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润+胡良沛

摘 要：大数据作为当代社会最引人注目的技术，在促进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表现为一种异化。而这正是私有制无限扩张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采取“扬弃”的方法，以制度创新为切入点，建立和推广技术民主制，充分发挥道德和法律的协同作用，以推动大数据走上复归之路，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关键词：大数据；异化；根源；复归

中图分类号：B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0-0044-04

当今社会，随着计算机和智能PDA的普及以及互联网、多点触控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已悄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数据时代。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是促进经济转型、提升国家竞争力、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新动力、新机遇和新途径。从当今社会现实来看，大数据的发展在一方面促进我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包含了自身的反面——对人的一种异化。这不得不使我们对大数据技术做更深层次的思考。本文试图立足当代社会大数据对人类异化的表现，在尝试分析其背后的根源之后，对异化的复归之路作出一定的思考。

一、异化的表现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决定了个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一切生产活动的标志，人们总是在不断生产数据，又总是依靠数据来生产，而属于人类自由自觉的意志被逐渐磨灭。同时，数据的私有化更是进一步加深了数据社会异化的程度。

原始社会和先进社会的分界线之一就是记录信息的能力。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印度河流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促使了记录生产和交易的精确方法产生，这是数据化最早的起源。随后，计量的方法被不断地应用到面积、体积和时间等领域。在12世纪，随着阿拉伯数字传播到欧洲，算术又赋予了数据新的意义，使得数据不但可以被记录，而且还可以被分析和再利用。伴随着数据记录的发展，在人类不断探索世界奥秘的过程中，我们总是要记录下各式各樣的关于时间、地点、体积、距离等一切相关的信息，以供日后分析。可见，一切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认知，都已经离不开数据的量化。在现代社会，随着计算机对数字化的实现，人类可以将一切模拟数据都转换成0和1的二进制的表达方式，我们不仅可以将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变换成0和1的方式来交流，还可以将制造业、商业、医疗和教育等全部变成0和1的方式来进行人类的活动。人类社会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比特化”的进程逐步加快。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受到了巨大的变革。一切生产活动都必须依靠数据才能得以进行。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就预言过“产消合一”的生活形态，他说：“我们应该还记得市场是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分裂的前提上，而这一前提现在已经界限模糊了。”举例来说，当一名消费者在进行网购时，会生产出多条数据的记录，这些记录会被电商收集并分析出消费者可能的需求，再根据这些可能需求进行生产活动，而后又将新的商品推荐给消费者。这就是在生产领域上B2C（Business to Customer）向C2B（Customer to Business）的转变。生产不再是根据市场上已有的商品来消费，而是根据个人的需求来消费。人类各种不同的需求被大数据技术挖掘了出来，这对于提升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有巨大的作用。然而，在数据推动了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生产的数据去哪了？

其实，关于数据的流向问题，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在分析人与人异化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我，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随后，他回答道，“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而这个存在物不是神，不是自然界，只能是人自身。而在现代社会中，依靠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公司无疑成为了区别于我们的存在物。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在《大数据时代》中所例证的大数据对人类的作用恰巧说明了这一点。

谷歌公司成功预言了2009年出现的新型流感病毒——甲型H1N1。而他们的方法是将美国人在网络上进行搜索所使用的高频关键词与流感传播时期的数据进行比较，进而分析出了这些关键字与流感传播之间的联系，得出了45个关键词的组合，由此建立了特定的数学模型，从而预先得出了流感将要发生的结论，而当时的公共卫生机构由于信息的滞后性是做不到这样及时有效的；美国人工智能专家奥伦·埃齐奥尼设计的Farecast飞机票价预测工具，收集了美国将近十万亿条飞机票价格的记录，成功预测了飞机票价格的变动趋势，可以使平均每张机票都节省了大约50美元左右。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对于数据的掌握和应用，并不是像所宣称的那样——“每个地球人都可以获得大量数据信息”。就像乔布斯为了治疗他的病情应用了基因上的大数据技术，但同时，他每年也需要支付几百万美元的费用，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能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享用大数据呢？

综上所述，在大数据浪潮冲击的今天，人类社会的异化也正在同时进行着。首先，在大数据时代，将世间的万事万物都量化成数据，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都以数据为标准，数据的指向，就成了人的动向，而人逐渐失去自由自觉活动的意志。其次，数据作为最新颖的劳动产品，不是被劳动者自身所占有，而是被区别于自身的存在物所占有。这些区别于自身的存在物挖掘出了更多由数据分析出的需求来进行生产活动，而这仅仅是为了满足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劳动者较工业时代相比，被压榨和剥削的程度更深了。我们不禁要问，技术本身的目的是用来服务于人类的，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更应是人类幸福的助推器，可为什么发生了异化呢？

二、异化的原因endprint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无论是什么样的技术，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对技术的创作，与人类生产劳动产品一样，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大数据技术同样是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的，而在劳动仍旧发生异化的年代，技术异化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异化劳动延伸的产物。所以技术异化最根本的原因必定与异化劳动的原因是一致的，即私有制无限度的扩张。

技术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也必定与劳动者发生异化，因而技术异化便只是异化劳动的延伸。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异化的结果便是私有制的产生，而这种私有制的产生，可以说，进一步使技术异化的程度加剧了，因而要想更进一步探求技术异化的原因，则必须要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层面。

