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意识构造符号意义世界，是人类活动的关键，意识创造了整个意义世界。人的意义世界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实践意义部分和思维意义部分。意识构筑意义有几种方式，它们与实践意义世界的距离很不相同。幻想部分，包括幻想、错觉、梦境，以及艺术与游戏，它们对于实践是不透明的。另一部分，即筹划部分，包括形而上的思考、范畴、模塑能力，以及对实践活动的筹划，它们可以直接转换成实践意义，因此它们对于经验实践是半透明的，有直接指导实践意义的作用。但无论哪个部分，整个思维意义中的符号，不指向对象，反而创造对象。

关键词 思维 意义世界 幻想 艺术 范畴化 筹划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7-0061-07

一、意义世界与幻想

在心物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对意义世界有构成作用的，是心，而不是物。意义是意识与对象的联系，事物只有在意识发出的获义意向性压力之下，才变成意义对象，因此，虽然意义需要对象来给予，但意识却是意义活动的起点。

王阳明的一段论说广为人知：“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又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问之求理于事物之误也”。在他看来，思维兼为认识主体与宇宙本体，是意义世界的基础，原因很清楚：“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鬼神万物尚在何处？”①他的说法很有见解，但他可能忽视了意识与世界关系的复杂性。我们的祖先生前面对的“天地鬼神万物”，与我们作为几百年后的子孙面对的物世界，应当说大致一致。这不是因为“天地鬼神万物”未变，而是因为通过文化而世代承继的同一社群意义方式。

皮尔斯与王阳明相似，也是用死亡为出发点，讨论文化社群意识：“死亡使我们的风险数量及其推断数量变得有限了起来，……逻辑性无情地要求我们的兴趣不应当有所限制；它们不可以在我们的命运面前停步，它们必须拥抱整个社群。”②只有社群分享的意义方式，才能克服个人死亡带来意义的终结。的确，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意义世界与前人有所不同，例如我们的意识面对的地球，有美洲澳洲，古人可能没有；我们面对的地球知识有经纬线，古人的没有。我们的世界与中国古人的世界，只能说大致相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社群部分继承自古人；但是我们的世界与古人必然相异，因为我们的文化社群的意义方式已经有很大变化。

因此，我们相信我们的肉身连同意识一道消失之后，后人的文化社群会依然继承我们的意义世界，并加以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意义理论基础的符号现象学，考察人的主体的意义能力如何成为意义活动的基础，但意义理论不可能是唯我论的；它是一种主体为核心的理论，却力图在主体与世界的关联之中，寻找对社群意识有效的客观性。这就是我们研究意义问题的基础：我们虽然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人之心，但是人类的生存经验告诉我们：必须以人类共同的意义方式来讨论个人的意义方式，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用个人的意义方式来讨论人类的意义方式，是行得通的。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就是我们“用第一人称方式生活”（living first- personally）的世界。

沃格林有一段击中要害的论述：“人类社会并不像自然现象，仅仅是有待观察者研究的的一种外部事实或事件，它是被人们通过浓缩与差异程度不一的符号体系（symbolism），通过仪式、神话、理论，来具体说明的……社会通过符号进行自我说明，这是社会实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人们甚至可以说，是它的根本组成部分，因为通过这样的符号化，一个社会的成员就不再把它仅当作偶然事件或灵机应变的处置，而把它当作有关人性本质……人由于参与一个超越他的特殊实存的整体，才完全成为人。”Eric Voegelin，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An Introduction，Chin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27.

意识世界之所以能作用到一部分物世界之上，为整个意义世界奠基，重要的原因是它的 “意义化”构造能力，即把无意义的自在世界，改造成意义的给予者。意识的符号意义构造能力，在卡西尔看来，是人类活动的基础：“这种自觉性和创造性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志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在语言、宗教、藝术、科学之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设他自己的宇宙，一个符号的宇宙”。[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1页。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本质力量之所在，就在于能运用各种符号，创造出一个意义世界。

但是这种创造是多层次、多类别的。人的诸种实践意义，包括认知、理解、取效，都是透明地面对对象，是明确地有指称的；而思维意义世界是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其中的幻想和艺术部分，是不透明地面对对象，不直接指向指称；而范畴与筹划部分，是半透明的。整个思维意义世界，不指向对象反而创造对象。

各种动物，都有一些符号活动能力，却只有人这种动物，能理解符号意义活动本身的形成方式。因此，人不仅是卡西尔说的“符号动物”，而且是“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因为人是具有符号学自觉性的动物，也可以说具有元符号能力。人对意识运用符号、对世界进行意义化有充分的自觉。通过这种自觉，人类明白，把“我”同世界其他部分区别开来的一切事物，是“我”的意识。John Deely，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South Bend： St. Augustins Press， 2003， p.124.

