”，创立儒学，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一次飞跃。。他认为“仁”是最根本的，礼仪只是“仁”的外在表现。孔子同样认为，孝是培养“仁”的基础，孝的核心精神是对父母的敬爱，而孝的礼仪和行为只是“孝”的外在表现。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孝经》的精神跟《周礼》《仪礼》有差别，而跟《论语》一致。它主要是以儒家的“仁”学精神来阐述孝道，而不是铺陈繁文缛节。《孝经·圣治章》认为孝的关键是“爱”和“敬”。“爱”和“敬”是孝道的两大支柱，而“爱”和“敬”都是顺应人的天性培养出来的。它阐述孝的起源说：“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意思是说，孝是基于血缘关系和长期教养过程而形成的，是出于人的本性。这种阐述是深刻的。慈爱子女、孝顺父母的现象是全人类所共同的，我们甚至在其他高等动物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现象。美国并没有“孝道”这种传统道德，但是，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确定母亲节与父亲节的国家。1914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为“母亲节”。1924年，美国总统柯立芝宣布6月19日的父亲节为全国性节日。这正好可以说明，基于人性的孝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当然，中国比美国历史悠久，孝道理论也更系统。

第二点是强调全面理解孝，反对盲目服从。《孝经·谏诤章》记述说：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事父母几谏。”在这里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儿子盲目服从父亲。接着在《孝经·事君章》中又把这种精神拓展到政治上，讲臣子应该直言规劝君主的过错，做到：“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这都表现了儒家对孝的全面理解，不同于后来君主专制主义的愚忠愚孝。

第三点是把“孝”和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在一起。它陈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种身份者的孝，都紧扣各自的社会责任。天子应该遵循的孝道，就是自己尽力行孝，成为天下百姓的榜样，并把道德教化施加到黎民百姓；诸侯应该遵循的孝道，就是不要骄傲，要节制费用，要遵循礼义、法度；卿大夫应该遵循的孝道，就是无论服饰、语言、行为，都要符合先王制定的准则：士应该遵循的孝道，就是要对父母“爱”和“敬”，并扩展为对君主的“爱”和“敬”：庶人应该遵循的孝道，就是能够勤劳节约以供养父母。这都是把“孝”和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儒家推己及人的基本精神，即从自身和家庭开始，孝顺父母，慈爱子女，关心兄弟，进而关心朋友，进而关心社会上的一切人，忠于国家。《论语·学而》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经·圣治章》主张国君应该以孝治国，《孝经·广扬名章》正式提出“移孝作忠”的主张，于是孝和忠成为传统道德和政治的两大基石。这一切都适应我国古代“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从而影响深远。

《孝经》“以孝治天下”的主张，几乎被历代王朝所接受。如：《史记》记载，西汉王朝的汉高祖以后的皇帝，每个人的谥号前面都加上一个“孝”字。唐朝，玄宗皇帝李隆基亲自给《孝经》作注解，并在《孝经序》说：“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君主专制王朝的“以孝治天下”，往往容易扼杀孝的人本精神，形成愚蠢的“孝”与“忠”。主张君主极权政治的法家思想在形成愚孝、愚忠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韩非子》的《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他进一步认为，即使父亲与君主不肖，也要无原则地服从，完全不考虑子女与臣民的权利。后来，汉儒董仲舒吸收韩非的这个说法，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学说，成为束缚人们的专制绳索。这种孝道阉割了孝道的人本精神，扼杀了人性，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还有世俗社会流行的狭隘孝道观，也往往容易扼杀孝的人本精神。如：“二十四孝”故事中的郭巨埋儿奉母，就完全违背了《孝经》的人本精神。

我国新时代倡导“以法治国”，同时提倡道德自律。所以，我们应该吸收《孝经》和精华，全面理解孝道的根本精神，同时扬弃专制主义的糟粕，为复兴中华文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