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农耕技术的发展，农产品开始有了一定量的剩余，这是私有财产最初的雏形，随着这个雏形的量变，私有制也悄悄开始了萌芽。这时，人类的第一个历史前提已然得到了满足，于是，人类就开始了去除动物机能以外的活动，剩余的产品开始被用于交换。在交换中，人类的各种需求得到了满足，人类品尝到了交换的甜头，开始明白：不劳动也能满足自身的需求。而这一切都是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可以说，自农业文明时代开始，任何生产的改进都与科学技术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为了满足更多的需求，同时热衷于对技术的投资。J.D.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意大利有人在13世纪就发明了同哈格里夫斯式纺纱机基本上相似的纺织机，并且实际投入了使用，但是，不久行会就因其危及手工业者生计而予以禁止。”这充分说明了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不可逆的向前发展。部分阶级的利益对技术的影响在中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经济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了。而在随后的工业年代，技术虽然打破了各种行会的束缚，不再为了具有传统地位的阶级利益而压抑自己，但是，这更是因为资产阶级——一个更庞大的经济体的建立。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对技术的迫切需求，促使了始终导向于自身的特殊倾向的技术的发展。总之，在私有制无限扩张的情况下，技术的异化才被进一步加剧了。

技术本身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未来生活预测成功的概率得到提高，人类的生活在由物质匮乏变为物质充足的同时，精神世界也会得到極大的丰富。但是，这种美丽的幻想却因为私有制的发展遭到了破灭。私有制对物质利益一味的追求，使得在设计技术之初就与其最初的目的发生了偏离，使得它由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初衷变成了满足部分人类的需求，使得它只是作为一个劳动产品而存在，而泯灭了人性。那么当下，我们迫切要明白的是：在大数据技术发展的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大数据技术的异化问题呢？

三、复归之路

正如马克思所说：“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也就是说，只有扬弃私有制，才能使异化劳动逐渐消失，立足当代，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还不能彻底消除，因此，要解决当今社会的异化，必须以制度的创新为切入点。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技术的发展。对于技术的负面效应，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和推广技术民主制，将技术异化限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

技术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因而理所当然应归人类社会所有。而其得以被生成的目的，也自然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这预示了技术对民主的需求，所以建立和推广技术民主制是十分有必要的。当代美国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表示，技术并不仅仅只能从单纯的技术所有者的意义上来谈论归属问题，因为当代社会技术除了因资本所有者的需要，并经技术专家之手而诞生，技术还必须有效地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才能真正标识技术的完成，否则，技术只是一种抽象的技术，因而是无意义的。所以，技术必须要有广大的公众参与进来之后，才能赋予技术完整的意义。《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也指出，推动数据共享的开放性工程。建立医疗健康服务的大数据，社会保障服务的大数据，教育文化的大数据和交通旅游服务的大数据。这些都是对实施技术民主制的表现。如果现代社会能对技术的设计和应用都实行一种民主的制度，则技术的生成和应用必定是符合广大公众的利益才能得以完成的。这样一来，技术便可以转变成为公众所有和为公众服务的技术。只有技术重新为劳动者所占有，才预示着技术的异化走向了复归之路。同时，推动技术民主制的实现，又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共同协作。

按照J.D.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的观点，自僧侣与工匠不幸的分家开始，科学也就开始逐步脱离了群众，技术也是同样的发展。科学家一般由国家或者大财团所供养，他们大多从事文字工作，有着安定的生活且受人尊敬；而工匠则大多存在于行会之中，普通人必须要到行会中拜师学艺，才能学到工匠的技能。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自很早开始，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特殊群体的研究——“科学共同体”。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表达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即在坚定地承认并相信过去某些科学成就所形成的“范式”的基础之上，依据“范式”的规则而展开常规科学的解谜活动的一种团体。既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以，对于道德的宣扬，也应当从“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开始。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更具有推断技术成果所带来影响的能力，且他们的权威对于政府政策的影响要大于普通人。

对于“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来说，首先，应当自觉提高自身的修养。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要树立坚定的对认知的追求和为人类服务的本质的信念，不能以物质利益为目的。其次，在科研的过程中，一旦发现某种成果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危害，应当果断终止此项目的研究工作，不能因个人付出或投入巨大而继续研究工作。再者，应该与危害和威胁人类的科学研究工作做各方面的斗争，包括技术上的、理论上的和宣传上的。最后，“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也应当努力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为治疗以往技术的负面效应提供专业支持。道德上的修养属于人类内心活动和动机，是一种自律的行为。而要限制技术异化的膨胀，仅仅依靠自律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依靠他律，这就是需要法律的力量。endprint

法律是國家长治久安最有效的保障力量。科技立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科技立法可以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且对科技发展的内部也有规范和制约的影响，其次，能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结果起到良好的控制作用，对科学技术的竞争与合作起到促进和保障的作用，最后，科技立法有利于促进和保证科学发展的进程是向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前进的。道德的规范是法律制定的前提和基础，而法律的实施可以为道德起到督促和保驾护航的作用，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基础上，配合道德与法律的共同协作，必定可以调节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扼制技术异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大数据技术的诞生，是促进人类社会新一轮发展的巨大助推器，但其同时又存有两面性：除了对人类社会的促进作用，还包括对人的异化。对待大数据技术，既不能因其促进作用而盲从，也不能因其异化功能而悲观。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应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充分理解和贯彻《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精神，推动大数据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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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梁丽，包国光.试析技术异化的劳动异化根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Abstract： Big data， as the most attractive technolog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hile promo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s also a kind of alienation， which is the result of an unlimited expans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should take the method of sublation， with institution innova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establish and promote the technology of democracy， give full play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orality and law， so as to promote the big data onto reverted road， and play its positive role.

Keywords： Big Data； Alienation； Source； Revertendprint