意义把意识主体同意识之外的其他事物（包括其他人）联系起来，意义就是意向性从对象中得到的给予性。更重要的是，意义能反过来让意识主体存在于世，因此，意义既是主客观的关联，也是主观与客观的构成物。赵毅衡：《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思维世界的符号能力，在组织客观世界意义关系网过程中，组织起意识自身。endprint

首先提出“符号学”这个名称的休谟明确指出：“根据经验而来的一切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5页。休谟主张放弃对终极问题的研究，而考察人的知性能力，这实际上就是本文的论辩路线，即考察人的思维如何构筑意义世界。意义是意识与世界上各种对象的联系，但是意义首先是一种自我感觉中的联系，此种“意义感觉”是否为真实的心物联系，即所谓“真知”，除非加上足够的文本间关系考察，实际上很难确证，无法说它一定是真实的联系。而且在我们思维储存的大量知识中，能够被大家公认为得到“科学性确证”的，只是极少数。因此，必须先解决普遍的意义活动方式问题，才能进一步探讨意义真伪这个特殊问题。

应当说明，符号再现永远是事物不完整的“简写式”，因为意识获取意义所依据的对象观相，都只是片面的。其中的大量空档，需要靠想象来帮助填补。“再现性想象”，将符号（语言文字、姿态形象）转化为心象。它不仅构成语言的形象意义，也能使难以言表的“言外之意”得到展示。胡塞尔坚持：与其说世界是客观的，不如说世界是“主体间”的，所以“表述并不需要真实的词语，而只需要表象就够了，在想象中，一个被说出或被印出的词语文字浮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存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我们可以把思维构筑意义世界的方式，划出以下几步，这种划分虽然不够精确，但是适合本文的大致需要。有论者认为人类实践的意义有三大类：依靠想象力的叙述理解，是命名描述，用细节来安排构成；依靠组织力的理解，则是用文本来设计展示，用媒介来安排再现；而依靠逻辑力的哲学理解，则进行系统化、概括化、数量化，以构成更大的整体。K Egan， The Educated Mind： How Cognitive Tools Shape Our Understan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p.4～6.这个分类法可能失之粗疏，混淆了实践与思维层面：描述和再现是实践的层面，而“系统化，概括化，数量化，以构成更大的整体”则是一种意识行为。

本文建议，从与实践意义世界的距离来考察，思维活动可以分作以下两大块：幻想部分与筹划部分。幻想部分本文不作论述，赵毅衡：《游戏与艺术在意义世界中的地位》，《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1期。筹划部分包括形而上的思考部分（范畴、真值、价值、伦理）——这部分统摄评价实践世界的意义活动，也包括筹划思维部分（设计、发明、科技）——这些活动直接转换成实践世界的改造部分。

以上的分类没有涉及人类心智的成熟程度。因为各种原因不够成熟的心智，例如儿童的心智，会离实践世界更远，甚至他们目的清楚的筹划设计，也可能比别人的幻想更“不切实际”。但是本文只能讨论社会平均意识，不谈例外情况，否则本文的讨论会散落一地无从收拾。

二、范畴

在意义世界中，思维的想象力有一项更重大的功能，那就是在进行认知前，预先设置范畴，只有事先有了范畴，人才能对事物对象进行认知实践。

这个问题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关键性的课题，从柏拉图的理念说，一直到康德的先验理性论，再到胡塞尔的本质直观说等，都是这个关键一步的变体。索绪尔认为，符号的所指，是社会性的“集体概念”，而不是一件件的实物；皮尔斯强调符号意义的类型，“每一张画不论其方法是如何约定的，在本质上都是种类的表象”。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31-1958， vol.2， p.228.艾柯坚持符号指的是“两个命题之间的蕴涵关系”。⑥转引自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41页。意义解释的本质进程，是从个别的感知，推进到范畴的规律性。

