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鹏 常 远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当前实践研究中一项急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通常为60%-70%，如美国为80%，日本和欧盟处于70%左右。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目前处于25%左右，比较而言其规模与比重均严重偏低。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基尼系数负相关，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越小，基尼系数越大。因此，缩小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不同收入群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概念的界定、识别标准与测算、现状、趋势、作用等方面展开。

西方理论关于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一元化指标，即以经济关系或财产关系为主；另一种是以新韦伯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多元化指标，即以经济地位、声望和权力等多维度的职业关系界定。在这两种理论基础上基于不同的逻辑与视角，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了三种界定方法：客观测度法，以戈登的社会经济地位测量表与职业类别尺度为代表(Edwards，1943；Duncan，1961；Bourdieu，1984)〔1〕；主观认同法，以阶级意识自我评价法和公众声誉法为代表(Centers，1949；Warner，1963)〔2〕；综合判定法，以华纳的阶层特性指标法为代表(North & Hatt，1947)。〔3〕国内学者基本沿用了西方理论的界定方法。其中社会学家普遍采用多元化指标进行界定，职业标准成为社会学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指标之一(陆学艺，2002；李春玲，2003；周晓虹，2006)〔4〕；经济学家则更倾向于采用收入水平作为界定标准，以收入水平处于中等、生活比较富有且相对稳定为标准，理由是收入水平作为综合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消费水平及生活方式等，也是影响居民社会阶层认同感的最主要因素(李培林和张翼,2008)〔5〕，比如李强(2001,2005)以生活水平和财产地位界定〔6〕，顾纪瑞(2005)、陶冶(2005)、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12)以收入水平和收入能力界定。〔7〕

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识别标准与测算，西方学者主要采用两类方法，即绝对识别标准和测算与相对识别标准和测算。绝对识别标准和测算是以固定收入水平或财产状况或消费支出等进行的识别与测算。世界银行以年人均收入介于3470-8000美元之间进行测算；Ravallion(2010)、JL.F.López-Calva & E. Ortiz-Juarez(2013)也以收入水平测算〔8〕；而亚洲发展银行、Castellani & Parent(2011)以消费水平测算。〔9〕相对识别标准和测算是对收入中位数水平的一定区间范围进行识别与测算。Foster & Wolfson(2010)分别以收入中位数的75%-125%(Birdsall et al.，2000；Pressman，2007)、75%-150及50%-150%作测算，发现无论采用哪种区间标准，总体趋势是相同的。〔10〕Easterly(2001)则以收入分布中间的60%人口作测算〔11〕；而Castellani & Parent(2011)先排除了最穷和最富各20%人口再选取收入中位数的0.5-3倍进行测算。〔12〕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相关识别标准和测算方法的基础上附加了恩格尔系数等辅助指标。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2005)采用的是家庭人均年收入指标〔13〕；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2)将预测的2020年收入水平作为识别标准；徐建华等(2003)构建了全距法，龙莹(2012)、朱长存(2012)、曹景林等(2015)以收入中位数的75%-125%、50%-125%、75%-150%等标准进行识别和测算；广东省统计局城调队则提出恩格尔系数法，而曾小彬等(2013)却利用数学模型修正了恩格尔系数法。〔14〕

西方学者同时也基于不同的方法，对世界各国中产阶级的现状与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大多数研究发现，居民收入水平增加的同时不平等程度也在增加，中产阶级萎缩，极化趋势明显(Aziz et al.，2001；Riccardo et al.，2009)。〔15〕Foster & Wolfson(2010)提出了一阶、二阶两极分化曲线，并利用部分排序法研究发现，美国中产阶级也出现萎缩趋势，这引起许多学者从经济增长视角(Bhalla，2009；Dollar & Kraay，2002)〔16〕，或收入分配政策视角，或人口因素与结构因素等视角(Pressman，2007)就中产阶级萎缩的成因展开研究。国内学者均认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小、比重低、力量薄弱，在扩大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等、城乡二元结构、税负过重及教育投资不足等(李春玲，2008)。〔17〕陆学艺(2002)指出，中国仍未形成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仅18%。〔18〕纪宏和陈云(2009)，朱长存(2012)构建了关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因素的动态分解方法〔19〕，还有学者利用两极分化指标(龙莹，2012)，或者利用核密度估计(陈娟和孙敬水，2009；章上峰等，2009)，或者利用认同-梳理框架及两极分化指数(罗楚亮，2010)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现状与趋势。〔20〕

