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刚

陈寅恪先生曾这样评价唐“开元盛世”的出现，他说，“玄宗御宇，开元为极盛之世，其名臣大抵为武后所拔擢之人”。

此论的价值之一在于肯定了武后（武则天）执政时期在朝廷取士方面所进行的革新，为其后开元繁盛打下了基础。史载唐玄宗即位，罢姚崇相，重用曾被武后拔擢的文士张说、张九龄、张嘉贞等人，以致“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

若论武后对文学取士的笃行之因，一方面自然是其对唐太宗李世民所创立的文治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或许还在于这有利于破除朝中“关中本位政策”，打压关陇旧贵族势力。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配套措施或曰铺垫手段，武后起用大量中下层文官，即所谓“北门学士”。令其充任朝廷正常编制外的私人秘书，表面上是让他们“入禁中修撰”，实际上是当朝廷遇有疑议时，则“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

从文献上来看，“北门学士”被予以一定程度上的重用是既定事实无疑，但“北门学士”之政治地位到底如何似乎还有待梳理。笔者下陈史料两则。

唐时人李肇在《翰林志》中说：“初，国朝修陈故事，有中书舍人六员，专掌诏诰，虽曰禁省，犹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徵、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时召草制，未有名号。乾封（666—668）以后，始曰北门学士，刘懿之、刘祎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

按唐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并行，三省长官同为宰相，权职三分。其中中书执掌决策，门下负责审议，尚书则为执行机构。据《翰林志》所载内容，尽管修前朝旧史已有官方公务秘书——中书舍人六人，但“虽曰禁省，犹非密切”，似乎传达出皇帝与官方秘书（隶属于中书省）及宰相间的貌合神离。在此基础上，一些有“文词”之能的人便被奉召入宫取代了中书舍人的部分草制职能，成为御用的私人秘书，如《翰林志》中所提温大雅之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臣并无职官名号，及至乾封年间，刘氏兄弟之流因“常于北门候进止”，而被当时的正式官员起了个绰号，这个绰号就是“北门学士”。

那么，这个绰号到底是尊是谑呢？据考证，“北门”或指皇宫大内，即与外朝机关“南衙”相对而言的禁中。学者赖瑞和则直言：“‘北门学士，乃指从北门出入，不经南衙，专门侍奉武后的词臣，带有浓厚的私密性质。”有学者援引《资治通鉴》一例相释“北门”，倒也入木三分。武后男宠薛怀义（阿师）在南衙朝堂遇见宰相苏良嗣，“怀义偃蹇不为礼；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颊数十”，薛怀义遂向武后告状，武后安慰道：“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

由此可见，有资格成为“北门学士”的人首先必须颇有文才，“他们是帝王私自委任的一批文学之士，为帝王撰写诏书，侍奉左右，分担了不少中书舍人原有的职务，身份也比中书舍人更为显贵”。但另一方面，“北门学士”尚不能得到职官建制的承认，只具有临时差遣的身份，以至于被同僚所戏谑。

但君为臣纲，“北门学士”所行之事大多也是维护、巩固武后的政治权力。学士们根据武后的旨意编撰了《臣轨》《臣规》《百僚新诫》《古今内范》《内范要略》等一批政治典籍，在对关陇旧贵族势力进行政治打压的同时，也加強思想文化的规约，以精神禁锢来强化臣子的忠君意识。

尽管“北门学士”在武后反关陇势力政治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仍逃不过“飞鸟尽，良弓藏”的悲惨命运。当初“北门学士”的一些代表人物，除胡楚宾“性慎密，未尝言禁中事，醉后人或问之，答以他事而已”，以至侥幸存活，其他人等如元万顷、刘祎之皆不得善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