艾柯进一步认为，符号意义卷入的命题就是范畴：“不仅解释是范畴，符号载体也是范畴，意义产生于两个范畴之间”。⑥他是说某个特定时空中的事物，只是该“范畴”存在物的特例。这段话中，解释是范畴，是承继柏拉图的理念说；而“符号载体也是范畴”是他论述的关键：此地此刻的事物是“个体”，也是 “原型”身份（即“一種物”）的一个型例。

近年的符号学家，依然持此观念：“视像与语象，都必须能描写事物的基型（protoptype）或‘原型（archetype）；正因为与基型有这样的联系，他们才能够互相替代”。Valerii Lepakhim， “Basic Type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ext and Icon， Between Verbal and Visual Icons，”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vol.3， 2006， p.28.他们都认为意义的本质是范畴。这些理论家大都认为，范畴本质并不在呈现中直接显示为范畴，但是思维主体是先验的，思维的范畴化能力使所有的意义理解归入范畴。

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并不是脱离人类思维的纯粹实践，因为没有这样的纯粹实践。所有的实践都携带着意义。因此被认知的事物，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符号-物”二联体，也就是说，同时具有实践功能和携带意义的功能。一双筷子可以有实践取效功能，比如用来取食；它也可以是符号，例如表示“中国风格”“中国习俗”，甚至“中国性”，而所有这些意义，都是意识主体头脑中的范畴。这个“物-符号”关联倾向哪一边，要视接收语境而定。外国人拿起筷子，很可能有强烈的欣赏中国文化的意义；中国人用筷子，可能是取食工具的实践意义。但如果把筷子陈列在风俗博物馆或工艺美术商店的橱窗里，筷子就表达一种文化或美学意义。唐小林教授指出：“符号媒介是行为的方式，传播具有‘施为性”，唐小林：《符号媒介论》，《符号与传媒》2015年第11辑。人的实践始终具有作为意义活动的品格。endprint

范畴的功能远远不止意义解释的具体步骤，许多学者认为：一切所谓道理，包括世界运行规律、道德伦理价值，都来自意识中先验的部分。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在这一点上只是强调点不同而已。王阳明强调“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全集》文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我的理解是，他强调范畴不在事物中，而是在心灵中先验地存在。而朱熹更强调范畴观念向实践世界的跨越，他主张：“理在人心，是之为性……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黄坤、曹珊珊编：《朱子语类》卷5，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70页。因此，事物之理来自人心中的“性”，“不能析心、理为二”。 “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说得。盖主宰运用底便是心，性便是会恁地做底理。性则一定在这里，到主宰运用却在心。”黄坤、曹珊珊编：《朱子语类》卷4，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51页。他进一步具体分析道德概念的先验性：“仁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可不为之理也”。道德范畴是天放到我心里的，我据此判断实践世界的意义活动，因此实践世界之理必须尊崇“天之所以命我”的性。这与康德讨论道德时坚持的“自律”作为“他律”之基础，所论相通。人的个别善是绝对至善的体现，因此“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准则”。[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 第39页。

用形而上的方式进行抽象，给予个别的事物以统一的内在本质，可以说源自宗教的思维，即追求概念范畴超越性，并用之指导实践意义。再进一步说，科学认知更是需要先验把握，整个科学建立在实验基础上，要求用数学与逻辑方式把握意义世界。这并不是科学意义活动本身决定的，而是人的“科学式”意义诉求决定的，是近现代出现的思维方式。可以看到，范畴与概念对于实践意义世界是透明的，因为范畴必须在实践中行之有效，才是“适用”的范畴。

既然意识用符号来整理认知和实践，符号体系的解释功能，就转化为模塑（modeling）功能。模塑，就是符号体系的构造获得了决定意义方式的模式化作用，这与概念范畴指导认知实践的功能是相通的。但符号体系只是形式范畴，其内部规律（例如语言的语法构成，符号的双轴构成等），会强烈作用于人在实践世界的意义活动。最后则由于社群元语言对人心的融合，而对意义世界的整体实践起作用。于克斯库尔认为：“周围世界是一个有机体以自我为中心构成的世界——有机体生活在这个世界，认知并塑造这个世界。”[英]保罗·科布利编：《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周劲松、赵毅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页。实践世界是被认知与改造实践塑造出来的。西比奥克认为：“要对某个有机体的环境界进行描述，就意味着，要展示这个生命体是如何对世界进行映现，这个世界中的对象对于它是什么意义。所以，符号活动系统同时也是模塑系统。”Thomas A.Sebeok， “Biosemiotics： Its Roots， Proliferation， and Prospects，” Semiotica， vol.134， no.1/4， 2001， pp.61～78.