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中西方学者一般均持比较正面的肯定，并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多视角展开了研究。但是，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稳定器，必须以政府的引导与扶持、健全的制度环境等为前提条件。

本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为：第一，利用核密度估计收入分布函数，并构建收入分布M曲线，将中等收入群体分为上中等与下中等，比较分析城乡中等收入群体变动趋势及差异性；第二，利用微观数据模拟收入分布，从比重与变动趋势、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及消费状况等方面比较分析中等收入群体与不同收入群体的现状及差异性。主要贡献是发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比重低、稳定性差，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加深，且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性。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与测算

(一)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方法的比较选择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主要强调“产”，除收入水平还包括财产、生活方式、社会地位、道德意识等，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影响力，在社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则主要强调“收入”，仅从经济收入角度进行界定，而非政治意义上的中间阶层，且规模和影响力较小，尚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因此采用中等收入群体更为合理。但中产阶级一定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则不一定是中产阶级。所以，中等收入群体不能以衡量中产阶级的标准界定。又因为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或个人的财产状况、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及社会地位等，故本文以收入水平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同时中等收入群体也应是一个客观的、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有不同标准，如此才能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客观事实，也才能充分体现标准的国际可比性和时空可比性。此外，若不对城乡和地区进行区分，将会导致一半的农村居民和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居民被排除在中等收入群体之外，造成界定的不科学性与不合理性。因此，本文借鉴国际标准，同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实际情况，从经济学范畴出发，以收入水平作为主要标准，将一国或地区收入水平介于中等收入区间(处于收入分布的中间位置)的人群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

当收入分布为非正态分布时，均值会受极端值的影响，不能很好地反映收入分布情况，而中位数是收入分布中处于50%分位数水平即收入水平的中间值，在非正态分布下中位数比均值能更好地反映收入分布的情况。另一方面根据测算，因中国的收入分布的非对称性，且显著右偏，采用收入中位数指标会更稳健、更合理，而且收入中位数75%-125%的识别标准也是国外较流行且应用较广的识别方法之一，得到国际机构和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可，如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美国国家统计局。而以中位数75%-150%和50%-150%测度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一般偏高，同中国未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的客观事实不符合，所以比较而言中位数75%-125%的测度标准较为合理(龙莹，2012，2015)，既符合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客观事实，又有利于进行国际比较。因此，本文以收入数据模拟收入分布函数，以收入中位数为基准，确定中位数75%和125%的水平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进而测算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与比重。

(二)收入分布函数估计

1.核密度估计法

与参数估计法相比，非参数估计法不需事先假设总体分布的具体形式，仅依据数据获取所需的信息对分布函数进行估计，并且结果更具稳健性，大样本下的拟合效果也更好。目前Rosenblatt(1956)& Parzen(1962)提出的核密度估计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非参数估计方法〔21〕，而康璞和蒋翠侠(2009)、王艳明(2014)等通过比较分析参数估计法和非参数估计法发现，基于非参数方法估计的收入分布函数具有更好的拟合效果。〔22〕因此，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计收入分布，概率密度函数的近似估计为

(1)

其中，K(·)为核函数，实质上是权重函数；h为带宽，2h为窗宽，因其大小不同，核密度估计的光滑度不同，故称光滑参数；xi(i=1,2,…,n)为第i个样本观测值，n为样本容量。

均方误差最小化是衡量模型估计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非参数估计的均方误差表示核密度函数的估计精度与估计量的方差和偏差相关，当核函数确定时，均方误差仅与带宽相关。此时，最优带宽确定的实质是权衡估计量的方差和偏差，以提高核密度函数的估计精度。当带宽过大时，核密度估计的方差变小，估计的核密度曲线会过于光滑，不能反映收入分布的个体特征，拟合度较差且存在较大偏差；而当带宽过小时，虽能反映个体特征、拟合度提高、偏差变小，但会使函数尾部呈现较大干扰，造成核密度估计的方差变大。因此，最优带宽的确定应在方差和偏差中作权衡，使均方误差(MSE)达到最小，即

(2)

其中，varf[fn(x)]是估计方差，Bias(x)=E(fn(x))-f(x)是估计偏差，fn表示未知核密度函数的估计，Ef表示在真实分布下的期望值，varf表示真实分布下的方差。

但若要得到所有可能值的整体度量需要最小化积分均方误差(IMSE)，即

(3)