没有符号体系的模塑功能，人类的社会文化性活动，就失去意义所必需的秩序。因为没有某种符号，就没有某种意义，不是特定的意义要求特定的符号来表现它，而是特定的符号决定特定的意义可能被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很容易体会：印欧语言的“是、在”（希腊词on，即I am）使得西方式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很自然地围绕着本体论展开，这就是Ontology。一般译为“本体论“，实际上应当译为“是在学”，无论如何复杂的论辩最后都会回到事物究竟如何“是并在”上面。近百年来，Ontology先后被中国学者译为“物性学”“万有学”（卫礼贤）、“实体论”（陈大年）、”本体学”（常守义）、“万有论”（陈康）、“凡有论”“至有论”（张君劢）、“存有论”（唐君毅）、“有根论”（张岱年）、“是论”（陈康、汪子嵩、王太庆等），以及“是态论”（陈康）等等。看来所有的意义都被一个个挖掘出来，但是这个词的确切意义是合起来的，翻译中无论用什么法子，都失落了，中国哲学中不存在Ontology，就是必然的事。再例如，许多民族的语言没有时态之分，西方叙述学界关于是否必须用过去时，关于戏剧是不是叙述的争论，常常令中國叙述学研究者觉得西方学界是在刻舟求剑。甚至像symbol这样极其常用的词，中文参照上下文，翻译成“符号”或“象征”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词，对认知实践的分割非常清楚，而西人两词不分，很多符号学家把这两个基本意义弄混，符号学因为符号术语的错误模塑作用，而弄混了符号学的基本原理（符号不同于象征），这真是一个讽刺。应当说，在汉语中，“象征”与“符号”这两个术语本来不会混淆，但是西方人混用，受翻译影响，中国学界也不得不参与这种混乱：中国学者自己的书，也会弄混了本来清楚的汉语概念。西语之乱乱及汉语，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中西交流”。学界有观点认为symbol此词，“用于逻辑、语言及符号学心理学范畴时，多译作‘符号；而用于艺术，宗教等范畴时，则译为‘象征”。贺昌盛：《象征：符号与隐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该书同一页又说：“西语语境中的‘象征偏重以形象指涉理性思辩的对象，但当这一‘形象日渐脱离其具体的形态状貌而被单一的‘语言符号所替代时，‘象征就成了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容易让人误读为汉语中“象征”与“符号”为同义，只是在艺术学和宗教学之中用“象征”。这种“按学科”处理“同义”译名，显然越弄越混乱。

所有的实践，从认知到有价值有目的的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符号体系模塑作用下的实践。模塑，就是人的意识自觉与不自觉地按照符码体系的规律来进行实践意义活动。在动物身上这种模塑作用很明显，因为它们的符号系统非常有限，也就使它们的周围意义世界相对而言非常简单。而人的符号体系，尤其是语言和文字，是极为复杂的符号体系，由此造成人类的意义世界之庞大和复杂。endprint

科学技术中的数学与科学理论部分，例如生物分类、地质分期等，有强烈的模塑作用，把时间秩序分开后，各种生物学、考古学、地址发现，都有了对照可能。而技术与制造设计则是直接指导实践意义世界。如果某个数学物理的公式在运算中能融贯，它就具有真值，站得住脚；但是如果某项实验（例如某种药物的疗效）不能在实践取效中重复，它无论理论上如何说得通，依然不是具有真值的筹划。

三、筹划与意义世界跨越

筹划是思维的更重要部分，它直接指导实践意义世界，因为它在头脑中设计出改造取效的方案。这是思维意义世界最接近实践的区域，实际上一条腿已经跨进了实践意义世界，可以说筹划是意义世界两大部分的衔接之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起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马克思这段话，非常清楚地指出：思维的“想象”对实践活动预先进行筹划设计，是人类意义活动的一个重大特点。

原先只是在头脑中进行的筹划，有能力让符号意义先行于对物世界的实践，这样产生的筹划符号，可以事先创造对象，而不是对象先于符号存在，等着符号来表现。应当说，有一部分意义认知活动，对象原则上是先在的，例如月亮升起在天，观者认知并对之进行（从神话到天文学的）各种解释，甚至改造（例如计划把月球变成航天中转站），但是并非人的全部意义活动都沿着这条路线行进，相当多的意义活动是符号创造对象，而不是对象创造符号。