采用Silverman(1986)的证明方法〔23〕，最优带宽可表示为，

(4)

(5)

其中，iqr为样本分位距，即样本75%分位数与25%分位数之间的距离。

2.收入分布的核密度估计

依据各年份CHNS*CHNS微观数据库进行了九次调查，分别为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2011年。为了弥补不能反映最新城乡居民收入情况这一缺陷，本文在利用微观数据测算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还利用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等分收入数据，采用对数正态分布的参数估计方法测算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中城镇与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利用STATA13.1软件对以2009年不变价格衡量所得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获得的有效样本数据见表1。

表1 城镇及农村居民收入的描述性统计性质(2009年不变价格) 单位：元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CHNS调查数据与STATA13.1软件整理而成

从表1发现，收入水平总体呈逐渐增长态势，收入分布呈右偏、尖峰厚尾特征。收入水平的均值和中位数不断提高，且提高幅度逐渐增强，说明收入水平有较强的增长态势。标准差用于度量分布的分散程度，收入水平的标准差整体呈递增态势，说明内部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有缩小态势，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却有所扩大。偏度用于度量分布的偏斜方向和程度，收入分布的偏度均为正数，说明收入分布具有正偏离，即收入分布右偏，收入水平位于均值右边的居民比位于左边的少，同时因少数高收入水平的影响使收入分布在右侧尾部呈拖尾态势。收入的中位数明显小于均值，1-中位数/均值大于零，说明收入分布具有右偏特征。峰度为分布曲线在均值处峰值的高低用于度量分布的峰部尖度与尾部厚度。收入分布的峰度明显大于正态分布的峰度3，说明与正态分布相比，收入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

进一步从分位数角度分析收入分布特征与变动趋势发现，不同分位数下的收入整体呈增长态势，但变动幅度不一致，收入水平与收入增速正相关，即收入分位数越低，收入的波动性越大；收入分位数越高，收入的增速越快。因此，随着收入分位数的提高，对应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也逐渐提高，导致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这也说明中国的收入分布可能存在“马太效应”。

表2 收入分布核函数确定的最优带宽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STATA13.1软件测算并整理而成

在Epanechnikov核函数下的带宽h*(1)与Gaussian核函数下的带宽h*(2)差别不大，而与Gaussian核函数下的带宽h*(1)存在较大差别。说明相同核函数下，不同的带宽将对核密度估计产生较大影响；最优带宽下，不同的核函数对核密度估计的影响较小，意味着核密度估计时最优带宽的确定比核函数的选择更重要。

Minoiu(2006)认为Silverman嵌入估计法得到的最优带宽既有一定的平滑性又具有偏度和峰度等一些重要的统计特征。〔24〕因此，选用Gaussian核函数，以Gau-Silv方法确定最优带宽h*(2)对收入分布进行核密度估计。

从图1和图2可以发现：第一，收入分布整体向右平移。城镇居民收入分布右移明显且较快，农村居民收入分布在2009年后才明显右移，说明城镇收入水平较高，且增速明显高于农村；第二，收入分布的顶部逐渐下降，即尖峰特征逐渐消失，收入分布曲线逐渐扁平，说明收入分布变得相对分散，内部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但2009年以后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缓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却有所扩大；第三，收入分布的左侧尾部逐渐变薄，说明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高，且规模有所下降；第四，收入分布的右侧尾部加厚且拖长，说明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高幅度较大，规模呈上升态势；第五，收入分布的中间部分有变薄态势，波峰下降且右移，说明中等收入群体有下降态势，而一些年份出现双峰分布，则说明低高收入群体增加，中等收入群体下降，收入分配结构呈“M形”，且农村比城镇更明显。

图1 城镇居民收入分布的核密度估计

资料来源：CHNS调查数据库，作者整理绘制(图2测算的农村)

图2 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的核密度估计

(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设定与测算

1．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设定

借鉴Foster & Wolfson(2010)构建的M-曲线，以收入中位数为中心将中等收入群体分为下中等收入群体和上中等收入群体，进而测算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6)

(7)

由式(6)和式(7)也可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表示为：

(8)

Foster & Wolfson提出，当且仅当对于所有的z均满足MF(z)≥MG(z)时，FMG(收入分布函数F比收入分布函数G具有更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才成立。因各年份的收入分布函数不同，意味着只要给定z即可对不同年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进行比较。

根据中位数两侧曲线变得平坦或陡峭，即M-曲线增加的伸展性变强或变弱，可以判断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变动趋势。当z=1两侧曲线同时变平坦，即增加的伸展性均变强，说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比重上升；当z=1两侧曲线同时变陡峭，即增加的伸展性均变弱，说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上升，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比重下降，趋于“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当z=1两侧曲线变动不一致，即增加的伸展性有强有弱，此时可能出现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反方向变动；如当z=1的左侧曲线变平坦，即增加的伸展性较强，说明同一比例人口的收入水平下降，意味着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低收入群体比重上升；而z=1的右侧曲线变陡峭，即增加的伸展性变弱，说明同一比例人口的收入水平上升，意味着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上升，高收入群体比重下降。

2．分城乡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测算

利用核密度估计城镇居民收入分布并构建M-曲线(图略)，可以通过曲线两侧曲线位置和斜率的变动分析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变动，进而分析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变动。M-曲线左侧，即下中等收入群体部分：M-曲线的位置发生变化但变化幅度不大，说明下中等收入群体较不稳定，具有一定的波动性。M-曲线上的点表示该收入到中位数收入之间的群体所占比重，所有年份的M-曲线都比较陡峭，曲线的斜率接近于无穷大，说明低收入群体分布较集中，密集度较大，即较多的人拥有较低收入水平。M-曲线右侧，即上中等收入群体部分：首先，靠近z=1附近的M-曲线位置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随着与z=1距离变远，M-曲线位置变化逐渐明显。说明接近于中位数收入的群体较为稳定，而随着收入远离中位数，相应的收入群体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其次，M-曲线的斜率在不同年份有所变化，说明曲线具有一定伸展性，因曲线增加的伸展性强弱，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小和速度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最后，M-曲线最右侧对应最高收入水平，即城镇居民收入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最高收入水平越高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即最高收入水平与收入分布的伸展性正相关。

上述分析表明，正是M-曲线位置发生明显变化，且斜率变动使曲线增加的伸展性强弱不同，并造成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波动性。M-曲线左侧斜率比右侧斜率陡峭，说明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于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且比重上升的速度也更快。这意味着提升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成为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的关键。当收入水平无限高时，M-曲线基本呈水平线，说明极少数人拥有最高的收入水平。M-曲线最右侧对应的最高收入水平变动较大，整体呈“变大-变小”趋势，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特征。

依据收入分布M-曲线还可以测算下中等与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以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由于以收入中位数75%-125%标准测算的结果较为合理，且反过来也能进一步验证以收入中位数75%-125%标准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故本文以收入中位数75%-125%标准测算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测算结果显示，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具有一定波动性，但整体呈“下降-扩大”趋势(2011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扩大的主因是调查数据中加入了北京、上海、重庆)。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均大于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且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波动性较大，而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较为稳定。这意味着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提高过度依赖下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而下中等收入群体的波动性却造成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不稳定性。

采用与构建城镇居民收入分布M-曲线同样的方法，构建农村居民收入分布M-曲线(图略)，以测算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M-曲线左侧，即下中等收入群体部分：M-曲线位置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农村下中等收入群体较为稳定。所有年份M-曲线均比较陡峭，曲线的斜率接近于无穷大，几乎没有伸展性，说明农村地区低于中位数收入的群体分布较集中，人口分布较密集，即较多的人拥有较低收入水平。

M-曲线右侧，即上中等收入群体部分：靠近z=1附近的M-曲线位置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离z=1越远，M-曲线位置的变化越明显，曲线斜率变动较大。说明M-曲线伸展性具有一定增强，上中等收入群体波动性较大。M-曲线最右侧对应最高收入代表农村居民收入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其在大多数年份比较高，说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较高。

上述分析表明，M-曲线左侧位置尚未发生明显变化，而右侧位置变化较明显，说明下中等收入群体较稳定，而上中等收入群体变动略大。M-曲线左侧斜率比右侧斜率大，说明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于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较多的人拥有较低收入水平。M-曲线最右侧对应的最高收入水平未发生明显变动，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未出现缩小趋势。

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相比，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均低于城镇地区。但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较为稳定，且波动性较小，整体呈“下降-扩大”趋势。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基本相同，且变动方向也相同，但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变动幅度稍大于下中等收入群体。说明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不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提高主要依靠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提高。