我们可以把对象创造符号而映出的意义活动，称为“对象先行”的意义活动，而把符号创造对象的意义活动，称为“符号先行”的意义活动。艾柯曾经干脆把能指/所指称为“前件/后件”（antecedent/consequent）。Umberto Eco， 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84， p.214。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中文译本《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中略去此节。其谬误，就在于何者前何者后实际上是因具体表意活动而变动的。“对象先行”与“符号先行”这两种意义活动，是在思维世界与实践世界这两边出现的跨界活动，只是它们的方向相反。笔者至今没有看到过关于符号活动的两种不同顺序的讨论，或许本文提出的“思维活动全部是符号先行，符号创造对象”可以引起学界重视这个问题。

同属于思维世界的艺术与梦-错觉，绝对不可能用作实际意义活动的筹划，除非是军师的解释把梦“再符号化”为异象，才可能作为上天为军政谋略做的筹划。幻想与艺术的文本意图，就是不跨界进入实践意义世界，因此它们是“无目的”的意义活动。而筹划却是目标就在于跨界创造而进入实践世界，因此，筹划的目的是创造“符号在先的跨界意义”。阿奎那斯认为：“思辨性知识通过扩张而变为实践”，指的主要是人的筹划能力。思维和实践是意义世界的两个不同的领域，但都落在人类意识范围之中，二者的分野不会完全消失，但是二者靠范畴与筹划相通：一方面是实践经验成为思维活动的材料，成为幻想、艺术、游戏的比喻性内容；另一方面，思维的范畴活动与筹划，直接指挥实践的意义活动。这种互相渗透，是意義世界两个部分能够分立，又能够结合的关键。

思维意义世界与实践意义世界最重要的区分是意义对象的地位不同：对于实践性的意义活动，对象不可避免地在场，对象的观相成为携带意义的符号。例如，火星这颗比较特殊的星，作为意义对象，应当是自然的，火星从古至今自然而客观地存在在那里。火星这个物可以成为很不同的意义对象：火星可以成为认知实践的对象，人类用各种手段观察到火星的各种地表特征，认识它是否适合生命；火星可以成为筹划想象的对象，这种筹划能否最后实现取决于未来的实践，但是筹划目标对准了这种实践，例如对火星表面进行“创建仿地球生存环境计划”的宏大设计，准备人类有一天迁居于此；火星也经常成为幻想性想象的对象，例如各种关于火星的小说，描写火星人入侵，或人类的火星冒险，它们或是以火星这个对象作为借口，或是模糊地影射这个对象，实际上艺术无需这个具体对象，艺术靠（多多少少）跳过这个对象而创造丰富的解释项。

筹划，是现象学系统的哲学家思索中的最关键问题之一。海德格尔直接把意义看成是筹划（Entwurt，经常被英译为designing或project）的产物。他一再强调“意义的问题，亦即筹划领域的问题”，②③④[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节庆译，熊伟校，三联书店，1987年，第151、177、169、173页。“意义就是筹划的何所向”。②原因是筹划本身就是意义的出发点：“因为领会于它本身就具有我们称之为筹划的那种生存论结构。……领会的筹划性质实际组建着在世的存在。”③他甚至认为，人的领会与解释，并不是针对物本身，而是针对我们在筹划中得出的预期“可能性”，原因是：“解释植根于领会。……解释并非要对被领会的东西有所认知，而是把领会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④而伽达穆尔把筹划的作用说得更加清楚：“理解的经常任务就是做出正确的符合事情的筹划，这种筹划作为筹划，就是预期，而预期应当是‘由事情本身才得到证明”。[德]伽达穆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72页。筹划就是在想象中将会在实践活动中得到认识或取效的预判。

筹划实际上是意识中一个非常具体的步骤，海德格尔就指出，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其对物的“数学筹划”，这种数学筹划标志着现代科学形而上的本质。海德格尔认为伽利略与牛顿把科学数学化，让“纯粹理性成为形而上学的引线和法庭，成为对存在者之存在，物之五行的规定性的法庭”。[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三联书店，1996年，第870页。他是悲叹现代科学的“数学筹划”取消了科学中的敏悟。的确，现代科学发现新的行星、新的粒子，发现彗星的轨道，预判结构的稳定，都是从数学上先行筹划，然后进行操作达到效果。endprint