三、基于CHNS与CHIP数据的中等收入群体现状分析

本文依据上述测算的中等收入群体，利用CHNS数据与CHIP数据，就中等收入群体的现状进行比较分析。

(一)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变动趋势

本文利用核密度估计的收入分布函数构建M-曲线测算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区间范围与比重。由表3可以看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区间范围在扩大，但整体规模小、比重低，且稳定性较差，不是所谓“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其中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均值为33.34%，但波动性较大，先由1989年的38.73%下降到2004年的26.45%，后又再上升到2011年的36.76%，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特征。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均值为18.94%，远小于城镇，且波动性也较小，由1989年的21.43%下降到2004年的15.42%，后又上升到2011年的21.51%，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特征。

表3 75%-125%标准测算的中等收入群体上下限与比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中等收入群体区间范围的增速明显快于农村中等收入群体，且差距逐渐扩大。说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虽然均有提高，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速明显快于农村居民，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增长导致城乡中等收入群体的差距扩大，进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比重相比，如美国为80%、日本和欧洲为70%、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为40%-50%，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相对偏低，总体力量偏弱，且稳定性较差，造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打折扣。

为了进一步展示并深入分析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动态势，依据中等收入群体的区间范围，本文分别模拟了1989-2011年城镇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见图3和图4。随着年份的增加，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布曲线的形状和位置发生明显变化，收入分布逐渐向右移动，收入区间逐渐变宽，且收入曲线变得扁平，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变动趋势尤为明显(图3)。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基本呈“M形”，而一些年份如2000年和2009年则呈“多峰形”分布，说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区间范围的上下限变宽，且不同年份的重叠部分逐渐减少，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不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曲线形状和位置在2004年以前变动并不明显，而2006年以后的变动显著(图4)。整体上，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逐渐向右移动，收入区间逐渐变宽，收入曲线变得扁平，且收入分布在大多数年份呈“多峰形”分布，说明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相比，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较慢；而收入上下限和重叠部分在最近几年变动明显，说明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不平等程度有加深的趋势。

图3 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

资料来源：依据本文测算的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绘制而成(图4测算的农村)

图4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

为比较分析中国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分布的变动趋势，依据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本文在将居民分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基础上，分别模拟了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同时为了进一步比较分析，还分别绘制了1989年、1997年、2004年及2011年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

根据图5与图6，低收入群体收入分布的位置逐渐右移，收入区间范围逐渐变宽，收入分布形态不稳定，说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有一定程度提高，但内部收入分布的波动性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布位置右移，区间范围变宽，收入分布形态由“多峰形”变为“双峰形”，说明与低收入群体相比，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有较快增长；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曲线右移，尾部加长加厚，说明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更快。总之，随着趋势的增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长缓慢，而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差距快速扩大，导致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这一分析表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区间范围在扩大，但整体规模小、比重低，且稳定性较差，尚未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增速快于农村，且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也显著高于农村，城乡间中等收入群体的差距有所扩大。而不同收入群体比重增速也明显不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增速明显慢于高收入群体，造成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不同收入群体间的不平等程度有加深态势。

图5 城镇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

资料来源：依据本文测算城镇各类收入群体绘制而成(图6测算的农村)

图6 农村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

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受教育程度特别是高等教育程度是影响一个人是否有潜力且稳定地进入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教育高度发达进而为一国社会储备人力资本是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和扩大的重要保障。

由于CHNS数据在统计个人特征方面存在较大缺失值，可能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而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CHIP数据在统计个人特征方面相对全面和详细，因此，分析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现状时，重点利用CHIP数据。其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主要从完成最高学历和受教育年数两方面进行分析。城镇中等收入群体完成最高学历比重在前几位的依次为中专大专、初中、高中、大学本科，分别为28.115%、28.084%、19.994%、13.763%，高等学历占比达42.498%，说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较高，而较高的高等教育比重为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了较强的人力资本支撑。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完成的最高学历以初中为主，占比达57.61%，说明一半多的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完成的最高学历仅为初中；其次是小学和高中，占比分别为17.618%和12.035%；而中专大专以上高等学历仅占8.85%。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相比，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严重偏低，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过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的扩大。

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年数较多，大部分集中在9年以上，受教育年数超过9年(不包括9年)所占比重64.765%，而受教育年数包括9年所占比重83.349%。大学以上(受教育年数为15年以上)所占比重31.868%，基本达到整个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1/3。说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在基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逐步实现了高中以及大学教育的普及化。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年数则较少，主要集中在9年以下，其中受教育年数低于9年(包括9年)占比重78.296%；而超过9年(不包括9年)所占比重仅为21.704%。说明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低，九年义务教育的完成度不高。

上述分析表明，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性，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较高，高等教育比重为42.498%，受教育年数大多在9年以上；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严重偏低，高等教育比重仅为8.85%，仍以初中为主，受教育年数大多低于9年，严重落后于城镇。

(三)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分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职业普遍被视为占有和使用各种社会经济资源信息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社会权利和声望，是反映居民综合社会地位的现实体现。对于不同的收入群体，职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层次和地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并且国内外相关研究中也将职业类型作为研究的一个方面，以充分反映中等收入群体的特征。因此，从工作类型和职业类型两方面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分布进行现状分析，便于明晰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分布特征。

本文选取了CHIP数据库中关于职业调查的两类指标：工作类型和职业类型，具体针对9种工作类型和51种职业类型进行归类，并对有效样本量进行统计。城镇中等收入群体就业的工作类型位居前几位的依次为：国有单位、私营单位、个体，占比分别为38.832%、27.182%、19.23%；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就业的工作类型占比较高的为个体和私营单位，分别为47.596%和39.059%。城镇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凭借其在经济社会中的独特优势率先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同时也由于国有单位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造成中等收入群体中城镇国有单位的比重远高于农村国有单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个体和私营单位逐渐发展起来，在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然而城镇居民对国有单位较强的“铁饭碗”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和私营单位的发展，表现在就职于个体和私营单位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未超过国有单位，但仍是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工作类型。农村地区个体和私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主要来源于农村基层，大多从事非农产业，尤其是90年代“下海潮”的兴起大幅度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其率先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工作类型。

而依据技术发明、管理及运用，又可将职业类型分为三大类：技术发明和创造(技术研发人员、高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研究教学人员等)、公务和管理(机关行政公务人员、管理人员、经理负责人等)、技术运用和服务(低技术人员、普通工人、服务人员等)。根据CHIP数据库提供的51种职业类型可分类汇总而成三大职业类型，详见表4。一方面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类型依次为技术运用和服务、公务和管理、技术发明和创造，占比分别为54.886%、21.756%、17.238%；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类型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占比高达72.814%；技术发明和创造、公务和管理分别为8.533%和8.109%；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从事技术运用和服务职业的人数最多，说明中国的技术进步偏向于运用而非发明创造，也意味着技术运用和服务在加快居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等收入群体从事技术发明和创造、公务和管理职业的人数较少，特别是农村地区更少，说明中等收入群体中技术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比重较低，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居民在价值观念、消费前卫性以及政治参与度等方面的意识较低，尚未真正发挥中等收入群体应有的作用。

表4 2013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CHIP数据整理汇总

分类分析表明，中等收入群体的工作类型和职业类型存在城乡差异性。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工作类型以国有单位、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职业类型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但技术发明和创造、公务和管理也占到一定比重；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工作类型以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职业类型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这类工作类型和职业类型因具有收入水平较高且稳定、工作体面等特征，使其率先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比重低、稳定性差、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加深，且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性。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收入分布呈右偏、尖峰厚尾特征，与正态分布明显不同，收入水平逐渐提高，但内部收入差距较大，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大于城镇。依据收入分布M-曲线测算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发现，扩大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下中等收入群体，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上中等收入群体；第二，中等收入群体的区间范围在扩大，但整体规模小、比重低、稳定性较差，尚未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并且中等收入群体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不同收入群体间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第三，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性，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较高，高等教育比重为42.498%，受教育年数大多在9年以上；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严重偏低，高等教育比重仅为8.85%，仍以初中为主，严重落后于城镇；第四，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分布有明显的城乡差异性，其中，城镇工作类型以国有单位、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职业类型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但技术发明和创造、公务和管理也占到一定比重；而农村工作类型以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职业类型则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

上述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政策启示：第一，应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使不同的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以缩小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第二，继续深化市场改革，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降低资源错配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逐渐实现城乡一元化；第三，改革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应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和收入水平，以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尤其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和收入水平，使低收入群体稳定地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重；第四，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投入，以提升城乡居民的教育水平尤其是高中及高等教育水平，在保障基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逐渐普及12年义务教育，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获得较高收入水平的能力，建构有效且稳定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逐渐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总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也需要居民个人不断提升自己获得高收入的能力。如此才能有效且稳定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缩小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最终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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