既然意识的形而上思维都被预先筹划，思维的形而下认知方式，更被人的符号体系所筹划。但是符号的筹划作用并不一定是对人的意义活动有利的，人代替上帝，部分原因是用科学来解释原本需要上帝概念来解释的万物通性。现代之前，以神的品格塑造人的意义世界（即所谓“人化”homination），被科学万能的范畴模塑所替代，一切无法进行科学式验证（数字化、实验化）的方式，都被认为不符合意义“真值”的标准，从实证主义到泛科学主义的对科学的模塑能过度夸张，反而使人类的精神世界趋于贫乏。

筹划的一个大特点的确是“用形式方式”估计得出某种实践意义的可能性，它与具体实践的区别，就在于意识在筹划中尽量扩大可能性的领域，而不至于完全拘泥于实践的细节规定性。这问题说起来抽象，其实非常具体：我筹划明天早晨赶飞机，我把一切能估计到的因素都尽可能估计在内，虽然我只是大致了解明晨的气候、打车难度、机场忙碌程度，但是我把一切可能性转化成“时间提前量”形式。对其他各种认知或改造时间的筹划，小到如何读一本书，才能有所得益，大到如何进行某个实验，才能证实某个理论，都是如此。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范畴化还是筹划，都是“生产性”的，具有把片段感知或经验（感知残留）完整化的能力。②③[德]康德：《纯粹理性评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B152、A118、A124节。它把部分在场的感知综合成对象，甚至在事物完全不在场时，直接创造事物（例如人造某种元素）。康德哲学体系奠基之作《纯粹理性批判》，尤其是其第一版中，明确提出想象在知性中的的关键作用。他主张：“想像力的纯粹的（ 生产性的） 综合的必然统一这条原则先于统觉而成了一切知识、特别是经验知识的可能性基础”。②“我们有一种作为人类心灵基本能力的纯粹想像力，这种能力为一切先天知识奠定了基础”。③思维必然用人类天生的想象能力，梳理感知和经验，并加以“有序化”，从而把事物转换成意义对象。思维的综合能力，必是先于任何感知与实践的。只有当感知被思维的想象力综合之后，才成为认知：因此，只有意识的综合，才是知识的起源，知识靠思维成为跨越到现世的桥梁。

人的生活再庸常，也必定是在意义世界之中的活动，也必定建立在范畴化与筹划基础之上。只有靠思维，才能包容和融通复杂纷乱和互相矛盾的世界，从混乱无序的感官信息出发，组织对世界的有序理解與筹划。依靠筹划，人能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能把一系列选择性决策根据一个目的组织起来。这种筹划，哪怕非常精确地数学化，依然需要认知实践予以证实：“对于思想，人们经常忘记它是一种艺术，即精确性和不精确性、模糊性和严密性相结合的一种游戏。”[法]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人最常规的生活，就是依靠筹划把混乱无序的感知、模糊的经验，组织成一个可实践化的意义。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每时每刻都要靠思维来筹划，生活中的一切都需要社会性意义来调节设计。用思维来筹划，必须把经验中的个人因素，和文化社群中的公众经验相联系，因此人们很愿意见到实践活动，都在自己熟悉的程式中展开，一切自然而然地循规办事，以减少一件件事单独筹划的不确定性。而最稳定的筹划程式，莫过于遵循社群的已有规范。例如，关于子女的教育，究竟学什么，如何学，这种筹划过于复杂，人们情愿遵循社会的教育制度，以及社群的“风气”。例如奥数补习班，例如出国留学，个人不一定做出了完全独立的筹划。

因此，社群化的筹划在我们生活中扮演了重大功能。所有的意义交流，都既是个体的，也是社群的。两个个体所面临的交流困境，既是个体的，又是由两个交流社群文化差异决定的。个体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文化中，才能理解他自己与社群的共同经验之间的关系，他必须把自己经验储备与社群经验融合，才能明了他在社会中的此时此刻的具体位置。他的尽心筹划，大部分情况下只是与社群习俗之间的微调，他甚至对自己在遵从社会习俗，并不自觉。只有当他身处某种边缘环境（例如身在异国），他才非常自觉地明白他必须在自己的筹划与异社群的习俗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关系，从而筹划出适当的实践方案。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策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